为什么有些人说八十年代是新中国的黄金年代？

牺牲了长期发展潜力，专心营造眼前的小日子，当然有那么六七年的“黄金年代”。前面有不少说文化艺术乃至政治的，都是经济的皮毛，我用经济数据说话：

中国历年铁路里程（公里）：

1950年 2.22万
1960年 3.39万
1970年 4.10万
1980年 5.33万
1990年 5.78万
2000年 6.87万
2010年 9.05万

——

由此可以算出每个10年的铁路里程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

五十年代：53% 1.11万
六十年代：21% 0.71万
七十年代：30% 1.23万
八十年代：8% 0.45万
九十年代：19% 1.09万
21世纪前十年：32% 2.18万

然后再看历年发电量（亿千瓦）：

1950年 46
1960年 594
1970年 1158
1980年 3006
1990年 6213
2000年 13685
2010年 41400（中国历年装机容量.发电量统计）

不难计算每个10年的增长比例：

五十年代：1300%
六十年代：200%
七十年代：260%
八十年代：207%
九十年代：220%
21世纪前十年：303%

可以看到，在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方面，50年代提高最快——这是因为苏联援助在一个农业国注入了强劲的启动本钱，之后才是比较正常的自行积累。所以50年代是一个异常数据，应该剔除。

对其他五个数据做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共同的规律是80年代最低，90年代相对低。（比前后都低，而不仅仅是比70年代难看）

此外，粮食数据看这个回答：

而且粮食增产，很大程度上以中学教育为代价，数据请查阅

：

最后，水利数据已经不用再和其他年代对比了，请看最左边三排数据……

（修水库的劳动力，意味着七八年后的增产）

上面这些数据低谷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新领导人为了巩固自身的合法性，舍弃了一部分长期发展的积累，允许各个企业滥发奖金，鼓励各单位职工子弟世袭职位，甚至用外汇进口大量消费品，一时间所有阶层的收入都增长，大多数社会集团都称颂新政策好。文化是经济的外皮，当然也随之繁荣、热闹、自由。1984年的国庆阅兵是这个狂欢节的高潮。

把修铁路的资源拿去生产日用品，把进口电厂关键部件的外汇用来买小轿车和日本电视，把大批农村中学生赶去种地，短期内肯定会带来消费品增长，而且貌似什么也没耽误。毕竟就算那些铁路和电厂修出来，在它们基础上建设新工厂，也要七八年后才能正常运转呢。然而，归根结底，一切好生活的基础是生产。80年代前期，全民对消费的需求猛涨，生产潜力却在悄悄压缩，甚至企业的折旧款都被拿去发奖金，最后必然是名义财富增长超过了实物增长——1988年的超级通胀。

1988年7月，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一下子催生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在普通老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人们已经开始了囤积居奇，那时候流行的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和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囤家电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亏本生意，而在1988年，一些开始有钱的中产者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走后门去换成若干彩电冰箱，给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

对于那些没有这么多钱的普通家庭来说，抢购的第一商品就是开门7件：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些人一下子抢购了数十包火柴——每包10盒。许多商店在一天之内被全部买空。

这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抢购风潮，在一个多月后渐渐平息下来。根据统计局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

……1992年底，中国又出现了抢购风潮。许多人选择了抢购耐用商品和奢侈品以求保值，比如黄金。对钻石的消费这个时候才刚刚露出苗头，而对古董的收藏只有少数人在行。由于工业原材料的全面涨价，囤积工业原料成了一大趋势，许多人开始尝试投入国际期货交易，根据当时的报道，许多人赔了个精光。

1992年，还出现了被称为“猴市”的中国股市，以5月26日为分水岭，之前的大牛市和之后一直到11月17日的大熊市，形成了股市的大喜大悲。

更多的普通人只是在通胀中考虑如何让手中不多的资产做到不贬值。在1992年，中国农民大量收集暖水瓶、金属制品等“耐用”的日常品，以求让不多的现金保值。而事实上，农民的直觉相当可靠，到1993年，工业品的出厂价比上一年上涨了24%，远远高于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率。

所以，“黄金年代”的回忆，从来不会延伸到80年代后期——谁都知道大通胀之后是什么。而90年代之所以显得比80年代惨的多，一方面是因为80年代全民的超前消费，另一方面是因为要为90年代补课，在已经受限的生产中挤出资源，追回基础设施和基干工业的增长率，并为当年无条件招聘职工子弟，加大城乡壁垒付出代价。（铁路和电厂不足，本身就限制进一步扩大这些生产资源）到了2005年左右，80年代狂欢带来的经济大坑才勉强算填完。最近委内瑞拉的大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翻版。（高油价时代赚到的外汇并未用于建设更多的油井或提高石化工厂效率）

当然，前面的所有论述都是基于纵向数据比较而言的。如果横向和其他国家比，即便是80年代前期，中国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的增长率也很不错，所以中国能承受很大的经济波动，甚至能连续爬过台海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两个大坎，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如果说要对“黄金80年代”做什么总结，只能说再强的国家也经不起狂欢节式的“繁荣”。

相关回答：

看了几个答案，点了几个赞。 @马前卒 的答案中的数据很有说服力。我不善于列数据，喜欢说理，我从理论上来说说这个所谓的黄金十年。

一 政治上。上帝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却偷偷关闭了一合门。

二 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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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乎回答：苏联早期牺牲农业发展重工业是正确的选择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819134/answer/156252427?utm_source=com.android.mms&utm_medium=social

我的知乎回答：为什么一定要减少贫富差距？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436823/answer/159940169?utm_source=com.android.mms&utm_medium=social

我的知乎回答：现阶段只有私有制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671894/answer/158861654?utm_source=com.android.mms&utm_medium=social

针对

的答案补充两句。

文革期间我国的基础教育确实是大干快上，数量有一个极大的扩充，当然当时质量也是堪忧的。

到了改开，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崩溃，以前由公社-生产大队一级提供师资力量的农村初中-小学瞬间失去支撑力量。

以前在农村集体经济下干活不算工分的小孩子现在可以干活挣钱，还有知青回城等其他因素，导致了马前卒答案中所提供的数据所显示的农村中小学入学率断崖式下降。

这个是导致我国现在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与世界水平相比并不高的重要因素。

在那个年代成年的农村青少年如今已经是社会的中坚阶层，然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能够接受足够的教育。

很多人之前纠结的中国HDI不高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的锅。

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大坑才慢慢被填平。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应该都记得当时农村“代课教师”们的低待遇和低水平。

当然这一切的背后，是八十年代农民的好日子，是九十年代又悄然而至的沉重赋税。

千秋功过，只能让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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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督工点赞评论，我之前确实过分着重于知青回城对于农村中小学师资力量的损害，事实上知青回城最重要的后果是他们占据了城市就业岗位，导致建国以后直至文革期间一直实施的“在农村招收优秀青年进城参加工作”的政策事实上停止，城市户口收紧。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应该都知道“农转非”是多困难的事情。

再加上整个八九十年代大学以及中专很低的录取率（那个年代能够考上大学和中专就意味着有了城市户口在城市有了工作，招生人数肯定是增长的，但相对于人口增长，录取率甚至应该是下降的），“读书无用论”对于农民来说，已经是真实的命题了。

这才是八十年代农村入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另外说个题外话，个人感觉，出身于农村，生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前期的知识分子，倾向“公知”的比例相对要高一些。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有些回答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抓着社会治安和一些经济上的问题黑个没完没了。没有人说转型年代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人说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我们看待问题是不是要看一个整体？如果片面性地进行对比，那会得出很多奇怪的结论来。

简单回答一下，为什么八十年代被认为是黄金年代？因为从这十年开始，我们的经济、行政、司法等领域纷纷开始改革，这片土地被压制了数十年的经济潜力开始显现，并进而成为受到世界瞩目的一个经济奇迹。你们知道在80年代，有多少西方学者投入到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么？他们研究中国，就是为了研究一个混乱不堪、一无是处的年代？下面简单说说八十年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不否认小农经济最终会面临一个生产力的限度，但是基于明晰的产权划分和自愿进出市场的合同进行的农业合作，与人民公社不是同一个东西。人民公社没有退出权，同时在产权激励方面措施极不到位，最终必然导致某种类似公地悲剧的博弈困境，从而使得农业经济产生困难（林毅夫）。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便考虑进其他变量条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粮食的增产，相关研究可以参看林毅夫的论文，以及基于那篇著名论文基础上的后续研究。

二、大胆创新、敢于盘活经济的勇气。谁说市场没有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谁就没有脑子，也看不清事实。税制的改革改变了对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从而避免了以往政治挂帅、经济不是发展不起来、就是产生瞒报、虚报的现象（周飞舟，《以利为利》），在税制存在边际激励、预算外收入被合规以后，地方政府迅速利用乡镇企业等种种形式，从无到有实现了中小企业的批量诞生，并且地方政府通过灵活地协调促成了资源在各部门间的合理流动和分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在这个既有意识形态包袱，又急需发展的年代诞生（Jean C.Oi，1992），这种大胆改革和灵活变通的思维，在当今已经不多见了。地方、中央的财政收入迅猛增长，中小企业的更是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周飞舟，《以利为利》）。而且即使是在刚刚经历过70年代的险恶环境后，我们依然有一批敢于作为的地方政府，和一批敢于担当责任的经理人，投入到了发展经济的事业当中去。而这样的转变，一是因为激励结构的变化。激励结构的变化，源于敢于突破既有约束的勇气。（Jean C.Oi，1995）二是源于地方政府和民众的智慧。可是，在更之前的年代中，没有激励，这种智慧和能力如何发展出来？

三、在1980年代开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行政管理改革，和1990年代开始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影响下，大胆改良行政体系和官僚制度，勇于推进行政系统的创新。在经过了漫长地、低效地、意识形态化的革命政党国家的混乱政治后，80年代我们的政府终于看到了效率和制度的重要性。考评体系和技巧性的手段被用来监督、引导地方政府官员，并减少了principal-agent框架下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Edin，2003）（Whiting，the cadre evaluation system）。高效的公务员考评体系成为了上述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增长的保证。虽然还依赖许多具有偶然性的技术性手段（Edin，2003），但是也往往采取机制性的措施来确保官僚体系的高效，比如授予人大一定监察权以监督政府、传递信息。（Young Nam Cho，2002）。这种制度化的努力在现在不是没有，但再也没有那个年代大刀阔斧了。即便如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制度化改革，依然深深根植着那个年代思想的影子。

四、合理的地方分权机制，促进了地方的经济自主性。

上面对八十年代的批评，要么是以点概面，要么是民科气质一派胡言。反驳几个主要观点。

1·8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摘果子？

不要以为日韩有产业政策、80年代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也有部门间计划，计划经济就是合理的，计划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意识形态式的计划经济，为了计划而计划，另一类是“plan rational”，也就是理性计划。理性计划的意义就是既能知道某些政府引导的长处，也意识到政府在市场面前的缺陷。（C. Oi，1995）。以前的“计划”看着是搭了架子，但其实那套架子对80年代的经济发展意义不大，重要的是incentive structure（激励结构）的改变，使得地方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里，财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上考评指标的变化都是起到了关键因素的（周飞舟，《以利为利》）（Edin，2003）。80年代的轻工业发展也是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说实话，没有轻工业支撑起来的内需能力，重工业搭的那些架子只能说是“为计划而计划”，也就是第一中所说的意识形态式的计划经济。

2·80年代的治安不好

治安是不好，治安不好是因为极权式体制不可能长久维持，而且上一个十年晚期社会已经很混乱了，为了恢复社会秩序，肯定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为什么政府没能力搞好治安？你猜为什么呀？地方政府自己的预算都被管的死死地，连钱都没有，怎么做治安？恰恰是你们所谓的“打基础”的那些年导致的财政、经济困局，影响了治安的发挥。事实上政府考评系统肯定都有优先有落后，为了让民众至少能吃饱肚子、发展经济，治安相关问题在考核上有可能就不那么重要，至少不是一票否决了（Whiting）。事实上，如今我们发现的很多政府行政问题，要么是政府被监督不足，要么是财政约束的困难导致的。无论是土地财政（周飞舟，以利为利）（贾康、刘微，2012）还是行政不作为（Christine Wong，2009）都是如此。我不是说这些责任都在前三十年，但是你们要意识到过去那种为了计划而计划，不顾财政和经济状况的搞法会对政府行政产生很多限制，导致很多问题的。

政府能力，有时候恰恰和对外开放和自由化过程正相关。以土地分配能力为衡量标准的一个研究说明了这个有趣的问题（Meg Rithmire，2013）。所以看到政府能力差，不要光想着把锅甩给改革开放政策，还是多想想历史情况吧。

不能说八十年代有多好，但是改革的勇气的前瞻思想、盘活经济的设计、勇于开放勇于学习的意识，还有最终实现的经济腾飞，不是你们在这里黑几句能黑掉的。

现在过着姑且算是从温饱到小康的生活，去黑八十年代，黑改革开放，不是没有脑子，就是没有良心。

继续说80年代的中国。

闲聊记忆——雄姿1984

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邓小平相继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当深圳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向邓小平介绍了蛇口码头的建设和通航状况后，邓高兴地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这是邓小平视察蛇口、深圳时的第一句赞扬。袁庚还介绍说：“我们有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因为邓小平的耳朵比较背，陪同他一起来的女儿邓榕马上大声提示说：“我们在进来的路上看到了。”邓小平明白了，点头答道：“对。”袁庚闻言大喜。要知道，深圳提出的这个口号已经引起了很多批评，争论了几年，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甚至还有人说袁庚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要搞“资本主义复辟”。为此袁庚本人承受了很大压力。如今小平同志对这个口号表示了肯定，怎么不令袁庚倍感欣喜呢！邓小平还分别为三个经济特区题了词。其中为深圳特区的题词最为著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2月1日是除夕，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二届春节联欢晚会上。与去年首届的全业余主持人不同，这次排出了赵忠祥、卢静、黄阿原、姜昆、姜黎黎、陈思思(香港)的主持阵容，从而开了两岸三地主持人同聚春晚的先河。这一届的节目更是令观众大开眼界：马季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游本昌的哑剧小品《淋浴》、袁阔成的评书《赠羽扇》、朱明瑛的歌曲《莫愁啊，莫愁》、沈小岑的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于淑珍的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姜昆、李文华的儿童节目《狗熊猴子投篮比赛》，李富荣、张燮林表演宋世雄解说的《趣味乒乓球比赛》等，都深受观众好评。特别是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吃面条》几乎让观众笑破了肚皮，也极大提升了小品的艺术地位，从而让这一艺术形式成为了日后历届春晚广大观众最关注的压轴节目；香港业余歌手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一炮而红，让他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举国皆知的红歌星，《我的中国心》也被广大国人所传唱；晚会结束时李谷一演唱的一曲《难忘今宵》深深打动了观众，此后传唱不息，越唱越经典，竟然成为了春晚30余年的王牌保留节目。

2月9日，执政仅15个月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病逝。中国派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出席了安德罗波夫的葬礼，并与继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见面，进一步缓和了中苏间的紧张气氛。契尔年科和前两任总书记一样，也是超过了70岁高龄的老人，长期躺在病床上，无力对整个国家进行有效治理，国家经济的畸形发展无法得到扭转。苏联这艘超级大国轮船，已不可遏阻地驶入了衰落的深水区。

3月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要求清理和换发印有华国锋像和题词的奖状、喜报、证书。这位原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痕迹，正在进一步被消除。

3月26日至4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决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

4月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条例》规定，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第一代居民身份证采用印刷和照相翻拍技术塑封而成，为聚酯薄膜密封、单页卡式，15位编码。由于户籍地公安局用手写方式填写证件信息，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误差。如笔者的居民身份证就是，出生日期被民警叔叔提前了20多天，结果到后来总是在非生日那天收到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的惊喜点赞。

4月8日，中国用“长征”3号(CZ-3)三级液体火箭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同步试验通信卫星。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轨道转移、同步定点技术的国家，同时结束了长期租用国外通信卫星的历史。

4月20日，中国大陆的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张。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亲自前往为快餐厅开业剪彩。西方国家驻京记者也闻讯而至，美联社记者采访后，发出的电讯稿将之比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义利快餐厅是由北京市义利食品厂与香港冯秉芬饮食服务公司合作开办的。其初衷是应北京市政府的要求，为满足首都人民及外地进京人群的饮食需要，同时也是配合改革开放及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大胆吃了一次“洋螃蟹”。快餐厅开业之后，出售汉堡包、热狗、火腿三明治、炸鸡 、煎薄饼、冰淇凌和西式盖浇饭等食品。由于餐厅店堂布置典雅豪华，食物新鲜诱人，服务热情周到，用餐方便快捷，因而吸引了无数人光顾用餐。以此为开端，快餐业迅速在中国大陆发展起来。

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国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总书记和邓小平先后会见了里根总统，并就重大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了会谈。邓小平在会谈中着重指出：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大陆同台湾统一的事情，海峡两岸可以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4月28日至5月15日，为还击越南在边境对中国进行的武装挑衅，支援柬埔寨和泰国的抗越斗争，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昆明军区部队相继在云南中越边境发起了老山、者阴山拔点还击作战。经过战斗一举收复了被越南侵占的中国领土老山、者阴山，共歼灭越军2000余人，并形成了在边境当面的有利防御态势。31师师长廖锡龙、40师师长刘昌友在这次作战中战功卓著，一举成名，成为了我军的新一代战将。

4月，《当代》杂志第2期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空中小姐》，作者王朔。这篇小说描写了一名海军复员战士与一名纯情的空中小姐阿眉的爱情故事，文笔清新，真切感人，打动了很多读者。特别是阿眉最后值班的飞机撞山失事，更是让20多年前的笔者读之动容，怅然若失。当时的人们更不会想到，这篇小说的作者日后将大红大紫，并把京味痞子文学发展成为一个时代话题。

5月22日，中国围棋代表团抵达日本，参加一年一度的中日围棋交流赛。由于近年来中国棋手进步飞快，让日本棋界感到了很大压力，因此决定从今年开始把以前的“友谊赛”改为“对抗赛”，日方将尽遣强手出场，对两国的围棋实力决出胜负。今年中方经过选拔派出了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钱宇平、孔祥明、王元、宋雪林八员大将东渡日本参加对抗。而日本棋界果然不负实力决胜之名，前所未有地派出了日本最强的头衔战冠军赵治勋九段、加藤正夫九段、武宫正对九段等“超一流”棋手，以及一批一线强九、强八段，不仅像往年那样进行一局对抗，还特别设立了三番棋对抗，可见对此次比赛的重视。经过了几轮激烈较量之后，中方在全部56局比赛中胜22局，负33局，1局无胜负，以总比分落败。特别是中国第一人聂卫平九段连续在两个三番棋中分别以0比2输给赵治勋九段和加藤正夫九段，并负于武宫正树九段一局，仅胜酒井猛九段一局，总成绩是1胜5负。令中国棋手遗憾的是，这次比赛虽然已竭尽全力，但却未能赢下日本超一流棋手一局。由此可见，不仅棋手厚度上中国围棋远逊于日本围棋，在顶尖水平上也有一定差距。然而聂卫平虽败不忧，反而充满自信，认为“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赶上去”。果然，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位中国围棋代表人物的预言，这一天没有多久了！

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出席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港澳区代表和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区委员时强调：中国在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至此，外界猜测的97之后中国会不会在香港驻军的问题，终于由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

6月10日，中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在联邦德国埃伯斯塔举行的国际跳高比赛中，一举跳过2.39米的高度，第三次打破他自己保持的该项目的世界纪录。这一成绩也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

6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海内外的许多黄埔校友纷纷赶回来参加。此次大会上，大陆的“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健在的黄埔校友纷纷加入其中，如徐向前、聂荣臻、程子华、郭化若、阎揆要、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李默庵、黄维、宋瑞珂、李仙洲、蔡文治等人。推举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为会长，教官聂荣臻、许德珩为顾问，一期学生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李默庵为副会长。很多黄埔校友已经几十年没见面了，会上会下畅谈这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都不胜感慨之至。黄埔一期生李仙洲已经90岁了，高兴地说：“真像过节一样呵，真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一天！”接着他又想到了什么，略带遗憾地说：“山东三李一王，如今就剩下我这一个李了。”一期生黄维脾气倔，是个书呆子，年轻时说话就尖刻。如今他见李仙洲这么感慨，马上就接了上去：“谁比得上你老头子这么能活呀！考黄埔时年龄就比人家大了一截，人家都死了，你还活着！”

6月22日、23日，邓小平分别会见了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他在会见中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邓小平还表示：“1997年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还要继续多久，我说，如果继续15年太短了，索性讲50年吧！50年以后再说。”

7月12日，越军在经过精心准备后，突然向老山地区的中国守军阵地发动了代号为“MB-84”的加强师规模反扑。昆明军区部队顽强应战，在炮兵有力支援下与越军进行反复争夺，全天激战14个小时，最后挫败了越军的攻势，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歼敌3000余人，取得了10年中越战争中的最大一次胜利。其中40师119团团长张又侠指挥本部坚守松毛岭和那拉诸阵地，最早与敌交火，最后恢复阵地，打满全场，在炮兵支援下共毙伤俘越军800余人，成为了全线表现最出色的步兵团。战后，119团被昆明军区荣记集体一等功并奖给“一等功臣团”锦旗。团长张又侠也因战功而受到擢升，直至成为我军上将和军委领导成员。7.12大战后，越军在老山地区再未发动师以上规模的反扑。不过，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老山作战竟要持续达5年之久，国内多个军区部队参加了南疆轮战，“老山英雄”成为了时代话题。

7月28日至8月12日，第二十三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首次出征奥运会的新中国体育代表团一鸣惊人，继许海峰夺得男子自选手枪射击金牌实现“零的突破”后，曾国强、吴数德、陈伟强、李玉伟、姚景远、吴小旋、栾菊杰、李宁、楼云、马燕红、女排、周继红等纷纷摘取金牌。最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共夺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位居金牌榜第四位，刷新了旧中国在奥运会奖牌上零的纪录。

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中指出：清理“三种人”的方针是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清理“三种人”要抓住重点，关键是防止“三种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要害部门和第三梯队，已进入的要坚决清除出去。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陈云对“三种人”特别警惕，曾多次指出：“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我说一个也不能。”“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陈云还解释说，尽管这些人现在表现好甚至“蛮好”，但那只是他们要爬上来的需要。还因为一批老同志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分子。”

9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情况报告》。《报告》说：目前，除西藏外，全国调整县级领导班子的工作已基本结束。调整后的县委常委和正副县长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10.8%提高到45%，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占15.4%；除北京、上海外，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下；班子人数减少了18%。从80年代初实行的干部年轻化政策调整，至此已经初见成效。

9月26日，经过中英双方的多轮谈判，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将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35周年阅兵式，这也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庆阅兵。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阅兵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下，检阅了身着85式新军服的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受检阅的有：由陆海空三军、各军事院校、女卫生兵、武装警察及男女民兵组成的18个徒步方队；由装甲运输车、火箭布雷车、新式坦克、火箭炮、加农炮、榴弹炮、岸舰导弹、潜地导弹、地空导弹、中程导弹和远程导弹部队组成的24个机械方队；由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等94架战机组成的4个楔形的空中梯队。这次受阅的所有武器和装备都是由中国自行设计、研究和生产的。

阅兵式之后北京市民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中外来宾参观了检阅活动。值得记忆的是，群众游行队伍中突然打出了写有“小平您好”的横幅标语，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邓小平看到“小平您好”横幅时，显得很高兴，露出了微笑。当时举着横幅的三名北大学生为了让小平同志能更清楚地看到，突然转向往天安门方向走去，弄得整个游行方阵全乱了。这时安全保卫人员迅速冲了上来，对混乱的人群进行了疏导，横幅也被收走，有的学生的鞋都被踩掉了。由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太突然，前后也就三五分钟，在场的400多名中外记者绝大多数人都没反应过来，结果错失良机。最后只有两名记者抓拍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幕。后来新华社摄影部在总结这次国庆拍摄时写道：“这次报道中的重大失误是漏拍了北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游行的场面……”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由于当时场面混乱，那面写着“小平您好”的横幅后来竟然找不到了，没有保存下来，未能留下这一珍贵的历史见证。

10月6日，第一届NEC中日围棋擂台赛在日本东京拉开战幕。由于近年来中国棋手的水平进步很快，中日两国围棋渐有决战之势。这时日本NEC电气公司有意深度开拓中国市场，遂以围棋为媒介，打算出资赞助中日两国棋手组队进行一场超级对抗赛。中日双方一拍即合，经过谈判磋商将有关问题一一确定下来。最后一致决定将比赛名称定为“NEC中日围棋擂台赛”，主办单位有中国围棋协会、《新体育》杂志社和日本棋院，赞助单位是日本NEC电气公司。比赛奖金为胜方400万日元，负方100万日元，由赞助单位提供。比赛方式是每次每方出一人弈一局，胜者坐擂，败者淘汰，败方第二位继续攻擂，直至擂主被打败。当时中日两国棋界也只认为这是增加了一项重要的交流比赛，NEC电气公司则是本着开拓中国市场的目的，谁也没有想到擂台赛后来会发展出万众瞩目的轰动效应和重要影响，不但成为了中国围棋发展的里程碑，而且催生出了民族英雄般的一代围棋豪杰。

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商定双方各出8人组队，比赛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办，第一局双方猜先决定黑白，然后轮流执黑白棋交替在日本和中国举行一轮或两轮比赛。日本队排出了藤泽秀行九段（主帅）、加藤正夫九段（副帅）、小林光一九段、石田章九段、片冈聪九段、淡路修三九段、小林觉八段、依田纪基五段的豪华阵容。其中加藤正夫九段、小林光一九段位居日本六大超一流棋手之列，对中国棋手还没有过败绩，主帅藤泽秀行九段则连霸日本第一大棋战棋圣战宝座六届之久。与之相比中方也派出了国内最强最活跃的棋手，组成聂卫平九段（主帅）、马晓春九段（副帅）、刘小光八段、曹大元八段、钱宇平六段、邵震中七段、江铸久七段、汪见虹六段的阵容。在10月5日的开幕式上，日本队出场棋手各个满怀自信，其中先锋依田纪基五段表示自己可以三连胜，第二位小林觉八段也含笑说想连胜三、四局。这就等于说日本队只用前两名棋手就能杀到中方主帅聂卫平面前。结果带队参加开幕式的聂卫平不高兴了。本来他想发言时说这次日本队阵容这么强大，中国棋手是学习来的，因此我们第一年的目标是把小林光一请出来，第二年争取把日方副帅请出，第三年再把日本队主帅请出来。没想到日本棋手发言这么狂，向来心高气傲的老聂不干了，决心还以颜色。当主持人请聂卫平作为中方主帅发言时，聂卫平简短地说：“刚才听依田君和小林君发表几连胜的感想，我感到很惭愧，因为我给我的队员只下了每人争取赢一盘的目标。”台下的日本人听了都笑了，这个目标不高嘛。接着就觉得不对劲，每人赢一盘，那……日本队不就输了吗？！

开幕式之后于10月6日进行了第一局比赛。中方先锋汪见虹六段因经验不足错失战机，执黑中盘不敌日方先锋依田纪基五段而落败。汪见虹容貌清秀，在中国围棋队素有“英俊小生”之称。他急于想为全队建功，身上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当中盘局势不利时，汪见虹的脸孔充血涨红，竟然不知不觉流出了鼻血。旁观的日本人见状无不动容：中国人来者不善，真是拼了！

10月15日，美籍华人作家江南（本名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其住宅车库遭歹徒枪击杀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后在美方调查推动之下揭开了真相。原来是台湾当局恼怒江南不听劝阻写作并出版《蒋经国传》，给“领袖”抹黑，并又有写《吴国桢传》的打算，这必然会再度揭出当年蒋家父子的一些负面内幕。加上江南原本在台湾“国防部政治部干部训练班”及“政工干校”受过训，如此忤逆等于成了国民党的“叛徒”。因此由蒋经国之子蒋孝武秘密策划，经台湾情治机构授意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前往美国旧金山刺杀江南，从而铸成血案。真相大白后，台湾当局一时鸡飞狗跳，本不知内情的蒋经国感到非常“痛心”，不得不“以全副精神处理”江南命案。在内外压力之下，台湾当局最后通过法律手段惩处了情治机构和竹联帮的有关涉案人员，而一直有接班趋势的蒋孝武也彻底断送了此种前程。江南命案令国民党当局颜面大失，蒋经国痛定思痛，此后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10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政法委《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报告中说，经过一年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第一战役，解决了国家多年来想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为开创政法新局面，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积累了经验。全国公安机关共逮捕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等罪犯1027000人，检察机关起诉975000人，法院判处86100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24000人，司法行政部门接收劳改犯687000人，劳教人员169000人。这是1950年镇反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击。

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军队工作要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大力支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在他的胸中，已经在勾画军队要忍耐、百万大裁军的宏伟蓝图了。

11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最后一批7.9万名“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已顺利结束。至此，新中国建立以来2000多万名被定为“四类分子”的人员已经全部摘帽。

12月1日，第八届亚洲杯足球锦标赛正赛在新加坡举行，至16日比赛结束。曾雪麟率领的中国足球队在首场负于伊朗队后，连克新加坡队、印度队、阿联酋队、科威特队，首次晋级决赛。可惜，最后以0比2负于沙特阿拉伯队，荣获亚军。这也是中国队在亚洲杯赛上取得的最佳成绩。赛后中国队获得公平竞争奖，后卫贾秀全以独进4球获得最佳射手称号，并夺得最佳球员金球奖。由于亚洲杯的好成绩，中国国内的足球热进一步升温，足球观众越来越多。同时，也催生了足球流氓现象。一年后爆发的“五一九事件”，此时已有先兆。

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正式签字，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国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双方重申，两国政府将不折不扣执行《联合声明》，保证政权顺利交接。至此，这个折磨了“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几年的外交之旅终于结束。

这一年，中国的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总产量首次突破4亿吨，达到创纪录的4. 0731亿吨；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390.3公斤，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解决。当年李先念还不相信中国的粮食会有够吃的一天，现在他终于相信了。

这一年，根据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改编的电视剧、电影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捧，一时风靡全国。其中同名电视剧由滕敬德、席与明导演，周里京、朱建民主演，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第二届大众电视“金鹰奖”；同名电影则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唐国强、吕晓禾主演，先后获得文化部1984年优秀影片一等奖，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剪辑奖，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文汇报》、《中国电影时报》新时期十年电影奖（1977—1987年）故事片奖、导演奖等奖项。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后易名《卫国军魂》在香港上映，又引起了轰动，上映14天票房就达346万港币，这是30多年来大陆电影在香港上映的票房最好成绩之一。

这一年，经文化部批准，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上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这个启事吸引了171名男女前来报名，其中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选出20名女模特和10名男模特，年龄在17岁至30岁之间，每月固定工资40元，每小时造型时还可以得到津贴，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100元，聘用合同以半年为期。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当模特脱了衣服让人画被认为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因此这些报名者大都是偷偷摸摸地来。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这一年，从事倒卖玉米的王石成立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自己当上了经理，又倒起了外汇。这个公司便是万科集团的前身。

这一年，张瑞敏被派到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他考察了情况后，决定转产电冰箱，并到德国寻求技术合作。这个工厂便是海尔集团的前身。

这一年，柳传志从中科院计算所下海开起了公司。办公地点借用了计算所的旧传达室，公司员工只有11个人，年龄全都超过了40岁。这就是联想集团的前身。

这一年，广东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开发出了一种叫“健力宝”的饮料，并拉关系供给了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于是，这种饮料在记者的妙笔下被包装成了“中国魔水”，借着奥运光辉一夜之间名满天下。

这一年，在安徽省统计局工作的史玉柱编写出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由于他工作突出有成绩，已被单位作为第三梯队培养，不久后就要被送到深圳大学去进修了。然而这个浙江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生却不甘心在清水衙门里蹉跎，决心要做中国的IBM。

这一年，一个叫牟其中的四川人第二次出狱了。他立即将自己原来开办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贸易公司，不久又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这个公司就是南德集团的前身。牟其中也从此走向了中国第一个“首富”之路。

这一年，一个叫王洪成的人发明了“水变油”技术，并到处公开表演，仅现场看过他表演并亲手操作过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就有十余人。于是，数百家企业拿出上亿元资金给王洪成搞共同开发。后来，他被指控为骗子，被法院判刑10年。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文章坚决声称王洪成的“水变油”技术是造福国家的世纪性发明，已经应用到了“辽宁”号航母、导弹护卫舰、军用直升机、战略导弹铁路机动发射车等重大科技项目上，王洪成是被冤枉的“民族英雄”……

这一年，中国的GDP是7171.0亿元人民币，经济增长率为15.2%，CPI全年上涨2.8%，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60.12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55.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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