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农兵,败也农兵
多人误以为农兵是可怜兮兮的自耕农,其实是误会了,他们都是能负担全套武器装备的大地产主,起码也是富农阶层,古代的自耕农连装备都负担不起的,皇帝眼里这帮农兵比雇佣兵危险十倍。
其实,不管是后来的普洛尼亚制度还是农兵制度,本质都一样,皇帝付出封地换取军队忠诚,乍一看好像是皇帝封建化来作自己的死,但真相并非如此,没人不清楚“封建化”与“集权化”的矛盾,但全因为拜占庭的军事形势一贯险恶造成的。
比如说农兵制度,君士坦斯二世的时代帝国东有新月教、西有斯拉夫入侵,而帝国原有的用国家财政支撑的中央野战兵团的体系已然崩溃(实则农兵制度并非希拉克略建立,不然无法解释有些书上一面说其建立军区农兵制一面却在和萨珊波斯及新月教的战役里大量使用鱼龙混杂的雇佣兵)。
新月教的威胁自不必说,当时帝国的西部除去个少数几个孤岛式的城市如塞萨洛尼基外,也全部沦为斯拉夫蛮族的自留地,对方连基督都不信仰(只对圣迪米特里获得他们有限的尊敬),更勿论为帝国服役了——故而希拉克略晚年时面对新月教的大举入侵,连最低额度的军饷都发不出来,这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当时装备和战术都不甚高明的新月教徒会掀起征服的狂飙。
士兵即便再勇敢再信仰天主,也不可能没有军饷去有效抵抗入侵者。所以,希拉克略的继承者君士坦斯二世干脆以土地换军役:
允许士兵在军区内占有田产收益,抵消国家在军饷上的负担。一下子整个帝国的军事支出减少了2/3,从濒死破产的边缘复苏,也组织起一支能反攻失地的“农兵队伍”。
然而,农兵是否比雇佣兵对帝国忠诚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军区制建立后农兵和吉那特们最为执念的当然不是帝国的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田产的利益,在这点上他们甚至不如雇佣军。因为他们很容易聚集在野心勃勃的各色将军周围,发动皇位战争。在地方上,由于是封闭的农业社会模式(特别是安纳托利亚这种环境),遇到荒年他们自己也可能饿死,所以唯一可行的途径便是不断利用各种权力手段,吞噬其他小贵族田产,把自己养成“土地怪物”,这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外概莫能外的——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自然是催生了“农兵大贵族”,他们也当然会对帝国皇帝御座展开无休止的觊觎和争夺,在位的皇帝更当然不开心了,故而马其顿王朝的几位皇帝才招募了大批和帝国本身毫无关系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组成了帝国精锐“瓦兰吉亚卫队”
不过后来科穆宁王朝军事斗争形势一直很紧张,原本罗马式国家体制在曼奇科特战役后始终未能恢复,海关和贸易权益也丧失了,为了保有一支军队,科穆宁的皇帝们也只能把进一步把权力下放,给普洛尼亚们在地的税收权、司法权,让其占据人力、土地和特权,国家由“帝国形态”变为“王朝形态”,即皇帝和贵族们分割国家,也因为税收始终不稳定,可以随时解散的雇佣军就成了拜占庭皇帝的稳定兵员
但这并不代表雇佣军就是罪魁祸首,核心问题还是君主的威势衰落了,国家的领地和海关沦丧导致的,就算没有拥兵,农兵豢养出的军阀一样会要了拜占庭的老命。
多说一句
奥斯曼帝国灭亡拜占庭后,也摸索出一套类似农兵的制度,这就是斯帕西制度,只不过更加先进更加具有灵活性。
具体操作就是奥斯曼苏丹委托宰相为首的官僚们将军事地产精细核算好,抽取部分充当骑士阶层斯帕希的服役报酬,西帕希同时也充当该地产上督导税收者,若是斯帕希死后,子嗣不能直接继承,加以定期轮换,一旦斯帕希长达七年都没有为苏丹提供过军事服务,那么他的封地将会被没收。
这个制度有效地支持了奥斯曼帝国奇迹般的扩张,成为欧洲噩梦长达三百年,也是那个时代东西方最科学最高效的军事制度,当然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历久弥新。当近代国民兵制度盛行后,它不可避免地衰亡了但——任何制度的实行都有其客观苦衷,就像希拉克略使用农兵,而马其顿王朝弃用农兵一样。
最后,推一波幸运的苏拉《鹰扬拜占庭》拜占庭的小说写出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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