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柏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别？争取自由的主体仅指个体吗？
柏林“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理解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这篇极具影响力的演讲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他并不是凭空创造了这两个词，而是对西方政治思想中长期存在的两种不同理解自由的方式进行了梳理和辨析。
1. 消极自由 (Negative Liberty)：自由是“免于”阻碍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间屋子里，门是锁着的。你有权出去，但锁着门这个事实，就是一种“阻碍”。
核心概念： 消极自由，最核心的意思就是 “免于（freedom from）”，即免于外部的干涉、强迫或阻碍。它关注的是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时，不被其他人或权威随意地阻止。
关注点： 这种自由在于 “我能做什么？我被允许做什么？” 只要没有人（包括国家、社会、他人）强行阻止你做某事，那么你在做这件事上的自由就得到了保障。
“不受干扰的领域”： 柏林将这种自由描述为“不受干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你可以自由地行动，而不用担心被外部力量干预。你可以选择说话、思考、行动，只要你的行为不直接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
例子：
言论自由： 你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被政府审查或压制。
财产权： 你有权拥有和支配自己的财产，而不被非法剥夺。
迁徙自由： 你有权选择居住在哪里，而不被强制搬迁。
宗教自由： 你有权信奉或不信奉任何宗教，而不被强迫。
政治含义： 追求消极自由，意味着要限制国家或其他权威的权力，防止它们过度干预个人生活。它的政治表达就是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法治和有限政府。
2. 积极自由 (Positive Liberty)：自由是“能够”实现自我
还是那间屋子，门还是锁着的。但这次，问题不是有人锁了门，而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去开锁，或者根本不知道有门可以出去。
核心概念： 积极自由，最核心的意思就是 “能够（freedom to）”，即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志，掌控自己的人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它关注的是一个人 “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能做什么？他如何成为他自己？”
关注点： 这种自由在于 “我能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能不能成为我想成为的人？” 它不仅仅是免于外部阻碍，更在于拥有实现自我潜能、做出理性选择并将其付诸实践的能力和条件。
“自我实现”与“理性”： 柏林认为，积极自由常常与“自我”、“理性”、“意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可能因为贫困、无知、恐惧、疾病、缺乏教育等原因，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被外力阻碍，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真实愿望或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这时，他可能被“非理性”的冲动或外在的“不合理”条件所奴役，即使他自己意识不到。
危险性（柏林的担忧）： 柏林对积极自由持一种警惕态度。他认为，对“真正自我”或“最高理性”的追求，很容易被某些政治思想家或领袖利用，来合理化对个体的强制。“如果我知道你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或者什么对你‘真正’有益，那么我就可以在你‘不理性’地拒绝这些‘好东西’时，强迫你去实现它们。” 这就是他所说的“暴政的逻辑”。他认为，一些革命者或乌托邦主义者，为了实现他们心中“更高尚”的自由，可能会剥夺个体的基本消极自由。
例子：
获得教育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因为贫困无法接受教育，即使没有人阻止他去学习，他仍然可以被认为在“获得知识”这一积极自由上受到限制。因此，提供免费教育就被视为实现积极自由的一种方式。
参与政治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或缺乏政治知识而无法有效参与政治决策，那么他可能在“自我治理”这一积极自由上受到剥夺。
摆脱贫困的自由： 仅仅免于被他人抢劫财产，不足以让一个人真正自由地生活。如果他因为贫困而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那他同样没有实现“自主生活”的自由。
政治含义： 追求积极自由，可能意味着国家或集体有责任提供必要的条件，帮助个体实现其潜能，消除那些“内在”的或“社会结构性”的阻碍。这常常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强调集体责任、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
区分的要点总结：
| 特征 | 消极自由 | 积极自由 |
| : | : | : |
| 核心 | 免于（Freedom from）外部阻碍/干涉 | 能够（Freedom to）实现自我/掌控人生 |
| 关注点 | 一个人是否有被干涉的领域 | 一个人能否实现其意志/潜能 |
| 视角 | 个人与外部权力（国家、他人）的关系 | 个人内在的自我实现能力与条件 |
| 目标 | 限制权威，保障个人不受侵犯的领域 | 赋能个体，创造实现自我的条件 |
| 危险 | 权力过度分散，可能导致无政府或弱者被欺凌 | 权力集中，可能导致对个体意志的压制和强制 |
争取自由的主体仅指个体吗？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自由的实践和实现。答案是否定的，争取自由的主体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体。
当然，个体无疑是争取自由最直接、最根本的主体。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免于束缚，追求自我实现。个人的抗争、表达、行动，是自由最直接的体现。
然而，更广泛地看，还有以下几个层面的主体也在争取自由：
1. 群体/社群/民族 (Groups/Communities/Nations):
集体追求的自由： 历史上，许多群体的自由斗争都是以集体的形式展开的。例如，民族解放运动，争取的是整个民族免于殖民统治、获得自决的自由（这既是消极自由，也是一种积极的集体自我实现）。少数族裔的权利运动，争取的是免受歧视、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自由。工人运动，争取的是劳动者免于剥削、获得合理劳动条件和经济尊严的自由。
共同的利益与认同： 群体之间的自由斗争，往往是基于共同的文化认同、历史经历、利益诉求以及对未来共同的愿景。这些群体为了维护和拓展自身的自由空间，会形成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甚至集体行动。
“群体的自由”与“个体的自由”的关系：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时，群体自由的争取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其中个体的自由（比如，一个国家获得独立，是为了让这个国家的公民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有时，群体内部也可能存在对个体自由的限制（比如，为了集体利益，要求个体做出牺牲）。
2. 政治组织/政党/社会运动 (Political Organizations/Parties/Social Movements):
代表和动员： 这些组织和运动，往往是在没有足够个体力量或组织能力的情况下，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诉求，去争取更广泛的自由。它们通过集结个体力量，形成政治压力，推动社会变革。
塑造自由的议程： 它们不仅是争取自由的行动者，也是塑造“自由”概念及其实现方式的重要力量。不同的政党和社会运动，对“什么是自由”、“如何实现自由”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主张。
例子： 权利倡导组织（如人权组织、女权组织、环保组织）、政党、工会等，它们都是在各自的领域内，代表特定的群体或理念，争取更广泛意义上的自由。
3. 国家/政府 (The State/Government) (在某种特定意义上):
作为自由的保障者：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保障其公民的自由。例如，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保障公民免受犯罪侵害（消极自由）；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帮助公民获得实现自我所需的基本条件（积极自由）。
作为自由的潜在威胁： 然而，正如柏林所警示的，国家也可能是侵犯自由的最大威胁。因此，当国家在“争取自由”时，它往往是在其“保障自由”的框架内，或者是在其公民的监督和授权下进行的。
国家间的自由： 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也会谈论“国家主权”和“国家自由”，这指的是国家免于外部干涉，自主决定内政外交的权利。虽然这与个体自由的概念不同，但它也是一种“自由”的讨论。
为什么不应只看个体？
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许多阻碍个体自由的因素，并非仅仅是另一个个体的行为，而是根植于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治权力分配、文化习俗等更宏观的层面。要改变这些，往往需要集体的力量和组织的协调。
“弱者的自由”： 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如贫困人口、少数族裔、妇女、儿童等），其自由往往更容易受到侵犯，也更难靠个体力量去争取。他们需要集体的支持和系统的改变。
对“积极自由”的实现： 许多积极自由的实现，如提供普遍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需要由国家或集体来组织和提供资源。没有集体的努力，个体很难凭空获得这些“能够”实现自我的条件。
总而言之， 柏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为我们理解自由提供了深刻的视角，揭示了自由的不同维度及其潜在的张力。而争取自由的主体，绝非仅仅是个体，更是一个由群体、组织乃至国家共同参与的复杂谱系。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自由的意义，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更有效地追求和实现自由，都至关重要。它提醒我们，自由的斗争既是个体内在的追求，也是群体外部的博弈，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建设。
网友意见
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想去吃面，然后忽然颁布一条法令，“XX（你）今天中午只能去吃面” 那么从积极自由的角度上来说，你的自由没有被侵犯，但是从消极自由的角度上来说，你的自由受到侵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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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部分剽窃自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词条
任何错误归于我理解不当，而任何正确都归于原作者。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是自由的两种分类，而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两者是对同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解释方式，我们不是把某些自由定性为消极的，另一些定性为积极的，而是在判定一个人是否自由之前，首先要决定我们采用的是哪种标准，如果依照积极的标准来看，这个人可能会是自由的，但是依照消极的标准来看则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这里的消极和积极并不具有褒义或者是贬义，可以参考正电荷和负电荷中的正负二字。当然，使用消极和积极本身也和对应概念的内涵有一定的联系。现在在政治哲学中谈论自由的概念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把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
要理解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内涵，还是用一个前人常用的例子好了。
假设我在开车穿过一个小镇，我遇到了一个岔路口，然后选择左转，但是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左转。接着我在一个十字路口向右转，同样，没有受到强迫。总之这里没有什么车，也没有行人和斑马线，没有交通事故封路，没有交警和路障，甚至没有红绿灯和监控，就是简单的那种一个岔路口有几个指示牌的那种岔路口。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让我们试想另外一种情况：我开车先左转然后再右转，是因为我对毒品上瘾，比如说大麻，然后我十分想去某个卖大麻的人那里拿货，我知道他很快就要离开这里跑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不是被自己的意志，而是被自己强烈的毒瘾驱使着要去开车和那个人碰面。并且我知道，如果我去和那个人碰面了，可能我会错过今晚的一场和客户的会面，或者是错过一班车和一次飞机。我希望我能够自由地控制自己（而不是被毒品控制），从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中逃脱出来。
所以，虽然我没有被路障或者是交警阻拦，但是与此同时，我却是某种意义上不自由的。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我们对于自由，有两种定义。第一种是外界主体对我的行为没有干涉。只要我在行为的时候，没有人干涉我的行为，我就是自由的，这里的行为包括了两种，一种是实在的行为，比如说上述例子中我选择的先左转后右转，第二种行为是潜在的可能的行为，比如说，即便当时我想先右转，或者是先左转再直走，也没有人干预我。
另一方面，自由又指我控制自己的能力。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必须能够自控。在上面那个例子中，我虽然知道我有很重要的火车或者是飞机要赶，又或者是说我虽然知道我要去和重要的客户见面，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去买大麻。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充足的自控能力，所以我是不自由的。
概括来说：消极自由就是指，做事情不受外界干预。积极自由就是指：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这两者应该在很大的层面上是重叠的。比如说在上面那个例子中的第一种情况里面，我想快速穿过这个城镇，并且确实实现了这一点，那么无论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谈自由，还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谈自由，我都是自由的。相对地，如果我想没有成功的穿过去，而是被路障挡住了，那么从两个角度上来说，我都是不自由的。
另一种便于理解的解释是：消极自由关心我面前有多少门是开着的或者是关着的，而积极自由关心的是，我能够持着正当的理由走过正确的门。
再精简一点：消极自由是缺失，积极自由是存在。
这两个概念是柏林提出来的。他表示，我们在使用消极自由的概念回答如下问题：
What is the area within which the subject — a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 — is or should be left to do or be what he is able to do or be, without interference by other persons?
而我们在使用积极自由的概念回答：
What, or who, is the source of control or interference that can determine someone to do, or be, this rather than that?
刚才说过了，对于自由的两种不同的解释，主要区别在于它们考察的因素不同。消极自由考察的是外部因素，而积极自由主要考察的是内在因素。而大多数人第一眼的想法就是：政治哲学家应该集中思考消极自由，因为积极自由是心理学或者是伦理学研究的话题。虽然政治哲学和伦理学有时候很难完全分开，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条比较清晰的界限。所以属于伦理学的内容就丢给伦理学好了，政治哲学家只研究消极自由就够了。当然，哲学家们总喜欢各种扯，所以他们也会认真思考，到底积极自由属不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个体或者是群体能否通过政治行为最终得到积极自由？政府是否有能力，或者说有权力，在这方面敦促人民？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没有错的话，洪堡，斯宾塞，穆勒是一派，而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另一派。前者拥护消极自由的概念，后者拥护积极自由的概念。
在政治哲学中，如果要提积极自由的概念，一般来说是针对一个集体而非一个个体来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主社会是自由的，因为这个社会的行为由其本身决定。
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最常被人诟病的一点是，这个概念有可能会把我们引向威权主义。在一个单纯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社会中，一些无法改变的少数群体，比如说同性恋，比如说无神论者，会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虽然就其本身参与民主过程这一点来说，他们是自由的，但最终却显然是不自由的。更进一步，一个民主社会不一定能够自我控制。多数人的思想的汇集未必最终是理性的。一个理性的集体的先决条件是大多数个体也是理性的。并且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当一个组织，即便打着民主的旗帜，最终却是通过顶层的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政策的时候，可能剩下的大部分的理性个体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而他们实际上也会处于不自由的状态。所以，即便是大部分人都是理性的，民主本身依旧不能够保证整个社会是自由的。即便从宏观上来看，这个民主社会是自己控制自己的，也即，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下是自由的。
关键的一点是，这种强调积极自由但却最终转向威权主义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历史上有很多臭名昭著的集权主义政治领袖，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显然，一种原本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德性自制、自律以及自由的东西，最后被扭曲成集权主义的工具，是每个人都无法忍受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考虑一下前面说的那个开车去买大麻的人。她有两个相对的自我，其中一个想去做正事，而另一个则想去见毒贩买大麻。这两个自我是相互矛盾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自我是有高低之分的。其中高的那个是理性的；而低的那个代表欲望。而只有高的那个才是真正的自我，是那个可以进行内省的，可以承担责任的自我。我们说一个人是自由的，也就是说那个高的自我控制了那个低的自我，就像柏拉图把人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那样，只有当理性控制了激情和欲望的时候，这个人才是健全的人。
进一步，显然我们知道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理性，于是，按照某种柏拉图式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人在社会中理应有着更高的地位，也即，只有欲求能力的人应该服从于拥有理性的人的管理。因为理性的人本质上是在帮助那些不理性的人逃脱出欲望的牢笼，使他们自由。于是，就会出现某种傲慢的情况：吃你妹的山珍海味，好好看莎士比亚去，可鄙的家伙，只知吃喝的东西！而这种东西，中国人的体会显然是最深的，想起来最近某个白痴领导说要取消大排档，多建死大巴克斯，大概也就是这个原理。
那些站在消极自由阵营中的人尝试将这种变质的过程扼杀在摇篮中：自由根本就不是什么劳什子的积极自由，自由就是消极自由。我爱受到欲望的驱使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们政府没有权利管我。我爱吸毒就吸毒，等我买不起毒品杀人的时候你再把我抓进监狱去。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想法。当然，我个人的观点依旧是大麻不应该算作毒品，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关于毒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是否具有道德问题，还是说控制毒品仅仅具有政治意义。
事实上，如果说自由就是减少欲望，增加理性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人比死人更自由了：死人完全没有欲望。所以通过减少欲望的方式来增加自由本身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不是说这种方法绝对错误，而仅仅是说这种方法不能，也不应该作为一个社会全局性的标准。因为在这种标准下，被奴役，并且甘于被奴役的人是最为自由的。而这也就直接导致了集权主义。
更为一般性的问题是，我们经常会把自由和幸福混淆。的确，我沉溺于酒精、烟草、大麻、赌博、性，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不幸福的，但是这种不幸福就意味着不自由么？显然不是。显然以下两种情况都是逻辑可能的：幸福但是不自由，自由但是不幸福。一个幸福的人可能拥有自由的感觉，但实际上是否真的自由是另一回事。很多时候在无知的情况下，我们的确不会产生欲求，就像是我们在不知道电视机、电冰箱和微波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会去欲求这些东西，同样也就不会认为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我们是不自由的。
当然，最为坑爹的，赞同积极自由理论的人的解释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奴隶是自由的，这句话，是不是很像 1984 中的那句 slavery is freedom ？
按照这种观点，假设我有一条 penis 受伤了，那么让我免除痛苦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治好它，当然，如果这种方法实在是太困难，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切掉它。某些修道者，斯多葛学派的人和苦行僧就是用这种方法获得自由。通过从外界缩回来进入一个完全自在的自我中。在这个龟壳中，个体可以免于任何一种形式的外界压力的困扰。但是，这真的是自由吗？这明明就是一种压迫。
因此，正常人更倾向于去使用消极自由的概念。因为积极自由实在是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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