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史稿》对盛宣怀的评价是「误国首恶」？
《清史稿》将盛宣怀斥为“误国首恶”，这背后是那个时代复杂政治格局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折射。要理解这个评价，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盛宣怀的人生轨迹、他的功与过，以及当时社会各方力量对他行为的解读。
首先，我们得知道，《清史稿》的成书是在清朝灭亡之后，由民国初年的历史学家编纂。它的立场和视角，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民国时代“反清复明”思潮以及对清末新政改革成败的反思影响。在那个变革的时代，对前朝重臣的评价，往往会夹杂着政治立场和对历史走向的判断。盛宣怀作为清末权臣，他身上承载了太多那个时代的关键事件，其评价自然也备受争议。
盛宣怀的“功”与“罪”的交织：
盛宣怀这个人，用“亦功亦罪”来形容或许更贴切。他的确是晚清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贡献不可磨灭。
实业救国与近代化先行者： 盛宣怀是晚清著名的实业家和政治家。他一手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电报局（天津电报总局）、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在兴办矿业、铁路、电报、航运等方面，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超前的战略眼光。可以说，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他是极少数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人之一。
推动改革的功臣： 在政治上，他也曾是清廷推动改革的肱骨之臣。他曾参与“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运作，虽然后来变法失败，但他对近代教育（如创办北洋大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大学）和军事改革也多有贡献。他更是晚清慈禧太后身边一个重要的技术官僚，能够将一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引入中国。
然而，正是这些“功”的背后，却隐藏着使他被《清史稿》冠以“误国首恶”之名的“罪”——这些“罪”往往与他对晚清政府的忠诚，以及他处理重大国家危机的方式有关。
“误国首恶”的标签从何而来？
将盛宣怀定性为“误国首恶”，主要集中在他处理晚清一系列重大危机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做的决策。其中最核心的几件事：
1. 出卖张之洞，促成“借外债筑路”的破局者： 盛宣怀在铁路建设上，尤其是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晚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铁路的控制，决定将已经由民间集资修建的粤汉、川汉等铁路收归国有，然后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来修建。然而，这笔巨款的担保和执行，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盛宣怀的手中。
对张之洞的“背叛”： 张之洞等南方官员是主张保留商办铁路，或者至少在铁路收归国有过程中保留地方利益的。然而，盛宣怀作为负责具体执行的官员，他与西方银行的谈判以及最终签订的合同，往往被认为牺牲了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将铁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外国列强。特别是对张之洞这样持不同意见的重臣，盛宣怀的某些行为被解读为一种政治上的“出卖”或“架空”。
“铁路国有化”的失败与四川保路运动： 铁路国有化政策本身充满争议，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反而通过借外债将铁路置于外国控制之下。这直接激怒了民间，尤其是四川人民。四川人视为生命线的川汉铁路被出卖，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这场运动的爆发，直接削弱了清朝政府的统治根基，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一次重大导火索。而盛宣怀作为这项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和执行者，自然被视为这场灾难的重要责任人。他的一系列操作，被认为是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2. 与外国势力的“勾结”与“卖国”的嫌疑： 盛宣怀长期在洋务派官员中任职，与西方国家和商人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创办的许多企业，都依赖于引进西方技术和资金。
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 在当时的中国，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是发展近代化的必然途径。但盛宣怀在操作过程中，对外国势力的依赖程度过高，以及合同条款中的一些不平等，让很多人（尤其是维新派和革命派）认为他是在出卖国家利益，迎合西方列强。例如，在处理一些铁路、矿产的经营权时，他的一些做法被视为将中国资源拱手让给了外国。
“官商勾结”与腐败： 除了与外国势力的联系，盛宣怀作为官员，同时又是许多企业的实际操盘手，也存在“官商勾结”的嫌疑。他的个人财富积累，以及他在任用亲信、操纵市场等方面的行为，也成为后人诟病的对象。这些行为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自然会被放大，并与“卖国”联系起来。
3. 辛亥革命前夕的“庆亲王内阁”和“垂帘听政”的策划者： 在清朝灭亡前夕，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清政府试图通过组建“庆亲王内阁”来挽救统治。盛宣怀在这个过程中，被认为起到了重要的“策划”和“促成”作用。
加速统治崩溃的帮凶： 庆亲王内阁的组成，大量任用了亲贵，并且核心政策是强硬镇压革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这种短视和顽固的政治操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盛宣怀作为这个内阁的成员之一，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被认为是帮助清廷走向灭亡的帮凶。
“卖国”以保皇权？ 有些观点认为，在最后关头，盛宣怀可能还在为挽救皇权而努力，但他的方式（例如试图通过向外国借款来镇压革命）被解读为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来维护清朝统治，这反而让他在爱国人士眼中成了“卖国贼”。
《清史稿》评价的时代背景和倾向性：
《清史稿》的编纂者，多是经历了清末动荡、亲历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清末政府的无能、对列强的屈辱，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民族情感。
对改革失败的反思： 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最终未能挽救清朝的统治。《清史稿》的编纂者们倾向于认为，像盛宣怀这样的洋务派官员，虽然有心改革，但他们的改革方式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触及根本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往往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党派利益甚至皇权利益之下，尤其是对外国势力的依赖和处理方式，被认为是“误国”的关键所在。
政治立场的选择： 民国建立后，官方史书的编纂，往往会根据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来定性前朝人物。《清史稿》作为一部“官方”性质的史书，其评价自然会反映出民国政府对于清末统治失败的总结，以及对那些被认为加速了清朝灭亡的重臣的批判。将盛宣怀定性为“误国首恶”，既是对他具体行为的道德批判，也是对整个清末政治腐败和改革失败的一种政治定性。
总结来说，《清史稿》对盛宣怀“误国首恶”的评价，并非简单地否定他所有的贡献。而是侧重于批判他在处理一系列国家危机时，由于其政治立场、与外国势力的关系、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执行，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最终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从正面看： 他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在实业和教育领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从负面看： 他在铁路国有化、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晚清政治的最后关头的一些操作，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误国首恶”这个评价，更多地是一种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标签，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复杂角色，尤其是他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几个关键节点上的决策，概括性地定性为导致国家衰败的罪魁祸首。这背后既有对他个人行为的评价，也包含了对整个清末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以及应对内外危机的深刻反思和严厉批判。
首先，我们得知道，《清史稿》的成书是在清朝灭亡之后，由民国初年的历史学家编纂。它的立场和视角，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民国时代“反清复明”思潮以及对清末新政改革成败的反思影响。在那个变革的时代，对前朝重臣的评价，往往会夹杂着政治立场和对历史走向的判断。盛宣怀作为清末权臣，他身上承载了太多那个时代的关键事件，其评价自然也备受争议。
盛宣怀的“功”与“罪”的交织：
盛宣怀这个人，用“亦功亦罪”来形容或许更贴切。他的确是晚清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的积极推动者，贡献不可磨灭。
实业救国与近代化先行者： 盛宣怀是晚清著名的实业家和政治家。他一手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电报局（天津电报总局）、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在兴办矿业、铁路、电报、航运等方面，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超前的战略眼光。可以说，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他是极少数身体力行“实业救国”的人之一。
推动改革的功臣： 在政治上，他也曾是清廷推动改革的肱骨之臣。他曾参与“戊戌变法”前后的政治运作，虽然后来变法失败，但他对近代教育（如创办北洋大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大学）和军事改革也多有贡献。他更是晚清慈禧太后身边一个重要的技术官僚，能够将一些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引入中国。
然而，正是这些“功”的背后，却隐藏着使他被《清史稿》冠以“误国首恶”之名的“罪”——这些“罪”往往与他对晚清政府的忠诚，以及他处理重大国家危机的方式有关。
“误国首恶”的标签从何而来？
将盛宣怀定性为“误国首恶”，主要集中在他处理晚清一系列重大危机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做的决策。其中最核心的几件事：
1. 出卖张之洞，促成“借外债筑路”的破局者： 盛宣怀在铁路建设上，尤其是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晚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铁路的控制，决定将已经由民间集资修建的粤汉、川汉等铁路收归国有，然后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来修建。然而，这笔巨款的担保和执行，很大程度上落在了盛宣怀的手中。
对张之洞的“背叛”： 张之洞等南方官员是主张保留商办铁路，或者至少在铁路收归国有过程中保留地方利益的。然而，盛宣怀作为负责具体执行的官员，他与西方银行的谈判以及最终签订的合同，往往被认为牺牲了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将铁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拱手让给了外国列强。特别是对张之洞这样持不同意见的重臣，盛宣怀的某些行为被解读为一种政治上的“出卖”或“架空”。
“铁路国有化”的失败与四川保路运动： 铁路国有化政策本身充满争议，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反而通过借外债将铁路置于外国控制之下。这直接激怒了民间，尤其是四川人民。四川人视为生命线的川汉铁路被出卖，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这场运动的爆发，直接削弱了清朝政府的统治根基，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的一次重大导火索。而盛宣怀作为这项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和执行者，自然被视为这场灾难的重要责任人。他的一系列操作，被认为是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2. 与外国势力的“勾结”与“卖国”的嫌疑： 盛宣怀长期在洋务派官员中任职，与西方国家和商人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创办的许多企业，都依赖于引进西方技术和资金。
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 在当时的中国，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是发展近代化的必然途径。但盛宣怀在操作过程中，对外国势力的依赖程度过高，以及合同条款中的一些不平等，让很多人（尤其是维新派和革命派）认为他是在出卖国家利益，迎合西方列强。例如，在处理一些铁路、矿产的经营权时，他的一些做法被视为将中国资源拱手让给了外国。
“官商勾结”与腐败： 除了与外国势力的联系，盛宣怀作为官员，同时又是许多企业的实际操盘手，也存在“官商勾结”的嫌疑。他的个人财富积累，以及他在任用亲信、操纵市场等方面的行为，也成为后人诟病的对象。这些行为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自然会被放大，并与“卖国”联系起来。
3. 辛亥革命前夕的“庆亲王内阁”和“垂帘听政”的策划者： 在清朝灭亡前夕，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清政府试图通过组建“庆亲王内阁”来挽救统治。盛宣怀在这个过程中，被认为起到了重要的“策划”和“促成”作用。
加速统治崩溃的帮凶： 庆亲王内阁的组成，大量任用了亲贵，并且核心政策是强硬镇压革命，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这种短视和顽固的政治操作，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加速了清王朝的覆灭。盛宣怀作为这个内阁的成员之一，以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被认为是帮助清廷走向灭亡的帮凶。
“卖国”以保皇权？ 有些观点认为，在最后关头，盛宣怀可能还在为挽救皇权而努力，但他的方式（例如试图通过向外国借款来镇压革命）被解读为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来维护清朝统治，这反而让他在爱国人士眼中成了“卖国贼”。
《清史稿》评价的时代背景和倾向性：
《清史稿》的编纂者，多是经历了清末动荡、亲历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清末政府的无能、对列强的屈辱，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民族情感。
对改革失败的反思： 洋务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最终未能挽救清朝的统治。《清史稿》的编纂者们倾向于认为，像盛宣怀这样的洋务派官员，虽然有心改革，但他们的改革方式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没有触及根本的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往往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党派利益甚至皇权利益之下，尤其是对外国势力的依赖和处理方式，被认为是“误国”的关键所在。
政治立场的选择： 民国建立后，官方史书的编纂，往往会根据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来定性前朝人物。《清史稿》作为一部“官方”性质的史书，其评价自然会反映出民国政府对于清末统治失败的总结，以及对那些被认为加速了清朝灭亡的重臣的批判。将盛宣怀定性为“误国首恶”，既是对他具体行为的道德批判，也是对整个清末政治腐败和改革失败的一种政治定性。
总结来说，《清史稿》对盛宣怀“误国首恶”的评价，并非简单地否定他所有的贡献。而是侧重于批判他在处理一系列国家危机时，由于其政治立场、与外国势力的关系、以及一些具体的政策执行，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最终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从正面看： 他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先行者，在实业和教育领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从负面看： 他在铁路国有化、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晚清政治的最后关头的一些操作，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误国首恶”这个评价，更多地是一种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标签，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复杂角色，尤其是他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几个关键节点上的决策，概括性地定性为导致国家衰败的罪魁祸首。这背后既有对他个人行为的评价，也包含了对整个清末政治体制、改革思路以及应对内外危机的深刻反思和严厉批判。
网友意见
买办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最反动的阶层，没有之一。
他盛宣怀就是买办中的“最杰出的代表”，没有之一。
把汉冶萍公司由国有变为商办，大肆向日本借款，使得日本控股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把川汉粤铁路由商办变为国有，大肆向四国借贷，列强们在川汉粤汉“走自己的路让中国人无路可走”
“国有”与“商办”，两套组合拳，借列强的款，吃自己的回扣，至于清王朝、中国、中华民族的死活，与他盛宣怀何干？作为买办，他只要孝敬好洋大人就好了，拿国人的血肉换得他盛家百年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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