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否是一个被史书所抹黑的皇帝？
谈及明武宗朱厚照，许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或许是那个沉湎于玩乐、行为乖张的“荒唐皇帝”形象，一个沉迷于“豹房”的享乐主义者，将朝政弃之不顾。然而，我们是否过于轻易地接受了史书描绘的这一片面图景？细究正德皇帝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并非如教科书上那般简单粗暴，其被史书“抹黑”的可能性，以及背后隐藏的复杂历史推手，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要评判一位皇帝是否被“抹黑”，首先要审视史书的来源和写作者。明朝史书，尤其是《明史》，在明朝灭亡后由清朝官方编纂。其立场和倾向性，毋庸置疑会受到当时政治格局和统治者意图的影响。清朝需要一个“亡国”的理由，而将前朝的皇帝描绘成昏庸无道、导致朝政败坏的代表，无疑是最直接有效的叙事方式。《明史》对正德皇帝的刻画，很大程度上是为“大明之衰”提供了一个“人证”。
那么，正德皇帝究竟做了什么，让他落得如此评价？
“豹房”与“玩乐”：表面下的政治考量
正德皇帝最被诟病的一点，便是他热衷于“豹房”。“豹房”最初是养殖禽兽的场所，后来逐渐演变成皇帝的私人别苑。朱厚照将其改造，并在此设置了军务、内廷机构，甚至还招募了一批近卫军。
从当时的史书描述来看，这似乎是皇帝沉迷享乐的证据。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并非全然是荒淫无度。
军务的实际运作： 正德皇帝并非完全不管军务，反而对军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重视实操，喜欢操练军队，甚至亲自指挥作战。虽然他“亲征”漠北的次数和效果有待商榷，但其意图在于强化皇权对军队的直接掌控，并试图恢复明初的尚武之风。将“豹房”作为其军事活动和招募亲兵的场所，更像是一种打破传统、打破宦官对军队控制的尝试。
打破宦官与外廷的制衡： 明朝中后期，宦官势力膨胀，与朝臣之间形成复杂的制衡关系。正德皇帝对朝臣和宦官都保持着警惕，他希望建立一个直接听命于自己的核心权力圈。在“豹房”中设立机构，招募近卫，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摆脱朝臣的掣肘，以及削弱传统宦官集团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将权力高度集中的努力，尽管其方式可能不够圆滑，甚至带有叛逆色彩。
对“体面”的挑战： 正德皇帝早年经历了万历皇帝长期怠政的阴影，也目睹了朝臣之间派系斗争的残酷。他可能对传统皇室的“体面”和规矩感到厌倦，转而寻求一种更加自由、更加个人的行事方式。他亲近武人、喜欢舞刀弄剑，甚至给自己取了“朱大总”之类的外号，这或许是他一种对抗僵化制度、重塑君主形象的表达，虽然这种表达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看来是“失礼”的。
“西厂”与“特务政治”：压制与被压制
正德皇帝设立“西厂”，并重用宦官刘瑾，被视为其“特务政治”和“暴政”的标志。刘瑾的跋扈和贪腐，以及西厂的滥捕滥杀，无疑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动荡和恐惧。
然而，我们不能将所有罪责都归于正德皇帝一人。
刘瑾的崛起： 刘瑾的权势并非完全是正德皇帝的授意，更包含了宦官集团内部的运作和权力争夺。正德皇帝在早期对刘瑾的信任，可能也是一种尝试，试图利用其来制衡朝臣，或者尚未认识到其真正的野心和危害。当刘瑾的罪行暴露时，正德皇帝也曾一度下令将其查办，尽管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彻底根除。
西厂的政治功能： 西厂的设立，固然有其压制异己、监控朝臣的功能，但同时也反映了正德皇帝在政治上希望掌握更多信息、更有效率地运作的意图。在权力斗争激烈的朝堂上，皇帝需要有自己的耳目，去了解真实情况，去发现潜藏的危机。当然，西厂的运作方式和其造成的恶果，是其罪责所在，但将其完全归咎于皇帝的“荒唐”，也过于简化了当时的政治生态。
“南巡”“西巡”：劳民伤财还是政治巡视？
正德皇帝喜欢到处巡游，尤其著名的“南巡”和“西巡”，被斥为好大喜功、劳民伤财。
目的性模糊： 史书常常强调其巡游的奢靡和无谓。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巡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皇帝了解地方情况、巡视边防、安抚民情的一种方式。例如，他对边疆的关注，对军事力量的检阅，并非完全没有政治上的考虑。
士大夫阶层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正德皇帝的巡游，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礼制中皇帝“非巡狩无出京”的规矩，也让那些习惯于在京城体制内运作的士大夫阶层感到不安和不满。他们的反对，不仅仅是出于对民力的考虑，更是对其权力触角被触及，以及对皇权运行方式的挑战。
总结：被“现代化”的皇帝？
将正德皇帝的某些行为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下，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不同的解读。他渴望打破僵化的官僚体制，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直接、更加高效的皇权统治。他亲近武力，重视实操，对军事和边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后世一些追求改革和强军的君主有着相似之处。
然而，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传统礼教根深蒂固、士大夫阶层势力强大的时代。他的许多做法，无论是“豹房”的设置，还是亲近武人，抑或是打破常规的巡游，都与当时的“正统”观念格格不入。他的尝试，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和叛逆，缺乏成熟的政治策略和长远的规划。
因此，正德皇帝是否被“抹黑”？答案恐怕是肯定的，但并非完全是“抹黑”。他的确存在许多不足和过失，他的行为也给当时的政治带来了不稳定性。但将他简单地定性为“荒唐皇帝”，就忽视了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体制的挑战，对皇权再造的冲动，以及他对明朝政治生态的复杂影响。
史书的作者，往往是那个时代的“胜利者”或者“既得利益者”。他们会用自己的视角和价值观来书写历史，而那些挑战现有秩序、不被他们所理解的个体，自然容易被妖魔化。正德皇帝，或许就是这样一位被历史的“噪音”和“偏见”所掩盖了真实面貌的君主。他的故事，更像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挣扎的悲剧，而非简单的警世恒言。理解他，需要我们跳出刻板印象，去倾听那些被主流叙事所忽略的细微之处，去思考历史背后那些更深层、更隐秘的推手。
网友意见
准确的说，不能叫“抹黑”，应该说在修史者眼中，正德就是这个样子。
树个反面典型而已，能叫抹黑吗？
原因在于正德自身所具有的较大特殊性。
说得难听点，他就是欠黑，就算是被黑了，也是自找的。谁叫你特立独行 ？谁叫你没有儿子 ？谁叫你自个儿就是有黑点 ？谁叫你不会控制负面舆论 ？
首先，正德搁时人眼中就是个超大号奇葩，不合传统的皇帝规范，再加上他自个确实有黑点，关于他的不实流言又满天飞，如此种种，日后在史书上不留下恶名才叫不正常。
早在正德还活着时，他的名声就已经臭了。
在正德朝的言官口中，大明日常药丸，今天不完明天完，明天不完后天完。就连武宗的祖母去世，那也是武宗德行不修，以致“祸延太皇太后”的缘故（石天柱语）。
（以下所述内容见于《中宗大王实录》）
朝鲜使臣来了，还被义愤填膺的明朝官员拉着问道：“你国亦有如此狂皇帝乎？！”
当时的朝鲜君臣对正德这种像从模子里倒出来的典型昏君在位多年，国家却“不底于危亡”表示十分不解。
得知宁王叛乱时，他们笃定宁王“天下皆属望”，肯定会推翻失德无道的武宗，“天下之事，自此易定矣”，武宗会“奔溃而见逐”。
结果……宁王你也太不争气了。
武宗出发去南巡后，朝鲜使臣来大明，发现边关晏然无事，“朝廷六部犹有贤能之臣，故持朝廷如常时”，一切运转正常。
武宗这样的巨型奇葩居然在位这么久、在外面这么浪都没事，在他们眼中，实在是“其在正史所未有也”。
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武宗吃枣药丸。“天必有不靖之处”，哪怕现在看起来没事，以后也会攒着来发大的，到时候就是“必荡尽矣”了！
后来武宗返程回到通州时，又来了另一名朝鲜使臣。
这位使臣来之前听说武宗随从的士兵在通州胡作非为，“乱掠人家”，到了通州后却发现“仪仗尚在，而又无乱掠之事也”。
经过对武宗的观察，使臣表示：
“皇帝所为之事，如小儿之戏。常作河灯浮于水上，随水上下，见而为乐，非如陈后主、隋炀帝之事矣。”
不知道年近三十的朱厚照同学要是知道自己被使臣这么评价会是什么感受……
又称：
“正德于今十六年，在此闻之，意必危亡。而及其赴京见之，则百姓不甚愁怨，朝廷百执事莫不谨事矣。独皇帝巡幸之处，扈从甚多，故民间受弊。”
明朝的实际情况跟他们之前听闻想象的显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由此也可见得舆论的影响力了。
武宗生前名声已经差得不行，去世后名声更坏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他自己也清楚地预料到了后世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好话，留下的遗言可谓十分配合修史工作……
丙寅，上崩于豹房。先一夕上大渐，惟太监陈敬苏进二人在左右，乃谓之曰：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所能与也。
——《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看看这决意揽责、主动背锅的精神，后世不把他说成荒淫无耻丧心病狂的暗黑邪恶大魔王都对不起人家这份心好吗……-_-||
其次，正德一个兄弟儿子都没有，意味着连官修实录都不会为他作虚饰、说好话，就是说，连明朝官方对他的定论都偏向负面。
一般情况下，当朝的官修史书或多或少会为当朝君主掩过饰非。在大部分皇帝都享受这一待遇的时候，明明善终却无此待遇的正德反倒因此显得突出起来。
继任者嘉靖不但对他毫无感情，还打着革除正德弊政、实行新政的旗号入京继承大统，自然会倾向于揭露他的堂兄而非褒美。这也有着道长的实际行动做印证。
以纂修毅皇帝实录，发正德间留中不报疏八百六十余本付史局。
——《世宗实录》卷八
一打头就把留中奏疏都交给史局，表面是尊重史实，然而其中抨击贬抑前任的意图亦是不言自明。
黄云眉先生在考证正德年间乾清宫灾一事时，据实录中的记载称：
……非世宗薄视武庙，总裁诸臣有以窥其隐衷所在，亦不敢破累朝实录之例讳，弄此侮笔于身所经事之故帝可知也。
——黄云眉《明史考证》
《明实录研究》一书则明确地指出《武宗实录》在明诸帝实录中的特殊性，并将之归结为嘉靖立威和攻击仇怨的结果。
而在《剑桥明代中国史》一书中，负责编写正德、嘉靖朝内容的盖杰民先生也提到：
正德朝的实录对皇上的言行非同寻常地直言不讳，替他描绘出一幅远非阿谀的画像。……在别的情况下会被删去的许多详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嘉靖朝的实录符合帝国的编史标准，皇帝生活中的一些特别希奇古怪的插曲（像1542年的行刺企图，即壬寅宫变）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嘉靖年间的大新闻，壬寅之变，在实录里记得那叫一个简略。
丁酉，宫婢杨金英等共谋大逆，伺上寝熟，以绳缢之，误为死结。得不殊有张金莲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往救获免。乃命太监张佐、高忠捕讯之，言金英与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亲行弑逆，宁嫔王氏首谋，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张金莲事露，方告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皆同谋者。……时诸婢为谋已久， 圣躬几危，赖天之灵，逆谋不成。当是时中外震惶，次日始知上体康豫，群心乃定。
——《世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七
而武宗呢，那是乾清宫着火，这货哪怕是下令救了火，随口开句玩笑都被实录记下来供后人批判“荒淫无耻、全无心肝”的待遇。
时上犹往豹房省视，回顾光焰烛天，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
——《武宗实录》卷一百零八
顺说，实录里甚至都没提他救火，反倒是正德朝任职官员的回忆录中有所提及。
正德九年甲戌正月十六日夜，乾清宫火。上亲御午门，传旨侍卫官兵入救。
——《继世纪闻》
再举一例。将领仇钺，在平定安化王叛乱中立有大功，被热爱跟武将打交道的武宗征召进入豹房。然而仇钺早已看穿了一切，推辞有病不能去，坚决不与昏君同流合污，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对此史官赞赏道：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上在豹房，召钺侍左右，钺恳以病辞。后诸臣皆至累败，钺独全，其智有足称者。
——《武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六
官修实录都是这个调调，还能指望啥呢……
相较狂曝武宗黑料的实录，《明史》只是偶用春秋笔法，其实已经相当厚道了。
只要看看嘉靖年间各式各样的奇谈怪论就能明显注意到先帝的地位之低下……哦不对，在道长那，“先帝”是兴献王，武宗只是“皇兄”而已。
壬戌，广平府教授张时亨以进表至上言：皇考当有天下，请更定庙号称宗，仍自皇上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以明皇考授命之实。
——《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六
这个改年号的提议太过，不能通过在意料之中。但嘉靖年间能出现这样的建议，也不难看出嘉靖平日的态度。
“为尊者讳”？那当然是不存在的。
能保住正德纪年就不错喽！╮(╯▽╰)╭
综上，实在不是史官想抹黑，是武宗他自己不争气啊。
翻翻作为“明代史料之渊薮”的实录，武宗一朝满眼都是“大明药丸”，武宗的各式黑料花边也是一应俱全。
你要是史官，你会怎么想？
你会觉得把这样一个奇葩皇帝写得坏一点是抹黑吗？这明明是份内事好吧。
真正困扰史官们的应该是下面这个问题：
为什么武宗喜好酒色、巡游无度、失德无道成这样，大明它就是不亡呢？
完全将个人意志强行凌驾于政府意志之上，由此造成明朝中衰，用昏聩、自私来评价算不得抹黑。也许应州之战，以及个人品行方面史书有所歪曲，但这几大污点确确实实是需要正德本人来负责：
1.放纵宦官，产生了像刘瑾、江彬这样的权阉、权臣，这是最大的黑点；
2.无限制扩大皇庄。皇庄即皇帝是地主，收入归皇室内府的土地。正德元年至九年共增加25处，计37595顷，北直隶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四府皇庄与民田比从1：12.9增大到1：4.4，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3.极欲不好说，但穷奢是板上钉钉的。建豹房、私邸、庭园的线全部由户部支付，而非内府所出。光正德二年为灯节买灯和支付皇家园林修缮工程就从太仓库提取35万两银子。正德元年的即位赏赐直接花费了户部140万两银子，他爹孝宗也仅仅动用了30万两。
4.正德十四年因有意巡视两畿、山东遭到臣下强力反对，开始只是罚跪，后来下令对反对者施以廷杖。都指挥佥事张英，兵部员外郎陆震，刑部主事刘较等十二人被当场打死。
说到底，武宗本人叛逆的性格，以及对文官的偏见导致了在位期间的昏庸举动，要说抹黑也不尽然。真正被抹黑的可能是学习态度吧，经常成为反面教材材的朱厚照童鞋小时候学习态度其实是很端正的——“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讲官退，必张拱致敬，作揖送状”。某天讲官没来，还会问左右“先生今日安在耶”。
只看武宗本纪，《明史》的确抹黑了明武宗，用的是春秋笔法，只让你看到一部分事实，那一部分却恰好是坏的事实。
例一：明史本纪里，从来不写他罢织造，只写他遣织造。
复遣内官南京织造。
以两淮、浙江、四川、河东盐课充陕西织造。
《明史》武宗本纪
但实际情况，他也有经常减或罢织造。
内织染局奏行苏杭等府织造两宫 上用等叚计二万四千七百六十匹。尚书曾鉴等言，四方多事，公私匮竭科徵不息民何以堪，宜暂停或量减。 上是之曰既连岁灾伤其减三分之半以苏民力
《明武宗实录》卷十三
运户部银十五万两于陕西固靖等处以充军饷，仍免织造及坐派物料守臣以灾为请故也
《明武宗实录》卷四十七
你们可能觉得这木有什么，但是对比一下别的明朝皇帝本纪里只写罢织造，不写遣织造的情况，用意一目了然。
例二：事实整理不清，只写一半。
庚子，输帑银一百万两于宣府。
《明史》武宗本纪
真实情况是，当时的户部尚书石玠极力反对，只输了一半银而已。
上在宣府需银百万两，玠言国赋匮竭不从乃以其半应命。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六
又如
十二月甲寅，建乾清宫，加天下赋一百万。
《明史》武宗本纪
但真实的情况是：
工部奏营建宫室料价工役，当用银百万两，宜派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均赋于民，每年带徵十之二。恐徵输不及，请暂于内帑借其半以济急用。诏内帑银不必动。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九
虽然都是加赋，但加“浙江和南北直隶”的赋，与加“天下赋”肯定是有区别的，加“一百万”，和“每年带徵十之二”，也是有区别的。
再如
秋七月己亥。录应州功，叙荫升赏者五万余人。
《明史》武宗本纪
事实上，按照黄云眉先生的考证，最终升赏并没有那么多人。
按据实录，升赏九千五百五十五人，乃王琼初议，既改拟援征剿流贼升荫例，则升赏者必不仍原数，史如纪功册书五万余人固误，而实录犹书升赏如初议，其误亦明甚。
《明史考证》黄云眉
又如，正德九年的乾清宫灾，本纪里只有一句“乾清宫灾”，而没有写“敕谕群臣”或“求直言”之类的，但后者也是当年发生的大事，并且别的皇帝本纪里因灾“敕谕群臣”都有写，为什么武宗就不写呢？
例三：加了很多花边小料。
如“帝自号大庆法王，所司铸印以进”，“赐义子一百二十七人国姓”，“帝始微行”，“帝狎虎被伤，不视朝”之类。这些不是不能写，但这些和国家大事有什么关系啊？值得书写进这篇精致浓缩的帝王本纪里？
整篇武宗本纪，大多只看到武宗如何“迫害”大臣，廷杖言官，如何派织造，如何加赋，如何烧了宫殿又微服出行胡作非为，天下如何不太平，到处剿贼，而他这一朝的善政却甚少提及。和实录对照，其掐头去尾的春秋笔法实在是太明显了。
－－－－22日补充－－－
武宗本纪里有一句，＂正德二年夏四月，度僧道四万人。＂查阅他之前的宪宗本纪和孝宗本纪，都没有度僧道的记录。
乍看之下是不是觉得只有武宗佞佛？然而并不是。
明朝每十年度一次僧道，正德二年正是度僧道之期。在这之前，成化二年度十三万二千二百，成化十二年度一万三千三百，成化二十二年度二万四千五百，弘治九年度三万二千二百。度僧道最多的明显是成化朝，正德朝只度二年这四万，下一个十年则不曾度。明史却只录正德朝度僧度记录，而不录别的皇帝度僧道记录，显然是故意要给人以武宗佞佛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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