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在历史上实现过么？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确实是个复杂的话题。要说无政府主义在历史上“实现”过，这得看你对“实现”这个词的定义了。如果说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政府、完全遵循无政府主义原则的社会并长期稳定存在，那可以说是从未真正、完全地实现过。

但是，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宽一些，去审视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理范围内，涌现出的、带有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实验和运动，那答案就变得复杂而丰富了。这些实验和运动，尽管最终都未能彻底摆脱外部压力或内部挑战，但它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我们得先弄清楚，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不是铁板一块。最核心的共同点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性统治和等级制度，提倡一种基于自愿联合、自由协议和社会互助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具体怎么达成，如何运作，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流派有不同的看法。有强调个人自由和非国家主义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也有更侧重集体行动和公社组织的集体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还有更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等。

所以，当我们谈论“实现”时，我们应该是在寻找那些试图实践这些理念的案例。

最常被提及的，也是最接近某种“实现”的例子，大概要属西班牙内战期间的阿拉贡联合地区和加泰罗尼亚地区。

时间回到1930年代末期，西班牙爆发了内战。在这场混乱而血腥的冲突中，共和政府的权力急剧削弱，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以及西班牙其他一些地区，以 CNTFAI（西班牙国家工会革命阵线联盟）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抓住了机会，建立了一套不同于传统国家控制的社会组织模式。

经济运作：在这些地区，许多工厂、土地和生产资料被工人委员会接管和集体化。工人自己管理生产，根据需要分配劳动和产品。例如，在加泰罗尼亚的某些地区，一些重要的工业，如纺织业、铁路运输，都被工人集体管理。农村地区的农业合作社也大量涌现，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他们以合作社的形式共同耕种。这种模式试图实践“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原则。
社会组织：地方自治和自愿联合是关键。社区的决策通常是通过当地的民众大会或工人委员会来完成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命令。人们通过自愿参与来组织社会生活，义务劳动也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参与方式。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也尝试由社区自行组织和管理。
权力结构：尽管存在一些协调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权力是有限的，并且依赖于基层委员会的授权。理论上，任何权力都源于人民的自愿同意，而不是强制。

为什么说“接近”而不是“实现”？

1. 外部压力：西班牙内战本身就是一场残酷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不仅要面对国内法西斯势力的反扑，还要面对来自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势力，以及国际上其他国家势力的干预。这使得他们在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社会模式时，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
2. 内部矛盾：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理论上是团结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派别和地方的理解与执行方式也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最终导致了共和阵营的分裂，对无政府主义的实验造成了致命打击。
3. 短暂性：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验虽然在某些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随着内战的结束，法西斯政权上台，这些实验被强制终结了。

除了西班牙，还有没有其他例子？

巴黎公社（1871年）：虽然通常不被视为一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国家，但巴黎公社的一些组织原则和实践，例如地方自治的区公社、人民武装、工人管理工厂等，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有契合之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积极参与了公社的活动。但它最终也是一个短暂的、被镇压的革命尝试。
乌克兰的马赫诺运动（19181921年）：在俄国内战期间，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乌克兰的赫尔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塔夫里达省的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被称为“自由领地”（Free Territory）的区域。他们试图在没有国家权威的情况下，通过农民自发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和“自由苏维埃”来组织社会生活。经济上，土地被分配给农民，鼓励他们以合作社的形式生产。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的红军以及白军都进行过战斗，最终被红军所击败。马赫诺主义者实践的是一种地方主义、直接民主和联邦制的无政府主义模式。
一些短暂的革命时期和区域性自治尝试：在历史上的一些其他动荡时期，比如法国大革命的某些阶段，或者一些地域性的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中，也曾出现过短暂的、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没有官方强制力量的社会单元。这些通常非常短暂，并且很容易被更强大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所吞噬。

为何无政府主义如此难以“实现”？

这背后有很多深刻的原因：

1. 人类社会的组织惯性：长久以来，人类社会习惯了等级制度和国家管理。从法律、教育、基础设施到人们的思维方式，都深受国家和权威的影响。要彻底打破这种惯性，建立一个完全基于自愿和互助的社会，是极其困难的。
2. 外部威胁：想要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意味着它必须能够抵御来自现有国家政权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还要面对其他非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挑战。一个孤立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很难在强大的敌人环伺下生存。
3. 规模和复杂性：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协调大量人口和资源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如何在缺乏统一指挥和强制力的情况下，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冲突、提供服务，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者需要面对的难题。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联邦制和自由协议来解决，但在实际操作中挑战巨大。
4. 人性的复杂性：无政府主义高度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觉和合作精神。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并且能在自由的环境下更好地发展，但现实中的人性是多样的，存在自私、贪婪、权力欲等因素。如何在没有强制约束的情况下，有效遏制这些负面因素，并鼓励和强化合作，也是一个永恒的挑战。
5. 革命的后果：很多无政府主义的实验都发生在革命或战争时期，这些时期本身就充满了混乱和暴力。即使无政府主义者在混乱中取得了一定的自治，但他们也往往需要团结一切力量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不得不妥协或暂时接受一些非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式。

总而言之，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从未在历史上实现过一个完整、稳定、长期的、以其所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形态。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它的历史存在和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尤其是在革命和内战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确实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社会实验，在某些地区短暂地建立过高度自治、工人自治、土地集体化、基于自愿联合的社会组织。西班牙内战的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地区，以及乌克兰的马赫诺运动，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

这些实验，尽管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们为我们理解和思考“没有国家”的社会模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素材，也展现了人类在追求自由和自治过程中所能迸发出的巨大创造力和勇气。它们的存在，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并非只是虚无缥缈的空想，而是一种能够被尝试、被实践，并能够产生实际影响的政治力量。只不过，在复杂的历史现实面前，其彻底实现依然是一个遥远而艰巨的命题。

网友意见

挖个坑，欧陆风云4一个获得史诗级评价的DLC“利维坦”中，在今天的中国西南以及越南南部腹地添加了数个“无国家社会”政权。而这个设定也不是P社拍个脑子就弄出来的，这个设定很大程度上基于前些年翻译为中文的专著《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本书被许多群里的朋友（虽然这些朋友算不上什么“权威”，笑）高度评价，认为这是James C.Scott最出色的专著之一。我们很多朋友刻板印象中的无政府主义，即“无国家主义”在这里是得到实现的，虽说有点偏题的意味，但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然形成的集团的确某种情况暗扣了安那其主义的思想。

本书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文明与国家是可以分离的，这是相对于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喜欢将国家与文明混同的观点来说的。在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外，仍然可以存在文明。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安那其主义的想法。

如果说有历史人群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没有历史的人群的历史就是他们反抗国家的历史。——Pierre Clastres

本书使用了荷兰人类学家范·申德的“赞米亚”（Zomia）地区的定义，所谓的ZO与MI据说皆出自印度语词根，分别是“边陲”与“人民”的意思。赞米亚这个概念致力于打破民族边界的藩篱，去探讨图中地区居民的某种共性。

可以看到，赞米亚地区横跨数个“文明中心”的国界，包括中国藏南、中国西南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高地地区。赞米亚地区被视作自“文明中心”中流亡出来的民众逃避国家统治的天堂，为了适应赞米亚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不得不“自我野蛮化”。这种说法中实际上暗含了从文明视角出发的某种道德评价，即文明是进步的，自我野蛮化是退步的倒车，是应该被批判的。但作者认为，赞米亚以其独到的地理条件（或者用斯科特建立的“地理阻力”概念来说，这里的地理阻力太大导致文明的谷地国家均无法建立有效的统治）反而让这里成为了流亡者与逃避者的安身之地，而他们最终建立的无国家的文明也不能用野蛮来粗暴评价。

本书开头就引述了三位“征服者”对类赞米亚地区的评价，而他们很显然都处于一种恼怒的绷不住情绪中。中国西南地区的土地支离破碎，沼泽与山林密布，而山脉则是进行统治的最大障碍，由于贵州地方不讲武德的山脉走向，清朝统治者根本不可能绘制出一份简要的地形图参考使用，而当地的原住民显然也对各种山脉的分布说不清楚。更糟糕的是，由于汉少（少还无限可分）混合的特别民族局面，当地的方言更令人头晕目眩，同一个定居点可能有三个以上的名字，同一条河可能有50个名字，听起来还一点关系都没有。而在北美，这样的情况也不会改变多少，殖民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中被密集的河网与错落的山谷分布弄得晕头转向。

更糟糕的是，由于年代的生产力限制，无论是大清帝国还是高棉均无法对赞米亚地区做出有效的统治。这种有效统治实在是一种现代化国家的奢侈，从遥远的首都发出指令，就能让某块偏远的穷乡僻壤的民众动员起来，这在前现代化的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现代化的“谷地国家”能通过各种形式的圈地运动，将边陲地方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这种整合不是要提高边陲地方的生产力，更多是让这些边陲地方成为“有利可图”的税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取缔自然状态的过程，一种“制造臣民”的过程。

但取缔自然状态的过程在赞米亚地区是没有完成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赞米亚地区的居民都处于一种“游耕”的社会形态之中，即刀耕火种、四处迁移的农业社会，这不利于一个国家的诞生。高地中不是没有建立国家的尝试，但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及内部外部的条件让这些尝试都最终失败了。从桶占价值的角度来说，这群赞米亚居民的生产能力不低，抗税能力无限大，因此他们在各国君主那里都有许多特权。他们可以在各个国家之间走私违禁品，包括武器与毒品，而免于被法律追责。主权国家的社会规则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得以维持一种微妙的游离于秩序社会外的独立。

范·申德这样描述说：“赞米亚居民抵制了他们‘所属’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也因此，这群高抗税能力群体即使在殖民者那里也是得到优待的。山地居民通常会在殖民当局那里得到与谷地居民不同的政治待遇（通常是免税等优待），他们也因此对谷地居民的民族独立斗争态度冷漠，几乎不起到积极作用。

赞米亚的高地居民不仅拒绝了谷地居民政治上的扩张，他们在文化方面也得以自行其是。群山成为了阻隔文化传播的自然长城。举例而言，他们要不继续崇拜自己的祖先或持万物有灵论信仰，极少信仰基督教与佛教——即使偶尔有信这类有组织宗教的部落出现，他们也往往表现出一种极度危险的异端趋势与狂热。这使得金字塔式的垂直政治、宗教机构难以在高地生存。因为高地扁平与高度地方化的统治机构，财富上的分层总是不稳定而被限制在地方的。

斯科特认为，赞米亚社会是一种典型的“逃奴社会”，在中华帝国统治下，拒绝“成为汉族”，从西南边陲润出来的“带着失败遗产的山地部落”在赞米亚地区诞生了所谓的“逃避农业”（Escape agriculture），即刻意追求抗税能力，逃避国家征收的农业形态。不要小看逃奴社会对文化的建构能力，在全世界的主权国家之中，或多或少都存在过“逃奴社会”的历史。例如沙俄治下的顿河草原是哥萨克们的天堂。大部分国家也几乎都有自己的赞米亚，比如意大利的赞米亚甚至就在罗马城旁的蓬提安沼泽，直到这里被墨索里尼排干为止。威尼斯从逃亡者的互助结社崛起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商业共和国的历史也许也是赞米亚社会的一种转型历史。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来，智人的历史大多数时间都是无国家的历史，有国家的历史反而也许才是短暂的一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与国家等建构最终会走向消亡，就像中国的宗族概念与欧美的宗教概念最终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一样，从这个角度上来审视，无国家反而是一种历史与未来的概念，不仅实现过，而且将来也必将再次实现。

但我想，当代的安那其主义者是试图论证安那其主义也是能够顺应某种“历史潮流”的，赞米亚社会式的安那其或许并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安那其。拽几句马经的说法，当代安那其主义者想要的安那其是经过对权威的肯定与否定再到否定的否定的安那其，而不是甚至没有经过肯定的第一步的安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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