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晋大臣全都背叛了曹魏，却对西晋很忠诚?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背叛”和“忠诚”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下，其定义和评判标准是会变化的。西晋时期的大臣们，他们对曹魏的态度以及对西晋的忠诚，并非是简单的黑白分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个人选择的。
为什么说他们“背叛”了曹魏？
这里的“背叛”更多的是指政治上的切割和利益的转移。曹魏政权最终是被司马氏取代的，而当初辅佐曹魏的大臣们，很多都成为了司马氏掌握权力过程中的棋子，或者是在司马氏的崛起过程中，选择了站在司马氏一边。
曹魏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与权力真空：
曹操虽然奠定了曹魏的基业，但终究没有称帝，这是曹魏政权的一个天然的“历史包袱”。他的儿子曹丕虽然后来称帝，但早期在与其他诸侯的权力斗争中，曹操和曹丕父子都走了很多“非常规”的道路。
到了曹魏后期，特别是曹叡之后，皇权逐渐衰弱，宗室权力也未能有效制衡外戚和权臣。政局的不稳定，为司马氏的崛起提供了土壤。
权臣的跋扈，例如曹爽专权，以及后来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掌握大权，都表明了曹魏政权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失衡和统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大臣对曹魏政权的未来产生了怀疑，他们需要寻找新的靠山和政治出路。
司马氏的崛起与策略：
司马懿本人就曾是曹魏的重臣，他对曹魏的统治有着深刻的认识，也善于抓住时机。他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手段，逐渐积累了家族的权势。
司马氏在政治上非常擅长“隐忍”和“布局”。他们不像曹操那样张扬跋扈，而是通过联姻、拉拢文臣武将、培植自己的势力等方式，一步步渗透到曹魏的统治核心。
司马昭更是接过了父亲的权柄，在“九品中正制”等制度的加持下，大量出身士族的大臣成为了司马氏的依附者。这些士族家族本身就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他们的支持对司马氏掌握政权至关重要。
大臣们的“无奈”与“选择”：
对于当时的许多大臣来说，尤其是一些出身名门望族的士族成员，他们可能更看重的是家族的利益和自身的政治前途。当曹魏政权风雨飘摇，而司马氏又掌握了实际的权力时，选择“顺势而为”往往是更理性的选择。
很多人并非主动“背叛”，而是被动的卷入这场权力斗争。他们在曹魏时期可能也曾想过维护曹魏的统治，但当权力天平倾斜时，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
历史上很多“忠诚”的标准是事后评价的。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很多大臣可能只是在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阵营，而历史的最终胜利者自然会将他们描绘成“忠诚”于新的政权。
为什么他们对西晋很“忠诚”？
这里的“忠诚”更多的是指对新政权（西晋）的效忠和维护。这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基础之上的。
司马氏的“合法性”构建：
司马炎代魏称帝后，需要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统治，例如册封曹魏宗室，给予他们一定的礼遇，以此表明自己并非是血腥的篡夺者，而是顺应天命，继承了汉魏的正统。
他们也积极笼络原曹魏的旧臣，让他们在新政权中继续担任要职。这些大臣已经习惯了在魏晋的官僚体系中运作，对他们来说，继续为新的统治者服务是一种职业的延续。
利益共同体形成：
司马氏成为统治者后，必然要恩赏那些支持他们的人，特别是那些有能力的大臣。通过封官、赐爵、赏赐大量财富，司马氏迅速将一群重要的大臣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共同体。
这些大臣通过辅佐司马氏，获得了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财富和权力。这种物质利益和权力诱惑，是维系“忠诚”最直接的动力。
士族政治的影响：
西晋时期是士族政治的鼎盛时期。许多大臣本身就是士族家族的代表，他们的家族世代都在为国家效力，这种责任感和家族荣誉感，会让他们倾向于维护一个能够代表他们阶层利益的政权。
司马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得到了士族的支持，因此，西晋政权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士族色彩。维护西晋，也就是维护了士族阶层的整体利益。
对司马氏统治的认可：
相比于曹魏后期的不稳和动荡，司马氏建立的西晋在初期相对而言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虽然“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是后来的事情，但在建国初期，司马炎能够压制住各方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帝国，这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吸引力。
对于那些经历过三国动荡的大臣来说，能够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施展抱负，无疑是值得效忠的。
历史叙事的塑造：
胜利者往往掌握着历史的解释权。司马氏建立西晋后，他们的史官和御用文人，自然会按照有利于司马氏统治的角度来书写历史。那些曾经反对或观望过司马氏的大臣，如果后来选择效忠，也会被描绘成“大是大非面前明辨忠奸”，从而被冠以“忠诚”之名。
总结一下：
西晋大臣们并非一开始就打算背叛曹魏，更不是一开始就对西晋抱有“忠诚”。他们是在曹魏政权内外部因素的夹击下，在司马氏步步为营的权谋下，以及在自身家族利益和政治前途的考量下，被迫或主动地选择站队和适应新的政治格局。
当司马氏成功建立西晋后，通过利益的拉拢、政治的整合以及士族阶层的共荣，这些曾经可能对曹魏有过“忠诚”的大臣们，就成为了西晋政权新的忠诚者。他们的“忠诚”并非是出于对司马氏个人的某种情感依恋，更多的是对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提供政治舞台和物质保障的政权的支持和维护。
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的权力更迭往往是复杂而又现实的。人性中的趋利避害，以及政治环境的变迁，共同塑造了这些历史人物的选择和命运。我们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人的“忠诚”标准去套用历史人物，而是要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真实困境。
网友意见
谈不上忠诚，他们只对自己忠诚。仕晋之于仕魏，也谈不上背叛。
西晋开国的核心人物，无不是曹魏的显贵。
司马氏自不必说。贾充，贾逵之子。钟会，钟繇之子。陈泰，陈群之子。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仕魏俱至三公。
魏晋之争，夏侯玄虽然死难，但在晋代备受推崇。夏侯氏仕晋，仍是二流顶尖的高门。嵇康殉魏，可是其子嵇绍乃晋之忠臣。这些人深知投资的精髓，两头下注。
既然西晋掌权的那一批人，几乎就是曹魏掌权的那一批人，那么这个朝代叫做什么，又有何关系呢？两朝的全部体系一脉相承，只是曹氏被司马氏取代了而已。夏侯氏尚且能够仕晋，何况其他人。
有晋一代，情况始终如此。南渡士族首先保全的是自家的利益。晋室乃身家权位之所系，哪有自己叛自己的说法。
但刘渊、石勒可不讲这些。那是真正的改弦易辙——君不见连王夷甫高贵的头颅都跌落尘土？士族们当然性命要紧，宁肯抛下田宅寄人篱下也要南渡。
满清开科举，士子归心。科举一停，就要复三百年前的明。那个椅子上坐着的屁股是谁的重要吗？不重要。只不要少了我的一杯羹。
行了，别杠了。评论区不少杠精来管我要证据，试问作为原始史料的碑文和史书记载都抵不过你们查到的百度/必应……各路词条，我还能给出什么样的证据呢？
史书上不是没有记载，
《宋书．恩幸传序》：“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后汉书．刘表传》这句：“使（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
《孙楚集》：“又魏武拔奇，决于胸臆，收人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后得人。”
《晋书．李重传》：“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这个丧乱军中无疑指的是曹操时而非曹丕。
胡三省《资治通鉴》卷58汉灵帝中平元年的位置：“后置州郡中正本于此（月旦评）。笼统说来月旦评就是中正的雏形。
近代的
钱穆的《国史大纲》第十八章第一节
毛汉光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第五编
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都有很好的证明曹操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度。
够详细了不？不是书中没记载，只是百度没记载吧？所以别再用各路词条碰瓷了好吗？用词条否定原始史料，然后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正宗，说自己科班考古？这话你自己静下心来想想，能说服你自己不？
所以，别杠了，多看看书。证据有的是。
以下为原答案：
————————————
在魏晋时期如果想做官，那九品中正是不能被忽略的。
东汉末年，察举制的弊端展现出来：浮华造假、结党营私、不切实际。
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桓帝时的官场写照
同时由于烽烟遍地，战乱不断，使得百姓背井离乡，寄寓他地，而这些人中不乏才华横溢者。由于察举制只能推举家乡人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大量人才被流失。
曹操一方面出于对社会旧制度的反思，另一方面为了给流移中的人才出仕的渠道。因此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度。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宋书》
汉朝传统的豪族都推崇儒学，西汉经师只专一经，东汉经师则博通诸经。汝南袁氏、弘农杨氏就是个中佼佼者。而在曹操版的九品中正制度下，新兴了一批不治理儒学，单纯“以功仕进”的寒族。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曹丕发现对世家大族的抑制并不能改变其日渐膨胀的客观事实，而且曹丕代汉称帝也需要这些人的支持，因此就出现了陈群版的九品中正制。
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世族渗透进选举，中央政权和士族势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矛盾开始缓和，士族开始逐渐垄断大权。
这是曹丕的妥协，也是其政权得以平稳过渡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曹氏本身也逐渐“士族化”。
有曹丕代汉的好榜样在前，司马懿在消灭曹爽后推出了一个更能满足自己诉求的九品中正制度——在各州设置大中正。
这一招的有两个目的：
一方面通过设置大中正，把自己的党羽以及自己想要拉拢的各世家子弟安插进去。如此就从源头掌控了人才的“纯洁度”——毫无疑问，只有认可司马氏的才能被摘选。
另一方面也给予各个世家发展空间，这是切实的让利，也是对于各个世家的贿赂。
如此一来，曹魏的基本盘自然转化为司马氏的政治同盟，而新晋人才则全由司马氏私门控制。
在司马昭时期，更是提出了“以资定品”。即以父辈的官职高低、资历深浅作为中正品评的标准之一，这导致大族开始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机遇。
这就造成了后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西晋王朝虽然新创，但是各处却暮气沉沉的原因——因为阶层已经固化了，新鲜血液进不来。
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的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释。
这些既得利益者吃的满嘴流油，政治利益和司马氏紧密挂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会“忠心”。
对于曹氏来说，正是“君以此兴，亦以此亡。”
司马家是新兴儒风家族，虽然不是最显赫，但是在本质上，与各个“老牌”士族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因此利益、诉求也属一致。
司马家兴于河内，司马懿在明帝时期两任专征，更是在曹真去世后都督关中。他在关中坐镇多年，关中诸将多是其旧部或受其提携，其在关中的人际网络是支持司马氏代魏重要的政治筹码。
日后淮南屡生变故，关中形势却一直保持稳定，这使得司马氏从未面临过腹背受敌的局面。而司马氏与东海王氏、泰山羊氏的联姻，使司马氏进入汉末一流名士的通婚网络，以及随着司马懿权位上升，获得开府辟举之权，举荐辟召人才，构筑出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势网络。
司马懿将这种网络“变现”则是自高平陵之变开始。
他利用了功臣们对曹爽的不满情绪，险而又险地发动了宫廷政变。事实上，元老们支持司马懿政变只是为了匡复朝政，当时的口号也是“绛灌之事”。
但是所有人都被利用了，哪怕智慧如蒋济。
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蒋济与之书，言太傅之旨，不过免官而已。爽诛，济进封都乡侯，上疏固辞，不许。济病其言之失，遂发病，丙子，卒。
实际上如蒋济般心存不满的人并非少数。司马师的东关之败，就是其迫于压力急于稳固自身的结果。司马师的执政实质上是权力在权臣家族内部的传递，对外战争失败，他只能通过加强对内严密控制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力。这也是史书上记载其“执法严明”的原因。
除了蒋济，也有人不想蹚这浑水：司马孚、陈泰便是其中代表。
司马孚作为家族长老，一方面试图保持曹魏开国元老之名节，另一方面需要在司马懿父子的政治行动中保全家族。陈泰与司马氏亲近，但仍在高贵乡公问题上坚守了立场。
群臣摇摆的立场和两可的态度也造成了司马氏“外宽内忌”的执政特质：外宽，是为了保持局势稳定、收买人心、延续曹魏官僚集团；内忌，在于对得国不正的深层敏感。
一方面对朝中大臣相当宽容，甚至容许他们表现出留恋故主之心，以争取人心。一方面又绝不容许其对司马氏的专权构成威胁，一旦言行逾越边界，便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整肃。
具体就表现在李丰与夏侯玄事件以及淮南三叛的处理上。
丰在中书二岁，帝数召丰与语，不知所说。师知其议己，请丰相见以诘丰，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钚筑杀之，送尸付廷尉，遂收丰子韬及夏侯玄、张缉等皆下廷尉，钟毓按治，云：“丰与横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谋曰：‘拜贵人日，诸营兵皆屯门，陛下临轩，因此同奉陛下，将群僚人兵，就诛大将军；陛下傥不从人，便当劫将去耳。’”又云：“谋以玄为大将军，缉为车骑将军；玄、辑皆知其谋。”庚戍（二十二日），诛韬、玄、缉、铄、敦、贤，皆夷三族。
而淮南三叛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出发点并不相同。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一个有趣之处：王淩叛变，被毌丘俭、文钦分权；毌丘俭、文钦叛变，征讨先锋是诸葛诞；结果后来诸葛诞又叛。
之前蒋济死于被动，这三人则不是。王淩似有权臣之心，是不满足分得的蛋糕分量；毌丘俭叛变虽然与李丰有关系，但是仍可归结为司马氏集团内部低等士族对功臣子弟的反扑；诸葛诞则全为自保。
九品中正的确给司马家带来了极大的红利，但是其不可忽视的弊端也于此时显现出来。灭蜀与灭吴两役，均出现了主帅与大将相争的局面：
钟会（士族）——邓艾（寒族）
王浑（士族）——王濬（寒族）
司马炎的称帝标志着司马氏家族从政治共同体转变为帝系—旁系结构。而被他遴选出来的决策集团就颇有“富贵荣华，世袭罔替”的意味。
咸宁元年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反映出了晋初权力结构：
以故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司马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司马攸等皆列于铭飨。
本来应该在权力中心的王祥、石苞、陈骞等在司马师时代大放异彩的老臣反而被冷处理。取而代之的是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等新生代大族子登上舞台。
这几族相互联合结婚，政治上可以安排族人加入到帝国的各个实权部门，经济上又有“品官荫客占田制”准许士族合法荫客，合法占有田地。
二者相辅相成，令各地士族愈加放肆，不断进行土地兼并，甚至超过国家法度允许。司马氏则出于政治自卑感，一味的默认放纵。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享受超级VIP的豪族话事人，你是想做贾充，还是李丰？
别忽略了，君恩似海的背后，是漫无边际的由鲜血和烂泥熬成的沼泽，里面埋葬了数不清的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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