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会在晚唐以后失去越南？
从“羁縻”到“郡县”：朝代的更迭与控制力的波动
在讨论晚唐之后中国失去越南之前，我们得先回顾一下中国对越南的早期控制。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就将今天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纳入了版图，设置了交趾郡等行政区划。但这种控制更多的是一种“郡县制”的延伸，中央政府在这里投入了资源，也派遣了官员。
然而，随着中国中央王朝的衰落，尤其是东汉末年之后，这种直接的郡县管理就变得困难起来。三国时期，越南北部逐渐被地方势力割据，例如吴国的吕岱、交趾太守士燮家族的势力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名义上仍属中国王朝，但地方豪族和家族的权力越来越大，中央的指令能够到达的范围和执行力都大大减弱。
唐朝建立后，重新加强了对岭南地区，包括越南北部的控制。唐朝在这里设置了安南都护府，将越南北部纳入了唐朝的行政体系。这一时期，中国的直接管辖和影响力还是比较强的。然而，唐朝的统治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等内乱，中央的权力被严重削弱，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力自然也随之下降。
晚唐及五代时期：黎民的崛起与中国中央的衰弱
到了晚唐，安南地区的都督和刺史也逐渐成为一些地方豪族或军阀的世袭官职。唐朝灭亡后，中国陷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无暇顾及遥远的安南地区，对那里的控制更是名存实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南本土的政治力量开始崭露头角。最关键的人物是曲氏家族。曲氏是安南地区的一个汉族大族，他们逐渐掌握了实权，甚至在唐朝末年开始自主任命官员，俨然成为了地方的统治者。他们虽然名义上还奉中国王朝为宗主国，但实际上已经拥有了极高的自治权。
曲氏家族的崛起，标志着越南地区政治自主性的萌芽。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并且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
北宋的战略失误与机会的流失
宋朝建立后，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虽然加强了对内部的控制，但在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对边疆的管理上，却显露出一些失误。
北宋初期，越南北部的吴氏政权（由吴权建立，推翻了曲氏）仍然奉宋朝为宗主。然而，北宋并没有派遣大规模的军队去重新巩固对安南地区的直接统治，而是采取了一种“羁縻”的政策，承认吴氏政权作为藩属国，通过册封等方式维持宗主关系。
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可能是为了避免再次陷入边疆冲突的泥潭，但它也为越南的进一步独立提供了机会。在宋朝内部改革和与其他政权（如辽、西夏）周旋的同时，越南的本土王朝在悄然成长。
十二使君之乱与丁朝的建立：越南的自主建国
到了越南历史上的“十二使君之乱”时期，北宋对这种混乱的反应相对迟缓。虽然宋朝名义上册封了吴氏政权的继承者，但实际上对越南内部的权力斗争缺乏有效的干预能力。
在十二使君之乱平息后，丁部领（丁汉）建立了大瞿越（后更名为大越），成为了越南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朝。丁部领的建国，标志着越南摆脱了中国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开始了自主建国的历程。
丁朝建立后，仍然向宋朝进贡，并接受册封，维持着藩属国关系。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外交策略，而非政治上的依附。越南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皇帝、自己的行政体系、自己的法律和军队。
接下来的王朝与中国宗主国的渐行渐远
丁朝之后，越南经历了李朝、陈朝、胡朝等一系列王朝的更迭。在这些过程中，越南一直在努力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并且在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
李朝时期，越南多次与北宋、南宋发生冲突，但最终都成功地抵御了中国的进攻，维护了国家独立。最著名的是10751077年宋越战争，越南的李朝成功击退了宋朝的进攻。
陈朝时期，越南更是抵御了蒙古的两次大规模入侵，其军事实力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胡朝时期，为了改革，胡季犛一度废除了越南的汉字国号，改用越南语拼音，并且试图模仿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甚至一度对中国采取挑衅性的举动。在胡朝末期，明朝曾趁机出兵占领越南，但很快就被越南的起义军驱逐。这次短暂的明朝统治，反而激起了越南更强烈的民族反抗意识。
“失去”的根本原因：自主性的增强与中国中央的相对衰弱
综合来看，中国在晚唐之后失去越南，根本原因在于：
1. 中国中央王朝的相对衰弱： 从晚唐开始，中国经历了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北宋南宋对峙，以及后来的元朝、明朝的内部动荡和外部压力。这种长期的分裂和内耗，使得中国中央政府在稳定和巩固边疆方面的资源和精力大大削弱。相比之下，越南地区的本土政治力量则在持续成长和凝聚。
2. 越南本土政治力量的崛起与巩固： 越南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着一些地方豪族，他们逐渐积累了实力。在唐朝衰弱后，这些力量趁势而起，通过一系列的权力斗争，最终建立了稳定的、自主的王朝。这些王朝拥有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感。
3. 地理因素与文化差异的微妙作用： 越南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且气候、文化上与中国中原地区存在一定差异。虽然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但这种影响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随着越南本土政治力量的壮大，这种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也为政治上的独立提供了土壤。
4. 宋朝“羁縻”政策的局限性： 北宋虽然以强大的经济和文化实力著称，但在对越南的政策上，过于侧重于维持宗主关系，而未能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去加强直接控制，也未能有效阻止越南本土势力的崛起。这可以说是中国在失去对越南直接控制权上，一个战略性的失误。
总而言之，晚唐之后中国失去越南，并非因为中国主动放弃，也不是因为越南突然反叛。更准确地说，这是中国中央王朝权力波动时期，一个边远地区本土政治力量逐步崛起并最终实现自主建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失去了对这片土地的直接管辖权，但与越南的宗藩关系以及文化上的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这种“失去”，是历史大势使然，是地缘政治和国家发展周期性规律的体现。
网友意见
荒蛮之地，以前来一个营，就征服一个国了；后来水稻产量增加，人口增多，来一个军也压不住了，补给、军令于是都成了问题，帝国边界进而收缩但稳固在现状了。
为什么是晚唐，因为东南亚一定在晚唐前不久发生了些什么，上海也引种了水稻，后来还有棉花。
那么会是什么呢，很可能就是梗籼之争，anyway，不管印度、中国，甚至总爱参乎一脚的日本，梗于前，而籼于后。总之，籼米普及自印度，进而东南亚，再而中日韩，在那个黑暗世纪里养活了我们的祖先，那么势力范围无论怎么变动，先保存下了咱们的基因才要紧。
今儿终于吃饱吃好了再算账，国足™的那叫一个不争气哟。
现代越南国家的形成，直接原因固然是宋朝、明朝对越南的统一战争失败，有很大的偶然性。尤其是明朝在越南，实际上永乐时期“郡县交趾”已经相当成功，在红河三角洲核心区统治也一直平稳，不稳定的是九真地区，而由于后来明仁宗、明宣宗对永乐朝政策的全盘否定，导致朱棣死后，黎利迅速做大，明宣宗在平叛前就以体面撤军为底线，导致局势滑坡，全省沦陷，我另一帖有具体写：
但客观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不再需要像汉魏南朝时期那样沿着海岸线行进，绕海南岛航线成熟后，北部湾偏离主航道，使得曾经南中国最重要的对外港口交州迅速衰败，战略地位一落千丈。东汉马援对北越改土归流以后，交州成为东汉到南朝汉人在岭南最重要的据点，地位超过广州。汉末士燮割据岭南，以交趾作为统治中心，刘焉寻求割据地点，也一度“求交阯牧”；东晋南朝“衣冠南渡”，大量北方汉人南下越南，《宋书》记载交州设置有“流民督护”管理北来流民，而两广没有，可见南迁汉人进入交州远多于广州；中古高僧从海上入华，交州也是其首选，佛教史料里一堆高僧都和交州有关，可见当时盛况。而到唐代，交州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广州再次成为南中国第一大港。宋初士人甚至说“交州瘴海，得之如获石田”（《宋史》卷293），这固然是无力征讨的托词，但交州重要性下降也由此可见。
第二个关键是气候变化。现在历史气候变化已经是显学，谈“大历史”自然不可回避气候变化的决定性。交州地处热带，寒冷期有利于北方农民南下开垦，而温暖期则过于炎热，古代医疗条件下无力抑制“瘴气”疾病蔓延，过于湿热的环境也不适合北方农耕技术推广。
魏晋南朝是寒冷期，历史上交州地区的第一次大开发、以及史料记载大量北方流民进入交州，都是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正是这一次开发，使得北越成为汉文化主导的地区，而早在东汉就独立的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没接收到这一波移民，就形成了几乎完全不带华夏色彩的占城文明。
隋唐时期又是温暖期。唐太宗时，任命卢祖尚为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岭南瘴疠 ”为由拒绝去，唐太宗大怒，命斩于朝堂，可见当时北方人对岭南热带疾病的畏惧。元明清三朝是寒冷期，这一时期也恰是越南大幅往南扩张的时期，同时也是藏缅语、侗台语农民南下开发中南半岛的高峰期，缅人进入南方孟族地区、泰人南下开发泰国，都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唐末有一波降温，但宋朝似乎仍是温暖期。越南独立之初缺乏人口，史载交州人在宋朝羁縻州洞大量购买奴隶“岁不下数百千人”，可能正是由于汉语人口严重不足，才导致原本讲汉语的交州军阀在割据几百年后民族融合，反而形成了以越芒语为基本词、汉语仅作为高级词汇的现代越南语。越南人同化占城，也是利用了明清寒冷期。以前越南多次攻破占城，都无法长期占领，而后黎朝以后，占城就一蹶不振，其实本质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北方越南农民进入占城，在生产方式上替代了占人。清代越南人更是进一步扩张到湄公河三角洲。
唐宋之际是气候转冷的关键时期，而恰好此时越南独立，导致李陈朝时交州汉人和越芒人融合，初步形成了现代越南民族。明朝统一越南失败，又使得在明清寒冷期，越南民族不但得以巩固，还进一步扩张到越南中部以及南部湄公河流域，此后中南半岛的格局就再也无法扭转了。
明清寒冷期，可以认为是东南亚农耕民族格局形成的最关键时期，这就导致偶然性的明宣宗政策失误，变成了中越民族的永久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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