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波斯人写的史书质量为什么那么差?

回答


关于“波斯人写的史书质量较差”这一说法需要谨慎对待。实际上,波斯历史书写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以下从多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一、波斯史书的历史脉络与多样性
1. 萨珊王朝(224651年)
萨珊时期的史书多以铭文、碑刻形式存在,如《巴赫拉姆·古尔石碑》等,内容多为颂扬君主功绩的文学性文本。这一时期缺乏系统的编年体史书,但其艺术和文献保存水平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属于较高层次。
伊斯兰征服后,萨珊帝国的文化遗产被部分保留(如《列王纪》的前半部),但整体上历史书写传统遭遇中断。

2. 伊斯兰时期的波斯
阿拔斯王朝时期(813世纪):波斯学者在阿拉伯文化影响下发展出独特的史学传统。例如,比鲁尼(AlBiruni)的《印度史》和拉施特丁(Rashid alDin)的《世界史》是重要里程碑。
萨法维王朝时期(1618世纪):波斯学者在伊斯兰世界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如阿布·哈米德·加扎利的《历史之镜》等。

3. 现代性转型
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学术影响,波斯史书开始向现代史学方法论靠拢,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



二、可能存在的“质量争议”原因分析
1. 资料保存与流传的局限性
波斯历史上多次遭遇战乱和政权更迭(如蒙古西征),许多早期文献流失或受损。现存的史书多为后期整理,可能包含后世加工成分。
萨珊时期的官方史书多以粟特文、帕拉维文等非波斯语书写,而波斯语在伊斯兰化后成为文学语言而非学术用语,导致历史记录的复杂性。

2. 政治与宗教影响
阿拔斯王朝对萨珊帝国的历史书写存在选择性记载,例如将萨珊统治者描述为“异教徒”,可能削弱了史书的客观性。
伊斯兰教义对历史叙述的影响(如强调正统性)可能导致部分史家回避某些敏感话题。

3. 文学与实证的张力
波斯传统重视修辞和文学性,例如《列王纪》虽是重要文献,但其叙事风格更接近史诗而非严格的历史记录。这种倾向可能被现代读者误认为“质量低下”。
早期波斯史家(如巴布尔的《巴布尔回忆录》)常结合个人经历与文学想象,缺乏严格的史料批判。

4. 语言与翻译问题
波斯语在伊斯兰时期经历了阿拉伯化过程,许多史书需依赖阿拉伯语文献转译。例如,拉施特丁的《世界史》虽用波斯语撰写,但内容大量引用阿拉伯学者的研究。
现代研究者可能因语言障碍(如古波斯语、中世纪波斯语)而误读或误解原始文献。

5. 比较视角的偏差
西方史学传统更强调实证主义与批判性分析,而波斯史书常以叙述性和道德教化为主。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西方学者对波斯史学评价较低。
例如,《列王纪》的文学价值被广泛认可,但其历史真实性(如“伊玛目”传说)在现代学术中存在争议。



三、反驳“质量差”的典型证据
1. 重要史书的学术贡献
拉施特丁的《世界史》是最早尝试全球史叙事的著作之一,融合了波斯、伊斯兰与蒙古历史。
比鲁尼的《印度史》以严谨的实地调查和跨文化比较著称,其科学性在当时领先于欧洲。

2. 萨珊时期的文献保存
萨珊王朝的《阿尔达希尔纪事》(Ardashirnameh)是现存最早的波斯帝国官方历史记录之一,其结构和内容显示较高的组织性。
帕拉维文铭刻(如纳哈万德石碑)为研究萨珊社会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3. 伊斯兰时期史学的成就
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波斯学者如伊本·穆卡菲(Ibn alMuqaffa')在翻译和整理希腊、印度知识方面贡献卓著。
14世纪的《沙纳玛》注释者们对文学与历史的结合研究,体现了深厚的学术传统。



四、现代视角下的反思
1. 史学标准的主观性
不同文明对“质量”的定义不同。波斯史书强调叙事完整性与道德寓意,而非严格的考古实证。
例如,《列王纪》虽有神话元素,但其文化记忆功能远超现代西方史学的“真实性”标准。

2. 后殖民视角的批判
部分学者认为,“波斯史书质量差”的刻板印象源于欧洲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明的误读。例如,伊斯兰黄金时代的波斯学者在中世纪欧洲学术圈具有极高地位。

3. 数字化与跨学科研究的突破
现代考古学和语言学技术(如《沙纳玛》手稿的数字分析)正在揭示波斯史书的复杂性,修正了过去对“质量差”的片面看法。



五、结论
“波斯人写的史书质量较差”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波斯历史书写传统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独特的特征:萨珊时期以铭文和文学为主,伊斯兰时期发展出兼具学术与宗教色彩的史学体系,现代研究则逐渐揭示其深层价值。所谓的“质量问题”更多源于文化差异、史料保存状况及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影响。要客观评价波斯史书,需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文献类型及跨文明比较视野。

建议进一步阅读:
《列王纪》(Shahnameh)的文学与历史分析
拉施特丁《世界史》(Jami alTawarikh)的研究著作
西方学者对波斯史学传统的批判性研究(如G. R. G. H. Wright的论文)
现代波斯语文献数字化项目(如EBTOL数据库)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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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既不懂“波斯史书”也不懂“中国史书”,因无知而傲慢,因傲慢愈加无知的人才能提出的问题。而且,他之前大概早已在脑中预设好一个无懈可击雷打不动的答案了。

所以,鄙文并不是为了向他传递知识扭转其错误认识,他既没交过学费,还主动拉黑了窝,我没有这样做的义务。发这通牢骚纯粹因为不平而已,大量各国蒙元史伊朗史前辈学人为这部珍贵史著的点校研究付出了光阴,志费尼秉承着些许“遗民之志”振笔直书保留的大量原始史料,也成为后人了解蒙古征服中亚这段残酷历史的信息源头。

而这些的肇始,在题主口中竟不过是“水平还不如神话”的东西?

更何况窝老把汉译伊尔汗国“御前赞颂人”失哈布丁为《世界征服者史》创作的续篇《瓦萨夫史》视为今生的一项事业,而前者作为史著的表达手法与立意又远高于后者,更不能忍。

谨以下面这通牢骚,对志费尼书的文体,以及作者在其中表达的态度与观点做一个介绍。如果给我一个评价《世界征服者史》的机会,那必然是:

—— 一部兼具了语言智慧、珍贵史料、客观评判、遗民之情的良史佳作。

第一,题主对《志费尼书》内容的描述,让我极度怀疑他究竟看没看过原文。

他不可能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读到“给耶律大石安穆斯林帽子”。因为称耶律大石为“秘密穆斯林”的是另一部中世纪波斯文史著——术札尼(Minhaj b·Siraj Muhammad Juzjan)的《纳昔儿史话》(Tabaqat-i Nasiri 又译《卫教者表》),尚无汉译本。

只是在中文互联网上,“秘密穆斯林说”被各路历史写手讹传为时代接近的志费尼书罢了

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唯一提及耶律大石生平的部分是第二部第十章《哈刺契丹的诸汗,他们的兴起和他们的衰亡》的开头部分,并无相关内容:

他们的老家在契丹,在那里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物。某种强有力的因素使他们离开他们的国家,因此他们被迫流亡,去履危涉险,经受跋涉的辛劳。他们把他们的王公和首领称为菊儿汗,即众汗之汗。当他离开契丹时,他由八十名他的家人和部下陪同,尽管据另一说法,他是由一支极庞大的部属随同。他们抵达吉利吉思国,向该地区的部落发动进攻,后者也反过来袭扰契丹人。他们从那里征进,直到他们来到叶密立,在这里他们建筑了一座其基址至今尚存的城市。这儿有很多突厥人和部落大量集合在菊儿汗身边,以致他们达到四万户。但他们在这里也不能停留,因此他们继续前进,到达蒙古人现在称之为虎思八里(Ghuz -Baligh)的八剌撒浑。该邦的君王是一个把他的先世追溯到阿甫剌西牙卜、但无能无力的人。该地的哈剌鲁 (Qarligh) 和康里突厥人已摆脱了对他的隶属,而且经常欺凌他,袭击他的部属和牲口,进行抄掠。这个当君王的家伙,不能阻止他们或者把他们赶跑。听说菊儿汗及其部下的移居,以及他们人多,他向他们遣出使者,把自已的软弱、康里人和哈刺鲁人的强大和奸诈告诉他,并请求他到他的都城去,以此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版图置于他的治下,从而使他自己摆脱这尘世的烦恼。菊儿汗进抵八剌撒浑,登上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他从阿甫剌西牙卜后人那里接受汗的称号,授与后者夷离堇·突厥蛮(lig *turkmen)的衔头。他这时把沙黑纳派到从谦谦州到巴儿昔罕(Barskhan),从答刺速到牙芬奇(Yafinch)的各个地方去。不久后他的百姓兴旺,他们的牲口长了膘,这时他使康里人服从他的统治,并把一支军队遣往可失哈耳和忽炭,也征服了该地区。他下一步派一支军队到吉利吉思人的国土,以报他在他们手中受辱之仇。他还征服了别失八里,从那里出兵拔汗那和河中,这些州邑也臣服于他,算端乌思蛮的祖先、河中的算端们承认他为他们的宗主。在他获得这些胜利,他的军队由此受到鼓舞,他的骑士和马匹为数大增后,他就派他的大将额儿布思(Erbiz))出师花剌子模,在那里,他洗劫村落,进行大屠杀。花剌子模沙阿即思遣一名使臣去见他,答应臣服于菊儿汗,并同意交纳一笔三千金的那的贡赋,这笔钱他今后用货物或牲口的形式上交。按这些条件缔和后,额儿布思班师回朝。菊儿汗不久后死了,他的妻子阔阳(Kuyang)作为他的继承人登上宝座,开始颁发敕旨。(417-418页。本文所有引文均引自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

他所谓“成吉思汗受真主感召”云云,在《志费尼书》中也没有半点影子。其中最接近此内容的部分,不过是称成吉思汗行事“暗合天道”而已,自宗教信仰者的世界观对成吉思汗的成功做出了解释:

成吉思汗在谴往四方召谕各族归降的信使中,从来不施加威胁、恐吓,这倒是古代暴君的手法,他们经常拿他们阔的领土、大量的甲兵粮草来吓唬他们的敌人;相反地,蒙古人最严重的警告是:“ 如你们不屈服,也不投降,我们怎知道如何呢?古老的天神,他知道。”倘若大家细想这话的含义,[那末他们将发现]这就是信赖真主者的话一一全能真主说,“倚赖于主者, 主给予充足援助”,因而这种人必然随心所欲,如愿以偿,得其所哉。

紧接着,志费尼指出了成吉思汗对于宗教的真正态度:

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注,非宗教意味)。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包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28-29)

那么,所谓“通篇就是给伊斯兰教吹nb,整天呼唤真主”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其实这一点倒提醒了我,他未必完全没见过志费尼书的原文,大概的确是读过《世界征服者史》的一部分的,但应该仅限于宗教经典引用较多的开端《颂词》(猜猜是给谁的)、《绪言》两节。但在《世界征服者史》正文的史事叙述,超自然力与人类命运的关系,一般只出现在作者夹杂的感叹讨论之中,大多在仅在篇章末尾有一处。

咱也不清楚“每章至少三位数呼唤真主”是哪个珍贵版本的《志费尼书》。

第二,不得不说,题主对《志费尼书》的总体评判是十分低级、张口就来的。

《世界征服者史》只有一个汉译本,即1981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高济先生译本。译自1958年英国波斯学家波伊勒(John Andrew Boyle)的英文译注版。何译本《世界征服者史》一并保留翻译了波伊勒的自序,其实就可以很好回答题主这种人的大部分疑惑,姑且引之。

首先是史料价值,就总信息量与信息来源数量来说,志费尼书自然无法企及几十年后拉施特主持下伊尔汗国官修的煌煌巨著《史集》,受到的关注也稍晚。

引用巴尔托德的话,他的著作“尚未得到它应有的估价”,而至少在西方,志费尼被后来的拉施特所压倒,拉施特的庞大著作,“一部中世纪时在亚洲和欧洲单个人不能完成的巨大历史百科全书”,大部分很早就有了欧洲文字的翻译。拉施特能够利用志费尼看不到的蒙古材料,他对成吉思汗早年的叙述,比这位较早的史家的叙述,要完整得多,详尽得多。

但就史料价值而言,具有亲历者回忆录性质的志费尼书无疑是所有史著中最高的那类,而且正是《史集》的史源之一:

另一方面,志费尼则更接近他叙述的事件,他关于入侵的大部分描写,必定根据目击者的报道。至于在入侵和旭烈兀西征之间的波斯史,他能够依赖他父亲的追忆和他本人的回想。而到最后,如我们所看到,他自己变成了事件的参加者。有意义的是,拉施特在谈这个时期的历史中,经常满足于几乎逐字逐句地追随他的前辈。志费尼更有两次访问东亚的方便。他对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大部分报道,必定是在蒙古宗王的宫廷中,以及他到那里去的旅途中,所搜集到的;同时他的日期的准确性,不仅拿拉施特,也拿诸如迦儿宾、卢不鲁克、马可波罗等西方旅行家,以及拿中国和蒙古史料,相比较,可以得到证明。(27-28)

志费尼撰写《世界征服者史》使用的文体,是华丽的传统波斯散文体,在行文中,作者大量引用了伊斯兰文化与波斯文化中的名著、典故、史诗以及经文。当然题主是不理解这种东西的,在他看来来不过是最不齿的部分,被视为“质量差的证据”“整天呼唤真主”。以他对伊斯兰世界及伊斯兰文化的理解水平,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他什么。

实际上,这正是志费尼夹带、表达个人意志的载体:

译文中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损失。不像后来的拉施特一一他的语言极其简朴,志费尼是那种巳成为传统波斯散文体的大师。它是一种使用修辞家所知的所有修辞技巧的文体,凡有可能时,就加进双关语,而这些不仅是我们所理解的双关语,而且是仅供观看的、叫做可视双关语的东西:两个字在形状上相同,尽管在发音上也许完全两样。文中杂有来自阿剌伯和波斯诗人的引句,有作者自己写的诗,也有引自《古兰经》的章句,同时诸章在开始、结尾或者插在中间,有对人类愿望落空和对命运残酷这类题目的感叹。然而,志费尼是个有鉴赏力的人,他使他的修辞有所节制,并且能够在情况需要时,用极朴素的和最简明的语言来讲述他的故事。在这点上他不同于他的崇拜者和续撰者瓦撒夫,后者被说成是“文体雕琢过甚,以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布朗说:“我们能够 更容易地原谅这位作者,倘若他的史书作为它所处理的这个时期(1257一1328)的原始材料说,不那么有价值的话,但事实上它之重要,一如它之难读。”在志费尼中,另一方面,常有个把观点甚至隐藏在看来仅为修饰的话中。例如,引用民族史诗《沙赫纳美》即《列王纪》,他能够发泄那种不能公开说出的情绪

一方面,作为蒙古统治下的高级官员,他必须为蒙古征服者的统治构建合法性。志费尼使用了大量的笔墨,试图证明蒙古人的入侵乃至于带来的毁灭、屠戮都来自于神的意志与安排,是对于犯罪的犯穆斯林降下的天罚。同时,作者称赞了蒙古人对穆斯林对手的打击,以及蒙古大征服客观上扩展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这是作者所在立场要求他所必须说的话,也是无法挽回的既成事实的承认。

另一方面,他具有作为一个波斯知识分子,一个伊斯兰知识分子的天然感情,志费尼“并不苦心地掩盖他喜欢穆斯林的过去,而不是蒙古人的今天”,“他的同情心完全在被推翻的王朝上”

当写到摩柯末死于里海中小岛时,志费尼以“坚石流出眼泪,大山发出伤悼”的诗句,诉说着花拉子模人痛彻心扉的亡国之伤:

他当时就被葬在那个岛上,但后来算端扎兰丁叫把他的骸骨运到额儿担团(Ardahn)堡。 一个骚客撰写如下的诗句以咏其景:

王啊,这场灾难因为凶兆而落到你头上;
你离开了,正救却受到许多挫折。
王啊,星空是一顶头盔,取代你的王冠,
你的王国有如斗篷之被折痕所紧束

伊斯兰被这桩惨事弄得心碎和瘫痪,因这场使坚石眼里流出血泪的大祸,真信者的心悲痛和哀伤。

看那石头的哭泣,别说它[仅仅]是淌水;
瞧那大山的伤悼,别以为它[不过]是一声回响。

每间茅屋中都有哭声,每个角落人心都为这事悲伤。哭哭啼啼,扯他们的头发,他们叹息、呻吟、哀挽地念道和唱道

穆斯林国土的算端在哪里?
大教主的榜样在哪里?
劲若锋刃的他在哪里?
柔若矛杆的他在哪里?
确实,那场灾害已给我们带来了
无法清楚的不幸。(451-452)

值得一提的是,“你的王国有如斗篷之被折痕所紧束”一句是使用双关语的典型范例。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王国犹如满是折痕的斗篷,因惨遭蹂躏而破败不堪。同时,原文中的“折痕”一词(Chin)又与波斯语中的“中国”谐音,使原句可以解为“你的王国有如斗篷之被中国所紧束”。很明显,作者此处以“中国”代指来自东方的蒙古征服者。

蒙古大军残虐后的中亚的,学术凋敝,知识毁灭,志费尼对此也发出了痛心疾首地哀嚎。大批不学无术之徒,仅仅因为熟悉蒙古-突厥语言被征服者委以高位。正如同志费尼满怀恨意的讥刺,能够书写畏兀儿蒙古字“在当今是博学多识的根本”。不能直接对蒙古统治者发表意见的作者,在书中向以花拉子模的舍里甫丁为代表的冠履倒置、磨牙吮血、敲骨吸髓的新官吏施以极尽嘲讽之语,甚至近乎于破口大骂:

......因此,上述这个恶棍,他在经过贫穷困苦后,已成为公驼、母驼的拥有者并已用孤儿寡妇的心血养肥了他自己(全能的真主说:“在那一天, 他们的财宝将在狱火中.被焚,他们的额头将打上财宝的烙印”),这时因他过去的劳绩,以及行家的退隐,被任命为兀鲁黑必闍赤,文星和天神在发泄这些情绪时从眼里流下血泪:

时代的面孔已翻过来,脖子变成了脸,
奇迹!脑袋从肩上掉下来,
继神气之后变成了一条尾巴。
同时驴子的身份不再卑贱,
给安上了豹子的雕鞍[并且]戴上了金冠。
有多少不配象他们父亲那样
被称作贵人的庶子,私生子!
老天帮助和指引他们,他们获得了财富,
自命不凡。

对于抵抗蒙古入侵的领袖人物,志费尼的公开赞美是毫无保留的,在作者笔下,他们的忠勇已是无以复加。双关语与经典的利用,更使作者能够“发泄那种不能公开说出的情绪”。例如,志费尼通过多次引用的《列王纪》段落,将花拉子模的抗蒙人物直比作伊朗的上古英雄鲁斯塔姆(Rustam),从而将蒙古人致于波斯人宿敌都兰族的位置上

如忽毡的守将,以三支箭呵退三名敌将的帖木儿灭里:

然后,蒙古人进兵忽毡。他们兵临城下,居民躲进内堡,冀图逃脱厄运的残害。城堡的守将是帖木儿灭里,提起此人,确实可以说,如鲁斯坦再世,也只配给他当马夫......

......不久他就穿上苏菲服装,成为一一个苏菲教徒,前往西利亚。若干年后,这些苦难已过去,时间的创伤得到治愈,对乡土的怀恋使他归去,更确切说,那是天意逼他回去的。抵达拔汗那,他在斡失(Oeh)城住了好几年,呆在该地,因了解事情的现状,他不时访问忽毡。在那里,他遇到他的儿子,由于拔都宫廷的恩典,其父的家资、财产已赐与(soyurghamishi)他。帖木儿走近他说:“要是你 见到你的生身之父,你还认得他吗?”儿子回答说:“我跟他分手时才是个孩子,我可认不出他。但这儿有个奴隶认识他,”于是他把那个奴隶找来来,奴隶一见帖木儿身上的迹印,证明确实是他。他的事四下传开,另外几个受托保管财产的人,不接待他,否认他是帖木儿。所以,他有意去朝见合罕,让合罕的法眼垂顾。路途中他遇上合答罕(Qadaqan), 后者命令把他缚起来;他们之间交谈一番,合答罕向他询问他跟蒙古军打仗的事。

大海和山岳目睹
我怎样跟都兰军的著名英雄交锋。
星星可以证明:因我的英勇,
全世界都拜倒在我足下。

他用破箭射瞎的那个蒙古人,现在认出他,于是,当合答罕更加仔细盘问他的时候,他在回答时忘记了对皇室应有的礼貌。盛怒之下,合答罕射出一支箭,这是对他过去那次发射的箭的总回答。

他痛苦挣扎,然后一声悲叹,
他再也没有祸福之念。

因为创伤是致命的,他从这短暂的尘世赴永生的天国,他从这荒漠逃出:

那里无处求生,无路逃命。
苍天哪!你的作法多奇怪,
破坏的是你,兴复的也是你。(109-111)

又如印度河之战中的扎兰丁

......他从右面攻到左面,又从左面攻击蒙古军的中心,他一次再一次进攻,但蒙古军步步紧逼,使他的活动底盘越来越小,战场越来越窄,但他依然像雄狮那样战斗。

他催马所至之处,都使鲜血掺合尘土。

......蒙古兵看见他投入河中,正要跟踪入水。但成吉思汗制止了他们。由于惊讶过分,他用手捂嘴,一再对他的儿子们说:“为父者需有若此之子。”

亦思梵的牙儿在他后面遥望,
发觉他在那条河远方的陆地上。
他说:别把这个人叫做人吧——
他是头怒象,天赋与威武和雄壮。
他这样说,向鲁斯坦走的方向凝望着。(156-157)

重要的是,将蒙古西征构建为“天罚”后,志费尼对蒙古人在征服中亚时所有的残酷屠掠,以及故土呼罗珊的城乡百姓遭遇蹂躏的惨状,便可以直言不讳地统统加以记载。例如:

......故此,成吉思汗下令,把巴里黑人统统赶到旷野,按惯例分为百人、千人一群,不分大小、多寡、男女,尽行诛戮,没有留下干湿的一丝形迹。长期以来,野兽饱餐死者的尸体,狮、狼相安地共同嚼食,鹰、隼无争地从同一张餐桌上享用。 吃吧,撕裂吧,鬣狗啊, 享受那具无人收的尸体吧。 接着,他们纵火焚烧该城的园林,以全力去摧毁外垒、城墙、邸宅和宫殿。全能真主曾说:“凡属城镇, 余于末日前辄欲全毁之,或予以严谴。此皆载诸元典。”成吉思汗从白沙瓦回师,抵巴里黑,他发现很多藏身于角落、洞穴、[在蒙古人走后]再出来的难民。他下令把他们全杀掉,使这些人应验那句“余且叠次加罪于彼”的话。凡有余下的直立墙垣,蒙古人就把它推倒,再次扫清该地的所有文明遗迹。(153)

......从古儿疾汪出师,蒙古兵抵达范延(Bamiyan),该地居民进行抵抗,双方均使用弓矢弩砲。忽然,从该地百姓的毁灭者,那天命的拇指上,一支方镞箭毫无耽误地飞出城来,射中察合台之子、成吉思汗的爱孙。蒙古军加紧攻城,把它攻克,成吉思汗下令把所有动物,从人类到牲口,杀个精光;不许留下俘虏,那怕孕妇腹内的胎儿也不得饶过;今后不许动物居住在这个地方。他给它取名为卯危八里,波斯语义为“歹城”。时至今日,没有动物在其中安居。(154)

同时,构建“蒙古西征乃是天罚”这一唯心视角的志费尼,却对蒙古人成功,中亚统治者失败的真实原因有着极其清醒客观、十分唯物的认识。

成吉思汗的过人军事才能,固然是一方面。志费尼说,即使是亚历山大在使计用策方面也会“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略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但最为关键的,是蒙古人那支组织举世罕见的军队:

他们的军队组织,从亚当时代迄至成吉思汗子孙统治天下大部分地方的今天,历史上从未曾有过,文献中也未曾记录过,任何王朝的帝王拥有像鞑靼军这样的军队:“如此坚韧不拔,对饱暖知恩图报,在顺逆环境中服从其将官;这既不是指望俸禄和采邑,也不是期待军饷和晋级......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呢?(32-33)

志费尼进一步指出,蒙古人天下无敌的军队,在于其军民合一、义务均等、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制度。而他们“更加文明”的敌人,在每一方面都与之相距甚远,陷足于君臣无信,贪污腐败的泥沼之中。

这和别的帝王有多大的差别啊。别的帝王,一旦他们拿钱,买的奴隶在自己的马厩里有了十匹马,他得留心跟他谈话,更不用说让他统帅一支军队,或者他发了财,掌了权了,到那时,他们不能撤掉他,他多半还要真刀真枪起兵造反呢!每逢这些帝王准备进攻敌入,或者自己遭到敌人进攻,他们都要花上成年累月的时间去装备一支军队,要耗费一座满满的金库去开军饷和置封邑。他们发了军饷和津贴,士兵人数成千成万增加,但到打仗那天,他们的队伍到处是一笔糊涂帐,结果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战场上。有次,一个牧羊人给唤去报告工作。司帐人问:“还有多少羊? ”牧人问:“在哪里? ”"在帐簿上。牧人答道:“这正是我要问的原因:羊一只也没有了。这适用于比喻他们的军队。士兵的每个将官为增加部下的饷银,宣称说:“我有若干人马,”但到查阅时,他们却用相互顶替之法冒充全部兵员。(33)

在描绘花拉子模王朝的败亡之路时,志费尼同样充满着反思意识。

例如选录堂兄的回忆,指出摩柯末与西辽开战乃是自毁长城之道。

“当使者们带着算端战胜契丹的消息抵达沙的阿黑时,该城的所有百姓,各按自己的心意和条件,相互馈赠,彼此道贺。苦行派向真主谢恩;达官贵人随铜鼓和号笛声宴饗闹饮;黎庶欢欣寻乐;年轻人在园囿中喧闹地狂欢;老年人相互交谈。和几个别的人一起,我(作者的堂兄)访问了我的老师、赛夷撤都鲁丁(Sadr-ad-Din)之子赛夷穆儿塔扎(Murtaza)。我发现他忧伤和沉静地坐在他家的一个角落里。我们询问他在如此喜庆的时刻悲伤的原因。‘大意的人们啊。’他回答说:‘在这些突厥人的那边,是一支以其凶残仇报而桀骜不驯、其人数之多超过果格(Gog)和马果格四(Magog)的民族。而契丹人实际,上是一座把我们和他们隔开来的祖勒-哈儿纳因(Zul-Qarnain)墙。当这堵墙除去时,在这个国土内将无和平可言,任何人将不得高枕无忧。今天我在为伊斯兰哀悼。’”

年轻人在一面镜子中所看到的,
老年人则在一块烧砖中看到。(406-407)

再如借扎兰丁之口,指出摩柯末在蒙古入侵之际被动分兵固守城池乃是引颈就戮,自取灭亡之计。

魔鬼这个蛊惑者,已使他的父亲算端摩诃末心中恐怖和害怕到极点,以致为了不让那支无穷的军队抓到,为了在他们的袭击前紧踩马蹬逃生,他但求入地有缝,上天有梯。当他在鞑靼人前面撤退,并抱着迁居和逃亡的打算抵达撒麻耳干时,他开始把那些多年来早就为这一情况所准备、为类似这些日子而保留的骁勇士卒和战士分散到全国,派作国土的守卫者
而在他的儿子们当中,那年龄最长、最英武勇敢、犹如帝王头上的皇冠和圣教的明灯者:

大地上真主影子的后裔
倘若他在算端们当中被提到,
他们将喊道:“好样儿!”
当他身边排列着少壮和青年时,
国土的猎取者也卑怯地拜倒在他面前——

也就是算端扎兰丁,独自跟随他的父亲,其他的儿子们则是今生的装饰并且是愚蠢的。他老是抨击他父亲的计划,因它离开了正确的目标和正当的途径,而且老是说:“在一个 我们没有遭遇,甚至还没有离开他本土的敌人面前,转身逃跑,把军旅分散到各地,这是一个懦夫的表现,不是一个强大侯王的作法。倘若算端没有决心前进、打仗、攻击和进行肉搏战,而是坚持他的逃跑决定,那么让他把勇敢士兵的指挥权交给我,以此,我们可以挺身去防止事变,预防虚浮苍天的灾害,免得失掉机会,我们的足陷进惶惑的泥潭,并且免得我们象胶糖那样受到谴责之口的咀嚼,在全人类眼前溺毙在悔恨的洪流中。

要么闪耀的老天没有醒来,
否则这样的行动是不困难的。(271-272)

·

看到这里,我想各位对《志费尼书》真正值得的评价,想必也有了些许概念。如果将这个机会交给我,那必然是:

一部兼具语言智慧、珍贵史料、客观评判、遗民之情的良史佳作,中世纪波斯语历史书写井喷时代的开启之作。


最后,考虑到题主可能会修改问题描述羞愧而逃,姑且留一证在此,以证窝从没有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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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9更新

前两天和几位朋友讨论,又想到了几条。

由于波斯地区历来没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伊尔汗国是例外,完者都汗命拉施特主持《史集》编纂),因此大多数波斯史家在进行写作时没有什么规定的范式;虽然君主有时会任命身边的御用文人为其撰史,本质上仍是“私史”、为君主歌功颂德。

而史家往往先以文人身份出现,这就导致了大多数史书“文史不分家”:基本以时间为序,记述较杂乱,史实、轶事、诗歌夹杂着出现;而关于战争方面的记载——特别是兵力方面的记载,或道听途说,未能亲身经历;或因文人喜爱浮藻之本性,而有所夸大,甚至十分夸张,导致难以置信而用。

在记载事迹上与中国类似,以帝王家事、英雄史诗为主。而文人身份的史家大多对从头开始写不厌其烦,往往在自己不想写、不擅长的章节借鉴、甚至直接抄录前人著作,而前人著作一般是权威性高、流传广、名气大的史书,如《塔巴里史》、《全史》、《史集》等,尽管这使得大多数史书其内容乏善可陈,新内容不多,但也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前人的珍贵著作(特别是已经佚失的)。能抄录到权威著作的记载自然史书质量能得以保证,但若是抄到错误的地方,那么这个错误就会一路流传,导致其史书质量参差不齐。


首先,在ysl世界里歌颂真主、赞美真主才是主旋律,不这么干的是异类;在此基础上对强者的赞颂、示好甚至将其拉进ysl教籍贯我想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最多只能说《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写作时掺杂私货、个人感情略多,并不能以个例代表整体。二十四史里难道就没有神怪一类的传说吗?历朝历代开国皇帝有哪个不是天资出众、雄才大略之辈?为什么在史书中还得给自己安一些显赫出身,什么五帝之后,汉朝宗室,甚至神灵之子、神灵下凡这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传说?当时可不是21世纪,互联网发达,人人有书读,当时的人就接受这种玩意,认为这样才合理。

至于波斯人写的史书质量差,恐怕只是题主的主观想法,史书质量差不差,并不是取决于他里面参杂了多少私货,而是其中提供了多少珍贵记载;其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对后世学者研究是否有帮助;实际上,我更愿意称之为“参差不齐”。世界各地的史书修撰大多是这种情况,在波斯或者说伊斯兰世界更明显一些,因为伊斯兰世界主要是私人修史为主,很少有官方史书,撰写史书的主力是学者、文人、宗教领袖等,受限于各人的文体水平、个人思想、时代背景等,也会呈现不一样的情况。要是《世界征服者史》此书果真差劲,我想也不至于受各国学者推崇,国内也不会专门将其翻译为中文了。

哪怕看百度百科也能知道:

《世界征服者史》成书于13世纪60年代,大部分是作者耳闻目睹的史实,是波斯文中有关蒙古史的重要文献。

该书共分三卷:第一卷记述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事迹,第二卷是中亚和波斯史,第三卷内容庞杂,自拖雷开始,着重叙述蒙哥汗登基及其统治初期的历史,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

我想这就是《世界征服者史》地位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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