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苏轼来代替王安石实行变法会成功吗？
让苏轼来代替王安石推行变法？这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设想。不过，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深入理解一下苏轼和王安石各自的性格、治学理念，以及当时北宋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
首先，我们得把两人“拎”出来好好看看。
王安石： 这位可是个“改革的硬汉”。他的变法，与其说是政治主张，不如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体制改造”的决心。他出身于一个相对贫寒的官宦家庭，但天资聪颖，饱读经史，对当时的积弊深恶痛绝。他看待问题，往往是直指核心，认为国家之所以积弱，根本在于制度僵化，官僚腐败，土地兼并严重，以及朝廷“冗官、冗费、冗兵”的问题。
他的变法，你可以想象成一位外科医生，对病入膏肓的身体，毫不犹豫地动刀，要切除坏死的组织，重塑健康的肌体。比如“青苗法”，他是想通过官方信贷，既解决农民缺钱的问题，也收回一些高利贷的利润；“市易法”，则是想通过官方控制商品流通，打击大商人囤积居奇，稳定物价；“保马法”、“将兵法”，都是为了解决军队战斗力的问题，减少军费开支。
王安石的特点是什么？坚定，不妥协，甚至可以说是“一股脑”地往前冲。 他不畏强权，不惧反对，相信自己的理念能救国。他有极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对症下药，环环相扣。但他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过于理想化，对人情世故的考量不足，容易得罪人，也容易激起士大夫集团的强烈反弹。 他认为变法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种破釜沉舟的态度，固然有魄力，但也注定了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苏轼：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轼。这位可是“文学巨匠”，但同时也是个“清流”的代表，是士大夫阶层的“偶像”。苏轼的才华自不必说，但他更重要的特点是他的“仁爱”和“宽容”。他看待问题，往往是从人出发，关注民生疾苦，但他的解决之道，更多的是体恤民情，注重实际操作的便利性，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去“动手术”。
你可以把苏轼想象成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他看到病人有病，但更关心的是病人的感受，他会先开一些温和的药方，希望病人能慢慢好起来，而不是一下子就用猛药。他反对“苛政”，主张“顺应天道”，强调“恩威并施”，反对“矫枉过正”。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虽然总体上认可变法的初衷，但对具体措施的很多地方都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王安石的某些方法过于激进，扰民太甚，例如青苗法，他觉得实际执行起来容易被地方官员弄虚作假，变成“扰民”的工具。他更喜欢“因循”，喜欢在现有基础上做一些改良，而不是彻底推翻。
那么，如果苏轼来当“那个推行变法的人”，会怎样？
首先，从“出发点”和“对症下药”的思路来说，苏轼和王安石其实有共通之处。 他们都看到了北宋面临的危机，都希望通过改革来富国强兵，解决积弊。苏轼也不是完全反对变法，他自己也曾参与过一些地方性的改革，比如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在密州训练民兵，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但是，关键在于“执行”和“风格”。
1. 风格上的差异：
王安石的“雷霆万钧” vs. 苏轼的“润物无声”（或相对温和）。 如果是苏轼来推行变法，他可能不会像王安石那样，上来就来一套“组合拳”，把所有改革措施一口气推出去。他可能会采取更加渐进、试行、一步一步来的方式。
政治手腕： 王安石是坚定的“君子”，但他不擅长处理复杂的政治斗争，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幼稚”。他不懂得如何与朝中大臣打交道，也不太懂如何在不引起太大反对的情况下推进改革。而苏轼虽然也清高，但他毕竟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多年，更懂得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如何在不树敌太多、不引起剧烈反弹的情况下，逐步推行自己的想法。
2. 具体措施的调整：
更侧重“利民”而不仅仅是“富国”： 苏轼的改革，可能会更强调对普通百姓的直接利益和感受。比如在青苗法上，他可能会更注重如何防止基层官员的滥用，如何制定更符合实际的贷款额度和利率，甚至可能会放宽一些条件，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 苏轼的改革，不太可能像王安石那样“一刀切”。他更倾向于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对政策进行调整。这虽然可能导致政策的“一致性”不那么强，但可能更容易被各地接受和执行。
更注重“劝说”和“沟通”： 王安石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他很少去解释，也很少去征求反对者的意见。苏轼则更愿意与士大夫们交流，试图通过说理、沟通来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减少他们的阻力。他会用他那如椽的笔，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来解释变法的意义和好处。
3. 阻力的来源和应对：
反对派的性质： 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士大夫集团。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具体措施，更是王安石那种“破旧立新”的态度，以及他挑战祖宗家法的做法。
苏轼的应对： 如果是苏轼，他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王安石变法中那些“合理”的、真正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同时对那些“过激”的、容易引起反对的措施进行修改或搁置。他可能会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一个更微妙的平衡点。他不会像王安石那样，把反对者视为敌人，而是会试图拉拢一部分，疏远一部分，或者至少争取一部分的“不作为”。
与皇帝的关系： 变法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支持。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是坚定的支持者，但他可能不会像支持王安石那样，去支持一个可能被认为“温吞”的苏轼。然而，苏轼的性格和才能，也许能让宋神宗更看重他“能够善后”的能力。
那么，他会“成功”吗？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我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成功”的可能性：
可能成功的方面：
阻力会减小： 相比于王安石，苏轼在士大夫阶层中的人望更高，他的改革更容易被接受，反对的声音也会相对较小。他不会像王安石那样，轻易将所有人都推到对立面。
政策的落地性更好： 由于苏轼更注重实际操作的灵活性和对民情的考量，他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更少出现“走样”和“变味”的情况，更容易真正惠及百姓。
“两头兼顾”的可能性： 苏轼的改革，可能会在“富国”和“利民”之间，在“变革”和“稳定”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避免了王安石变法那样，在改革初期虽然有成效，但副作用也很大，甚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可能失败的方面（或者说，难以达到王安石那种“彻底性”的改革）：
改革力度可能不够： 如果苏轼采取的是更加温和、渐进的方式，那么对于那些根深蒂固的积弊，可能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比如土地兼并问题，如果只做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触及根本，那么效果可能就有限。
“妥协”带来的质疑： 苏轼可能会为了争取支持，对一些改革措施进行妥协，这可能会被一些激进的改革派视为“软弱”，而保守派则可能仍然抓住机会攻击。
“名士”的局限性： 尽管苏轼是杰出的政治家，但他毕竟以文学闻名，他的形象更多的是“名士”。在很多时候，这种形象反而会让他被认为“不务实”，或者“过于理想化”，这对他推行一项需要铁腕手段的改革，可能是一个障碍。
政治环境的制约： 即使是苏轼，面对强大的保守派势力，以及宋神宗之后的宋哲宗、宋徽宗等皇帝，他也很难保证改革能够一帆风顺。即使他自己有改革之心，但如果皇帝不支持，或者政治环境恶化，他的改革也会无疾而终。
总的来说，如果让苏轼来代替王安石推行变法，我倾向于认为：
他不会像王安石那样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对，他的改革可能会更加平稳，更容易被士大夫阶层接受，并且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更具人性化和可操作性。
但他也很难达到王安石那种“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力度。 很多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可能因为苏轼的“温和”和“不愿激化矛盾”，而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他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在改革的“度”上把握得恰到好处，以及能否得到持续、有力的皇权支持。 如果他能像王安石那样，在改革的原则上坚持到底，同时又能用更圆融的方式处理政治关系，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成功的改革者，带来更广泛的认同和更持久的成果。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滚动的，王安石的“硬”和苏轼的“软”，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都有其深刻的原因。将两者简单地置换，也只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或许，苏轼真正擅长的，是“治乱”，而不是“变乱”。他的才华，更适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发挥他“抚民”和“安民”的作用。
首先，我们得把两人“拎”出来好好看看。
王安石： 这位可是个“改革的硬汉”。他的变法，与其说是政治主张，不如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体制改造”的决心。他出身于一个相对贫寒的官宦家庭，但天资聪颖，饱读经史，对当时的积弊深恶痛绝。他看待问题，往往是直指核心，认为国家之所以积弱，根本在于制度僵化，官僚腐败，土地兼并严重，以及朝廷“冗官、冗费、冗兵”的问题。
他的变法，你可以想象成一位外科医生，对病入膏肓的身体，毫不犹豫地动刀，要切除坏死的组织，重塑健康的肌体。比如“青苗法”，他是想通过官方信贷，既解决农民缺钱的问题，也收回一些高利贷的利润；“市易法”，则是想通过官方控制商品流通，打击大商人囤积居奇，稳定物价；“保马法”、“将兵法”，都是为了解决军队战斗力的问题，减少军费开支。
王安石的特点是什么？坚定，不妥协，甚至可以说是“一股脑”地往前冲。 他不畏强权，不惧反对，相信自己的理念能救国。他有极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对症下药，环环相扣。但他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过于理想化，对人情世故的考量不足，容易得罪人，也容易激起士大夫集团的强烈反弹。 他认为变法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这种破釜沉舟的态度，固然有魄力，但也注定了会遭遇巨大的阻力。
苏轼： 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轼。这位可是“文学巨匠”，但同时也是个“清流”的代表，是士大夫阶层的“偶像”。苏轼的才华自不必说，但他更重要的特点是他的“仁爱”和“宽容”。他看待问题，往往是从人出发，关注民生疾苦，但他的解决之道，更多的是体恤民情，注重实际操作的便利性，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去“动手术”。
你可以把苏轼想象成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他看到病人有病，但更关心的是病人的感受，他会先开一些温和的药方，希望病人能慢慢好起来，而不是一下子就用猛药。他反对“苛政”，主张“顺应天道”，强调“恩威并施”，反对“矫枉过正”。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虽然总体上认可变法的初衷，但对具体措施的很多地方都持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王安石的某些方法过于激进，扰民太甚，例如青苗法，他觉得实际执行起来容易被地方官员弄虚作假，变成“扰民”的工具。他更喜欢“因循”，喜欢在现有基础上做一些改良，而不是彻底推翻。
那么，如果苏轼来当“那个推行变法的人”，会怎样？
首先，从“出发点”和“对症下药”的思路来说，苏轼和王安石其实有共通之处。 他们都看到了北宋面临的危机，都希望通过改革来富国强兵，解决积弊。苏轼也不是完全反对变法，他自己也曾参与过一些地方性的改革，比如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在密州训练民兵，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但是，关键在于“执行”和“风格”。
1. 风格上的差异：
王安石的“雷霆万钧” vs. 苏轼的“润物无声”（或相对温和）。 如果是苏轼来推行变法，他可能不会像王安石那样，上来就来一套“组合拳”，把所有改革措施一口气推出去。他可能会采取更加渐进、试行、一步一步来的方式。
政治手腕： 王安石是坚定的“君子”，但他不擅长处理复杂的政治斗争，甚至可以说是“政治幼稚”。他不懂得如何与朝中大臣打交道，也不太懂如何在不引起太大反对的情况下推进改革。而苏轼虽然也清高，但他毕竟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多年，更懂得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周旋，如何在不树敌太多、不引起剧烈反弹的情况下，逐步推行自己的想法。
2. 具体措施的调整：
更侧重“利民”而不仅仅是“富国”： 苏轼的改革，可能会更强调对普通百姓的直接利益和感受。比如在青苗法上，他可能会更注重如何防止基层官员的滥用，如何制定更符合实际的贷款额度和利率，甚至可能会放宽一些条件，以减轻农民的负担。
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 苏轼的改革，不太可能像王安石那样“一刀切”。他更倾向于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对政策进行调整。这虽然可能导致政策的“一致性”不那么强，但可能更容易被各地接受和执行。
更注重“劝说”和“沟通”： 王安石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他很少去解释，也很少去征求反对者的意见。苏轼则更愿意与士大夫们交流，试图通过说理、沟通来获得他们的支持，或者至少减少他们的阻力。他会用他那如椽的笔，写出更有说服力的文章，来解释变法的意义和好处。
3. 阻力的来源和应对：
反对派的性质： 王安石变法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士大夫集团。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具体措施，更是王安石那种“破旧立新”的态度，以及他挑战祖宗家法的做法。
苏轼的应对： 如果是苏轼，他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王安石变法中那些“合理”的、真正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同时对那些“过激”的、容易引起反对的措施进行修改或搁置。他可能会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一个更微妙的平衡点。他不会像王安石那样，把反对者视为敌人，而是会试图拉拢一部分，疏远一部分，或者至少争取一部分的“不作为”。
与皇帝的关系： 变法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支持。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是坚定的支持者，但他可能不会像支持王安石那样，去支持一个可能被认为“温吞”的苏轼。然而，苏轼的性格和才能，也许能让宋神宗更看重他“能够善后”的能力。
那么，他会“成功”吗？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很难给出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我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成功”的可能性：
可能成功的方面：
阻力会减小： 相比于王安石，苏轼在士大夫阶层中的人望更高，他的改革更容易被接受，反对的声音也会相对较小。他不会像王安石那样，轻易将所有人都推到对立面。
政策的落地性更好： 由于苏轼更注重实际操作的灵活性和对民情的考量，他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更少出现“走样”和“变味”的情况，更容易真正惠及百姓。
“两头兼顾”的可能性： 苏轼的改革，可能会在“富国”和“利民”之间，在“变革”和“稳定”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点，避免了王安石变法那样，在改革初期虽然有成效，但副作用也很大，甚至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可能失败的方面（或者说，难以达到王安石那种“彻底性”的改革）：
改革力度可能不够： 如果苏轼采取的是更加温和、渐进的方式，那么对于那些根深蒂固的积弊，可能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比如土地兼并问题，如果只做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触及根本，那么效果可能就有限。
“妥协”带来的质疑： 苏轼可能会为了争取支持，对一些改革措施进行妥协，这可能会被一些激进的改革派视为“软弱”，而保守派则可能仍然抓住机会攻击。
“名士”的局限性： 尽管苏轼是杰出的政治家，但他毕竟以文学闻名，他的形象更多的是“名士”。在很多时候，这种形象反而会让他被认为“不务实”，或者“过于理想化”，这对他推行一项需要铁腕手段的改革，可能是一个障碍。
政治环境的制约： 即使是苏轼，面对强大的保守派势力，以及宋神宗之后的宋哲宗、宋徽宗等皇帝，他也很难保证改革能够一帆风顺。即使他自己有改革之心，但如果皇帝不支持，或者政治环境恶化，他的改革也会无疾而终。
总的来说，如果让苏轼来代替王安石推行变法，我倾向于认为：
他不会像王安石那样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对，他的改革可能会更加平稳，更容易被士大夫阶层接受，并且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更具人性化和可操作性。
但他也很难达到王安石那种“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力度。 很多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可能因为苏轼的“温和”和“不愿激化矛盾”，而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他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在改革的“度”上把握得恰到好处，以及能否得到持续、有力的皇权支持。 如果他能像王安石那样，在改革的原则上坚持到底，同时又能用更圆融的方式处理政治关系，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成功的改革者，带来更广泛的认同和更持久的成果。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滚动的，王安石的“硬”和苏轼的“软”，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都有其深刻的原因。将两者简单地置换，也只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或许，苏轼真正擅长的，是“治乱”，而不是“变乱”。他的才华，更适合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发挥他“抚民”和“安民”的作用。
网友意见
不行了，这下面回答笑死我了
希望各位苏吹明白，文学能力≠政治能力，更何况元丰之前苏轼的文学能力也比不过王安石
苏轼先当个执政再吹吧
顺便我是真不懂苏吹为什么看不起福建子，当年福建子也是被旧党大佬人人称赞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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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任地方官20年，养望天下，变法前可谓天下士林都希望王安石入主中枢。苏轼的地方官任职经历完全无法比较
至于进入中枢之后，王安石在政治斗争方面迅速碾压旧党，一时政事堂“生老病死苦”，确认了自己权威，与之相比，苏子瞻熙宁出外不谈，乌台诗案也不谈，光说元祐之后苏轼还是被旧党排斥，这种条件都抓不住，几入京师而无所获，虽然我更不喜欢苏子由，但不得不说，苏辙的政治斗争能力还是比苏轼强多了。
王安石在中枢变法期间，富国强兵，扭转了西北战局，改善社会治安，更重要的是使北宋国库充实，与仁宗后期和英宗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而苏轼如上所言，根本没有中枢治政经验，就更完全比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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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的观点搬上来
一条一条说
那苏轼怎么没能让赵煦对他崇拜？两人在政治层面的人望是可以比较的？
司马光治政能力不强，但不代表他政治能力不强，旧党赤帜又不是开玩笑，熙宁年间对新党的批评也是最有力的，苏轼是连政治斗争这个基本线都过不了，还谈什么治政能力。
王安石没治政能力真的蛮好玩的，20年地方官经历得来的评价就是没管理能力，拜托了解一下仁宗、英宗朝以及熙宁初王安石的声誉吧。
做不好同级管理不知道王安石是怎么以执政身份把握政事堂，做不好下级管理不知道王安石是怎么让新学成为官学，垄断科举解释权。
另外我是真不知道黄庭坚、秦观能和吕惠卿比，两者在政治能力上有可比性？我也不是很明白新法闹的四方扰攘结果治安反而比仁宗朝好了。另外对于青苗法的争论明显是党争的一部分，新党在这方面退缩才是政治能力不足的表现吧（正如苏轼后来的表现），王安石和福建子怎么可能不知道下面有问题？但一是总体情况良好，二是自己退缩面临的只可能是旧党全面反扑，这不是政治斗争的基本原则？
苏轼的一生政治能力还没有得到验证？如果他政治能力真的强何必一再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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