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驳“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躺平就是懒”的观点？
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详细地反驳这个观点：
第一部分：反驳“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这句话本身是对的，富人的钱确实不是凭空出现的。但它的潜台词往往是：“他们的钱是通过辛勤劳动、聪明才智、承担风险得来的，所以他们值得拥有，而那些抱怨生活不如意的人，只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
这种说法忽略了财富积累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多种因素，其中一些因素与“大风刮来”的性质并无本质区别，或者说，这种“刮来”并非人人都能复制的幸运。
1. 继承与代际财富转移：
详细解释： 这是最直接的反驳。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富人，其第一桶金（甚至大部分财富）都来源于家族的继承。他们可能继承了家族企业、巨额资产、优质教育资源、人脉网络，甚至是一个在社会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垄断或半垄断的地位。
“大风刮来”的类比： 这种继承，对于没有获得继承权的人来说，就像是“大风刮来”的。他们并没有付出与财富价值相匹配的个人劳动或承担相应的风险。财富的获得不是基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而是基于出身的偶然性。
举例： 很多全球顶级富豪，如沃伦·巴菲特虽然自身能力极强，但他能早期接触到投资并得到支持，这本身就得益于其家庭背景。而更多我们不太熟悉的富豪，其财富更是纯粹的继承。比如，某房地产大亨的子女，一出生就坐拥万亿资产，这与一个普通人辛勤工作几十年也无法企及的财富数额，其获得方式完全不同。
2. 资源与信息不对称：
详细解释： 财富的积累往往与对稀缺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有关。这包括土地、自然资源、金融资本、信息、技术专利等。而拥有这些资源的人，往往是那些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掌握话语权和决策权的人。
“大风刮来”的类比： 当普通人还在辛勤劳动、微薄收入时，拥有这些稀缺资源的人，可以通过资本运作、资源配置等方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巨额收益。这种收益的产生，可能更多地是“钱生钱”，是利用已有的优势而非从零开始的汗水。信息和知识的壁垒，也使得普通人难以进入高回报的领域。
举例： 土地的升值，很多时候是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入的结果，但土地所有者却能坐享其成。金融市场的某些投资，虽然需要专业知识，但早期进入某个风口，或者拥有大量原始股，其回报可能远超普通人的劳动所得。某些掌握核心技术或专利的公司，其产品即使生产成本不高，但通过专利壁垒和市场垄断，也能获得超额利润。
3. 机会与时代红利：
详细解释： 某些历史时期或特定行业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经济红利。例如，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早期创业者、房地产黄金时期的投资者等等。
“大风刮来”的类比： 抓住这些机会，虽然也需要一定的眼光和魄力，但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生在那个时代”的幸运。这种时势造英雄的情况，对于没有赶上或无法抓住这些机遇的人来说，也可能被视为一种“大风刮来”的财富。
举例： 某个在2000年初就抓住了互联网浪潮的创业者，可能通过几个关键性的决策，就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同时期同样有才华、同样努力但进入了传统行业的个体，可能就远不如他富有。这中间的差距，除了个人能力，时代因素的影响巨大。
4. 金融与资本的“魔法”：
详细解释： 金融工具和资本运作，在现代社会是财富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杠杆、投资、股票、债券、衍生品等等，都可能在短时间内放大财富，但也伴随着风险。
“大风刮来”的类比： 对于不了解金融运作的普通人而言，看到别人通过投资迅速积累财富，可能会觉得如同“大风刮来”。这并非说他们不努力，但这种增长速度和乘数效应，是劳动所得难以比拟的。而且，金融的玩法往往也需要初始资本和专业知识，这又回到了资源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举例： 一个通过多次成功的股票交易积累了数百万财富的人，其收入可能比一个兢兢业业工作的白领高出许多倍。但这种财富增长的模式，与普通人的“日结”或“月薪”是截然不同的。
总结反驳“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富人的钱确实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大风刮来”，但 “大风刮来”的比喻，恰恰点出了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的“非劳动所得”、“偶然性”、“不平等性”等关键因素。 富人的财富积累，往往是个人能力、辛勤劳动、承担风险、以及 继承、资源、信息、机会、资本运作 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将财富的来源简单归结为“不是大风刮来的”，忽视了这些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因素，从而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和阶层固化进行辩护。
第二部分：反驳“躺平就是懒”
“躺平”一词，通常被用来形容一种消极避世、放弃努力、只求温饱的生活状态。但将所有选择“躺平”的人都简单地定义为“懒”，同样是一种片面和带有道德评判的论断。
1. “躺平”的根本原因：对现实的理性或无奈回应
详细解释： 很多选择“躺平”并非源于纯粹的懒惰，而是对当前社会经济现实的一种权衡和回应。当社会结构性问题导致向上流动的通道狭窄，奋斗的回报与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或者个人面对的压力（如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内卷化竞争、缺乏保障等）过于沉重时，一部分人会选择“躺平”来降低消耗，保护自我。
“懒”的曲解： 这种选择，更准确的理解是 “止损”、“降低期望”、“回归基本需求”、“寻求心理平衡”，而不是简单的“懒惰”。他们不是不想付出，而是觉得付出的边际效益太低，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如过度消耗健康和时间）。
举例： 一个年轻人，发现即使每天加班加点，也无法负担大城市的房租，也无法看到结婚生子的希望，更别说拥有个人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降低物质追求，找一份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提升个人幸福感、发展兴趣爱好上，这与其说是懒，不如说是一种理性的自我保护和价值重塑。
2. 对“勤奋”和“成功”定义的挑战
详细解释： 传统观念将“勤奋”与“成功”划等号，认为不辞劳苦、不断追求更高目标才叫勤奋，而追求稳定、低欲望的生活就是懒惰。但这种定义是狭隘的。
“懒”的重新解读： “躺平”者可能是在挑战这种单一的成功叙事。他们可能认为，过度追求物质和地位是社会灌输的价值观，而真正的成功是内心的平静、自由、与自我的和谐。在这种价值观下，他们拒绝参与一场“永无止境”的竞赛，从而选择“退出”，这并非懒惰，而是对人生价值的另一种追求。
举例： 有些“躺平”者可能并非完全不工作，而是选择做自己感兴趣的、耗费精力较少的工作，以此来换取自由时间。他们可能每周只工作几天，或者选择兼职，将剩余的时间用于学习、旅行、陪伴家人，或者做一些社会公益。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的无所事事。
3. “躺平”是社会问题的折射，而非个体道德缺陷
详细解释： 当一个社会普遍出现“躺平”现象时，这往往反映了社会系统性的问题，比如：
机会不均： 普通人上升通道被堵死。
回报失衡： 劳动所得不足以支撑体面生活。
过度内卷： 竞争的成本远高于收益。
社会保障不足： 人们对未来缺乏安全感。
“懒”的转移视线： 将“躺平”简单归咎于个体“懒惰”，是一种“受害者有罪论”。它将本应由社会结构性问题承担的责任，转移到了个体身上，从而回避了改革的必要性。
举例： 韩国年轻人流行的“N抛世代”（放弃恋爱、结婚、生子、买房、人际关系等），并非他们天生懒惰或对生活绝望，而是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年轻人的“懒”，是对他们困境的漠视。
4. “躺平”不等于“无所事事”
详细解释： “躺平”也可能是一种战略性的休息和调整。在高度竞争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持续高强度的输出会让人精疲力竭。适当的“躺平”可以是一种充电，是为了日后能更好地前行。
“懒”的误解： 他们可能是在调整自己的节奏，并非放弃一切。他们可能是在观察、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更合适的时机。
举例： 一位在行业内拼搏了十几年，感到身心俱疲的专业人士，选择暂时离开竞争激烈的岗位，去旅行一段时间，或者学习一项新的技能，这不是懒惰，而是为了避免 burnout（职业倦怠），并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总结反驳“躺平就是懒”：
将“躺平”简单地视为“懒惰”，是对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过度简化和道德绑架。很多选择“躺平”的人，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 理性评估、无奈妥协、价值观重塑，或是对自身精力的合理分配。他们可能是在追求一种不同于主流的“成功”定义，是在反抗不合理的竞争，或是在为自己争取喘息的空间。将个人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选择，简单归结为个人品德（懒惰）问题，不仅不公平，也忽视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三部分：将两者联系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反驳
将上述两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形成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反驳论证：
1. 财富分配不均是导致“躺平”的土壤：
“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这句话，看似强调了努力，但忽略了 “如何挣钱”、“挣什么钱”、“起点” 的巨大差异。当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继承、资源优势、资本运作等非劳动密集型方式积累时，就导致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衡。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可能需要付出比富人多得多的努力，才能获得微不足道的进步。当这种努力的边际效益极低，或者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时，选择“躺平”就成了一种 “理性回避风险”或“放弃无效竞争” 的选择，而非单纯的懒惰。与其说他们懒，不如说他们是在面对一个不公平的起点和回报体系时，为自己的精力做出了“性价比”的考量。
2. “躺平”是对不公平财富积累方式的消极反抗：
当社会充斥着“富人的钱来得比你容易多了”的事实，而同时又被要求普通人“勤劳致富，躺平就是懒”时，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张力。普通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同样的付出，结果却天差地别？为什么我的勤奋换不来应有的回报，而别人的“不劳而获”（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却能得到尊重甚至赞扬？
因此，“躺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对 “富人挣钱逻辑的质疑”和“社会评价体系的无声反抗”。他们拒绝为那个让他们觉得不公平的体系卖命，选择退出游戏规则之外，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3. 批评“躺平”者，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或认同现有体系者：
那些最喜欢用“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躺平就是懒”来攻击别人的人，往往是那些享受现有社会结构红利的人，或者是那些高度认同“努力就能成功”的普世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强加给他人的人。他们通过强调个人努力，来 合法化自己的财富或社会地位，并希望其他人也能遵循同样的路径，从而维持现有秩序。
综合结论：
“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躺平就是懒”这句话，是一种 简单化、片面化、带有偏见的论断。
它忽略了财富积累中 非劳动所得、代际转移、资源垄断、信息不对称 等关键因素，模糊了财富来源的 不平等性。
它将“躺平”简单归结为个人品德缺陷（懒惰），而忽视了其背后深刻的 社会经济原因、个体理性选择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它通过 道德绑架和价值评判，维护了现有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的逻辑，忽视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 促进公平、优化机会、改革制度。
因此，在面对这样的论调时，我们应该用更全面、更深刻的视角去分析和反驳，理解个体的选择背后往往有其复杂的原因，并认识到社会制度的公平性是每个人能否“不懒”并获得体面生活的基础。
网友意见
“白手起家”是商业大亨编造的“最美童话”
“我从未见过从苦力起家的商人。”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
你所熟知的大亨发家史并不光彩。他们真的是白手起家吗？他们真的勤劳节俭吗？他们真的靠自由市场竞争取胜吗？大亨真的是亚洲经济崛起的贡献者吗？咱们一起跟随亚洲通资深记者 Joe Studwell的采访调查，揭开这些占据富豪榜多年的亚洲富豪的真实面目。
一、白手起家的谎言
每一个大亨都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励志故事，渲染年轻时候过着非人的贫苦日子，给多少年轻人植入了发家致富的梦。但事实上，真正白手起家的大亨几乎没有。研究海外华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曾说：“我从未见过从苦力起家的商人。”
大亨的发家渠道离不开这两样：要么自家家底丰厚，要么和有钱人联姻；如果这两者同时存在，那效果就更好了。
你一定听过李嘉诚经常挂在嘴边的老套故事吧。李嘉诚长江集团官网醒目地写着：李嘉诚的父亲是一名教师，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香港，李嘉诚为了扛起家里的重担，15岁前被迫辍学在一家塑料公司工作，每天勤劳工作16个小时，1950年由于他的勤奋、谨慎以及追求完美的精神，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香港长江实业。
然而真实的版本是，他为经营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的土豪舅舅工作，娶了舅舅的女儿，他刚办的公司也属于老丈人的，只是拓展了一下业务。
相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新加坡华人慈善家李光前以前是小学老师，娶了东南亚著名企业家陈嘉庚的女儿，在接下来七年里，他成功掌管了老人的生意，后来又独立经营起来。航运公司东方海外的创始人以及香港曾经的特首董建华，与上海的大家族联姻才得迈向后来的成功。
所以，现在饱受世俗鄙视的傍大款行为也并非女性的专利，对于那些在起步阶段自家产业基础薄弱、又有野心的亚洲教父来说，迎娶老板的女儿是飞黄腾达的敲门砖。
二、勤劳节俭：骗人的把戏
大亨们擅长包装勤劳节俭的公众形象。然而，他们的节俭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对勤劳的定义也与众不同。
这些大亨真正的收入并不微薄，只是他们选择让你看到朴素的一面。李嘉诚经常晒自己的工资单，他从自己的上市公司拿到的薪水很低，2005年，李嘉诚从长江集团只拿到了一万港元。但是，鲜有公众知道，他的薪资基本以股息的形式获得，根据香港的法律，个人薪水是要纳税的，而股息是免税的。摩根士丹利驻香港前董事总经理 Peter Churchouse 提到李嘉诚的好朋友李兆基在20年里从恒基兆业公司拿了1.5亿到3亿美元的股息，还用这笔钱在美国买了3万套公寓。
富豪都喜欢夸赞自己很勤劳，日理万机，只不过他们把娱乐活动也算作工作。李嘉诚早上6点起床去高尔夫球场和亿万富翁老友、自家公司高管或潜在生意伙伴打球，10点到达位于长江中心的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阅读秘书早已准备好的报刊，这些报道都与他有关，负面报道他的报社都没有好果子吃，数额庞大的广告撤资就能把媒体整得够呛，然后李嘉诚开始一个个电话通知高管，交代当天的企业任务。11点半，做个按摩。下午1点吃个午餐，继续工作。下午5点可能继续做个按摩。晚上6点左右和生意伙伴吃饭玩牌，晚上10点睡觉。
富豪和平民的勤劳完全是两码事。真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是大亨贴身的高管（被Studwell称为头号奴隶和走狗），李嘉诚的高管霍建宁住在办公室附近，随叫随到，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早上还赶在李嘉诚之前上班。马来西亚大亨郭鹤年的一名高管因过劳在机场突然死亡。
三、走私套利的天然优势
香港和新加坡被誉为亚洲地区市场最自由开放、竞争充分的港湾，但事实上，这两个城市不过是仗着其特殊的地理优势以及周边的国家腐败和市场低效的现实。说得通俗点，就是矮子里面挑高个罢了。
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香港富豪提供了走私和套利的优势。霍英东在朝鲜战争中走私军火等物资挣得人生第一桶金，然后转而投资地产；赌王何鸿燊从香港跑到澳门成立合作社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打火机和交通工具，以换取大米和服装再卖给膨胀的澳门人口。可见，国难当头是大发横财的好时机。
香港对外贸易的确是自由的，但是本土的港口、零售、电力、通讯、服务、房地产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最大特点是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现金流稳定），从上游到下游全都被大佬垄断，根本没有竞争可言。令人咋舌的是，美国在20世纪初就出台了反垄断法，限制了卡特尔形成与垄断权力的滥用，然而堪称制度完善的香港直到2012年才出台公平竞争法，过去几十年大佬一直通过政治影响力游说官员，百般阻挠一切竞争。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也很微妙，市场竞争法律的不完善也让人大跌眼镜，还是经济犯罪的天堂。当瑞士这个避税天堂面临欧美的打压时，新加坡成了热门的洗钱天堂。当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家族把国家资本挥霍干净并且转移资产时，新加坡欣然接纳其资本；同样的，当周边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纷纷倒下，权贵卷走大量国家资本都藏在新加坡，从而构成了新加坡主要的金融资产。到2004年为止，新加坡没有竞争法，直到受到国际社会的压力，才在2004年出台《竞争法》，然而该法律漏洞百出，把大公司垄断行为排除在外。
新加坡对周边地区的富豪很有吸引力，不信你去看看，许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富豪住在那儿。
四、动用政治手腕，行使寡头垄断，操纵资本市场
东南亚的商业大佬基本都是华人，这些华人喜欢鼓吹华人聪慧的基因和儒家精神文化铸就了他们的辉煌，然而事实上大部分大佬连汉语都不会，动不动把华人种族优势论和儒家思想挂嘴边的李光耀却容许新加坡开妓院和赌场，之所以他们喜欢和中华扯在一起是因为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让他们脸上更加有光，从而获得更多与中国有关的社会资源。
有些华人富豪将自己的群体标榜成亚洲犹太人，天生自带的高智商成就了他们的今天，然而不是智商高让他们善于经商，而是东南亚国家早期政策上不允许华人移民进入核心政治阶层，唯一能够打破社会阶级而晋升的渠道是经商，这与犹太人不能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只好从事基督徒不能做的放高利贷生意的现象如出一辙。
这些大亨的成功与他们自称优越的中国文化或勤奋无关，最要紧的是政治裙带关系。无论是东南亚被殖民还是独立后的时代，这些大亨周旋于殖民政府、本土政治精英和移民商业精英之间，建立牢靠的关系。在东南亚这种官商一体化、裙带关系纵横的社会制度中，企业的效率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对核心政治阶层的忠诚和信任。李嘉诚和李兆基等大亨被看作大牛，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创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大亨的努力不是努力工作，而是努力拉关系，他们的出色在于政治寻租，像变色龙一样灵活调整身份。
政治关系拉得好，富豪就可以获得特许经营权、竖起竞争壁垒，东南亚国家的银行都能成为这些富豪的私人小金库，风生水起地操纵股市资本、把散户当韭菜收割。在东南亚经济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崛起时，没有一个大亨会投资利润菲薄的制造业，而是掌控银行业、投机房地产或者玩弄股市。
举几个例子：何鸿燊和霍英东联手在上世纪60年代独揽了澳门赌场经营权，从此积累了资本扩展到旅游、航运、地产、财务、空运等行业，构建商业帝国。苏哈托家族控制着印尼银行业，整个国家的储蓄被浪费在大亨们经营低效的企业上，当货币贬值时印尼大亨们把国家银行的钱兑换成外币，偷偷转移到海外，可怜的印尼国库被洗劫一空，国家经济瞬间垮掉，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了印尼在1998年发生了黑色五月暴动，矛头指向华裔群体，上千人死亡。马科斯时期的菲律宾腐败丛生，马科斯夫妇把日本和世界银行提供的援助挪到自己账户上并且乱花一气，当时的大亨还担任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为自己的公司融资，最终把菲律宾国家银行弄倒闭了，马科斯在位期间，菲律宾的贫困率居高不下，他倒台时贪污金额高达30亿美元。
尽管当时东南亚制造业带动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东南亚股市并没有反映实体经济的趋势。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大亨们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比通过股市融资更低，股市自然不够强劲；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主要由跨国公司控制，其股票在东南亚以外的国家上市。
亚洲的股市基本被少数几家集团公司垄断。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中文大学对2500多家亚洲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进行研究，发现8家集团控制了亚洲地区四分之一以上的上市公司，集团其中就包括李嘉诚的集团和马来西亚的森那美。
香港股市自由竞争程度也很低，内幕交易是常态。21世纪初的数据显示，如果将10家大陆企业从恒生指数中剔除，其余24家企业中有8家是地产大亨，4家是公用事业大亨，李嘉诚家族控制着5支恒生股票。李嘉诚多次通过内幕交易、牺牲散户股民从而获取丰厚利润，甚至还起诉揭穿他的媒体并索要赔款。大亨们还擅长金字塔式的股权操作掩盖自己的主心骨控制权。比如，1995年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收购了香港电力，其持股比例超过35%，长江集团将其在哈钦森的持股比例提高到35%以上，这在当时的香港是违法的，但他从未被法律追究，毕竟他拥有香港最好的律师。
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了一些经济监管上的变化，但是这些改变没有实质性地改变东南亚和香港的政经结构。危机并没有让市场重新洗牌，大亨依然不倒，一些精明的大亨甚至在危机后还更加巩固自己的金钱地位和权力。
很无奈的是，每次被经济灾难浪潮冲垮的大多是中产阶级和穷人。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香港的贫穷率由1991年从人口的11.2%上升至1996年的15%以及2000年的18.3%。2000年左右，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全球贫困线以下，菲律宾这个国家最大的资金来源依靠海外女工汇款回国。董建华时期的香港政府大力救市，而这些钱大部分都流入了李嘉诚的公司，危机后董建华还给李嘉诚更多独家的土地开发许可，导致公共资源进一步压缩，激起的民愤最终导致董建华下台。香港的大亨们控制着立法会，还捐款资助竞选者，政治游说势力强大。Studwell认为，香港体制若不改革、依然缺乏竞争，就永远成不了自由港。
尾声：蛋糕分配是问题关键
Studwell认为，贪婪腐败和过度行为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亚洲大亨们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当然，我们没有必要指责这些政治寻租者，他们的行为是大环境使然，商人的本质就是理性逐利、减少交易成本。对政经结构进行改革才是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若不改革，大亨可能拖累亚洲经济长期发展。
我们大多数人忙碌一辈子，为谁辛苦为谁甜？
殊途同归哟，同志们。
延安我们去得早，土地革命也就进行得早。
当时老百姓们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分了地，分了房，分了牲口，那个热情劲是很高的。
但是，到快解放时，已经12个年头过去了。
全国快解放时，北方先解放，要进行更彻底的土地革命。早年因为抗日，土地革命是稍有保留的。
然而，新的土地革命到了延安时，却出现了问题。
当初，明明都是一样的贫穷农民，12年后，有的经营得好，成富农了，甚至经商成小资产了。有的经营不好，还是贫农，一贫如洗。
这个时候，如果按照像南方（南方刚解放）一样的彻底土地政策，那些新晋富农、小资产就要被打倒。而那些12年经营不利的（甚至是好吃懒做的），就又可以打一次土豪，分一次房子、牲口。
这样做，明显有问题啊。可是哪里又不对呢？
明明当初一样的起点啊？
后来有研究政策的，专门讨论此类问题。怎么才是合理？这就是我经常说，搞不好最后还是和欧美，殊途同归。
回到，富人的钱是不是风刮来的，有一些还真是。
比如，一个厂子好好的，股权改制，改着改着，成某一个人的了。
比如，有的公司，不论大事小事，出了事就找那个法院，然后官司包赢。甚至有的案子，连被告身份都没搞清就让法院开传票。
比如，有的房企，贷了款，人民币，本来是建房子卖的。结果非把钱换成美元，用美元在国外买毕加索的鬼画符，买别人的旧楼拆了重建。不但自己资金流紧张，而且空耗国家外汇。这钱，是他自己的吗？
富人的钱当然不是大风刮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么是哪里来的呢？
当然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啦！他们勤奋，他们不躺平。
所以就请有钱人继续自己创造他们的财富好啦！不要把躺平的工人们叫起来，更不要让工人们996、007，工人们躺平，不正好给有钱人创造财富腾出来地方了吗？
- 俺并不反对抓住机遇做出正确判断，进而获得远超劳动量回报的富人。社会要鼓励这种冒险和探索。
- 俺反对的是通过完全不产生价值的投机，违背劳动法剥削员工，通过欺骗把银行的钱装到自己兜里等行为的富人。这类人是社会的蛀虫，但目前的明星富人们却大多来自于这类人。
- 当我们看到的富人们大多是通过不产生价值的方式致富后，那么只剩下跟随(当同伙跟班)，躺平(挣够生活费就行，减少被剥削的量)，盲从(看大饼996)，改变(先辈的继承者)。躺平是第二好的选择呢，如果嫌弃躺平不好，那么就是逼着大家争取工人权益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躺平想躺平就躺平好了。但问题是往往出现在这些话题当中的人，他们选择要躺平，但他们却想要富人那般多的钱。这就没法夸他们了。
躺平是大家自己的选择，当然不是懒，但如果你选择躺平，却仍然想要不躺平的收获成果，那可不就是懒吗？而往往在互联网上对躺平进行讨论，甚至争论的场景都是那些人嘴里想着要躺平，事实上坐在地上用手撑着，努力不躺下去，然后对外面喊说你再不给我钱，我可是要躺下去了哟。123我真躺了哟。这种人你说他懒，其实也不过分。真正选择躺平的人不会参与这种争论，人家好好躺着招谁惹谁了。
请先记住以下三个名词：（敲黑板！！！）
1.按劳分配
2.按需分配
3.市场需求决定其价值
按需分配：属于共产主义最终形态，按照我们的中心理论来说，按需分配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同时人民民主得以保证下，理想的社会状态。在现实阶段还难以实行。
按劳分配：是资本主义大肆宣传的一种分配制度。其口号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在一定时期有其特有的优势，但事实上这一种制度才是最难以实行的分配方式。因为劳动本身的区别，造成劳动价值不对等。
市场需求决定其价值：事实上，这才是自由主义资本市场所通用的分配方式。其往往通过按劳分配的噱头掩饰其本质。现在市场上都在买智能机，bb机已经绝技。如果你成立一个公司，生产bb机，市场没有需求，那你的产品就一文不值。（当然，如果你足够有钱，将bb机包装成复古，潮流，时尚，小资，人上人等商品附加值，那一切也不好说）
我们知道，劳动力本身也是商品的一种。员工出卖劳动力与劳动时间给企业主，同时企业主支付报酬。这里注意：员工的工资实际上不由劳动本身决定，而由市场价值决定。（如果勤劳能致富，那世界上最成功的应该是一头驴。）试问，同样工作八个小时，你和比尔盖茨的工资一样吗？
当市场需求决定商品价值时，另一个东西就加入了进来，资本。
这里我们建立一个小型的，简单的经济模型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A和B合作成立一个公司，A出资1000万，占股百分之五十。B出卖劳动时间与劳动力与知识占股另外百分之五十。
假设第一年，此公司盈利400万。那么A，B各分得200万。这时A拿出其中100万在此入股，A的股份占比增加了，B的股份被稀释了。下一年盈利后，B分得的股份分红将变少，长此以往B的股份就会被稀释掉，他的劳动价值在贬值。
看到了吗？在劳动分配中资本对比出卖劳动力占有的优势。同时，古代土地兼并也是相似原理。富人的钱当然不是大风刮来的，有很多富人本金与第一桶金也往往也来之不易。但时当资本本身做大后，其增长过于野蛮。
事实上，资本与资本本身也存在“剥削”。第三产业低投入，高回报。往往可以对第二产生绝对优势，利用挤压市场的方式收购。大厂对小厂本身各方面体量的优势，也会出现吞并的现象。这就逐渐形成了垄断。当小资本被吞掉后，看似最大受害方是小资本，实际上是小厂员工，因为单个个体抗风险能力更差。
说得太对了，富人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而是剥削出来的。我在投资圈待得越久，就越明白资本家的财富是怎么来的。
香港有个节目，叫《穷富翁大作战》，安排富人去体验穷人的生活，每个富人参加前都说：我们也不是躺着赚钱的，商海沉浮，打拼多年才有今时今日的地位——人穷不能怪社会。
工作一天之后，他却说：
在这次节目里，他后悔自己支持地铁票涨价，当时他说：坐不起地铁的可以坐公交，后来他发现，穷人的收入，甚至坐不起公交。
在这次节目里，他说：我们应该做出改变，因为我们没有让穷人有“机会”奋斗。
我承认香港有不奋斗的人，有比较懒惰的人，去香港旅游的时候，赶上周末，我发现在天桥上，很多人套个纸箱或者坐在纸板箱上面，大多是东南亚的人，后来朋友告诉我，这些人往往是在大户人家里做菲佣的，到了休息日会聚在一起玩。
但大多数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也是想奋斗的，可他们没有通道，没有路径：
考上名校，毕业，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超越了多少同龄人？其他同龄人如何上升？
我承认，富人中也有白手起家的，商界的斗争也很严酷，能在商场上站起来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本事，但这并不代表易地而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能比我们成功。甚至我敢说，大部分富人自己都知道，自己能富起来，并不是自己特别有眼光，有能力。
还有些人，含着金钥匙出生，父母给他送到名校，一路名师辅导，考上大学当然好，考不上的，其他方法也不少，实在不行，送出国包装几年，就是个留学生回国了。然后有的是父母给五个亿，有的是父母安排进了个大公司，也有凭自己的实力做事的。但是他们可以说自己很努力，却不能说别人没有努力，不能说别人坐不上这个位置就是因为懒。
我在教育公司上班的时候，一个同事，月薪5000，开奔驰上班，工资不够油费的，我一问，他家里十几套房，怎么来的呢？他爸爸有信息渠道，每次赶在某地区拆迁前去买民房，然后坐等拆迁，就这么混了十几套房——这钱的确不是大风刮来的！但大风刮来的钱，还比这难拿呢。你就是放五十万被大风刮给我，我捡三天都捡不完。
最后总结：我一直以来支持的躺平，不是说我就这么一躺啥也不干，而是：正常工作，到点下班，不搞996，不做内卷人，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活出个人样子来！
你可以指责这样的人缺乏上进心，没有斗志，但是不好意思，不是不想上进，而是卷不动，卷不过人家。
富人的钱确实不是大风刮来的。
但富人是大风刮来的。
钱在天上，人在地上。
后来，风刮过来了，人被刮上天了，离钱就近了，赶紧抓几把。
啥也别说了，躺起。
等哪天一阵风来了，我也上去了，我也会抓。
手动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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