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够严谨么？
咱们得先明白这书的定位。当年当年，当年明月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普通读者，尤其是年轻人，能轻松愉快地走进明朝的历史，了解那些人物和故事。你想想，咱们多少人对历史的兴趣，是从中学课本开始的？枯燥的年代、人名、事件，很容易就把人劝退了。而《明朝那些事儿》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用一种非常口语化、甚至可以说是“段子”式的语言，把明朝那些大事小情讲得活灵活现。
严谨性在哪儿？
首先，作者确实下了功夫去查阅史料。你要是真翻过《明史》或者一些明朝的断代史，会发现书里讲的很多大事，比如土木堡之变、北京保卫战、土司制度、戚继光抗倭、万历三大征等等，都是有史料依据的。它不会凭空捏造什么情节，也不会胡乱安插什么人物。它遵循的是历史的基本脉络，人物的生平事迹，主要事件的发生时间和经过，这些大方向上是忠于史实的。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它也尽量在史料允许的范围内，去捕捉人物的性格和动机。比如朱元璋的出身、他的多疑，嘉靖皇帝的“装病修炼”，张居正的改革魄力，海瑞的清廉和固执，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从正史、野史、笔记里提炼出来的。作者通过他的解读，让这些历史人物仿佛活了起来，有了血有肉，有了自己的喜怒哀乐。
不足之处在哪儿？
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当年明月为了让故事好读，对史料的处理上，做了大量的“加工”和“解读”。
语言风格的问题：它太“互联网”了，太“接地气”了。你现在读起来觉得有趣，那时候，这种轻松幽默的语言，一下子就吸引了大量读者。比如，把朱元璋形容成“洪武大帝”，把王守仁叫做“王阳明”，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叫法，但它的叙事方式，很多地方都有现代的幽默感和调侃的意味。一些历史事件的描述，会用一些非常口语化的比喻，比如“坑爹”、“逗比”之类的词汇，这在正经的学术研究里是绝对不会出现的。
细节的填充与推测：有时候，为了让故事更连贯、更吸引人，作者会根据史料的记载，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和脑补。比如，某位皇帝在某个时刻，心里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这些细节，正史往往不会写得那么具体，当年明月就会根据人物的性格、当时的处境，来填充这些空白。这种做法，在文学创作上是无可厚非的，但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就掺杂了作者的主观判断和想象。
对史料的取舍：历史上有很多事情，史料记载是矛盾的，或者互相否定的。作者在写作时，会选择性地采信某些史料，而忽略另一些。它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更能构成一个精彩故事的史料，而那些可能比较琐碎、或者会让故事变得不那么“戏剧性”的史料，就可能被淡化或者省略。
“讲故事”的优先级：总的来说，这本书的首要目标是“讲好一个故事”，而不是“严谨地考证每一个史实”。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更偏向于普及和传播，让更多人了解明朝。所以，它会牺牲一些严谨性，来换取可读性和传播度。
怎么评价它？
所以，咱们不能用做学术研究的标准去要求《明朝那些事儿》。但也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它的价值。
它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入门读物”。对于很多对明朝历史感兴趣，但又不知道从何下手的人来说，这本书就像一扇敞开的大门。它勾起了人们的兴趣，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人物和事件有了初步的了解。
它是一种“历史普及”的成功范例。当年明月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让严肃的历史变得鲜活有趣，这在历史普及领域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贡献。
它也是一个“引发思考”的起点。很多读者在读完这套书后，会想要去查阅更专业的史书，去了解更深入的细节，去思考作者的解读是否完全准确。从这个角度看，它也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总结一下：
《明朝那些事儿》它不严谨，但有依据；不学术，但有趣味。它更像是一个非常博学的、讲故事能力极强的朋友，在你耳边娓娓道来明朝的那些事儿。如果你想以最轻松的方式了解明朝，这本书绝对是个好选择。但如果你想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那它就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你去找更“硬核”的资料。
它的魅力在于，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历史的“面貌”呈现出来，让你看到那个时代的“魂”，而不是拘泥于每一个“字”。所以，它够不够严谨？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了。但说它“够”严谨，那是有失偏颇的；说它“不够”严谨，又显得太过于苛责了。它有它自己的价值和定位，并且在这个定位上，做得相当出色。
网友意见
有评论告诉我，《明朝那些事儿》只是一部小说。
所以，问题根本就不成立，因为一部小说不配说“是不是严谨”，只要读者看得开心就行，不用管里面说的是不是事实。
------------原答案--------------
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明朝那些事儿》是否严谨了。
当年明月最推崇的人是谁？王阳明。
但是，我发现当年明月连《传习录》都没有读过……
《明朝那些事儿》中关于王阳明有三个硬伤。
这三个硬伤……非常硬，硬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只要通读一遍《传习录》，就根本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一、天理人欲
当年明月认为，王阳明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他在写到王阳明龙场悟道时，这么描述他所领悟的道理：
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
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即是人欲。
这一说法的影响很广，我经常看人说王阳明肯定人欲，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王自健有次相声的垫话说“王阳明天理也要，人欲也要”，听得我很尴尬。
王阳明真的认为天理即是人欲吗？并非如此。如果读过《传习录》，就知道王阳明经常说“存天理去人欲“。
比如王阳明要求人们“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他说：“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
王阳明不可能认同人欲，他教学生们“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
王阳明与朱熹的主要差别，是对于“理”的认识不同。朱熹认为，理是宇宙间的统一规律，无处不在，任何事物都有理。而王阳明则认为，理仅仅是人的道德情感、道德冲动。
二、知行合一
很多人都误解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就是“理论结合实践”的意思，当年明月也是这么误解的。
比如当年明月这么解释“知行合一”：
懂得道理是重要的，但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
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可惜的是这并非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内涵。
王阳明“知行合一”中的“知”，并不是指“知识”，也不是指“知道道理”，而是特指“良知”。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的本心都知善知恶，这就是良知。比如小孩子从小就知道敬爱父母，这就是良知。每个人都知道偷盗是不对的，这也是良知。
良知不仅是知善知恶，还是好善恶恶。比如你看到好人好事，都会由衷的开心，看到坏人坏人，都恨不得冲上前踹两脚。
既然人都好善恶恶，所以会体现为一种潜意识的冲动。比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快要掉到井里去了，会立刻忍不住想要拉住他。
所以知和行本来就是合一的。比如你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你不会先想：我应该拉住他，然后再去行动，你会下意识地拉住他，这既是知，又是行。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知而不行呢？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知道应该孝敬父母，却并不孝敬父母，这说明他的良知被遮蔽了，“孝敬父母”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知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冲动，所以这不是王阳明所说的“知”。
阳明心学的要点就是恢复人本心的良知，让人时时刻刻有为善去恶的冲动，这样人就会自发地为善去恶，这才是“知心合一”。
三、天泉证道
天泉证道是王阳明晚年的一个重要事件。天泉证道之后，王阳明征思、田，死在途中，因此天泉证道可以视为王阳明最终的教诲。
《明朝那些事儿》如此描述天泉证道：
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的阵阵风声中，王守仁高声吟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钱德洪与王畿一言不发，摒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
此即为所谓心学四决，流传千古，至今不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连著名的“天泉证道”都说错……我也是无言以对了。经过评论提醒我才发现，当年明月说的是“天泉论道”。但是“天泉证道”或者说“天泉证悟”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不能随便改成“天泉论道”。
所谓天泉证道，是钱德洪与王畿对于王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产生不同理解，因此向王阳明求证。王阳明分别肯定、印证了两人的部分观点，让他们两人相互学习，不可偏执。所以才说是“证道”，而不是“论道”。
大致经过是：
王畿认为：“心体既然是无善无恶，那么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知也是无善无恶，物也是无善无恶。”而钱德洪则说：“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但是人被物欲沾染得久了，就会有善恶之见，所以要为善去恶，正是为了恢复本体的无善无恶。”两人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相约第二天请教老师。
第二天在天泉桥上王阳明分别听了他们二人的观点，说道：“你们俩说的都有问题。王畿的观点只能说给上根人听，而钱德洪的观点只能说给中下根人听。把你俩的观点结合起来，就没毛病了，可以说给所有人听。”
那么王阳明的四句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并不是说心体真的非善非恶，而是说心体，也就是人的本心，是判别善恶的标准。符合本心的是善，不符合本心的是恶。本心比善恶的层次高，所以本心自身不能说是善是恶。
比如符合法律的是合法行为，不符合法律的是非法行为，但是法律本身是合法还是非法呢？我们只能说它既非合法，又非非法。因为法律本身是判断合法还是非法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能彻悟本心，他的一切行为都是符合本心的，所以他没有善恶之念，但做的所有行为都是至善无恶的。这是王畿的观点。
但是大部分人的本心都会被私欲遮蔽，因此会有善念、恶念之分，那么就要努力为善去恶，以求恢复本心的清明。这是钱德洪的观点。
王阳明认为，要将王畿和钱德洪的观点合起来看，才是完整的心学要旨。
而这才是天泉证道的真实情况。
关于王阳明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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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历史科普向作品，漏洞百出、观点陈旧的《明事》相当严谨……
毕竟诸如孙皓晖《大秦帝国》系列、袁腾飞《两宋风云》系列和二月河《鞑清大帝》系列，都是能神一般的存在。
附《明事》参考书目：
《明通鉴》，（清）夏燮，中华书局，1959年；
《明季北略》，（清）计六奇，中华书局，1984年；
《明季南略》，（清）计六奇，中华书局，1984年；
《明史》，（清）张廷玉等，中华书局，1974年；
《明会要》，（清）龙文彬，中华书局，1956年；
《明季稗史初编》，（清）留云居士，上海书店，1988年；
《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中华书局，1977年；
《清朝前纪》，孟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
《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中华书局，1959年；
《明史考证》，黄云眉，中华书局，1986年；
《清初农民起义史料辑录》，谢国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谢国桢，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明实录》
《明季党社考》，（日）小野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明代社会生活史》，陈宝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玉光剑气集》，（清）张怡，中华书局；
《嘉靖以来首辅传》 （明）王世贞；
《酌中志》，（明）刘若愚；
《愿学集》，（明）邹元标；
《赐闲堂集》， （明）申时行；
《戚继光评传》，范中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明文海》， （明）黄宗羲；
《召对录》， （明）申时行；
《万历三大征考》， （明）茅瑞征；
《南明史》，顾诚，中国青年出版社；
《万历野获编》， （明）沈得符，中华书局，1959年；
《明会典》， （明）申时行，中华书局；
《国榷》， （明）谈迁，中华书局；
《明史简述》，吴晗，中华书局；
《南明史》，钱海岳，中华书局；
《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上下》，南炳文、汤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晚明史：1573-1644年》，樊树志，复旦大学出版社；
《剑桥中国明代史》，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著；
《南明史》，司徒琳（Lynn H.Struve）;
《国史大纲》，钱穆，中华书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十六世界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明清战争史略》，孙文良，江苏教育出版社；
《冯梦龙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天下郡国利病书》，明，顾炎武；
《万历起居注》；
《张太岳先生诗文集》； （明）张居正；
《中国经济通史》 第七卷，吴量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崇祯长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二卷；
《张居正大传》，朱东润；
《陈子龙及其时代》，朱东润；
《清史稿》 ： 《太祖本纪》、 《太宗本纪》、 《世祖本纪》、 《圣祖本纪》、 《世宗本纪》、 《高宗本纪》、 《职官志》、 《食货志》、 《兵志》、 《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明清史论著集刊》、 《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二十五史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明亡清兴六十年》，阎崇年，中华书局；
《袁崇焕传》，阎崇年，中华书局；
《杨大洪先生文集》， （明）杨涟；
《三垣笔记》， （明）李清；
《杨文弱先生集》， （明）杨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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