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是否有所谓的日本情结？
首先，我们得承认，姜文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文化有着不易被忽视的交集。他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成长于一个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那个时期，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流行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而日本文化，作为亚洲近邻，也以其独特的文化产品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
姜文的作品中，确实存在一些被评论者解读为带有“日本元素”的细节。比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批军二代子弟的叛逆与荷尔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日本电影中经常描绘的少年群像，尤其是那种青春期特有的迷茫、躁动与暴力感产生联想。电影里的某些画面，比如孩子们在操场上的追逐嬉闹，甚至是一些服装道具的细节，都可能被一些观众和评论者捕捉到与日本青春电影的相似之处。
更直接一些的例子，可以发生在《鬼子来了》这部电影中。这部电影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村民与日军之间复杂而扭曲的关系。影片中对日军人物的刻画，并没有完全脸谱化，而是展现了他们人性的复杂，甚至在某些时刻，流露出一种令人不适的“同情”。比如，花屋的演员扮演的日军士兵，他身上的那种矛盾、那种在战争机器下扭曲的人性，让一些观众觉得姜文是在有意地回避对日本侵略者的批判，甚至在为他们辩护。当然，这是非常强烈的解读，并且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日本元素”的出现，并非是姜文对日本文化的单方面“崇拜”或“偏爱”。很多时候，这些元素的融入，更像是他对时代背景的真实呈现，或者是一种艺术手法上的选择。
在《鬼子来了》里，他之所以要刻画出花屋这个相对立体的日本士兵形象，我想更多的是为了展现战争本身的残酷和荒谬，以及在这种荒谬环境下人性的异化。他并非在歌颂日本士兵，而是通过花屋这个角色，让观众看到战争对所有人的异化，无论他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那种“同情”或“理解”，其实是对战争这种极端状态下人性崩塌的一种深刻反思。况且，这部电影的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本性也给予了强烈的揭露。
再者，姜文的电影风格，其根源更多地在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土壤，以及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观察和反思。他的电影里弥漫着一种粗粝、野性、不羁的生命力，这与他从小接触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京剧、评书，甚至是民间艺术中的那种粗犷和力量感，有着更深的联系。他对黑色幽默的运用，对历史的戏谑和解构，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
因此，将姜文简单地定义为“有日本情结”，可能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标签化，未能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与其说他对日本文化有“情结”，不如说他对人性、对历史、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洞察，并且在艺术表达上不拘一格，勇于挑战禁忌和传统观念。他作品中的一些“日本元素”，更像是他在审视和解构复杂历史进程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面向，他选择用一种更具颠覆性和人性化的方式去呈现。
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姜文如何通过他的艺术，引发我们对历史、对人性、对文化交流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而不是急于给他扣上一顶“日本情结”的帽子。毕竟，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视野是开阔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也是复杂而多维度的。
网友意见
拍完《鬼子来了》之后，姜文做了一个访谈 节目，我觉得有助于大家了解所谓的日本情结，访谈内容：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後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着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後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後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後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後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着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後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後，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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