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各时期的贫富差距如何？可以用基尼系数体现吗？
苏联时期的贫富差距：一个难以用基尼系数精确描绘的复杂图景
探讨苏联时期的贫富差距，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因为那是一个以“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国度，其经济和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即便如此，贫富差距的存在及其演变，贯穿了苏联的始终，只是其表现形式、衡量方式以及公众认知与西方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直接套用基尼系数来描绘苏联的贫富差距，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其特殊的历史语境。
早期革命与战时共产主义（19171921）：极端的平等与短暂的贫困共享
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布尔什维克党承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早期，特别是在俄国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出于生存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苏联社会经历了一段极端贫困的共享时期。
消灭私有制： 大部分的私有财产被国有化，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工厂被交给工人管理。这从制度上瓦解了传统的私有财产带来的贫富分化。
配给制经济：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粮食、物资等由国家统一分配。理论上，这是为了保证所有人都获得基本生存所需。
结果： 尽管意图是实现平等，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城市工人、士兵的家庭得到了相对优先的配给，而农民则面临着粮食征收的重负。战乱、饥荒和政治动荡使得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在生存机会和基本物资的获取上，而非金钱财富的拥有。
基尼系数的局限： 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几乎消失，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极不稳定，甚至出现物物交换。因此，用以衡量货币化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此刻几乎失去了意义。当时的“差距”更多的是基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对基本生存资源的控制权，而非可量化的财富。
新经济政策（NEP）（19211928）：短暂的“新富”出现
列宁在1921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经济和私人贸易。这为苏联社会带来了一丝生机，但也不可避免地再次催生了贫富分化。
市场经济的引入： 允许个体经营和私有企业存在，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农产品。
“富农”的出现： 一部分有能力、有经营头脑的农民通过勤奋耕作和贸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被称为“富农”。在城市，一些有经营才能的商人、手工业者也获得了相对更高的收入。
差距的表现： 这期间出现了一批相对富裕的阶层，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普通工人、农民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生活用品的丰富程度、住房条件以及一些非必需品的消费上。
基尼系数的适用性： 相较于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时期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提高，收入来源也更加多样化。然而，由于政策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差距的规模和表现形式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同时，官方对“富农”和“投机商”的打压也限制了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斯大林时期与战后（19281950年代）：高度集权下的隐形差距与特权
斯大林时期，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开始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主导，理论上致力于消除阶级差别。
计划经济的运作： 国家通过计划分配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工资制度相对统一，但存在一定的差异化，以激励劳动。
特权阶层（Nomenklatura）： 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共产党官员、高级知识分子、军队将领等特权阶层（通常被称为“Nomenklatura”）享受着与普通民众不同的待遇。他们拥有更好的住房、更高的食品供应、更便利的医疗服务、优先的教育机会以及国家的津贴和旅游福利。这种差距并非直接体现在金钱数量上，而是体现在对稀缺资源的优先获取权和生活便利性上。
“相对贫困”的概念： 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特权阶层相比，他们仍然感受到一种“相对贫困”。这种差距通过非货币化的形式存在，例如优质商品的匮乏、排队购买的现象等。
基尼系数的局限性加剧： 计划经济下的收入数据，特别是特权阶层享受的非货币化福利，很难被纳入到标准的基尼系数计算中。许多隐形福利和特权，如免费教育、医疗、低廉的公共服务等，虽然为全体公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也掩盖了高层官员与普通民众在实际生活质量上的差距。而且，官方公布的收入数据可能经过了筛选和调整，难以真实反映所有收入的分配情况。
“停滞时代”与改革开放前的苏联（1950年代末1980年代初）：“相对平等”下的裂痕
赫鲁晓夫时期之后，苏联进入了所谓的“停滞时代”。虽然总体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固化加剧，贫富差距的根源也开始发生变化。
工资差异与奖励制度： 仍然存在基于职业、技能和地区差异的工资制度。例如，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北方地区的工人工资相对较高。但整体的工资差距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巨大。
“灰色经济”和黑市： 尽管计划经济是主导，但“灰色经济”（官方不鼓励或未经许可的私下经济活动）和黑市经济逐渐活跃。一些人通过倒卖稀缺商品、提供“额外服务”等方式获得了高于官方工资的收入。例如，有关系的商店经理、修理工、医生等，能够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或提供商品和服务，从而获得额外的“收入”或好处。
社会地位与人脉： 在“关系”和“人脉”成为重要资源的社会中，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更容易获得稀缺商品、优质服务和晋升机会。这成为一种隐形的财富和优势。
与西方国家的对比： 尽管苏联官方宣称社会高度平等，但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商品丰富程度存在明显差距。这种“相对贫困”在民众中逐渐显现，尤其是在信息交流逐渐增多之后。
基尼系数的解释困境： 在这个时期，苏联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如果公开的话）很可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表明名义收入差距不大。然而，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生活质量的差异。上述提到的“灰色经济”、特权和人脉形成的隐形财富，使得用单一的基尼系数来概括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困难。例如，一个拥有良好人脉能够轻易买到稀缺商品的退休教师，其“生活水平”可能高于一个工资更高但关系不通的年轻工人。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1980年代中期1991）：差距的急剧扩大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触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也为经济和社会差距的急剧扩大打开了闸门。
经济体制的松动： 允许合作社、个体经营等形式的存在，鼓励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分配模式。
投机与“暴发户”的出现：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些人利用政策的空隙和信息不对称，通过商品贸易、金融活动等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时代的“富翁”或“寡头”（尽管在苏联解体后才真正成为主导）。
普通民众的困境： 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滞后于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摇摇欲坠。
差距的爆炸性增长：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贫富差距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名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并且伴随着消费能力的巨大差异。
基尼系数的飙升（间接证据）： 虽然在苏联解体前，官方可能仍避免公布高基尼系数，但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数据来看，其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和解体后急剧扩大，远超苏联时期的数据。这可以间接证明，苏联末期贫富差距的快速膨胀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具体的苏联时期数据难以获得，但趋势是明确的。
总结：为何基尼系数在苏联语境下如此受限？
1. 计划经济的特殊性： 苏联的计划经济并非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体系，财富的获取和分配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计划、政策倾斜、特权和人脉的影响，而非单纯的市场竞争。
2. 非货币化福利与特权： 特权阶层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商品配给等非货币化福利，是贫富差距的重要体现，但难以纳入基尼系数的计算。
3. 信息不对称与统计的挑战： 官方统计数据可能存在偏差，特别是关于隐形收入、灰色经济以及特权阶层的实际福利，这些信息往往不透明，使得精确计算变得困难。
4. 价值观的差异： 苏联社会将“平等”视为核心价值之一，尽管实际存在差距，但官方宣传和公众舆论倾向于强调平等和集体主义，这与西方社会对个人财富和收入差距的认知方式不同。
总而言之，苏联各时期的贫富差距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现象。虽然名义上的收入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相对较小，但隐形的特权、社会地位和对稀缺资源的优先获取权构成了“特权化”的差距。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松动，这种差距开始从隐形转向显性，并在苏联解体前夕急剧扩大。用基尼系数来简单衡量苏联的贫富差距，会大大简化其真实面貌，忽略掉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经济运作逻辑和财富分配机制。与其说用基尼系数去衡量，不如说要理解苏联社会在追求平等目标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扭曲和变异，以及不同时期贫富差距的独特表现形式。
探讨苏联时期的贫富差距，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因为那是一个以“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国度，其经济和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即便如此，贫富差距的存在及其演变，贯穿了苏联的始终，只是其表现形式、衡量方式以及公众认知与西方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直接套用基尼系数来描绘苏联的贫富差距，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需要我们深入理解其特殊的历史语境。
早期革命与战时共产主义（19171921）：极端的平等与短暂的贫困共享
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布尔什维克党承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早期，特别是在俄国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出于生存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苏联社会经历了一段极端贫困的共享时期。
消灭私有制： 大部分的私有财产被国有化，土地被分配给农民，工厂被交给工人管理。这从制度上瓦解了传统的私有财产带来的贫富分化。
配给制经济：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粮食、物资等由国家统一分配。理论上，这是为了保证所有人都获得基本生存所需。
结果： 尽管意图是实现平等，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城市工人、士兵的家庭得到了相对优先的配给，而农民则面临着粮食征收的重负。战乱、饥荒和政治动荡使得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在生存机会和基本物资的获取上，而非金钱财富的拥有。
基尼系数的局限： 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几乎消失，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极不稳定，甚至出现物物交换。因此，用以衡量货币化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此刻几乎失去了意义。当时的“差距”更多的是基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和对基本生存资源的控制权，而非可量化的财富。
新经济政策（NEP）（19211928）：短暂的“新富”出现
列宁在1921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市场经济和私人贸易。这为苏联社会带来了一丝生机，但也不可避免地再次催生了贫富分化。
市场经济的引入： 允许个体经营和私有企业存在，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农产品。
“富农”的出现： 一部分有能力、有经营头脑的农民通过勤奋耕作和贸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被称为“富农”。在城市，一些有经营才能的商人、手工业者也获得了相对更高的收入。
差距的表现： 这期间出现了一批相对富裕的阶层，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普通工人、农民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生活用品的丰富程度、住房条件以及一些非必需品的消费上。
基尼系数的适用性： 相较于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时期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提高，收入来源也更加多样化。然而，由于政策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约束，这种差距的规模和表现形式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同时，官方对“富农”和“投机商”的打压也限制了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斯大林时期与战后（19281950年代）：高度集权下的隐形差距与特权
斯大林时期，苏联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也开始了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主导，理论上致力于消除阶级差别。
计划经济的运作： 国家通过计划分配劳动力、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工资制度相对统一，但存在一定的差异化，以激励劳动。
特权阶层（Nomenklatura）： 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共产党官员、高级知识分子、军队将领等特权阶层（通常被称为“Nomenklatura”）享受着与普通民众不同的待遇。他们拥有更好的住房、更高的食品供应、更便利的医疗服务、优先的教育机会以及国家的津贴和旅游福利。这种差距并非直接体现在金钱数量上，而是体现在对稀缺资源的优先获取权和生活便利性上。
“相对贫困”的概念： 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特权阶层相比，他们仍然感受到一种“相对贫困”。这种差距通过非货币化的形式存在，例如优质商品的匮乏、排队购买的现象等。
基尼系数的局限性加剧： 计划经济下的收入数据，特别是特权阶层享受的非货币化福利，很难被纳入到标准的基尼系数计算中。许多隐形福利和特权，如免费教育、医疗、低廉的公共服务等，虽然为全体公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也掩盖了高层官员与普通民众在实际生活质量上的差距。而且，官方公布的收入数据可能经过了筛选和调整，难以真实反映所有收入的分配情况。
“停滞时代”与改革开放前的苏联（1950年代末1980年代初）：“相对平等”下的裂痕
赫鲁晓夫时期之后，苏联进入了所谓的“停滞时代”。虽然总体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固化加剧，贫富差距的根源也开始发生变化。
工资差异与奖励制度： 仍然存在基于职业、技能和地区差异的工资制度。例如，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北方地区的工人工资相对较高。但整体的工资差距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巨大。
“灰色经济”和黑市： 尽管计划经济是主导，但“灰色经济”（官方不鼓励或未经许可的私下经济活动）和黑市经济逐渐活跃。一些人通过倒卖稀缺商品、提供“额外服务”等方式获得了高于官方工资的收入。例如，有关系的商店经理、修理工、医生等，能够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或提供商品和服务，从而获得额外的“收入”或好处。
社会地位与人脉： 在“关系”和“人脉”成为重要资源的社会中，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人更容易获得稀缺商品、优质服务和晋升机会。这成为一种隐形的财富和优势。
与西方国家的对比： 尽管苏联官方宣称社会高度平等，但与西方国家相比，苏联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商品丰富程度存在明显差距。这种“相对贫困”在民众中逐渐显现，尤其是在信息交流逐渐增多之后。
基尼系数的解释困境： 在这个时期，苏联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如果公开的话）很可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表明名义收入差距不大。然而，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实际生活质量的差异。上述提到的“灰色经济”、特权和人脉形成的隐形财富，使得用单一的基尼系数来概括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困难。例如，一个拥有良好人脉能够轻易买到稀缺商品的退休教师，其“生活水平”可能高于一个工资更高但关系不通的年轻工人。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1980年代中期1991）：差距的急剧扩大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政策，触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也为经济和社会差距的急剧扩大打开了闸门。
经济体制的松动： 允许合作社、个体经营等形式的存在，鼓励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分配模式。
投机与“暴发户”的出现：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些人利用政策的空隙和信息不对称，通过商品贸易、金融活动等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时代的“富翁”或“寡头”（尽管在苏联解体后才真正成为主导）。
普通民众的困境： 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滞后于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摇摇欲坠。
差距的爆炸性增长：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年，贫富差距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的态势。名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并且伴随着消费能力的巨大差异。
基尼系数的飙升（间接证据）： 虽然在苏联解体前，官方可能仍避免公布高基尼系数，但从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数据来看，其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和解体后急剧扩大，远超苏联时期的数据。这可以间接证明，苏联末期贫富差距的快速膨胀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具体的苏联时期数据难以获得，但趋势是明确的。
总结：为何基尼系数在苏联语境下如此受限？
1. 计划经济的特殊性： 苏联的计划经济并非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体系，财富的获取和分配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计划、政策倾斜、特权和人脉的影响，而非单纯的市场竞争。
2. 非货币化福利与特权： 特权阶层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商品配给等非货币化福利，是贫富差距的重要体现，但难以纳入基尼系数的计算。
3. 信息不对称与统计的挑战： 官方统计数据可能存在偏差，特别是关于隐形收入、灰色经济以及特权阶层的实际福利，这些信息往往不透明，使得精确计算变得困难。
4. 价值观的差异： 苏联社会将“平等”视为核心价值之一，尽管实际存在差距，但官方宣传和公众舆论倾向于强调平等和集体主义，这与西方社会对个人财富和收入差距的认知方式不同。
总而言之，苏联各时期的贫富差距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现象。虽然名义上的收入差距在计划经济时期相对较小，但隐形的特权、社会地位和对稀缺资源的优先获取权构成了“特权化”的差距。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松动，这种差距开始从隐形转向显性，并在苏联解体前夕急剧扩大。用基尼系数来简单衡量苏联的贫富差距，会大大简化其真实面貌，忽略掉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经济运作逻辑和财富分配机制。与其说用基尼系数去衡量，不如说要理解苏联社会在追求平等目标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扭曲和变异，以及不同时期贫富差距的独特表现形式。
网友意见
你想想玉米帝是怎么被赶下台的，就明白了
真以为权贵想和屁民过一样的日子啊
真不算大。
普通人也有免费医疗、住房、教育。
苏联部长，也就1-2个别墅，工资约工人十倍，再加上大信封。还有看不见的。
但离“惊人”，差远了。
首先苏联的基尼系数是有研究的
蓝线俄罗斯，红线法国，绿线美国。
资料来源:https://medium.com/@sumdepony/the-soviet-union-and-inequality-ab5bede96b5c
其次可笑的 @Coldstream 竟然厚着脸皮扯苏联的收入不平均，不知道他美__有多平均？平均到人均gdp六万五的美国会有年薪二十万的一级部长，四十万的总统和十七万的参议员——Salaries of the President and His Cabinet
然而更极端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政客们是如何以政治支持为幌子接受贿赂的。曾经支持全民医保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医疗公司八十五万美元的赞助下保持了沉默，那时是2005年，美国人均gdp为四万
更恐怖的是美国的财富不平均。基尼系数只能通过测量收入的不平均从侧面评价财富不平均，但如果用拥有的财富来衡量，就不会有“上层10%占有了50%总收入”这种看上去可以接受的事，而是在现实中感受赛博朋克的痛楚——最有钱的0.1%比最穷的90%加起来都富。
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公民中出现了以犹太人为主的的移民潮，十年中共有24.5万人移民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此机会美国进行了一个通过对移居美国的原苏联公民进行调查以了解苏联社会状况的"苏联访谈项目"（SovietInterviewProject）
该项目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对超过三千名符合条件的苏联移民进行了高度结构化访谈，通过排除从意识形态对抗的维度进行考量，该项目给出了一个观察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苏联状况的全面视角，发现了当时在苏联国内所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发现苏联在贫富差距问题上与西方国家并没有什么区别：
据阿龙·维诺库尔和古尔·奥弗估计，在1979年按家庭收入的高低进行排名，苏联前10%的家庭占有总收入的33.4%，后10%的家庭仅占有总收入的3%，财富的分布则更加不均：前10%最富有的家庭拥有42.9%的总财富和43.1%的金融资产。尽管处于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比例在逐步下降，但贫困仍然普遍存在，所影响的家庭根据定义的不同比例在5%到21.9%之间。
就像在美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贫困女性化的趋势，即单身女性和带着孩子的母亲更容易陷于贫困。保罗·格雷戈里和亚内特·科尔哈斯就发现女性收入平均而言要比男性低18%到29%。部分是由于职业差别，但主要是由于即使是有相似的学历、经验以及担负同样的职责，女性的工资也比男性要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黑市经济活动的收入，在某些情况下会起到抵消不平等的作用，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也会加剧不平等，有超过12%的受访者就表示来自私营经济活动的平均收入是公有制经济活动的7.5倍之多。
差距不在贫富。假设你在黑市赚了很多钱，但是没有资格走进某一类商店。相当于你在法国，赚了很多钱，但还是第三等级。相当于在清代，你考个状元，但你不是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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