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全文发布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看规划，首先要看目标。

经济增速指标是关注的焦点，然而“十四五”规划，并未设立经济增速指标，这很罕见。

为什么这么设计？可以从“十四五”开局的今年看出一些端倪。

2021年的经济增长没有明确目标值，只设定了一个范围—— 6%以上。

这意味着，我们只划定了一条底线。

如何理解这一深意？在跟杨伟民的沟通中，他给谭主重点解读了一个词——就业。

杨伟民是一位资深“规划人”，早在“十一五”规划编制期间，他就曾在国家发改委规划司任职。

这个机构，是编制五年规划的主要职能部门。

顺着杨伟民的提示，可以发现，今年设定了1100万人的就业目标。

从GDP核算方法的角度，他给谭主分析了一下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GDP核算有三种方法，生产法、收入法以及支出法，如果从收入的角度算，假定这1100万人就业，那么他们每人每年的收入会增加多少，占GDP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就可以直接推算出来GDP会增加多少。

经济增长能带动就业增加，反过来，同样成立。就业，对每个人来说，更是实实在在的增长。

为经济划底线，底线之上，更重要的是人。

透过“十四五”规划纲要，底线思维的脉络清晰可见。

从20个指标中的两个“第一”，也能看出端倪。

第一次设立“安全保障”指标，将粮食和能源综合生产能力纳入规划。

另一个第一，则是规划中数量最多的约束性指标——绿色生态。

约束性，意味着一定要完成。

这些指标如何测算？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城乡融合发展处的处长刘春雨给谭主做了两个形象的比喻：“由远及近”、“跳一跳，能摸得到”。

他解释道：

有些方面2035年的目标值已经确定，以此来倒推“十四五”时期的目标；有些则遵循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设置“跳一跳，能摸得到”的目标。

“跳”这个词显示出主动和决心。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对此也深有感触。

王金南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主持完成了国家“十一五”至“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去年发生的一件事儿让他印象深刻。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要知道，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是40年-60年，中国提出，只用30年。

这引起了全球瞩目。

王金南告诉谭主：

在此之前，政策层面，只提过碳达峰的目标，碳中和的目标一直没有提过。相关的研究跨度，绝大部分只到2050年，没有跨越2060年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展示的是“绿色”的决心，塑造的，还有新的发展机遇。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会以点带面，倒逼经济结构转型。

清洁能源是一个风口，据高盛预测，到2060年，中国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万亿，净增的工作岗位将有4000万。

谁能占得先机？

数据显示，中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占比最高的地区，在三北——西北、东北、华北，且增长势头不减。

绿色发展，也许会成为北方突围的推动力。

而中国南北城市的布局之中，同样也蕴含着新的机遇。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跟深圳市副市长进行了一场对话。

蔡继明的第一个问题，就切中要害——有无户口在深圳有多大差别？

对不少城市新居民来说，户口是安居的最后一公里，牵扯就业、医疗、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甚至是退休养老。

蔡继明，作为“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打通最后一公里。

两个指标很关键——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前者统计的是在城市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后者统计的是有户口的人。

2013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93%，到2019年，这个数据变成了44.38%。这意味着，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

但同在2019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60.6%。这意味着还有2.3亿左右的人，身在城市，但没有落户。

落户，是许多人的关切，也是过去许多工作的目标，但蔡继明告诉谭主，“十四五”规划纲要里面没有设定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

这意味着什么？深圳，也许能提供一个样本。

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说，落户与否对生活在深圳的人来说，只有20%的差别，80%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视同仁的。这让谭主想起一句耳熟能详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

与其说户口重要，不如说与户口相关的公共服务是关键。

如果细看“十四五”规划你会发现，在城镇化篇章中，不少表述都有细微的变化。在“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章节中：

“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变成了“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

按照蔡继明的分析，未来不是一味地讨论户口本身，而是让与之相关的服务一项项实现。

规划里的这句话写得很明确：

根据人口流动实际情况调整人口流入流出地区教师、医生等编制定额和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布局。

这意味着，让资源跟着人走。

人口，都在流向哪里？

2020年，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十个城市是：

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天津、佛山、苏州、宁波和杭州。

一座城市究竟靠什么来吸引人？谭主也做了一个调查：

这不仅是城市的小布局，更是国家的大布局。樊杰对这个布局非常了解。

从“十一五”规划设立专家委员会开始，他已经连续4次参与规划编制，他还参与过京津冀、珠三角都市圈的规划。

樊杰告诉谭主：

协调的关键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以人均GDP作为指标，既要优化分子，改善落后地区经济水平，也要调整分母，顺应规律，引导人口合理流动，使未来人口分布和国家资源环境空间布局分布相匹配。

怎么看中国的空间布局？

樊杰给谭主分享了一篇《求是》的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文章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部分，却足以看出新时代“协调”二字更丰富的内涵：

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

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地区合作，细化功能区划分，实现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这正是“协调”的辩证法。

樊杰参与“十四五”规划编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以人为核心的协调水平不局限在经济收入所决定的质量水平，同时也包含社会服务设施水平以及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正在于此。

带着协调的“底色”，城与乡之间的流动，城与城之间的流动，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流动，蕴含着中国发展的密码，也蕴含着所有人的新机遇。

世界，也在共享中国的机遇。

就在两会之前，欧盟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的贸易数据，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更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前十大货物贸易伙伴中，中国是唯一实现贸易双向增长的。

这个唯一，货真价实。

从2020年6月份开始，中国外贸已经连续9个月实现正增长，2020年全年的进出口、出口总值均为历史新高，成为全球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中国生产，在服务全球。

对此，有一个人的体会格外不同。她是国家发改委规划司的张俏，参与了“十四五”规划初稿的撰写。

她撰写的篇章，是此前的规划从未有过的，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基本坐标。

新发展格局蕴含的机遇，同样是丰富的。

疫情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一度中断，一些国家试图让制造业回流，加速了封闭的趋向，中国则凭借着强大内功——完整的工业体系，稳定了全世界的供应。

但其实在2020年之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波动中呈现趋势性下降。

2019年，占比仅为27%，达到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一趋势在2020年出现了变化。

德国商业银行经济学家周浩，两会期间发表了一篇解读中国经济的文章，题目就叫《做趋势的朋友》。

周浩告诉谭主：

制造业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后疫情时代的趋势之一是制造业的回归。

刘元春的判断也基本一致。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刘元春的理解对年轻人来说更有吸引力：

未来就业可能会呈现出“中间空洞”的现象。一方面是创新人员、高技术人员，另一方面是体验式的服务人员。两端的人员会更多，中间的传统技工人员可能会减少。因为制造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

再看五年规划，趋势的变化早已经暗藏其中。

“十三五”规划中，对实体经济的表述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到了“十四五”规划，变成了“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最引人瞩目的，还有一个数据。

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将增长10.6%。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告诉谭主：

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大体与欧盟水平相当。但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太低，刚刚超过6%，世界上主要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比重大多在15%以上。

这也就有了“十四五”规划特别新增的一节——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还有特别新增的一篇——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未来，制造业要更强，也要更有含金量。但含金量，需要久久为功。

谭主想起今年两会委员通道上，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研究员周玉梅的一席话：

集成电路是从业人员的长征路……希望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到集成电路产业，有更多的优秀学子报考集成电路专业。

五年，是时间坐标。

我们无法预想五年之内，还会有多少意想不到，但国家规划和个人目标的交汇点始终不变，是乐业，是安居。

布局，是空间坐标。

目标从不只是某时某刻完成某项任务，国家规划谱就的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流动的蓝图，你可以在乡村独辟蹊径，也可以在城市大放异彩。

人，是发展目的。

“十四五”规划最多的指标是民生保障，每一个人既是价值本身，又在创造价值。

在时代的机遇面前，中国已经选择修炼内功，乘势而上。你，准备好了么？

最后，欢迎大家查看谭主其他回答：如何看待全球芯片缺货加剧，除汽车芯片外，手机游戏机芯片也面临紧缺？

若想了解更多也可以来看看谭主的这篇文章，欢迎关注公众号“玉渊谭天”，找谭主聊天。

大家首先需要了解一个大的背景：十四五时期跟十三五到底什么不同？

十三五的主要矛盾在内部，我们要防止经济硬着陆，我们要全面脱贫，我们要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十四五的主要矛盾在外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想抬头，G2之间的博弈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要因素。

30~40年前，日本也曾把自己看做G2，而中国切切实实地站到了日本三十多年前的位置。

2019年我国人均GDP正式突破1万美元，达到日本1983年的水平。

而且由于人口更多、经济体量更大，中国的崛起比日本更令全球瞩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来看，中国大概相当于30~40年前的日本。

日本与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美国支持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33年之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约与36年前的日本相当。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遍及全球；根据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201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而中国以2票只差遗憾丢掉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1970年大阪世博会展示了日本的全新面貌，40年后中国迎来了上海世博会。
1966年日本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ADB），2015年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1968年日本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3年日元进入SDR，2016年人民币进入SDR。

历史的潮流再次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中央的舞台。

日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好的老师之一，我们不妨看看在上一轮的G2较量当中，日本人输在那儿？

回顾日本现代史，我们将日本没能成功突破美国封锁归结为三点：

日本经验之一：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经济硬着陆。

1991年，日本经济增速急转直下，不变价GDP的角度来看，直到2001年日本经济总量才回到1991年的水平，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失去的十年”，日本丧失了绝佳的发展时机，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具有人力成本优势的经济体先后崛起，取代了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

房地产泡沫的形成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简述一下。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大幅升值，但美国贸易颓势并没有得到解决，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在1986~1987年持续扩大。一方面为了应对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为了应对国内外贸企业的压力，1986月1月至1987年2月，日本央行连续5次下调贴现率。本来就资金过热的市场上又出现了巨量流动性。

之后，就是我们熟知的“硬着陆”政策。

面对地价疯涨，日本政府最早在1987年就修改并推出最新“土地交易监视区域制度”，但直到1990年，该制度才对土地价格上涨有所限制；1991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出台地价税，强化了特别土地保有税。

1989年，日本央行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将贴现率上调到3.25%，随后继续上调，导致贴现率最终升高至5.25%；官贷利率也从2.5%升高到6%。

1990年3月27日，大藏省对银行房地产行业进行总量控制的行政指导。总量控制的范围包括房地产行业、建筑业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土地投机大都是企业通过土地进行贷款获得资金再投资房地产，并非是企业和个人的自有资金。因此总量控制后，提供给房地产行业资金减少，导致购买地产进行投机的需求降低，引发土地交易的减少和价格下降，并进一步引起投机者的恐慌。击鼓传花结束，日本房地产泡沫戳破。

应对泡沫经济问题，我们的十四五规划提出了以下几点：

其一，保持宏观杠杆率稳定。债务驱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已不可取，通过需求侧刺激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很难再次出现。“扩大内需”、“需求侧改革”“需求侧管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等表述不能理解为通过刺激内需的方式去拉动经济增长，我国核心矛盾仍然供给侧，扩大内需将来依靠的是供给创造需求的方式。

其二，坚持房住不炒原则。房地产已经被定性为“中国金融风险最大的灰犀牛”，“房住不炒”是未来最重要国策之一并且会长期坚持。实际上，坚持房住不炒不仅是防范金融风险，更是大国博弈中的关键变量。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就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经济硬着陆，从此开启了30年的经济低迷。

广场协议之后，德国马克同样也大幅升值，但为什么德国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把房地产业属于政府社会福利体系的组成部分，而非经济的支柱产业。德国的住房对于居民来说也更大程度上是耐用消费品，表现出更少的用作投机的金融属性（不过近期德国房价涨的也很猛，another story）。德国对房地产的管控十分严格，除一般的民法典外，德国还有租金调节法、住宅所有权法等专门的房地产市场法规，对于规范房屋买卖和房屋租赁市场、稳定房价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供需基本面来看，最重要的无非两点：

1、保证足够的土地供给。德国政府将满足房屋供求视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要目标，拥有一套成体系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工具。一是严密规划每年住房供应总量，根据收入差距确定高、中、低档房屋的供应。二是严控房价，政府会评估并制定官方的房屋基准价格，房价只允许在合理范围内浮动。三是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活跃交易，征收房产土地税、房产交易税以及资本利得税等等，进一步削弱房地产的金融属性。

2、充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德国房地产租赁市场也十分成熟。政府一方面强制房地产企业按照一定比例建造保障性租房，另一方面给予建设用于租赁住房的地产公司更多的税收优惠，始终保证租房市场的充分供给。

从十四五规划及近期政策当局的表述来看，我国在发展租赁市场方面已经有非常大的决心，在保障土地和房地产供给方面进展较缓。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 有力有序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 完善长租房政策， 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以人口流入多、 房价高的城市为重点， 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
“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 支持将非住宅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

其三，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疫情发生后的故事，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在全球疫情快速蔓延之时，中国已经率先完成了复工复产。海外生产能力不足，只能靠中国来填补供需缺口，中国制造供应全球，出口持续高景气度。Made in China再次凸显了其无法替代的价值。不过有一个事实可能与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过去几年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去工业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比35年前的日本更快。我们必须得警惕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的挑战以及美国逆全球化推进制造业回流等影响。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加快发展产业体系，坚持把实体经济发展作为着力点，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制造强国”处于核心位置。

目前已经有一系列政策倾斜：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通过税收优惠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支持力度；之前央行的MPA考核也加大了制造业企业中长期贷款的考核力度，支持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

保持制造业基本问题还蕴含着一个问题，就是东部的产业到底能不能转移到西部去。有一篇《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写的挺好，此处笔者不在赘述，推荐大家阅读。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西部如何与东南亚竞争？十四五规划中提到“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支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如何做到呢？

承接制造业转移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法律环境、税收优惠、人力资源、物流网络等等，归根结底拼的是成本。

以物流成本为例。中国是世界上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高速公路快速铺遍全国的同时带来了高昂的路桥费。因此，十四五规划也重点提到了，“建设交通强国，降低企业流通成本”。

日本经验之二：世纪交接之时的信息技术革命落败，科技要素全面落后。

在日本制造业崛起的过程中，美国先后对日本发起了纺织品战、钢铁战、彩电战、汽车战等多轮贸易制裁，都没有扭转日本制造业份额持续上升的势头，反而倒闭日本制造业不断升级。

然而，90年代美国掀起“小型化”的新一代技术革命，以 PC 为代表的新型信息通信设备快速发展，带来巨大的产业变革，而日本未能及时调整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科技要素渐落下风。这才是日美贸易战中日本真正落败的原因！

先后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和泡沫刺破后“消失的十年”，再加上《美日半导体条约》等贸易制裁，日本半导体企业没有像丰田、本田、日产一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最终市场份额逐渐被蚕食掉。而在21世纪交接的信息技术革命当中，最重要的技术恰恰就是半导体！最终，美国人引爆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带来巨大的产业变革，新产业新产品快速兴起，至此日本在科技要素中全面落后于美国，因此之后也难以孵化出谷歌、亚马逊这样的互联网巨头。

应对科技革命问题，我们的十四五规划再次强调——坚持创新的核心地位。划重点：核心地位。

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其一，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对应的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卡脖子”技术。加快核心技术研发、补短板，在中美长期博弈大背景下提升高端制造产业链的完整性，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卡脖子技术有哪些？“三基”（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是重要发展方向。

前文我们提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通过刺激内需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弥补外需不足。实际上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还在供给侧，其核心是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内需的适配性。

比如说，美国断了华为的芯片供应，华为手机生产的循环就断了，如果不解决芯片供应问题，我们国人想买华为手机也买不到了（最新的出货量显示OPPO已经超过华为了QAQ）。今天卡了华为，明天又要搞小米，Uncle Sam只会层层加码，过去几十年友好的贸易环境已经难以复制了，突破第三代半导体技术迫在眉睫。

配套的政策正在陆续出台，比如半导体企业10年免税《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

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线宽小于28纳米（含），且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第一年至第十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其二，面向科技前沿、相面人民生命健康，对应的是目前正在孕育的科技革命中最重要的几大行业。

“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 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最近10年以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无人驾驶等行业飞速发展，正在孕育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什么是科技革命？简单地说就是，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技术时代，无一不是这种特征。当无人驾驶解决了堵车问题、当机器人解决了婴幼儿和老年人照护问题，人的生产力被大幅度地解放了，这就是一轮新的科技革命。

第三，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十四五规划首次纳入基础研究强度指标，要求到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达到8%。

基础研究说白了就是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这些基础学科。作为后发优势国家，我们的科研经费更多地投入到了见效更快、收益更高的技术应用或者技术改良层面，而基础研发的匮乏是我们难以突破核心技术的底层原因。

任正非：搞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日本经验之三：老龄化。

老龄化使日本经济丧失活力，经济潜在增速难上台阶。日本65岁以上人口1995年突破14%进入深度老龄化，2006年突破20%进入超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老年社保福利支出庞大，想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再无可能。

人口老龄化是日本最棘手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劳动力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制约产业结构升级，拖累经济潜在增速。

（2）社会抚养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负担不断加重，老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卫生支出、老年福利设施和老年服务等国家支出上升。

（3）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日本平均储蓄率不断提高，消费倾向降低，消费升级动力不足。

应对老龄化，十四五规划首次将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三个方面对冲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其一，开始鼓励生育。在最重要的20大数字目标中，有一条新增为“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要从2020年的1.8个提升到2025年的4.5个，年化增速超过20%。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解放适龄青年的照护时间，是鼓励生育的方式之一，也是应对目前生育率不断降低的重要举措。

其二，挖掘结构性人口红利——持续推动高质量的城镇化。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户限制。超过3亿适龄农民有待融入城市，填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递减而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缺口。

其三，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解决未来潜在的养老金短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商业保险。

社保三支柱一般指的是国家养老金、企业养老金和个人商业保险金。当前，我国“三支柱”的养老金模式发展尚不平衡，国家养老金作为第一支柱占绝对主导地位，企业年金和养老保险作为第二、第三支柱发展比较滞后。

第二支柱企业养老金的发展有一定阻力。实际上，国企和大型私企的年金普及率已经相对较高，但是对于解决了我国绝大多数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而言，由于会额外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较难进行大规模推广。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发展养老保险缓解第一支柱的压力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一方面发展养老保险可以满足高收入退休人群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发展养老保险，保险资管产品入市后可以让全民分享上市企业成长红利。

以上。用下图做个总结。

除了日本经验以外，大国博弈中还需要注意什么？

最后再简单补充几点。

第一，能源安全：为什么搞碳中和、碳达峰？（后续笔者会再开一篇长文写碳中和，也希望大家关注）

除了生态环保以外，还有降低石化能源依赖度的考量。

第二，粮食安全：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农业现代化依然大有可为。

两条重点：耕地和种子。

耕地方面，一是坚守18亿亩红线，二是建设高标准农田，提高亩产。

种子方面，发展现代种业，任重道远，其中重点提了“建设黑龙江大豆等区域性育制种基地”。

第三，国家安全，就一句话：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这句话前半句是放弃幻想。老生常谈了，但是还是很多人没有放弃幻想，盼望着拜登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会有所缓和。

刚才已经提到，中国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地位。美国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中国超过自己。

用金灿荣老师的话说，美国曾整趴下5个世界老二：英国、德国、苏联、日本、欧盟。我们现在是第六个，而美国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

后半句是准备斗争。注意重心并不是“斗争”，但必须要“准备”。作为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不会主动打破和平局面，但我们必须积极做好准备——因为准备地越充分，美国人越不敢轻举妄动，我们反而能获得更多和平发展的机会。

规划中提到，“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后记：其实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无论是从本币计价角度还是美元计价角度），但谁也没想到短短5、6年之后“日本经济奇迹”就走下了神坛。

1979年，傅高义出版《日本第一》，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介绍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1988年，伴随地价大幅上升，坊间流传起“卖掉东京，买下全美国”的童话。
1989年，三菱地所买下美国洛克菲勒大厦；同年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业。
1990年，日本股市暴跌。
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1985年并没有那么显眼（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以上。

3月13日首发，3月16日第一次更新。

这里谈谈第三节。

第三节　加强网络安全保护

健全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加强重要领域数据资源、重要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保障。建立健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提升安全防护和维护政治安全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风险评估和审查。加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跨领域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提升网络安全威胁发现、监测预警、应急指挥、攻击溯源能力。加强网络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加快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创新，提升网络安全产业综合竞争力。加强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

对于2014年起开始流行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到目前也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距离美酱差距很远。

国家应急中心在2019年《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里面，提到的七个网络安全威胁是：

1. DDOS攻击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攻击组织性和目的性更加凸显。
2. 境外APT组织的网络窃密攻击，瞄准我国重要攻击目标，持续反复进行渗透和横向扩展攻击。（这里的APT组织，往往指的并非民间黑客团体）
3. 通用软硬件漏洞数量持续增长。事件型漏洞数量大幅上升。高危零日漏洞占比增大。
4. 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数据库数据安全事件频发。违法交易藏入“暗网”（这也是昨天央视315涉及的话题）
5. 以移动互联网仿冒 App 为代表的灰色应用大量出现，主要针对金融、交通、电信等重要行业的用户。
6. 网络黑产活动专业化、自动化程度不断提升，技术对抗越发激烈。
7. 工业控制系统产品漏洞数量居高不下。新技术的应用给工业控制系统带来了新的安全隐患。

纲要里提到的：

提升网络安全威胁发现、监测预警、应急指挥、攻击溯源能力。也是国内提升网络安全的重要举措。

很多人只关注现实空间的领土安全，却忽视了虚拟空间的“网络空间领土安全”。尤其是很多大中型企业，把网络安全看作是信息化部门的事，要求就是不出事。在现在的情况下看，是过于掩耳盗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