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代以后在提拔实际上的宰相，即内阁大学士时，越来越不重视其地方行政经验？
首先，得明白明朝的政治体制变化。明太祖朱元璋废了丞相制度，这一下权力就集中到了皇帝手里。但皇帝一个人啥都干也干不完，所以就得找人帮忙。最初是设中书省，后来取消了，转而倚重翰林院的学士，也就是所谓的“内阁”。内阁的成员，最核心的就是大学士，他们名义上是皇帝的秘书，帮皇帝起草诏令，商议国事。但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永乐皇帝以后，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渐承担了辅政的责任，实际上就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那么，为什么提拔这些大学士时，地方行政经验就不那么重要了呢？
一、 权力的重心转移：从实践到理论，从地方到京城
京官的价值被放大： 明朝建立之初，虽然朱元璋本人是草莽出身，对地方治理经验很看重，但随着政权的稳固，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和专业化。而京城才是权力中心，是决策发生地，也是晋升的快车道。在京城当差，尤其是在核心部门，比如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更能直接接触到皇帝，更能理解和参与到中央的决策中。这些经验被认为比在地方上“跑腿”更重要。
翰林院的特殊地位： 内阁大学士很多都是从翰林院出来的。翰林院是培养文人和官员的摇篮，这里的官员擅长文辞、熟悉典章制度，而且因为常年为皇帝起草诏令、起草各种文书，与皇帝的契合度高，更能揣摩上意。这种“御用”性质的经验，在皇帝看来，比在地方上管钱管粮管民事更有价值。他们更像是一群为皇帝提供智力支持的“军师”，而非一线管理者。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深化： 中国历来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明朝中后期，科举制度成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是主流。而一旦通过科举，特别是进士出身，通常会先在京城任职，然后才有可能外放。能够一步步爬到内阁的，往往都是在京城久经“磨炼”，在理论和制度层面有深厚功底的。地方经验反倒成了“下基层”的经历，优先级被排在了后面。
二、 政治生态的变化：派系斗争与权力平衡
皇帝对权力制约的担忧： 废除丞相，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权臣坐大。皇帝总是担心有人功高盖主，或者因为在地方上有根基而产生挑战中央权威的野心。因此，提拔那些没有强大地方背景、纯粹在京城体系内成长的官员，更容易让皇帝放心。这些官员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信任，而不是地方的实力。
内阁内部的制衡： 内阁虽然是事实上的宰相集体，但也不是铁板一块。皇帝也会利用内阁成员之间的制约来维持自己的权威。那些来自不同背景、在不同领域（比如科道出身、六部出身）的官员进入内阁，有助于形成一种内部的平衡，而不是一个形成强大地方势力联盟的宰相团队。
文人集团的崛起： 明朝中后期，文人集团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更注重理论探讨、道德文章，在治理方式上也倾向于强调法制、礼仪和思想层面的建设。在他们看来，一个好的“宰相”应该是一个能够驾驭政治局势、制定宏观政策的“智囊”，而不需要他亲自去了解基层的泥腿子生活。
三、 官僚体系的“内卷”与人才选拔的逻辑
考察重点的偏向： 皇帝和朝廷考察官员，越来越看重他们在京城的表现，比如奏疏的质量、与皇帝的沟通能力、在朝堂上的辩论能力等等。地方的政绩，除非是特别突出且为皇帝所知的，否则很难直接转化为晋升为内阁大学士的资本。
“关系”和“人脉”的考量： 在复杂的官场中，皇帝也会考虑官员的出身、家庭背景、以及他在京城有没有可靠的“靠山”或者能够形成良好合作关系的同僚。一个在地方上独当一面、功勋卓著的官员，如果他在京城没有足够的人脉和影响力，很难被“看见”，更难被提拔到核心决策层。而那些长期在京城任职的官员，自然更容易建立起这种联系。
风险规避： 提拔地方大员到内阁，风险也比较大。这些官员可能在地方上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行事风格和人马，到了中央可能会水土不服，或者更容易卷入派系斗争。而提拔在京城里成长起来的官员，他们更熟悉中央的运作规则和政治环境，风险相对更小。
举个例子，像张居正这样的名臣，虽然也有过地方任职经历，但他最终能走到首辅的位置，更多是因为他在京城礼部、吏部等重要部门的历练，以及他超凡的政治手腕和皇帝的信任。而许多在地方上做了几十年父母官，政绩斐然的官员，却很难有入阁的机会。
所以，总的来说，明代以后在提拔内阁大学士时不再特别重视地方行政经验，是中央集权加强、官僚体系专业化、政治生态变化以及人才选拔逻辑调整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权力越来越集中于皇帝和京城，而内阁的职能也逐渐从实践管理者转向了中央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这使得在京城接受训练、熟悉中央运作的官员更受欢迎。
网友意见
下表是统计到的明朝162位阁臣入阁前的仕宦履历，具有进士学历的有157人，87人有过庶吉士经历，139人有翰林官经历，这符合明代“独重进士一科”的科举选士国策，也符合“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入阁原则。
从阁臣入阁前的历仕经历来看，确实如题主所说，任过地方官职的人太少，只有21人，占阁臣总数的近13%，而其余人入阁前一直是任京职，占阁臣总数的87%多，光是做过翰林官的就达到85.8%。
用今天的任官标准评判，就是没有经过基层锻炼，没有地方工作经验，不习世务，这也确实明朝中央政治制度的一大弊病。
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内阁原本就可以算做是翰林院的分支机构，内阁阁臣的选拔标准一开始就是“学术”。
正统七年，于翰林院设阁臣公座，内阁、翰林称同官，入内阁者不兼殿阁大学士即兼翰林学士。
前面几位答主也说内阁阁臣本身的定为就是翰林词臣，其职责本身在最初就不要求有执政经验。
确实如此，弘治八年定入阁标准为“行为端方、学术纯正”，可见对内阁阁臣的一大评判标准还真就是所谓的“学术”，而翰林院就是明朝的最高学术圣地，这就使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原则得以贯彻。
实际上弘治、万历两朝曾两次修《明会典》，就直接将内阁置于“翰林院”进行叙述。
参照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原则大约是正统时开始形成的，弘治、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更是清一色的翰林内阁。
除了上面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大约还有以下一些原因：
1、明朝的政治制度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即重中央而轻地方。
明代的中央集权程度相比前代无疑是要加强很多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官员的地位高低、职权大小经常并不以官员品级来确定，而以是否接近中央、接近程度来区分，表现在京官和外官上就特别明显。
比如从二品的某省布政使迁转为正四品的左右佥都御史、正三品的左右副都御史巡抚某处常被称为升官：
升山东左布政使原杰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地方。
升陕西左布政使张蓥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地方。
升云南左布政使陈宜、湖广左布政使王锐俱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宜巡抚贵州，锐巡抚延绥等处地方。
又比如正七品的巡按监察御史，其权力远不是比其品级更高的地方布政司官、按察司官、知府等能比的，就在于监察御史属于京官系统，它是代表中央到地方来行使监督职权的。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明朝的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甚至不太像是同一个官僚系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明朝重中央而轻地方，中央官员迁转也往往从本系统内人员中选择。而内阁阁臣的选择，自然也就是本系统内的翰林院、左右春坊等部门。
2、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资源差异巨大
从上面表格可以发现，也有一些阁臣并没有翰林官经历，但最起码要求有较长时间的京官任职经历。
因为深处天子脚下的政治中心，可供利用的政治资源十分丰富，升迁机遇自然很多，留在京城也方便进行政治社交活动，对仕途影响至关重要。而一旦外任，就难以和京中当权者进行联络，甚至有终生不复京任的可能。
所以很多官员和进士都会想尽办法赖在京城，逃避外任，宁可等待数年，“进士初选美官，则惟循资而可立登要地。一除外职，则虽有才而或终滞下僚。”
其实明代内阁的这种现象，也说明其任官制度有较大缺陷。正统以后，阁臣儿乎全用进士出身者，且大多数阁臣入阁前没有外任地方，又多历翰职、宫职及卿二之职，其影响不在小处，阁臣中所反映出来带有普遍性的缺乏实际历炼、书生气重、行政实践经验不足、长于文章、短于理政等问题多由此导致。
而整个明代，有能有为的阁臣其实只占少数，碌碌充位者居多，这与阁臣的选任过于循资格和不注重遴选外僚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隆庆内阁首辅高拱曾经就明白地批判过这种阁臣铨选方法：
圣祖罢丞相，分其权于六卿，而上自裁决。成祖始制内阁，以翰林官七人处之，备问代言，商榷政务，极其宠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后遂理机务庶政。比其久也，则遂隆以师保之官，称辅臣焉，虽无宰相之名，有其实矣。然皆出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他无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于平章而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 ....今也止教诗文，更无一言及于君德治道，而又每每送行贺寿，以为文栽花种柳，以为诗群天下英才，为此无谓之事，而乃以为养相材，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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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明代内阁的定位一开始就只是词臣，如果说的更准确一点，就是广义上的“翰林学士”，是纯粹辅助皇帝履行“代王言”的职能，从职能需求上来说，这个岗位不需要你有多少地方行政经验，只要你能把皇帝的想法准确表达清楚就行了，那何必去基层找一个不会写材料的人来干这活呢。
明代自朱元璋罢废宰相后，实际上皇帝一人即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六部九卿分得了一部分宰相的权力，但最终的决策权都在实际宰相（皇帝）手中。在明代体制下，内阁决不允许与外廷发生直接公文往来，大九卿的文件也不会上报内阁决策。内阁主要是按照皇帝的意愿提出意见，并报司礼监披红后抄发六科、再要求相关部门执行。即便是日后阁臣权力日重，也是通过皇帝的口吻来行使自己的意志，并不是说内阁就可以直接领导外廷，外廷仍然是归皇帝领导的。
既然如此，纯粹只是一个词臣的定位，那么去不去基层、有没有行政经验就显得毫无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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