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开国皇帝吗?

回答
宋太祖赵匡胤,一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开国之君。提到“仁慈”,这确实是评价一位君王是否“仁慈”时一个很关键的维度。但要断言他是“最”仁慈的开国皇帝,这可就有点复杂了,因为历史的评价往往是多维度的,而且“仁慈”本身也有不同的解读。

咱们不妨从几个方面,把赵匡胤这位皇帝的“仁慈”表现得更细致些,看看他身上究竟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这样说,又有哪些地方可能需要我们更审慎地看待。

首先,咱们得说说赵匡胤是如何“不杀功臣”的。

这是赵匡胤最为人称道的“仁慈”之处,也是他区别于许多其他开国皇帝的显著特点。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五代十国那个乱哄哄的年代,开国皇帝上位,往往伴随着对前朝君臣的清洗,对曾经与自己争夺过天下的人的忌惮,有时甚至不惜赶尽杀绝。然而,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杯酒释兵权”。在公元961年,赵匡胤设宴款待了他最信任的几位大将,如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席间,他以一副老友相聚的姿态,却异常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他们手握重兵、可能威胁皇权的担忧。他没有直接下令逮捕,而是用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劝他们辞去兵权,转而担任俸禄优厚、地位尊崇但实权不大的官职。他甚至说了类似“我等不义,而得天下”这样的话,表达了对他们可能居功自傲、威胁自己统治的恐惧,然后表示“不忍见卿受烹”——不愿意看到他们落得个被处死的下场。

这事儿听起来挺讽刺的,明明是剥夺了人家的权力,怎么就成了“仁慈”?关键就在于,他给足了面子,给了高官厚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杀他们。 和那些开国皇帝为了巩固权力,一旦觉得功臣有威胁,就找个借口杀掉,或者来个“秋后算账”,相比之下,赵匡胤的做法确实显得“仁慈”多了。他的目的不是要消灭这些开国元老,而是要将他们“收编”进体制内,让他们安享晚年,同时消除潜在的隐患。

再比如说,赵匡胤平定南方时,面对像南唐的后主李煜这样在亡国之君,他也没有赶尽杀绝,虽然最后李煜还是免不了被赐死的命运,但赵匡胤最初并没有打算剥夺他的性命,而是把他接到汴梁,封了官。这虽然与后来的结局有所不同,但在当时那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环境中,已然是一种不小的宽容。

其次,赵匡胤在治国理政上,也体现出了一种“仁恕”的风格。

相比于五代时期那种混乱、杀伐决断的统治,赵匡胤开创宋朝,似乎更注重建立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

重文抑武的国策: 赵匡胤深知前朝武将专权、导致政局动荡的教训。他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力提拔文官,将权力更多地集中在皇帝和文官集团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武将拥兵自重而引发的政治风险,也使得朝政的运行更加平稳。有人说这是“怕”武将,但从长远来看,这无疑为北宋三百多年的文治奠定了基础,也避免了频繁的军事政变。
减轻赋税,安抚民生: 虽然赵匡胤忙于统一天下,但他也意识到民生疾苦是动乱的根源。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例如在一些地方允许百姓延缓交税。虽然不能说他对百姓有多么体贴入微,但相比于战乱时期的横征暴敛,这已然是一种改善。

然而,我们也要客观地说,说赵匡胤是“最”仁慈的开国皇帝,可能就有点夸大了。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任何一位君主的统治,都无法完全摆脱现实的需要和权力的逻辑。

“杯酒释兵权”并非没有代价: 虽然赵匡胤没有杀这些功臣,但剥夺他们的军权,让他们失去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打击。他们从此告别了战场,成为了朝廷中“闲散”的高官,虽然待遇优厚,但政治生命的终结,对他们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不仁慈”呢?
统一天下的过程也伴随着战争: 赵匡胤虽然是以“陈桥兵变”这样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但他在统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战争中,也必然会经历刀光剑影、生灵涂炭。他对南唐、后蜀等政权的征伐,虽然最终带来了统一,但战争本身就不是“仁慈”的代名词。
对前朝君臣的处置: 虽然赵匡胤对前朝的一些臣子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对于一些他认为可能构成威胁的人,他也并非完全手软。例如,他平定了北汉后,对北汉的一些官员也进行了一定的处置。

所以,回到“最”这个字上。

如果我们将“仁慈”定义为在巩固自身统治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开国功臣的杀戮,并试图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秩序,那么赵匡胤无疑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甚至可以说是“仁慈”的开国皇帝。他开创了“不杀功臣”的先河,为后世提供了另一种政治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将“仁慈”定义为对所有人都怀有博爱之心,对生命有着绝对的尊重,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或压迫,那么任何一位君王,包括赵匡胤,都无法达到这个标准。毕竟,权力斗争和国家统治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和残酷性。

相比于其他开国皇帝,例如刘邦的杀伐果断,朱元璋的残酷清洗,赵匡胤在处理功臣和政治对手的方式上,确实显得更为“温和”和“有分寸”。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是一位非常务实的政治家,他看到了权力的风险,也找到了化解风险的相对“不那么残忍”的方式。

总而言之,赵匡胤是一位非常值得称道的开国皇帝,他的“不杀功臣”政策,以及他试图建立的稳定统治,都让他区别于许多杀伐决断的前辈。但要说他是“最”仁慈的那一位,这需要我们对“仁慈”的定义有更清晰的界定,并且在比较中保持审慎。他身上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智慧与人文关怀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他在中国古代的开国君主中,显得尤为独特和令人回味。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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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的小舅子王继勋,是生性凶残的吃人狂魔,以残杀奴婢,食用其肉为乐。一日天降大雨,围墙崩塌,众奴婢群奔而出,到皇宫门前诉冤,举朝哗然,赵匡胤却念及亲戚私情,仅仅将其削官流放,不久又让他去西京洛阳为官。

王继勋愈发肆意妄为,在洛阳的四年时间内,强抢平民百姓为其奴婢,稍不如意就杀之,而后食其肉,将尸骨装入棺材,弃之野外,前后遇害者上百人。人贩子和棺材铺商人常年出入其府邸,洛阳百姓深受这个食人魔王之苦,却无人敢上告,只因皆知赵匡胤这个皇帝对他何等偏袒。

一直到赵匡胤死后,赵光义继位,和王继勋再无直接亲戚关系,才秉公处理,将其明正典刑,斩首于洛阳,并将常年与王继勋共食人肉的长寿寺和尚广惠,以及男三女八共计十一名人口贩子,一并斩首,以平民愤。

王继勋此前为将时,新募兵千人,多无妻室。赵匡胤对他说「此必有愿为婚者,不须备聘财,但酒炙可也」(肯定有愿意嫁给他们的女子,无需准备聘礼,摆酒席就行了),于是王继勋就在京城大掠良家女子,引起一场大骚动。赵匡胤大惊,收捕斩杀王继勋部下兵将百余人,才勉强平定此事。

《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二·外戚上》:【王继勋,彰德节度饶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   继勋所为多不法。会新募兵千余隶雄武,将遣出征,多无妻室,太祖谓继勋曰:"此必有愿为婚者,不须备聘财,但酒炙可也。"继勋不能谕上旨,纵令掠人子女,京城为之纷扰。上闻大惊,遣捕斩百余人,人情始定。时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   
乾德四年,继勋复为部曲所讼,诏中书鞫之。解兵柄,为彰国军留后,奉朝请。继勋自以失职,常怏怏,专以脔割奴婢为乐,前后多被害。一日,天雨墙坏,群婢突出,守国门诉冤。上大骇,命中使就诘之,尽得继勋所为不法事。诏削夺官爵,勒归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监门率府副率。   
开宝三年,命分司西京。继勋残暴愈甚,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女侩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颇闻其事。及即位,人有诉者,命户部员外郎、知杂事雷德骧乘传往鞫之。继勋具伏,自开宝六年四月至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手所杀婢百余人。乃斩继勋洛阳市,及为强市子女者女侩八人、男子三人。长寿寺僧广惠常与继勋同食人肉,令折其胫而斩之。洛民称快。】

北宋开国之军队,承袭五代乱世,军纪极为糟糕,行径极为残暴,远不止上述此事。曹彬攻灭南唐之战,被赵匡胤和宋朝史官吹嘘为“未尝妄杀一人,活江南百姓”。然而,其部将曹翰围攻江州(九江)之战,破城后大肆屠戮,死者数万人,尸体填满井水江流,掠夺民财亿万之巨,(【屠城,死者数万人,取其尸投井,坎皆满溢,余悉投江流,家赀货钜万,翰悉取之】),事后未受惩处,反而升官赏爵。

北宋攻灭后蜀后,众将同样大肆劫掠,杀人抢劫,激起全川哗变。“十四万人齐解甲”的后蜀军,许多降而复叛。行径最恶劣的宋军军校,“割民妻乳而杀之”,赵匡胤下令将其斩首,左右近臣竟然“营救颇切”,力保其不死。赵匡胤当众流涕,言「兴师吊伐,妇人何罪,而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才顺利将其惩处。

赵匡胤身为开国皇帝,想杀一个罪行骇然的军校,都有这么大阻力,足可见要惩治那些从五代乱世沿袭下来,横行不法的诸将领,该有多么艰难。北宋开国之“不杀功臣”,本质上也是根本杀不了!

而只能“杯酒释兵权”,徐徐削减诸将兵权,此后宋朝更确定了文官士大夫执政、数百年都在竭力抑制武将地位,亦是矫枉必须过正,不得已而为之。

至于赵匡胤对自己旧主、后周世宗皇帝的后人,其实也并非如宋朝自我标榜的那般厚道。

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周世宗文皇帝郭荣,姓郭不姓柴,继位前就是其姑父兼养父郭威正式册立的皇子,继位后严守自己身为郭家嗣子的本分,不曾与柴家生父见面,待之以元舅之礼,也不曾封亲兄弟为王,不曾封柴氏族人为皇族。当然更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重新改姓为柴了。

历史上后周王朝两代皇帝,“郭荣”“郭宗训”,之所以在史书上变成“柴荣”“柴宗训”,原就是宋朝史官篡改历史的产物,其用意无非是削弱周世宗统治合法性,也等于变相加强赵宋王朝取而代之的合法性。(柴可代郭,赵自可代柴)。

小皇帝郭宗训被迫让位后,被流放软禁,刚到二十岁便早死。郭荣的其他几个儿子同样早夭、或“不知其所踪”。时人笔记记载,有两个孩子,在赵匡胤授意下,被大将潘美和大臣卢琰分别收养,一改姓潘,一改姓卢,后来各自延续了郭荣的血脉,但也被剥夺了姓氏和身份。

剩下一些即使在后周也并不算皇族的柴氏族人,也就是郭荣那些依旧姓柴的兄弟的后裔,奉祀郭荣和郭宗训,给宋朝的仁德厚道当活招牌。

宋仁宗嘉佑年间,下令彻查柴氏族谱,封郭荣的从孙柴咏为世袭崇义公,奉祀周世宗郭荣。可见最迟此时,郭宗训便已绝后。

宋徽宗政和八年,又下令从柴氏子孙中挑选最年长在世者,以其祖父过继为周恭帝郭宗训的后人,其子孙世袭宣义郎,奉祀郭宗训。「择柴氏最长见在者,以其祖父为周恭帝后,以其孙世世为宣义郎,监周陵庙,与知县请给,以示继绝之仁,为国二恪,永为定制。

因此,后世所谓的“柴荣后人、郭宗训后人”,从血缘上都已经是旁系过继了。

当然,王朝鼎革,此亦在所难免。论血腥程度,已远远较之前各朝更迭时为轻。

不论如何,赵匡胤终究是终结了刘裕开启的持续数百年滥杀前朝皇族的恶例。但非要因此就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开国皇帝”,不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不论对功臣、对前朝皇族、对平民百姓,那个“后宫万人,羊车寻幸”的晋武帝司马炎,其实都更远比他仁慈厚道得多:

晋朝攻灭蜀吴后,不但善待刘禅孙皓,而且也重用其旧臣。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也同样可以被毫无猜忌地提拔为江州刺史,出任实职官员。

司马氏取代曹魏后,曹氏一族反而过得曹魏时期更好,解脱名为藩王实为囚犯的待遇,爵位也只降一级,改封郡公,还能出任实职官员。曹植的儿子,魏济北王曹志,就做了晋朝的鄄城公,出任乐平太守,后升任国子祭酒。

魏帝曹奂改封陈留王,食邑万户,用天子旌旗,备五时副车,行魏国正朔,郊祀天地礼乐都用魏制,上书不称臣,受诏不必拜。他的宫室还被安排在曹魏故都邺城,曹操所建铜雀台之侧。其各种丰厚地位、待遇、结局,几乎是历代亡国君主之最。

……

然而,身为帝王,却不能惩处肆意不法、鱼肉百姓的官僚。如晋之石崇、身为政府官员却杀人越货以敛财斗富。如宋之王继勋,身为外戚却强掠良家为奴婢,更杀人食肉。那么皇帝表面的"仁慈厚道",又有何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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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割据政权,凭啥我刘皇叔不配有姓名,看不起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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