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经济学方面的造诣真的那么高吗？
朱元璋本人出身贫寒，做过和尚，当过乞丐，更是从一名底层士兵一步步打拼到帝王之位。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民生的疾苦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也让他对国家财政的来源和去向有着异常清晰的认识。他不像那些坐在高位上、养尊处优的士大夫，对基层社会的经济运作只是纸上谈兵。朱元璋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痛”出来的，是“饿”出来的。
他最显著的经济成就，或者说他最被后人称道的经济政策，集中体现在他建立明朝初期那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上。当时元朝末年，社会经济凋敝，战乱频仍，百废待兴。朱元璋接手的，是一个被战争蹂躏得千疮百孔的国家。他深知，要坐稳江山，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先解决吃饭的问题，要把国家的经济重新盘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朱元璋祭出了几项核心政策。
首先，他对农业的重视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在他看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力的基石。没有稳定的粮食生产，一切都是空谈。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和发展农业。比如，他大力推广休耕、轮耕等先进的耕作技术，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且亲自率领群臣下地耕作，以示表率。更重要的是，他严厉打击那些侵占土地、欺压农民的官僚和豪强，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甚至制定了一些看似“粗暴”但效果显著的政策，比如“黄册”、“鱼鳞图册”制度，看似是人口和土地的管理，实际上是为了更精准地掌握土地资源和税赋潜力，避免国家财政收入被层层盘剥。
其次，在赋税方面，朱元璋也展现了他务实的一面。他废除了元朝时期一些繁杂不公的赋税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的雏形。虽然“一条鞭法”是在明中后期才真正成熟，但朱元璋已经开始尝试将徭役和杂税折算成银两，简化征收过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也方便了国家财政的统一管理。他还非常注重打击贪腐，对那些贪污税赋的官员严惩不贷，这一点他做得比后世许多皇帝都要彻底。在他看来，税赋就像水，不能被堤坝（贪官）截留，要流向应该去的地方。
第三，关于商业和手工业，朱元璋的态度有些复杂。一方面，他认识到商业和手工业对国家经济的补充作用，鼓励一些重要的手工业发展，比如丝织、陶瓷等，这些也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税收和物资。另一方面，由于他对农民阶级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商人逐利本性的警惕，他并没有像后世一些王朝那样积极鼓励商业的发展，甚至对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压制，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排斥商业，而是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应该在农业稳定和国家统治稳固的前提下进行。
第四，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就是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在他看来，国家不仅仅是收税的管理机构，更应该在关键时刻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以稳定市场、保障供应。比如，他设立了“常平仓”制度，也就是政府储备粮食，在丰收时购入，在歉收时抛售，以平抑粮价，防止奸商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他还利用国家的权力来控制一些重要的商品，比如食盐、茶叶等，这些“专营”的收入，也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朱元璋的经济造诣，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上的精深，不如说是一种经验上的丰富，一种在实践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能力。他没有发明什么经济学定律，但他创造了一种能在战乱后迅速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经济模式。他用铁腕手段，将一个被撕裂的国家重新捏合在一起，让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当然，他的政策也并非完美无缺。过度的中央集权和对商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活力。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他本人的人生经历，以及他想要达到的目标，都决定了他的经济政策会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时代烙印。
总而言之，朱元璋的经济造诣，是一种对国家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更是一种在极端环境下，为了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策略。他以其独特的经历和魄力，为明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济思想和实践。
网友意见
笔者爬梳了一遍太祖宝训，将里面所有和商业有关的部分摘抄出来。而从中可以看到，朱元璋商业的基本思想是：藏富于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
他提倡保护私营的产业，反对官营垄断，并要求保持低商税以保护民间商业。
此外，朱元璋保护商人的权益，对官员侵犯商人的行为予以惩罚。
首先，明太祖的总体思想为：贮财于天下，藏富于民。
“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
《太祖宝训》卷三，理财篇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夫节浮费，薄税敛，犹恐损人，沉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待而能为国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竟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保国之道，藏富于民。”
卷四，警戒篇
十一月甲子，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卝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卝意奢欲，使百卝姓困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然后，是对宋代禁榷和垄断的批判：
“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
卷四，仁政篇
三月甲申，征虏大将军徐达等奏所下山东州县。时近臣因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太祖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雕瘵之馀，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言者惭而退。
宋代张咏到崇阳县看当地居民种茶，就料到宋政府肯定会禁榷，也就是垄断茶叶，后来果不其然，可见当时禁榷之普遍。
《补梦溪笔谈》卷二记载，张咏到任不久，即令民拔茶种桑，初民颇有怨言，后仁宗嘉祐中榷茶，茶利为官府所垄断，鄂州他邑皆为茶税所苦，独崇阳县岁产绢百万匹，以缣代税，富于邻乡，民遂感念张咏”
朱元璋批判了宋代的禁榷和垄断，赞扬了让利于民的张咏。
接下来，禁止官僚垄断冶铁，指出“民得其利则利源通”的思想。
“且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
卷四，仁政篇
五月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尝于此置铁冶都提举司，总辖沙窝等八冶炉丁万五千户，岁收铁百万馀斤，请如旧置炉冶铁。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该思想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引用顾炎武《日知录》，作为明末清初先进思想的例子，却只字不提其为明初的立国之本，朱元璋的经济思想，日知录是在引用太祖宝训。
还有，要求保持低商税，避免剥削人民。
“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
卷三，任官篇：
庚戌，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官满来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太祖曰：“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主薄之职，本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止以办课为能，其他不见可称，则失职矣。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
以及，保障商人权益，处罚官员侵犯商人的行为（这个在太祖实录）。
“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
《明实录》之《太祖实录》卷九十八云：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讼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最后，再补充一点，朱元璋对于前人的经济思想有所反思。
卷三，理财篇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太祖观《汉武帝纪》，顾谓翰林待制吴沈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可见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于经济，商业和财政有这着少有的独到和进步性思想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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