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主义视角下，如何评价明太祖朱元璋的行为？

民族主义，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西方民族因为形成较晚，所以民族主义形成的也晚。而汉族因为早在先秦时期既已形成，同时也已经形成了民族主义。^[1]

所以就中国来说，民族主义分为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而二者的主要差别是什么呢？前者认为华尊夷卑，民族与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华尊贵，夷卑贱。后者则因为受到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以及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认识到华与夷是平等的民族关系。

在该问题下，有不少人将朱元璋定义为“汉奸”，汪精卫之流，吴三桂第二。和吴三桂的差别只不过是吴三桂反清失败，而朱元璋反元成功，仅此而已。汪精卫自不用说，其时离今未远，不再絮言。我们这里来说说吴三桂。

我个人认为，从史料来看，就算朱元璋反元失败，也绝不会和吴三桂一样被定义为汉奸。我也没见过有现代历史学家称朱元璋为汉奸。吴起兵反清成功，那么后世的评论当然会有变化，但也洗不掉三桂曾经是汉奸的事实。早在三桂起兵反清之前，既已经是当时臭名昭彰的大汉奸，其汉奸的地位，是明永历帝生前亲自定论的。^[2]

而明永历二十七年（1673），因不满清廷削藩，三桂遂起兵反清。起兵之后，虽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号召天下“兴明讨虏”，声称满清“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信誓旦旦大喊“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3]口号含义基本上和朱元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一致的。还跑到永历帝的坟前痛哭流涕，长跪不起，以示忏悔。

在起兵的同时，既然打着大明的旗号，三桂就派人四处寻找大明旧臣“装点门面”。遗民王夫之就怒火中烧的当着三桂使者的面，烧掉了檄文，大骂三桂是大明之贼，中华之贼，自己绝不会从此大奸贼。王夫之又说如吴三桂这等大贼，千古之未有，不忠不义不仁，卖主求荣，弑主，代清灭中华之正统，历史自当会有定论。^[4]这是当时汉族遗民的视角看吴。

我们再看满清一方。 清康熙称三桂为“反复无常，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5]而乾隆时，下令修攥的《贰臣传》，三桂连入选的资格都没有，而是于七年后被编入更为臭名昭著的《逆臣传》。

这里还有一个第三方视角，也既这时已然名义上是清属国，实际依然自认为明属国的李氏朝鲜。^[6]李氏朝鲜以儒家理学立国，最为讲究“华夷之辩”。明弘光元年（1645），被迫前往北京向清廷谢恩的朝鲜使团书记官成以性，就说：“（三桂）闻流寇陷京，称以复仇，举兵入关，名则正矣，既入山海关，战败以死，则志虽未伸，忠亦可尚。而先卖其身，击走自成，自成既走，更无所营，身为降虏，为天下之罪人！”^[7]

在始终认同中国，认同明朝的朝鲜人看来，无论什么原因，开关引入“胡皇清虏”的吴三桂都只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爱”的叛臣。其“手握重兵，却外召夷狄”，既是“中华乱贼”，又是“清虏叛臣”。^[8]

所以吴三桂自放清军入关后，已经分别被明、清、朝鲜三方在不同的时间段定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汉奸、卖主求荣的逆臣、卖国贼。（李氏朝鲜在三桂起兵后因情报不明，看法有摇摆，详可见《想象异域》第四章，吴三桂非姜伯约）

其叛明降清，杀死永历帝与太子是为不忠；

降李顺后，又不顾父亲安危，致父死再降清是为不孝；

降清后，在已经被封为王爵的前提下，为了权势，甘作满清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大肆屠杀作为同胞的汉族百姓与反清义军，是为不仁不义。

这样一个在起兵反清之前，已然在当时被视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千古第一汉奸，中华之大贼吴三桂。先不说太祖驱胡于北庭，假设明太祖也在起兵失败的前提下，三桂和明太祖也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类人。没有任何可比性。

言归正传，话题回到正主朱元璋。开头已经介绍了民族主义，那么站在民族主义的视角下，朱元璋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光复华夏，恢复中国的伟大民族英雄。李洁非就在《明六帝记》中称朱元璋为“他是民族的解放者，终结了中国第一次整体亡国的屈辱历史。”^[9]

自蒙古统治中国以后，实行严厉的民族压迫和政治压迫，将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人，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汉人为第三等的“汉人”与第四等的“南人”，而实际中“汉人”与“南人”近乎一样是最低等。

蒙古人禁汉蒙通婚，禁汉人学习蒙古与色目文字。科举中，对汉人进行严格的限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蒙古、色目卷简单，“汉人”、南人卷难。汉人总人口远多于蒙古、色目人，但录取人数却规定为一致。汉人通过科举，分配到的往往也是最低最差的职位。蒙元朝廷中的中央省、台、院，唯有蒙古人与色目人方得担任。在全国各地设立的“达鲁花赤”监察官亦斥汉人，惟有蒙古、色目任之。^[10]

元世祖以后汉人犯盗案要在手臂上刺字，蒙古、色目免刺。并且法律还规定，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得事后报官。而如果有蒙古人因为喝醉了将汉人打死，蒙古人也只用“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11]至元三年四月以后，又禁“汉人”、南人、高丽人执持兵器与马匹，八月就将高丽人从这一禁令中剔除，只有汉人没有自卫权。^[12]

汉人犯法，交由刑部审理，蒙古、色目人犯法，刑部不得过问，由大宗正府审理。也就是蒙古、色目除了得到法律上名正言顺的庇护以外，还得到大宗正府这一“特殊法庭”的保护。所以黄宗羲就有言，蒙古人从来没把汉人当人，只是率领一帮禽兽来压迫汉人。^[13]

甚至在元初与元末，两次有蒙古权臣提出，将汉人杀光。一为认汉人于大蒙古无用，用汉人的土地来放牧。^[14]二为怕汉人造反，先下手为强，从汉人最多的五个姓杀起。^[15]

而到了元统治后期，上下贪残，奢靡无度，经济残破，民不聊生。当时就有民歌唱：“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

这就是明朝建立之前，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将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称为：

“没有一点儿漏洞，透不出一点空气；

没有一点儿声音，连耳语也不敢；

没有文字的抗议，连诉说历史都是犯法；

出远门要有通行证，每一个地方都是孤岛；

没有消息，好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蒙古人的统治，整个就是一滩死海！没有风，没有浪，没有活动的生命，没有生命的动植物。整个的在腐烂在变质在发臭在不可阻挡地走向灭亡！”

蒙古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意识，终元一代，民族斗争延绵不断，最终爆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各起义军首领先后建立了“大宋”、“大汉”、“大夏”等政权，国号反映了强烈的华夏民族意识。直到西元1367年，朱元璋在北伐檄文中提出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宣称“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志在驱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

并且朱元璋特别优待人民，军纪良好，早在其起义之初，就和军队言明纪律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入太平时，早在采石矶，就令李善长写好禁约，一入太平，立即通告，士兵见了“皆愕然不敢动”。有一个士兵违令进入百姓家，既被斩首。史载朱元璋军队入太平“城中肃然”、入建康“秋毫无犯”、取镇江“民不知有兵”、得婺州“市不易肆。”凭借着良好的军纪，朱元璋得到了广大汉族人民的拥护在民族意识的号召下，元末农民大起义凝聚了巨大的社会力量，为推翻元王朝的腐朽统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6]

现在有的人说，韩林儿死于来南京的途中，是谬永忠受到朱元璋的指使，故意害死韩林儿，好为自己登基做准备。目前在史学界，据我所见，有的学者认可这一说法，比如吴晗^[17]、胡阿详^[18]。也有不认同的，如孟森。也有仅指出韩林儿为在瓜州落水而死的事实，没有探讨背后主使，如李洁非^[19]、南炳文、汤纲^[20]。吴晗没有提供他认同这一说法的史料，无从得知其依据出处。而胡阿详的看法可以忽略不计，他认为朱元璋是从安丰同时救出的韩林儿与刘福通，也是在去南京的路上同时命廖永忠害死的二人。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就不用奢谈太祖下令杀死韩的问题了。

我个人看法是，认为朱元璋下令廖永忠害死韩林儿，这一点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韩林儿如何在朱元璋的手中的呢，那是韩宋龙凤九年（1363），张士诚派军攻打安丰，韩林儿、刘福通抵抗不住，遂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亲自率军前往救援，而等到朱元璋赶到之时，张士诚军队已经破城，杀了刘福通。而这个时候，实际上韩林儿和刘福通所建立的宋政权，就已经灭亡了。^[21]救回韩林儿后，将韩林儿安置在滁州。原本还准备在滁州设御座，奉小明王，以正月硕旦行庆贺礼，后被刘基大骂，方罢。

所以朱元璋如果在龙凤十二年，下令害死韩林儿，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在三年前，干冒大风险，亲自领军救回韩林儿。就让韩林儿与刘福通一样，被张士诚军队杀死。直接不去救，不但省事，自己亦干干净净。完全没一点必要亲自率军救回，再杀害，陷自己于不仁不义。此为其一。

二，朱也没有必杀韩的理由。中国古代政权相交，除了将皇帝杀死，自己登基，也还有禅让一制。面对已经无权力，无军队的韩林儿，朱完全可以逼迫韩禅让，仿古之三恪，如魏之山阳、晋之陈留，岂不更美。而且朱元璋从始至终并未受到韩林儿的庇护与帮助，完全是自己白手起家，只因当时人心思汉，韩宋打着大宋的旗号，更得民心，所以遥奉韩宋为正统。

孟森先生对这段的分析个人觉得很不错，这里摘抄如下：“林儿本由太祖救安丰时拔回,置之滁州。二十六年,遺廖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林儿死。《永忠本传》言: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日:‘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

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竟无意于此,特林儿本毫无可拥之駿竖,生死不足计,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儿丝毫庇荫,非借林儿丝毫权势,天下大定,若林儿不死,太祖必有以处之。如汉如夏,力屈来降,犹封以侯爵:郭子兴则追封王爵;若封林儿亦必比于滁阳,及身而止,岂虑其尚有余焰复然邪?

廖永忠之瓜步沉舟,实为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拟以名分归林儿,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后来儒生以太祖初用龙凤年号为失策,如《明通鉴》所论,其实亦重视空文所见与廖永忠相类。总之,不足深论也。”^[22]

而自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既然着手进行“涤荡胡元旧俗，恢复中国之旧”的改革。早在明太祖称吴王时，尚承蒙元的制度，以右为尊贵。两年以后，既命百官礼仪俱尚左。^[23]蒙元以太子为中书令，而明太祖认为应该和中国古代一样，选择有才华的人来担任。^[24]以上是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因元征服中国，不敢将权利分散，遂在各地建立“行省”。而省原本的中央政府单位，是为“中书省”。行省就是一个行动中的中书省。所以元是没有地方政府的，只有一个个中央政府的“分部”。钱穆先生就说这是因为“异族征服了我们，跨驾在我们头上。”所以明建立后，中国政府统治中国，则不能再使行省制，遂罢行省，改为承宣布政使。^[25]

而对服装的改革，更是“复中国之旧”的重中之重，明太祖认为“元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易变中国之制。士民...胡俗衣服...妇女窄袖短衣...无复中国之旧”。于是下令“复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语、胡姓名一切禁止”。

明朝的服装，据今天学者的研究，恢复了汉族的传统“上承周汉，下取唐宋，服饰制度则是对汉服的全面恢复，是集汉文化大成者”^[26]（也继承了一部分有蒙古元素的服装）。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27]

在明朝，明代士人就无比推崇明太祖的民族英雄地位（尤其是正统之变以后），明人纂修的历史书籍，特别喜欢录入明太祖的《谕中原檄》，以彰显民族自豪，以及太祖功高华夏，驱除夷狄的震古烁今之伟业。就我个人所见，就有《皇明文衡》、《皇明诏令》、《鸿猷录》、《皇明名臣经济录》、《增订国朝课经世宏辞》等。而这一檄文，不但在明朝影响巨大，甚至清末的革命党反清纲领与口号，亦以此为据，再一次造就了一位民族英雄。详见下文。

明人认为在元以前，历代侵略中国的夷狄，不过只能占领一部分中国，而只有蒙元，混天下为夷，灭中国之统，以胡俗变中国，是有史以来中国最黑暗的时期，幸好太祖高皇帝起兵驱除了胡人，恢复了中华。

“自昔夷主华夏，不过膻夷隅，腥数载耳。惟元奄有四海而垂八季，极弊大乱，开辟以来未有也。高皇扫百年之胡俗，复三代之华风。”^[28]，

“（元）三纲既沦，九法亦槊，天地于是乎异位，日月于是乎晦冥，阴浊用事，迟迟至于九十三年之久！中国之人，渐染其俗，日之与化，身其氏名...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不有圣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厌，驱其类而荡涤之，中国尚得为中国乎哉？”^[29]

“尧舜相传之统，至元而绝，高皇帝驱氈裘之属，还衣裳之旧，是百王之嫡嗣也。”^[30]

所以明人认为，历代得国之正者，惟汉与明，其他各朝均略有瑕疵。汉为除暴秦，明为驱胡虏。

而至明末清初，清军入关后，与蒙元一致，同样推行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其中以剃发易服、投充、圈地缉捕逃人法等最为臭名昭著。^[31]而面对汉人的反抗，更是破城后既屠城。顾诚先生就称满清的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一遇抵抗，破城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抵抗，统统屠杀或掠夺为奴。^[32]在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下，原本国内的南北农民起义，奴变统统转为拥民的轨道，“归明御清”^[33]，各地百姓更是自发打出“中兴大明”的旗号，起义抗清。可惜腐朽的南明政府继承了明朝北京政府的贪腐与内斗，先有伴随福潞之争的左良玉叛变，再有伴随唐鲁之争的郑芝龙叛变，随后是桂唐之争，以及终于永历帝为大明唯一正统皇帝之时，孙可望阴谋“禅让”不成，尽以明西南详情为凭，投降清室。在人民支持下的明政府，终究灭亡。但因为人民反抗满清民族压迫的心与行动从来没有消失过，亦有学者指出，至明郑降清，似乎明朝已经灭亡，但如果论“人民奋斗之毅力，坚贞不屈之精神”，则“明之统绪，堪与有清相始终也。”^[34]

而随着时间到清末，满清政府对外卖国求和，对内爆敛横征，终清一世不但贯彻“满汉大防”之策略，甚至直到清末，还在讨论“变法是保中国不保大清”，有满洲权臣宣称“汉人皆不可用，欲满人乐，需汉人削”，“变法利汉人，不利满人，宁赠天下朋友，不送于家奴”。^[35]再次激起了中国人以民族主义为由的大规模反清革命，以孙文为代表的清末革命党人，反清口号的提出及革命纲领的逐步形成，既是直接受到明太祖《谕中原檄》的启示。早在1906年，孙文既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演说中宣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辛亥革命成功后，孙文既率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公祭明孝陵，告太祖“民族革命已成，沦陷了二百多年的中华今已光复。”

清末革命党人对于明太祖《谕中原檄》的极力推崇,在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此书在戊午年《真天命太平天国》檄文后,有段作者的议论:“自明太祖传檄驱胡,汉遗民得重见汉官威仪者,传诵弗衰,几与六经媲。尊严汉族,光复武功之盛,即斯可见,而流风遗韵,沁渍于人心。读是檄者,每不胜低徊之情甚矣。高曾矩获,启迪后人者深也。”

而那个时候，就算是革命党人，其实对于孙文的“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意义也不大明白，惟有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句认同的最多，所以革命党人在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时，只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两句话。辛亥武昌起义以及各地顺应起义所用的口号，只是排满革命。《晚清民主主义思潮》，陶绪，186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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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南明史》，729页，永历朝廷的覆亡，顾诚
3. ^ 《唐船风说，华夷变态初探》，196页，吴三桂檄，孙文
4. ^ 《王夫之传》，323页，聂茂
5. ^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六，14页，康熙十三年二月辛酉
6. ^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孙卫国
7. ^ 《想象异域》，84页，从清朝初年朝鲜人对吴三桂的评价说起。葛兆光
8. ^ 同上书，85页
9. ^ 《龙床，明六帝记》，44页，草莽之雄，李洁非
10. ^ 《明史》，4页，民族压迫政策，南炳文等
11. ^ 《元史》卷105，刑法志
12. ^ 《明史讲义》18页，开国，孟森
13. ^ 《明夷待访录》，史
14. ^ 《元史》，耶律楚才传
15. ^ 《明史讲义》，19页，开国，孟森
16. ^ 《明代宋史学研究》，16-17页，明代宋史研究的社会背景与学术因缘，吴漫
17. ^ 《朱元璋大传》
18. ^ 《吾国与吾名》
19. ^ 《明六帝记》，草莽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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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明史》33页，南炳文等
22. ^ 《明史讲义》，开国，23页，孟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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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洪武圣政记》，《丛书集成初编》3959册，宋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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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中国历代與服制研究》，439页，明史与服制研究，华梅等。
27. ^ 《明太祖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
28. ^ 《诚意伯文集》，卷首，《重锓刘诚意伯文集序》，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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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南明史》，105-166页，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顾诚
32. ^ 《南明史》，152页，清兵的滥杀无辜百姓，顾诚
33. ^ 《清初复明运动》，25页，关于抗清复明斗争和郑成功研究问题的几点看法，何龄修
34. ^ 《增订晚明史籍考》，2页，自序，谢国桢
35. ^ 《晚晴满汉矛盾与国政朝局》，67页，保中国与保大清，薛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