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否在民族融合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且不提汉地，不然一说又要帽子满天飞了，就说说带清固伦入关前怎么融合其他族群的

比如对于鄂温克（使鹿部）酋长叶雷来说：

可不敢不融合，心中只有咸因

叶雷的部族本来居住于勒拿河支流维提姆河一带，在茂明安部逃人事件中被清军招降后安置于嫩江上游，但因该地气候条件差异太大导致部族赖以为生的驯鹿大批死亡，叶雷一部仅仅在新封地驻扎了不到十月，便迫不得已开始向故地逃亡，结果遭到后金与科尔沁的追杀，最终落得灭门的下场（本来意欲南下投奔清帝的叶雷弟弟一族因为刚好与叶雷同驻一处，也被后金-科尔沁军剿杀）

关于带清入关前对东北亚民族的收编有一些内容，可见

不吹不黑，从清初对整个关外的“融合”政策上看，对今天中国的积极意义就是我们的民族大家庭成员更多了，对当时带清固伦的积极意义就是在沙俄推进东北亚的前夕从极北之地抢了更多人口以充实自己支持入关战争。确实在叶雷叛逃事件之后，许多居住在极北的鄂温克部族慑于带清-科尔沁的兵威，不远万里前来向清廷纳贡，尽管在顺治年后随着沙俄的到来，这种朝贡关系很快就不再维系

但是不论哪种积极意义，对当时“被融合”的个体来说都没有意义，叶雷只是想回归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其宗教信仰也有很大关系。当然今人可以拿“融合”之后带清给他们带来了更加进步的生产资料这种“为他们好”的说辞来进行合理化，但如果因为接受了这种“应该把落后民族文明化”的逻辑就将忽视了被融合者自身诉求视为一种理所当然，我们又有什么立场去指责西方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文明化”进程呢？

对达斡尔族：

虽然达斡尔族交了保护费，但黄台吉还是九年三征，杀他们抢他们，把他们贬为奴隶，逼他们去抢汉人，还把他们流放到沙漠和沼泽：

清廷规定，达斡尔男子长到五尺高，就得每年交一张貂皮。“堂堂七尺男儿”，五尺才多少岁，大家可想而知。为了交貂皮，达斡尔男子每年得花三四个月，奔波上千里去猎貂。即便这样还是有猎不到的时候，就只能花高价去买。同时，每个达斡尔男子都得服兵役，但服兵役的存活率太低了（并不是都死于战争，也有些是死于水土不服、长途迁徙等原因）：

对鄂伦春族、鄂温克族：

敲诈勒索：

对蒙古族：

可能大家听惯了“满蒙一家”，看惯了清宫戏里的蒙古嫔妃，以为蒙古人在清朝过得很好。其实好的只是蒙古王公，普通人都快绝种了，以下内容出自冯玉祥的《外蒙古行记》：

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和尚），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
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
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这些是想独立的蒙古人告诉冯玉祥的，肯定有夸大成分，但也有一定可信度。因为清朝灭亡三十九年后，内蒙牧区的性病率仍高达59%。而且类似描述在中共百年百部红旗谱系列图书中的《中国的西北角》中也有：

讽刺的是，黄台吉多次申明“国中不得私立寺庙，其私为喇嘛僧及一切巫星士左道具禁之。”说明清廷也知道喇嘛教的危害，却仍强迫蒙古人信教。至于蒙古王公，清廷也不是真的跟他们一家亲，详情可去知网上搜《清代蒙古军事控制政策探究》（作者：张爱梅），我这儿就只贴小标题了：

一、蒙古沿线布置大量军事驻防力量予以防范
二、对喀尔喀蒙古军权的集中
三、对内扎萨克王公军权的监控
四、对内属蒙古军权的全部掠夺

对瑶族：

清廷和瑶族的矛盾太多了，没法一一列举，随便放一段吧，感兴趣的可以去看民族出版社的《瑶族简史》：

对满族：

虽然大家都是女真人，但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所以对其他两个女真也是不手软的。海西女真山穷水尽时的那句“即便我叶赫那拉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了爱新觉罗！”已经很出名了。所以咱们就看看存在感比较低的野人女真。屠杀、贬为奴隶、强制迁徙：

清廷不许满人工作，让全国供养他们，这本是好意。但后来清廷养不起了，却仍不许他们自己养活自己，悲剧便由此产生。可清廷是真的养不起吗？仅慈禧一人的挥霍就骇人听闻。

“至前清中叶以后，穷篓不堪者居多，因房屋为官给，甚有摘拆瓦柱、售钱度日，仅留住房一二间以蔽风雨者。”
每日只吃两餐稀饭，甚至是挖野菜充饥。他们的衣服、住处都宛如乞丐一般，穿着破旧，只有一件新衣作为逢年过节拜客之用，而住处是在城墙上的“堆子房”，没有过冬所必需的棉衣棉絮。

清廷对满人也是极尽剥削的，我都没专门查，就看到了这些文字：

他们用尽各种方法克扣、窃取旗兵的粮饷，各级官佐层层剥削压榨，旗兵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收入。
各级官员可以凭借其权势与地位领取熟米，但兵丁大多数时候领取的是霉米、红米。

于是，因为清廷的冷血，更因为对中国前途的担忧，许多满族同胞投身到辛亥革命中，跟大家一起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后来清廷想龟缩东北，东北满人第一时间喊出了“勿使清帝东归”的口号。所以在这一点上，清廷还是对民族团结有贡献的。

对汉族：

由于谈清朝暴行时易忽视入关前的暴行，所以这里主要谈入关前的：

天命四年萨尔浒战役之后，后金攻开原，遇到汉人就斩尽杀绝。在占领铁岭、辽阳、沈阳等重镇时，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屠杀。没有被杀的，就被掠掳为奴。后金兵的屠杀和抢夺，使这一地区的百姓晾恐不安，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沈辽之间,畏贼不能耕者，延裹数百里。”

因不肯剃发而被屠：

如镇江（今丹东）汉民拒不剃发，并将努尔哈赤派去传令的使臣杀死，努尔哈赤闻讯后派女婿乌尔古岱以及副将李永芳带千人前去考察实情。结果，他们将拒绝执行汗的“剃发”令的归降汉人男子全部杀掉，然后将其妻子1000多人俘获带回，努尔哈赤将其中选出300人赐给都堂总兵以下、游击以上各官，另外600名俘虏赐给随行军士为奴。

因不肯迁居他处而被屠：

在天命六七八年前后分三次，大规模的迁徙汉人，被迁徙的汉人居无房，耕无田，穿无衣，食无粮，家无财，生活极度困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前义州之人，不遵谕令，未从速移往所指地方，仅有富庶善良者迁往。其余恶棍三千人，抗拒不从顺。大贝勒遂怒，尽杀之。凡各处之人，尔等若不从速迁往所指地方，亦照此诛戮也！”
“将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古河及沿江而居之各屯汉人，悉行移人就近各城堡……尔等若不全收，置之于外，与其被敌所掳，不如杀之。”

因逃跑而被屠：

天命八年六月初九日，复州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汉人逃亡事件，代善与斋桑古、阿济格、多铎、硕托等人带重兵前去追赶，然后又大肆进行杀戮。

因穷而被屠：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半个月之内连下九次汗谕，让各地官吏深人下去，清查汉人拥有粮食的数额。那些被列人无粮名册内的汉人被女真人抓来为奴，后来，努尔哈赤干脆下令将其全部杀掉。

因富而被屠：

“又二年，恐民富聚众致乱，复尽杀之，号曰‘杀富户’。”

其余汉人有的成了壮丁和阿哈（奴隶）：

也有运气好的，成了民户，但很多汉人不久就失去了民户身份：

失去民户身份的汉人，以及辽东的变化：

“辽有金、复、海、盖四州，金、复多山，海、盖濒水，乃驱四州之民近海，尽杀之。此天命初年事也。次年杀穷鬼。又一年杀富民。如此三年，而辽民靡有遗者。”

入关后的大家也看到图片了，数量太多，我只能聊举一例，《洪业——清朝开国史》：

临清的繁华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领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到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

随机找了几个民族的资料，我精力有限，之后可能会更其他民族，也可能不会。

1、实行蒙汉隔离政策：

清初，中央政府治理蒙古地方总体秉承蒙汉隔离政策，对关内民人前往蒙古地方垦荒限制綦严，各边口屯防官兵垦种地亩亦不得越口垦荒。
自顺治至乾隆，清廷历经几朝，从东北到西北设置了一整条防线，全面将蒙古诸部与内地隔离开来。

2、设立满城，阻碍民族交流：

重要的城市都设有满城，共有几十座：

满城在清代是相对封闭的，有着自己的四道城门，外面的汉人未经准许不能随便进入，里面的满人未经请假也不能随便外出。

满城人口少但占地广，严重挤压了其他民族的生存空间。西安满城示意图：

成都“满城人口较稀，最多时也只住了两万多人。”镇江满城占地1/4，住了6000人，而《中国人口史》表明，当时镇江人口约为15万：

清初，满族统治者强行圈占了镇江城内西南约占城市四分之一的地域作为旗营，驱赶汉民，分派八旗居住，围墙成营，分设营门。清末6000左右的旗人群体就居住在这个宽敞的城区中。

3、实行民族不平等政策：

清初时，在镇江的旗人杀了汉人，只需要在西门城楼大观楼上禁闭一百天而已，既不办罪，更不可能抵命。
原本旗人恩养的政策对于满、蒙、汉八旗均适用，随着乾隆年间推行汉军出旗自谋生计的政策，大量汉军旗人失去了国家优待，加入到普通汉族民众的行列中，满族旗人依然享受国家恩养的待遇。
清朝地方官无权判决旗人。
成都八旗是满蒙混合编制，每旗分为三甲，头甲、二甲为满族，三甲为蒙族。

清廷素来忌惮汉人掌兵，以前是这样：

“满臣权重，汉六部九卿奉行文书而已。”
即使有汉族官员参预兵事，亦不过陪副或仅“供奔走之役”，不过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而已。
“汉人卖命，旗人收功。”

可晚清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但清廷仍心有不甘。比如咸丰明明早有承诺，但曾国荃做到后，他又以没有旧例等理由降低了本该给曾国荃的官衔，还过河拆桥：

由于清王朝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隔阂，使其并不完全信任湘军、淮军，在镇压太平军后，迅速进行裁军，将其余部编为防军，并且为了牵制防军，还对八旗重新训练，编成新军以巩固统治。

4、封锁东北地区：

清廷既视东北为“龙兴之地”，便意图将其满化，不仅拆毁了东北境内的明长城，还搞柳条封边，阻碍了山海关内外各族人民的交流。康熙时期还只是用政策软性封锁，乾隆时期，封锁就严格了起来：

清廷自乾隆五年对东北地区实施封禁政策，前后延续百年之久。
“奉天地方为满洲根本，所关实属紧要，理合肃清，不容群黎杂处，使地方利益，悉归旗人。但此等聚集之民，居此年久，已立有产业，未便悉行驱逐。须缓为办理，宜严者严之，宜禁者禁之。数年之后，集聚之人渐少，满洲各得本业，始能复归旧习。”
“至吉林并不如盛京与有民人之地相连，不可令民居住，故裁州县官，严行查办。”
“严禁民人从各边关、海船去吉林。”

5、阻止各族通婚：

皇家自己都跟他族通婚，却限止别人：

清朝统治者禁止满汉通婚，约始于顺治末年，盛于康乾盛世时期。
乾隆二十九年下发给吉林将军衙门的一份禁令：“旗人之女不嫁民人，行之已久，而不禁家奴之女嫁与民人。此事若不严行禁止，则不守本分之流民到处栖止，于地方无益。嗣后不论旗人之女与家奴之女，皆不得嫁与民人为妻，违者一经查出，则治以重罪。”

不仅是满汉，其他民族通婚也被限制：

乾隆二年，内务府宣布，明确指出不允许各民族间互相联姻。
乾隆三十年，“其另户蒙古、锡伯、巴尔虎佐领之女，俱照满洲例，禁止与汉人结亲。”

然而，各族人民亲如一家的心愿不是清廷能阻止的，顶名婚等现象屡禁不止。可清廷还是倒行逆施，阻止民族融合：

在乾隆年间，一个叫王世新的汉人娶了满族女子为妻，都生下女儿了，结果王世新被枷号流放，妻子和女儿也被卖给贵族为奴，连妻子的家庭都受牵连。
郡王绵志由于私自买民女纳妾，违背了宗室王公如果想纳妾，需要在包衣庄头家挑选的规定，于是免去了郡王绵志的郡王的职位。

无意间发现自己被挂了，本来想跟他交流一下的，结果看到这个，算了，没有交流的必要：

不过他提到的一些事，还是想跟过往的朋友说明一下。首先，回应一下“连索伦人被清朝奴役这种谣言也敢血盆大口公开胡说”，民族出版社的《达斡尔族简史》里的原话：“清朝把第一次俘虏来的......而把其余的人口分赐给出征将士当了奴隶”，“用第三次俘虏来的......而他们的妇幼则被分赏为出征将士的家奴。”其次，他说清朝没拉过壮丁，都是踊跃参与，书中明确说了服兵役是每个达斡尔男子的义务，义务是具有强制性的吧？最后，他说的2两银子，我还没读到类似内容，所以不做反驳，不过确实有达斡尔男子因服兵役而升官发财。但也不像他说的那样好像服兵役是优待一样，不然为何达斡尔民歌里有说他们如何凄惨的？那首民歌就在那张图下面几排，早知道我就拍完的。

之前回复的书单因回答更新而不全，现整理如下：《达斡尔族简单史》、《瑶族简史》、《中华民族大家庭知识读本——满族》、《中国的西北角》、《女真兴衰全史》、《外蒙古行记》、《洪业——清朝开国史》。论文数量太多且标题太长，就不贴了。全文引用部分皆出自书籍、知网、原始文献，绝无半点营销号内容。当然，书籍知网原文献也未必是真理，欢迎指正。可惜我只是个搬运工，本身学问有限，可能答不上，只能将出处给你。

我认为啊，清朝前期抗拒融合，搞种族压迫是肯定的，但是到了咸丰年间迫于沙俄的压力，开始允许汉族闯关东，充实东北人口，发展东北经济；无论是被迫而为还是顺势而为吧，客观上都是有积极的一面的。

其实你要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肯定知道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很难全身而退了，即使是时局所迫而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也是一个融合的开头。

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把不该干的事绝大部分都干了

简单举个例子。

在清朝，汉人杀了回人，赔钱了事。回人杀了汉人，全家连坐。

清朝是个阶层分明的朝代，看的不是民族，而是阶层。

我作为满族人从来对清朝没有多大的好感，更谈不上所谓的厌恶，但是我觉得作为满族怀念清朝绝对是可笑的，就好比汉人的贱籍百姓怀念明朝一样。当奴隶的蒙古人怀念元朝一样。

满族人到现在生育率为什么低？原因就是我大清的“仁慈”。选的上旗丁的，月月可以领银子，没有选上的偷偷打工当麦客。不能经商，不能种地的，所以造成了普通旗民 一个孩子好养活的观念 。所以这种思想到至今。以至于现在的山东满族认干亲很普遍。

我觉得清朝倒台之后满族人生活条件还是比清朝存在好，为什么？因为我家族就是这样，我曾祖父在山西晋城清朝是六品典狱，清朝倒台就一直从事骡马买卖。后来山西闹饥荒吃榆树皮药死很多人。

所以就带着我太祖母一起搬到济宁。在济宁买地，买宅子，做骡马买卖，开汾酒坊。后来当了济宁商会会长。比那些京城拉洋车不知道高哪里去。

我姑奶是在曾祖父在拐州睢宁做买卖的时候在牛市上买的。

谁觉得有极积意义的，就应该带上全家去扬州接受融合，而且还要心怀感恩哟。

满清有个很奇特的特质，就是觉得自己是中国的主人。认为自己比中国人更适合治理中国。

中国人，特别是明朝，对与少数民族还是放任为主的，只要你不造反。基本就不管你。

明朝根本不会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实际上，以汉人的体量，真要灭绝少数民族，那么南方就不会有一个少数民族。

满清不一样啊，满清就是明朝少数民族政策下出来的。就好像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提防武将一样，满清一样提防少数民族。

其实看看少数民族的服饰就知道，一水的厂子服，因为缺乏历史文献，少数民族经历多少血泪咱也不知道。

但是改土归流，这四个字，估计少数民族不好过吧！

对蒙古的计划生育，蒙古不好过吧。对新疆的征服，估计也不好过吧。

对了，满清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可不属于民族融合啊！

整个满清期间，民族融合是零。

因为满清禁止民族融合，各族不通婚是常态。满清哪有民族融合啊！

如果满清真有民族融合，那么汉人应该在新疆很多才对。

实际上满清禁止汉人出关，防的就是汉人融合少数民族。防的就是满清成为中国！！

满清是最不希望自己是中国的了！坚决反对中国化！剃发易服！人口软禁！

可以说，满清是中国的公敌！

还是那句话，别人上你家去融合你全家，你千万不要有意见。都在太不国际←了

八旗制度搞得跟印度种姓制度一个样子。

说融合那就真的不要说别人嘲笑你了

多讽刺啊，明朝和满清的关系如同农夫与蛇一样。救了他们，却被毒死了。

如果把通古斯野猪皮建立满清的过程对比欧洲人去北美建立美国的过程。这几乎就是换一张皮的故事。

莫大的讽刺，明朝没有对通古斯人搞屠杀，结果屠杀却到了自家百姓身上。

有人说成化犁庭和七屠女真。你们别作假了。成化犁庭里面救出无数的汉家百姓，你居然无视，这脸辣不辣啊？割下来炒菜算了。努尔哈赤憋半天才憋出来一个七大恨，把老叶家的女儿嫁给谁都算上了，还没把七屠女真算进去。连野猪皮自己都没算进去啊。能是真的吗。

我劝你们把脸皮割下来，炒炒当个菜得了，反正你们也不要。

你口中的积极意义，是“留发不留头”有积极意义还是“扬州十日不封刀”有积极意义？

是圈地令、剃发令、投充法、逃人法、禁关令以及从北杀到南的屠城有积极意义？

是全国各地兴建的殖民性质满城有意义，还是维持了268年的“首崇满洲”“满洲根本”有积极意义？

是文字狱有积极意义，还是卖国条约有积极意义？

是“宁与友邦，不予家奴”有积极意义，还是“保大清，不保中国”有积极意义？

对汉族的肉体摧残与奴役压迫，少民大可以一笑而过，视若无睹也没关系。

那么对苗疆来说，清代改土归流死掉的三十万苗人有否有积极意义？

那么对蒙古人来说，准噶尔汗国所有车轮以上高的男丁被杀光这种手段有否积极意义？

还是内外蒙古强制抽男丁去做喇嘛，放任性病在草原蔓延有积极意义？

我现在看见知乎上为满清说话的蒙古族我都想笑，不清楚历史上满清的阴损手段，帮着认贼做父不说，还要大洗特洗，醒醒吧，满蒙一家从来只是口号，满清268年说一套做一套的本事大了去了。

清代对蒙人口减丁政策搞到蒙地三百年人口负增长，明末200万人到了清末只剩三分之一不到，强制抽丁带来的梅毒等一系列性病快要把蒙古人灭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梅毒会遗传，梅毒新生儿存活率很低，没有青霉素治疗很快就会死。

是新中国建立带来的全民医疗救了内蒙古，建国后1950年的统计数据都有。

1950年在内蒙牧区成立性病防治所时，牧区性病患病率高达59％，或者说五个人中就有三个患病，人民政府花了十五年时间，性病患病率由最初的59％至1965年将其降到0.5～2.4％，1977年性病复查时未再发现新患及先天梅毒儿，历时二十余年，最终将其杜绝。

以上引自卫生部文件：《全国及各地皮肤性病科的历史及现状》——内蒙古自治区：包德必理格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科，呼和浩特市 010017）

换言之，若非新中国的社会改革和性病救治，而任由喇嘛教愚民统治下去，恐怕不出30年、50年，清末只剩区区五十万人口的蒙古民族恐怕真的要亡族灭种了。

现在各种论坛里头却有一大帮蒙古族不感谢我党执政的恩德，处处偏帮着满清说话，仿佛真的满蒙一家似的，毕竟无知者无罪，这也没什么好说。

但是蒙古族在满清一朝已经算你口中民族融合的典范了，他们为满清效力268年落得如此下场，你觉得积极吗？

• 以下是冯玉祥将军的《蒙古见闻记》节选，冯玉祥将军文章中数据虽然存疑，可是以喇嘛教进行愚民统治抽丁行径的确是事实。

【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数据存疑）。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数据存疑）。

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

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

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

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

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

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冯玉祥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冯玉祥《蒙古见闻记》

就拿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的满清和英国镇江之战举例。镇江作为江防要地，城内建有满城也就是驻防八旗的兵营，这样的满城在中国仅有十多个，均是兵家要点，比如广州、西安，南京等地。

统领镇江2000驻防八旗的是满人副都统海龄，英军未到。海龄以汉人或许，有可能，也许会勾结英军为由，对镇江城汉人下狠手，先在镇江屠城。当时镇江人所作“竹枝词”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另有《出围城记》记：“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

此战，2000名旗兵共击毙英军37人，伤129人。镇江城陷落，海龄自尽。海龄身后，极尽殊荣。《清史稿》记载，“谥昭节，入祀昭忠祠，并建祠镇江，妻及次孙附祀。”对死者建专祠祭祀，这是传统社会一个王朝给予的最高礼遇了。

《剑桥晚清史》中说，“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人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中国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满清当局在下令屠城。”

1842年距离满清入关的1644年过去了200年之久，满清仍然没有把亿万汉人当作是自己的国民，而是将汉人看作是平时可以盘剥的奴隶，战时会导致不稳定的因素。镇江屠城清楚的表明了满清不过是入侵，殖民中国的强盗集团。那么，作为广大汉人又怎么能为满清出死力呢，满清不过是他们身上的镣铐而已。

转一个其他的回答，可以查史料

另外在崇祯十二年的《兵部题行<兵科抄出原任山东督粮道邓谦南、邓天申奏>》中也有济南屠杀的情况：　　 “崇祯　十二年正月初二日　，虏薄济南，臣父挺身抗骂，百折不回，以致箭刃相加，遍身碎脔，迄虏退获尸之日，其咬牙怒目，骂 贼之状，犹存，比时臣之祖母，臣之叔祖，臣之兄姊婢奴共计四十六名口，俱死于烽焰之中，焦头烂额，断手剐心，惨难尽述。臣幸 被掳逃回，臣母胡氏跳入井中，尸盈水涸，二命苟存”[11]　　 一个大家族近五十口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尸体竟至于把井塞满，三百多年之后，读当日之情形，犹令人目裂发指。

满清入关大屠杀

扬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

《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崇祯　十三年二月十一日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提到济南情况“今春二月间，璘等在家闻变，奔赴济南，但见城中焚杀已空， 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8]　　 这更进一步证实了，仅仅在济南，就屠杀了百万人口！　　 这是否是夸张呢？　　 绝非夸张！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史料能证实这一点。　　 就在清人自己的官修史书辑录东华录里面，崇德四年七月（崇祯十二年七月），也就是在多尔衮、杜度报告自己抢掠蹂躏战功的四个 月后，皇太极致明帝书中就说“死亡百万，非朕杀之，实尔君臣自杀之”[9]。　　 意思就是我屠杀了百万数量级别的人，那是因为你们不肯满足我的要求，所以才要杀的，这就等于是你们自己杀的

此外，还有民间在满清极端恐怖的文字狱罗网下保留下来的证据。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就通过说鬼谈怪的方式，记载了满清光 在济南一城就屠杀百万的事实。　　 在《聊斋志异》的第12卷，有一则名为《鬼隶》的故事，原文如下　　 “历城县二隶，奉邑令韩承宣命，营干他郡，岁暮方归。途遇二人，装饰亦类公役，同行半日，近与话言，二人自称郡役.隶曰：‘济 城快皂，相识十有八九，二君殊昧生平’。二人云：‘实相告：我城隍鬼隶也.今将以公文投东岳’。隶问‘公文何事？’。答 云：‘济南大劫，所报者，杀人之名数也。’惊问其数曰：‘亦不甚悉，约近百万’隶问其期，答以‘正朔’二隶惊顾，计到郡正值 岁除，恐罹于难；迟留恐贻遣责。鬼曰：‘违误限期罪小，入遭劫数祸大，宜他避，姑勿归’隶从之。未几北兵大至，屠济南，扛尸 百万，二人亡匿得免。”　　 另外《聊斋志异》的《韩方》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即清兵）所杀之鬼”，也是说的满清屠杀济南的枉死之鬼。　　 而《聊斋志异》中提到县令韩承宣，在明代残留档案中可以查证到他死于清军屠刀的事迹，《明清史料甲编》的山东州抚李春蓁奏疏 中说：　　 “历城知县韩承宣，被虏拘执，不肯屈服，激虏之怒，被杀，女鳌姐，亦义不受屈，投井死”。[10]

再抓紧时间看看岳飞杨家将的样子 ，趁着还能找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画像，往后能见到多少他们的身影真的很难说，这些老百姓传颂了上千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二十多年的洗白工作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紧跟着美化的工作也已经进行到寻找积极意义这一步了。

之后呢。

把农夫与蛇，鸠占鹊巢这些词从词典里抹去，

之后呢。

一代人是有一代人的记忆的，只要时间足够长，就能做到该抹去的抹去，该反转的反转，传到子孙后代那里的记忆，是怎样一个让我们无法忍受直视的版本，是怎样一个他们会习以为常欣然接受的版本。

"你的祖宗不是也剃头了吗? 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宁与友邦，不予家奴。"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任贼分裂朕尸, 勿伤百姓一人! ”————"我不管日本人在东北杀多少人，运走多少粮食和煤，只要不让我当大清的皇帝我就不会心甘"。

中国人经常嘲笑印度的种姓制度，说印度只有一亿人，其它的都是牲口，为什么没人讨论种姓制度在民族融合上的积极意义？

清朝如果算民族融合那充分说明民族融合没有积极意义

东北的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的后人被关内八旗柳条戍边，圈地二十里不得入关，禁止开垦，禁止经商，禁止自相嫁娶，禁止和汉人通婚，空有旗籍，奉银还少的可怜，有的奉银还被贪污有的压根就不给，但就是禁止你务农，违令者斩夷灭三族 。

关内满人就和洛阳城内的鲜卑公卿骂六镇鲜卑一样，骂东北满人是畜生是猪狗不如的蛮夷。

满清就是防止东北满人再出现一个努尔哈赤那样的人和汉人勾结学北魏六镇鲜卑和汉人起义把他爱新觉罗家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满清还禁止汉人去蒙古，因为他怕那些汉商像当年卖火药给满洲的晋商一样，卖给蒙古人火药粮食，别以为啥满蒙一家，当年吴三桂三番之乱，西藏大喇嘛和蒙古很多部落都按兵不动，给康麻子康熙急得直尿炕了，要不是吴三桂岁数大了想划江而治那些蒙古部落指定跟他第一个入关。

满清对蒙古人减丁屠杀，对准格尔种族灭绝，对南方各少民改土归流大屠杀，篡改明史，篡改古华夏文典，大肆宣传洪承畴等带路党汉奸，导致后世抗日战争一堆汉奸。

清朝还能把厌恶明朝的南方少民逼的跟汉人反清复明。

你他妈管这叫民族融合?

积极意义当然是有的，因为清朝这个朝代也是以汉族为主的，即使最高统治者并不是汉族，但其企图保持的清国“满洲之道”（内亚性）终究是暂时的，而清国的汉化、中国化才是主流。

进入晚清后，在应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以及广大汉人地区大规模的反抗过程中，这种汉文化影响强化和深化的趋势又得以进一步加剧。笔者发现，在晚清，西方诸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除俄罗斯还偶尔使用满文本之外，其他西方国家乃至东方的日本，都只使用汉文本与其本国文字本。以致1875年，光绪在谈到中国和秘鲁换约等事宜时竟明确谕称：“惟换约事宜，中国总以汉文为凭。”可见在这一文化权势转移的过程里，外国殖民者特别是欧美列强，也曾起到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最能生动地体现这种文化地位转化的，或许还是汉文中“国语”一词含义最终的满、汉倒置。晚清以前，“国语骑射”是清朝皇帝所自豪的满族特性，“国语”自然是指满语，而到了清末最后十年，流行的“国语”一词却已逐渐明确地指称汉语“官话”。1911年夏，清廷竟以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法案》的方式，将汉语官话定为“国语”一点正式确认，通令全国传习。这种认同情形对于满人来说，自然也存在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它应当是在清末新的时代背景下，多族群文化现实互动和社会历史强势选择的结果。

晚清时期，在外力的压迫之下，清朝不得不改变内亚化的旧惯，改行明代以来的体制。结果，清朝日益以明制为本体实行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也使得自己完全脱离内亚的胎记，融入中华。

清朝一统后，大体在原来明朝控制的区域承袭明制，在满、蒙、藏、西域等地则因地制宜。这样的分而治之一直延续到晚清。随着列强逐渐侵占周边各国，清朝的原有属国纷纷成为各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藩部也日渐动摇，边疆危机空前严重。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历来都有，但是大都属于局部和暂时性的，朝廷有能力应对和解决。可是晚清以来所面对的压力，却让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捉襟见肘的应对过程中，清朝的君臣逐渐发现，凡是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虽有危机而不易失地，容易控制，否则不但难以有效控制，还会导致动乱分离。 为了根本解决边疆危机造成固有疆域的丧失，清朝不得不改变以藩部拱卫内地的旧制，撤藩建省，加强藩部与内地的联系。原来清朝对于藩部与内地，并无孰轻孰重之别，只是治法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保留藩部特殊地位的意向。可是藩部的建制在外强的步步紧逼之下显得涣散无力。1884年，朝野上下在收复新疆后经过几番争议，清廷终于决定撤藩建省。 与稍后的台湾建省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在原来的府州县基础上升格为省，新疆建省则是内部改军府制为州县制，整体上意味着清朝放弃所谓内亚化的藩属体制，朝着将所有统治区域变为中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清国与中国，逐渐浑然一体。继此之后，清廷将满人视为禁脔的龙兴之地也改为直省，并相继启动蒙古建省和西藏改制。只是尚未完成，清王朝即寿终正寝。 行省制始于元代，明朝延续，清因明制，原本并非一级行政架构，而是皇权的分身，与部院的分事而治相互呼应，为内外相维的分地而治。新疆建省，使得清中叶以来行省逐渐变成直省的趋势进一步强化，省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与藩属的因人而治不同，直省的分地而治与近代国家较为接近，不论是何人，只要居住在同一地区，就具有同等权利和地位。民族统一，意味着融合成为共同的国族。这样的观念和制度，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延续。
正是由于这样的变化，使得清皇室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能够接受退位交权以保持留在中国大家庭的身份。他们当然希望自己仍然是清国的统治者，并不情愿成为一般国民，可是，如果必须放弃政权、皇位和帝制，才能留在中国，避免被驱逐，即便国号改成民国，体制改成共和，他们也不做第二选择。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如宗社党和溥仪，就宁可求助于外强，也要千方百计地恢复皇位和帝制，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其说首先是一般中国人，毋宁说是中国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所以在掌权和归属之间，他们只能在具有统治权的前提下才能接受清国即中国的身份。只是这样的满人即使在皇室皇族中间也为数不多，多数满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国民的现实。

辛亥革命时，康有为为了挽救清国，所做的建议也是提出让清皇室彻底汉化:

请资政院与内阁各上一奏，亟下懿旨，改国号为中国，用孔子纪年。细思国号必当有‘中华’二字，不必回避，以为统一之基，令南方难自分异，又可得民心。全国皆为中国人，禁不得称满、汉字，后与帝及百官皆仿英例，临资政院宣誓，与新贵共入中国籍，即改汉姓，诸满人并尽赐汉姓。如此一举，令国民攻满者无所措辞。

有个屁的积极意义

满汉分治是国策，你要这么喜欢，我建议你去哈萨克体会一下这种政策的

这么积极的融合一定要“回报”给带清遗老遗少们好好体会体会。

看到这种问题我只有一个感想“该杀未杀之人满坑满谷”

今日重唤大西王，只缘清妖又重来。xxxxx!

你管这叫积极？

你信不，如果清朝真在民族融合上具有积极意义，那现在中国境内根本不可能有满、蒙这2个民族。以清廷一贯的灭族好手段，要想将满、蒙融进汉族，不能说是易如反掌，但也是做得到，毕竟有200多年的时间。

可他们都干了啥，嘴里叫着满蒙一家，然后用阳谋让蒙古人困死在高原之上，还对他们进行减丁灭族政策，到清末连满蒙都没能成为一家。同理，他们高叫着满汉一家，却处处提防汉人，限制汉人的行动，连汉地吉林、辽宁都不让进，还下令不让满人融进汉族。

这不叫民族融合，这叫民族隔离，只有纳粹才做得出来的事情。但凡清廷能对汉人少点戒心，入华则华，主动让满族融进汉人，而不是搞民族隔离那套，清末也不至于被夺了皇位，给他保留一个皇帝虚职又会怎样。

记住，清朝若真想在民族融合上有积极意义，首先得把自己，也就是满人给融合了，融进汉族。连这点都做不到，谈其他都是扯淡。

完全没有意义，一毛钱的意义都没有。

满清二百年，其中央核心成员，从不认为自已是中国人，而是中国的主人。

从鸦片战争镇江守将海龄的英军未至，先屠汉民，到慈禧的“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再到最后的“宗社党”，“皇族内阁”，由此可见，即便到了晚清，满人防汉，戒心之深。

更不要说持续二百年的柳条封关，各地满城，满汉通婚也只是到了晚清。

你可以说满人由于极端的人数劣势，而不得不用此手段。否则不出几代，就汉化了。

但也从反面证明，中国的政权，从整体而言，只能掌握在汉族手中。

其他民族，如果从整体上来说窃据了神器，由于人数劣势，要么汉化，不想完全汉化，就一定会产生殖民者心态。

也许仅仅站在满族自身传承的立场上，这种殖民者心态的产生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可否认的说，满清就是一个持续二百年的，统治者充满着殖民者心态的政权。

一个殖民者心态的政权，只会搞隔离，如满城，如满汉不通婚。怎么会搞融合？

过去的例子是满清，现代的例子是曾经的南非。

同理，一个殖民者心态的政权，是无法领导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的。

从殖民者心态来理解，剃发易服，文字狱都能得到解释。

我承认，我恨满清，根本原因就是这个。

它是一个充满殖民者心态的异族政权。

二百年来就没变过。

真正导致融合的，是民国以来的共同外患和共和国以来的国家建设。

本质上，是只有十分之九的汉族当家，才有可能产生的现象，只有汉族才有这种底气和自信来兼容并包。

我可以接受某个少民登上大位，就像美国人能够接受一个奥巴马当美国总统一样。

但我不能接受某个民族整体上居于汉族之上。这种以小凌大的统治，殖民者心态是必然的。隔离，打压，愚民，残暴，也是必然的。满清二百年，已经完美的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一个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民族，才能领导中国的进步和融合。这是人性决定的。

所以，满清不是民族融合的典范，正相反，它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一个无可辩驳的反面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