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究竟为什么而死？
袁崇焕的死，是一场政治漩涡的悲剧，一个民族英雄被自己人处死的荒诞故事。要说清楚他为何殒命，得从明末那风雨飘摇的时代说起，从那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说起，还得从他本人身上说起。
首先，时间背景是至关重要的。
明朝末年，国家积弊已深。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财政枯竭，这些都像慢性毒药一样侵蚀着这个庞大的帝国。而在北方，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朝）如日中天，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一代又一代地崛起，对明朝边境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袁崇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
袁崇焕的功绩，是他受信任的基础，也是后来招致猜忌的根源。
袁崇焕原是一名文官，却因为对军事的精通和一股子狠劲，最终走上了军事统帅的道路。他最辉煌的战绩，莫过于“宁锦大捷”和“萨尔浒之战”后的坚守宁远。在那个几乎让明朝士气低落到谷底的时代，袁崇焕以一己之力，在宁远城下击退了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更是亲手射伤了努尔哈赤，这位后金的缔造者，不久后便因此毙命。这无疑是给风雨飘摇的明朝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一跃成为朝廷的宠儿，也赢得了万民的拥戴。
然而，正是这份荣耀，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核心原因一：与皇太极的“议和”与“崇祯五年大案”。
袁崇焕最受争议的举动，也是最直接导致他被捕入狱的导火索，是他与皇太极在己巳年（崇祯元年，公元1629年）的“议和”。当时，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直逼北京。北京城风声鹤唳，明朝朝廷上下惊恐万分。袁崇焕率领军队回师勤王，与皇太极在北京城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史称“壬申之役”。
在这场战役中，明军虽然没有被击溃，但也没能彻底击败后金军队，北京的城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更关键的是，在这场战役前后，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有过一些接触，甚至有传说中的“议和”。
这些接触，在当时如惊弓之鸟的明朝朝廷看来，无疑是通敌叛国的铁证。尤其是在战后，袁崇焕的军队虽然回师勤王，但却未能完全赶走后金军队，甚至被皇太极的军队牵制住了部分兵力，这更加深了朝中大臣对他的怀疑。
再加上，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袁崇焕为了快速回师，下达了一些严厉的命令，甚至处决了一些不听指挥的将领。这些举动，在某些人看来，是跋扈专权。
更要命的是，在这次回师过程中，袁崇焕的部下，包括毛文龙的旧部，在袁崇焕的授意下，除掉了在辽东与后金周旋的另一位重要将领——毛文龙。毛文龙虽然为人颇有争议，但他对牵制后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被杀，让许多人觉得袁崇焕是在“清理异己”，独揽大权。这便是所谓的“崇祯五年大案”，袁崇焕成为了案件的关键人物。
核心原因二：朝廷内部激烈的党争与文官集团的排挤。
明朝的官场，尤其是文官集团，势力盘根错节，互相掣肘。袁崇焕虽然战功赫赫，但他毕竟是武将出身，且性情耿直，不懂得官场上的弯弯绕绕。他过于自信，甚至有些狂妄，这让他在朝廷中树敌不少。
当时的东林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派别，对袁崇焕的崛起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一个权力过大的武将威胁到文官集团的利益和他们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于是，各种攻讦、弹劾纷至沓来，将袁崇焕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不忠不义的奸臣。
那些没有军功的文官，他们无法理解袁崇焕在战场上的艰难困苦，也无法容忍一个武将的“跋扈”。他们更在意的是如何通过政治斗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攻击袁崇焕，无疑是一个极佳的“靶子”。
核心原因三：皇帝的猜忌与多疑——崇祯皇帝的悲剧。
崇祯皇帝是一个非常勤勉、有志于复兴明朝的皇帝，但他也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多疑且易受人影响的君主。他既希望有袁崇焕这样的能臣能够抵御外敌，又害怕袁崇焕的权势过大，功高盖主，最终威胁到自己的皇位。
在袁崇焕回师勤王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让崇祯皇帝起疑的事情。比如，他未能按时抵达北京，比如他在战场上的战术调整，甚至是一些流言蜚语，都可能在他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而那些攻击袁崇焕的大臣，更是不断地向崇祯皇帝进谗言，将袁崇焕描绘成一个“私通后金”、“图谋不轨”的罪人。
当袁崇焕在与皇太极的战场上，被朝廷的诏令召见进京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近在咫尺。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去接受嘉奖和商讨国事，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陷阱。
崇祯皇帝在收到大臣们“合谋通敌”的指控后，在巨大的压力和自身的猜疑下，下令逮捕了袁崇焕。
最终的审判与处决：一场政治的牺牲品。
在狱中，袁崇焕遭受了严酷的审讯，但所有的一切都无法动摇他对明朝的忠诚。然而，当时的司法体系已经腐败不堪，政治斗争的需要远大于事实真相。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凭借着大臣们的弹劾和皇帝的猜忌，袁崇焕就被判处了凌迟的极刑。
而更令人心寒的是，在袁崇焕被处死之后，因为朝廷需要一个“罪魁祸首”来平息众怒，也为了掩盖自身决策的失误，竟然散布“袁崇焕是通敌卖国”的谣言，导致百姓们对袁崇焕产生了误解和仇恨。甚至有人在袁崇焕死后，争相购买他的肉来吃，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免祸。这是一种多么扭曲和悲哀的景象。
总结来说，袁崇焕之死，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文官集团的排挤、党派倾轧，是他仕途的最大障碍。
皇帝的猜忌与多疑： 崇祯皇帝缺乏安全感和判断力，轻易被谗言所动摇。
战略失误与被误解的行动： 与皇太极的“议和”和处决毛文龙等举动，成为了攻击他的有力武器。
时代背景的无奈： 明朝末年积重难返的政治体制，使得公正的审判和对忠臣的保护成为奢望。
袁崇焕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或许有自己的傲慢和缺点，但他对国家的忠诚，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是毋庸置疑的。他最终的悲剧，是那个腐朽的时代，是那个多疑的皇帝，是那个充满阴谋的官场，共同写下的一页血泪史。他以生命为代价，警示着后人，在风雨飘摇的国家，忠诚与才干，有时反而会成为引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首先，时间背景是至关重要的。
明朝末年，国家积弊已深。宦官专权、党争激烈、财政枯竭，这些都像慢性毒药一样侵蚀着这个庞大的帝国。而在北方，后金（也就是后来的清朝）如日中天，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一代又一代地崛起，对明朝边境构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袁崇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历史舞台的。
袁崇焕的功绩，是他受信任的基础，也是后来招致猜忌的根源。
袁崇焕原是一名文官，却因为对军事的精通和一股子狠劲，最终走上了军事统帅的道路。他最辉煌的战绩，莫过于“宁锦大捷”和“萨尔浒之战”后的坚守宁远。在那个几乎让明朝士气低落到谷底的时代，袁崇焕以一己之力，在宁远城下击退了努尔哈赤的精锐部队，更是亲手射伤了努尔哈赤，这位后金的缔造者，不久后便因此毙命。这无疑是给风雨飘摇的明朝打了一剂强心针，让他一跃成为朝廷的宠儿，也赢得了万民的拥戴。
然而，正是这份荣耀，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核心原因一：与皇太极的“议和”与“崇祯五年大案”。
袁崇焕最受争议的举动，也是最直接导致他被捕入狱的导火索，是他与皇太极在己巳年（崇祯元年，公元1629年）的“议和”。当时，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直逼北京。北京城风声鹤唳，明朝朝廷上下惊恐万分。袁崇焕率领军队回师勤王，与皇太极在北京城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史称“壬申之役”。
在这场战役中，明军虽然没有被击溃，但也没能彻底击败后金军队，北京的城郊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更关键的是，在这场战役前后，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有过一些接触，甚至有传说中的“议和”。
这些接触，在当时如惊弓之鸟的明朝朝廷看来，无疑是通敌叛国的铁证。尤其是在战后，袁崇焕的军队虽然回师勤王，但却未能完全赶走后金军队，甚至被皇太极的军队牵制住了部分兵力，这更加深了朝中大臣对他的怀疑。
再加上，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袁崇焕为了快速回师，下达了一些严厉的命令，甚至处决了一些不听指挥的将领。这些举动，在某些人看来，是跋扈专权。
更要命的是，在这次回师过程中，袁崇焕的部下，包括毛文龙的旧部，在袁崇焕的授意下，除掉了在辽东与后金周旋的另一位重要将领——毛文龙。毛文龙虽然为人颇有争议，但他对牵制后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被杀，让许多人觉得袁崇焕是在“清理异己”，独揽大权。这便是所谓的“崇祯五年大案”，袁崇焕成为了案件的关键人物。
核心原因二：朝廷内部激烈的党争与文官集团的排挤。
明朝的官场，尤其是文官集团，势力盘根错节，互相掣肘。袁崇焕虽然战功赫赫，但他毕竟是武将出身，且性情耿直，不懂得官场上的弯弯绕绕。他过于自信，甚至有些狂妄，这让他在朝廷中树敌不少。
当时的东林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派别，对袁崇焕的崛起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一个权力过大的武将威胁到文官集团的利益和他们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于是，各种攻讦、弹劾纷至沓来，将袁崇焕描绘成一个野心勃勃、不忠不义的奸臣。
那些没有军功的文官，他们无法理解袁崇焕在战场上的艰难困苦，也无法容忍一个武将的“跋扈”。他们更在意的是如何通过政治斗争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攻击袁崇焕，无疑是一个极佳的“靶子”。
核心原因三：皇帝的猜忌与多疑——崇祯皇帝的悲剧。
崇祯皇帝是一个非常勤勉、有志于复兴明朝的皇帝，但他也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多疑且易受人影响的君主。他既希望有袁崇焕这样的能臣能够抵御外敌，又害怕袁崇焕的权势过大，功高盖主，最终威胁到自己的皇位。
在袁崇焕回师勤王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让崇祯皇帝起疑的事情。比如，他未能按时抵达北京，比如他在战场上的战术调整，甚至是一些流言蜚语，都可能在他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而那些攻击袁崇焕的大臣，更是不断地向崇祯皇帝进谗言，将袁崇焕描绘成一个“私通后金”、“图谋不轨”的罪人。
当袁崇焕在与皇太极的战场上，被朝廷的诏令召见进京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近在咫尺。他天真地以为自己是去接受嘉奖和商讨国事，却没想到等待他的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陷阱。
崇祯皇帝在收到大臣们“合谋通敌”的指控后，在巨大的压力和自身的猜疑下，下令逮捕了袁崇焕。
最终的审判与处决：一场政治的牺牲品。
在狱中，袁崇焕遭受了严酷的审讯，但所有的一切都无法动摇他对明朝的忠诚。然而，当时的司法体系已经腐败不堪，政治斗争的需要远大于事实真相。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凭借着大臣们的弹劾和皇帝的猜忌，袁崇焕就被判处了凌迟的极刑。
而更令人心寒的是，在袁崇焕被处死之后，因为朝廷需要一个“罪魁祸首”来平息众怒，也为了掩盖自身决策的失误，竟然散布“袁崇焕是通敌卖国”的谣言，导致百姓们对袁崇焕产生了误解和仇恨。甚至有人在袁崇焕死后，争相购买他的肉来吃，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免祸。这是一种多么扭曲和悲哀的景象。
总结来说，袁崇焕之死，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文官集团的排挤、党派倾轧，是他仕途的最大障碍。
皇帝的猜忌与多疑： 崇祯皇帝缺乏安全感和判断力，轻易被谗言所动摇。
战略失误与被误解的行动： 与皇太极的“议和”和处决毛文龙等举动，成为了攻击他的有力武器。
时代背景的无奈： 明朝末年积重难返的政治体制，使得公正的审判和对忠臣的保护成为奢望。
袁崇焕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或许有自己的傲慢和缺点，但他对国家的忠诚，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是毋庸置疑的。他最终的悲剧，是那个腐朽的时代，是那个多疑的皇帝，是那个充满阴谋的官场，共同写下的一页血泪史。他以生命为代价，警示着后人，在风雨飘摇的国家，忠诚与才干，有时反而会成为引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网友意见
回复 @晃天下
被你拉黑了，所以无法回复你了，只好在这里开个回答回复了。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款；即惠徼宗社之灵，还侵地、归叛人，而我存朝鲜，何惮不为』？】
袁崇焕这个上奏，只见《国榷》有记录，其他资料，特别是《崇祯长编》里没有。
然而，《崇祯长编》里，记载了袁崇焕的其他上奏，
《崇祯长编》
崇祯二年六月
袁崇焕疏言，毛文龙不过一匹夫耳何遂悖逆至此……（注：杀毛文龙）
袁崇焕疏言，工部所造盔甲迟缓且不合式，请内外分造……（注：要盔甲）
七月
袁崇焕再疏辞廕，许之 ……（注：辞掉待遇）
八月
袁崇焕请给步兵绵甲 ……（注：要盔甲）
袁崇焕疏言，毛文龙既诛，岛中需米甚急……
袁崇焕疏言，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注：整理东江镇）
袁崇焕疏言，臣去岁莅任时，兵无统纪而饷缘之不清……（注：汇报工作）
十一月
袁崇焕疏报，入援机宜……（注：打后金）
六月杀毛文龙，到十二月下狱，袁崇焕的上奏里，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到议和，都是正常的汇报工作，跟《国榷》记录的完全相反，袁崇焕是一副杀气腾腾，要打后金的架势。
从另外一个角度，己巳之乱，无疑是议和失败，袁崇焕如果真的主张议和，那么肯定会因此被弹劾。然而《崇祯长编》里，没有人弹劾袁崇焕议和，只是说他没打好仗。
崇祯二年十月
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 。
上林苑监署丞李逢申疏，陈三事，一曰壮城守，二曰语轸恤，三曰募勇敢，兼论督师袁崇焕骄矜退缩，糜饷悞国，请加申饬
是不是明朝官员良心发现，对袁崇焕网开一面，不弹劾袁崇焕议和呢？显然不是，因为袁崇焕天启七年打完宁锦大捷，就被朝廷一撸到底，就是因为议和，被纷纷弹劾。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六》
天启七年七月
督饷御史刘徽奏，宁抚素以灭奴自许，中外咸思倚重，而向日讲款一节，闻者无不诧异……未几一面讲款，奴且有事于东江攻东未已，奴更西犯乎锦州
得旨……袁崇焕谈款之时，实以款外作用望之，然未尝不屡致丁宁；今奴东西并犯未见作用
河南道御史李应荐奏，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项因狡虏东西交讧，不急援锦州，此似不可为该抚解……
得旨……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
工科左给事中陈维新……又言旧抚袁崇焕……李僧一遣，动出非尝……不意信使驰驱，徒博其两番僣号，一纸嫚书，未几而蹂躏我属国矣……
得旨……旧抚袁崇焕轻遣李僧动出，非尝茫无实效已允回籍
天启七年，袁崇焕打赢了宁锦大捷却被罢官，就是因为派遣僧侣吊唁，议和失败，难道袁崇焕真的记吃不记打，两年后，崇祯二年又公然议和？
按照袁崇焕处心积虑要搞死后金的做法，他求款干嘛？都讲和了，他这个无双良将，还能封侯入相吗？
在能够搞死皇太极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动机跳出来讲和嘛。
所以，《国榷》里说袁崇焕要议和，这恐怕又是明末文人喜欢干的事情：编故事为崇祯洗地。
因为被那个答主屏蔽，所以无法在那里回复你；
【蓟辽总督节制顺天、保定、辽东三抚，】
袁崇焕是蓟辽督师，不是蓟辽总督。
蓟门外是蒙古，关宁面对的是后金，明朝再怎么信任袁崇焕，也不可能将两个方向的任务都交给他。
《明史～袁崇焕》
时所入隘口乃蓟辽总理刘策所辖，而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
【他负责的还真就是后金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打胜仗，他的任务更多的应该是负责制定对付后金的战略而不是打赢某一场战】
可是袁崇焕没那么大的权限啊，想管也管不了；
九月，袁崇焕判断后金将从蓟门破口，于是派参将谢尚政协助防守，顺天巡抚王元雅认为是假警报，将袁崇焕所派援军遣返；后金十月二十六日破关。
《国榷》5495页
崇祯二年九月己丑，
袁崇焕以建奴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谓虚警遣归
我说袁崇焕精通武艺，是因为有两条历史记载，
《泰宁县地方志网～江日彩：敢于直谏的御史台》
天启二年,江日彩就写了一篇《议兵将疏》，“今邵武令袁崇焕，夙攻兵略，精武艺，善骑射。臣向过府城，扣其胸藏，虽曰清廉之令，实具登坛之才"
《光绪重纂邵武府志》
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万历进士，天启初任，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素矫健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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