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有哪些违背普通人直觉的研究结果？
1. 价格上涨时，人们可能购买更多——“吉芬商品”（Giffen Goods）
普通人的直觉： 商品价格上涨，需求量应该下降，这是需求定律的基本原理。如果价格涨得离谱，人们自然会减少购买。
经济学研究结果：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商品价格上涨反而会刺激需求量增加。这种商品被称为“吉芬商品”。
详细解释：
条件苛刻： 吉芬商品非常罕见，出现的条件极其苛刻。它只存在于某些特定市场中，且通常是必需品，占消费者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并且没有太多可替代的商品。
劣等品与收入效应： 吉芬商品必须是劣等品（inferior goods）。劣等品是指当人们收入增加时，反而会减少购买的商品（例如，人们富裕了会少吃土豆，多吃牛排）。
“涨价刺激购买”的逻辑：
1. 价格上涨： 土豆价格上涨。
2. 购买力下降： 由于土豆是必需品且占支出比重很大，价格上涨会显著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相当于“变穷了”。
3. 转向更便宜的替代品（如果有的话，但吉芬商品替代品少）： 人们会尝试减少购买更贵的商品，转向更便宜的商品。然而，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就是最便宜的“充饥”的必需品，并且其他替代品也非常有限或价格更高。
4. 更极端的情况： 对于极度贫困的人来说，当土豆价格上涨时，他们原有的收入可能连购买日常所需的土豆都难以维持。为了填饱肚子，他们不得不将原本购买其他“非必需”但可能营养更均衡的商品（例如肉类或更精细的谷物）的预算，全部或者大部分转移到购买更大量的土豆上，因为即使涨价，土豆仍然是他们最能负担得起的、勉强能维持生存的食物来源。
5. 收入效应压倒替代效应： 通常情况下，价格上涨会导致人们转向更便宜的替代品（替代效应），同时由于购买力下降而减少购买（收入效应）。但对于吉芬商品，由于其极度劣等且是必需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变穷”效果（负向收入效应）会非常强烈，甚至会压倒所有其他因素，导致人们为了生存而购买更多。
历史上的例子： 爱尔兰马铃薯饥荒时期，土豆价格飞涨，但爱尔兰贫民仍然不得不购买更多土豆来维持生计，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负担得起的基本食物。
2. 免费午餐是存在的，但成本更高——“沉没成本谬误”与“机会成本”
普通人的直觉：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意味着任何东西都有成本，而且一旦付出就无法收回。
经济学研究结果： 经济学强调“机会成本”，并区分了“沉没成本”和“可避免成本”。有时候，免费的午餐确实存在，但我们往往会因为忽略机会成本或纠结于沉没成本而做出不理性的选择。
详细解释：
机会成本： 经济学中的“成本”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支出，还包括为了得到某个东西而放弃的其他最有价值的选项的价值。例如，你花时间去听一个免费讲座，你的机会成本就是你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其他有价值的事情（比如工作赚钱、休息放松）。
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成本，例如已经购买的不可退票的电影票。经济学认为，在做决策时，我们应该忽略沉没成本，只考虑未来的可变成本和收益。
反直觉之处：
1. “免费”的陷阱： 商家提供的“免费赠品”、“买一送一”等促销活动，看似免费，但其成本已经包含在商品的总价中。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免费”的商品是否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如果不是，那么购买它的总成本（包括为获得免费品而购买的不必要商品）就很高。
2. 沉没成本谬误（Sunk Cost Fallacy）： 这是最常见的反直觉行为。人们常常因为已经投入了时间和金钱，就不愿意放弃一个明显错误的决定，想着“都已经投入这么多了，放弃就太浪费了”。比如，花钱买了一张电影票，结果发现电影很无聊，但你仍然选择看完，因为“票已经买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张票的钱已经是沉没成本，你应该在剩下的时间里做更有价值的事情，而不是继续浪费时间在一个烂电影上。
3. 免费午餐的真正成本： “免费午餐”往往不是真的免费，而是由提供者通过其他方式弥补成本，或者消费者在隐性地付出其他代价。例如，很多免费在线服务通过广告盈利，用户的注意力是广告商的“付费”对象。而我们对这些免费服务的过度使用，可能会挤占我们用于更重要事项的时间和精力，这便是另一种形式的“成本”。
3. “理性经济人”的局限性——行为经济学的崛起
普通人的直觉： 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通常是理性的，会权衡利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经济学研究结果： 许多经济学研究表明，人类并非总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我们的决策会受到认知偏差、情感、社会规范等多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详细解释：
传统经济学的假设： 传统经济学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个体拥有完美的信息，能够进行逻辑计算，并总是做出最优选择以最大化自身效用。
行为经济学的发现（反直觉之处）：
1.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同一个信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框架），会影响人们的决策。例如，手术成功率90%的说法比失败率10%的说法更容易让人接受，尽管两者信息相同。人们不是根据绝对事实，而是根据信息呈现的方式来做判断。
2. 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 人们对损失的痛苦感受比对等量收益的快乐感受更强烈。例如，失去100元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的快乐。这导致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宁愿承受更大的不确定性来避免损失，而不是冒险去获得潜在的更高收益。所以，很多投资项目即使有潜力，人们也可能因为害怕亏损而不敢投入。
3. 锚定效应（Anchoring Bias）： 人们在做判断时，容易受到第一个接收到的信息（锚点）的影响。例如，在讨价还价时，第一个报出的价格往往会成为后续价格讨论的锚点。即使这个锚点不合理，也会显著影响最终成交价。
4. 过度自信（Overconfidence）： 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知识和判断，低估风险。这在投资领域尤为明显，很多散户认为自己能跑赢市场，但统计数据表明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
5. 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 一旦拥有某件物品，人们往往会对其赋予比未拥有时更高的价值。例如，你可能会为自己拥有的一张演唱会门票标价更高，不愿意以原价卖出，但如果你要购买同样的票，出价会比你愿意卖出的价格低。
6. 现状偏见（Status Quo Bias）： 人们倾向于维持现状，不愿意改变。即使有更好的选择，人们也可能因为改变需要付出努力、承担风险或打破习惯而选择不变。例如，很多人不更换更优惠的手机套餐，仅仅是因为懒得去办理。
意义： 行为经济学解释了为什么传统的经济模型在预测人类行为时会失灵，也为设计更有效的政策和产品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通过“助推”（nudge）等方法，在不剥夺选择自由的情况下，引导人们做出更健康、更理性的选择（如在超市将健康食品放在显眼位置）。
4. 公共物品的提供困境——“搭便车”现象
普通人的直觉： 为了公共利益，大家应该共同努力，贡献资源。
经济学研究结果： 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个人倾向于“搭便车”（freerider problem），即享受他人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好处，而不愿承担相应的成本，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详细解释：
公共物品的定义： 公共物品具有两个关键特征：非竞争性（一个人消费了该物品，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的消费）和非排他性（难以阻止那些不付费的人享用该物品）。
例子：
国防： 无论你是否缴税支持国防，只要国家强大，你都能享受到国防带来的安全保障，而且你的参战与否不影响别人的安全。
公共广播： 只要收音机或电视机打开，就能听到广播节目，难以阻止不付费的人收听。
路灯： 所有人都可以从路灯的照明中受益，即使他们没有为安装和维护路灯付费。
环境治理： 治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使所有人受益，但个人可能不愿承担治理成本。
反直觉之处（为何会供给不足）：
1.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 从个人理性角度看，最好的策略是等待别人付费，而自己免费享受。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那么就没有人愿意为公共物品付费。
2. “搭便车”的激励： 即使一个人知道公共物品很重要，也可能不愿意贡献，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微不足道，而且他可以免费享用由他人提供的公共物品。
3. 信息不对称： 个人很难准确评估其他人的贡献，也难以准确评估自己贡献的必要性。
解决方案与反直觉的解决方案： 解决“搭便车”问题往往需要外部干预，例如：
政府征税： 政府强制征税，用于提供公共物品，这样就解决了排他性问题。
强制性规定： 例如，强制性的垃圾分类和处理。
集体行动： 社区成员通过协议或社会压力来促成合作。
“假定”的解决方案（有时看似强硬）： 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纳什均衡”下的解决方案，例如，通过设计某种机制，使得人们诚实申报对公共物品的“支付意愿”，而政府根据大家的支付意愿来提供公共物品，并向每个人收取他愿意支付的费用。但这种机制的设计非常复杂且容易被操纵。
5. 保护主义可能伤害本国消费者——“比较优势”的威力
普通人的直觉： 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应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例如征收高额关税（保护主义）。
经济学研究结果： 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能够带来整体福利的提升，保护主义反而可能损害本国消费者的利益，甚至降低本国产业的竞争力。
详细解释：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由大卫·李嘉图提出。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商品的生产上都比另一个国家更有效率（绝对优势），它仍然可以通过专注于生产它相对更有效率的商品，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来获益。关键在于机会成本：一个国家应该生产那些其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的商品。
反直觉之处：
1. 关税的负面效应： 当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时，进口商品的价格会提高。
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 本国消费者将不得不为这些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减少了他们的购买力。
选择减少： 消费者可选择的商品种类会减少。
国内产业成本上升： 如果本国产业依赖进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关税会推高其生产成本，使其竞争力下降。
出口产业受损： 贸易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限制进口时，其他国家也可能对其出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导致本国出口产业受损，就业岗位减少。
资源错配： 保护某些低效率的本国产业，会占用本应用于更有效率产业的资源（劳动力、资本等），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下降。
2. “保护就业”的误区： 保护主义看似保护了特定行业的就业，但整体而言，它可能导致其他行业就业岗位的损失，并且消费者福利的下降会抑制其他行业的总需求。
3. 自由贸易的优势： 通过自由贸易，各国可以发挥其比较优势，生产更多自己擅长的产品，并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其他国家生产的商品。这会扩大全球生产规模，增加消费者的选择，降低商品价格，从而提高全球整体福利。尽管自由贸易可能导致某些特定行业的就业岗位流失，但它通常会创造更多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并且经济体的总体规模会扩大。
总结：
这些违背普通人直觉的经济学研究结果，往往是因为它们揭示了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经济逻辑。理解这些反直觉的结论，需要我们跳出日常经验的局限，学会用更严谨、更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经济现象，也能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个人和集体决策。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挑战了传统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设，让我们看到人类决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贴合实际的工具。
网友意见
要素价格不敏感定理（factor price insensitivity theorem)
按照简单供给-需求的常理来看，如果经济中的某种要素禀赋（劳动、资本等等）的供给出现了增长，则该种要素的要素回报（要素价格）会下降。然而，在一个小国开放经济的赫克希尔-俄林模型中，如若满足一定假设，经济中一种要素的禀赋突然增加，却并不见得会使得要素价格发生变化。
原理：
- 小国开放经济意味着该国家是国际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其商品供给变化本身不能影响国际价格
- 假设经济中有两个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 假设经济中有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
如果资本突然增多，按理说资本的回报率会下降，对于厂商来说，这是好事儿，因为价格没变，但是成本降低了。所以不管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都会想要扩张。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经济中的劳动有限，因此一个行业如果需要新的劳动力，必然会从另一个行业吸收。由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过程中受益更大，因此该行业有能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吸收走一部分劳动力。同样是由于资本密集型企业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过程中收益更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吸引资本的竞争中也不占优势了，因此就连该行业的一部分资本也转移到资本密集型行业去了。
于是，经济整个儿的组成，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了。这意味着总体的资本/劳动相对需求上升，这阻止了资本价格的下降，使得新的资本/劳动供给相匹配，最终资本-劳动的报酬都不发生变化。
这个结论之所以反直觉是因为它是一种一般均衡的调整过程所导致的，通常大家的直觉容易停留在局部均衡。小国开放经济的假设也很重要：倘若没有国际贸易，则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扩张，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供给会上升，这将导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售价下降，最终降低资本的回报率。
这个逻辑常被用来说以下两件事情：
1. 亚洲四小龙为毛疯狂积累资本，资本的报酬却不见下降，以至于成了“增长奇迹”？因为他们是“小”龙，小国开放经济也。
2. 移民会不会一定降低本土工人的工资？不一定。
太多了。
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经济学的结论都是约束条件下的，当约束条件极端化，与大家常见的情况不一样时，此时经济学结论自然违背常人直觉，比如楼上提到的李嘉图等价。因此许多经济学结论反直觉的真正原因，其实不是结论本身多奇葩，而是约束条件特极端，类似于零摩擦力下物体的运动状态。
当然极端约束条件带来的反直觉不是全部，比如在经济学中常常提到最低工资法对低收入者的伤害，这显然反大多数人直觉。不过在“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否会损害贫困者的利益”话题下，很多人旁征博引美国环境下最低工资法对穷人的影响，得出最低工资法对低收入者伤害不明确的结论。显然这个结论对大多数对经济学有浅显认识人来说也是反直觉的，只是这些结论有推广意义么，或者说这些结论在中国的约束条件下能成立么？
实际上这些结论本身没有推广价值，有价值的只是这些论文的研究方法。中国的社会保障、劳动执法、劳动力市场结构都和美国区别巨大，中国真正的穷人——农民和农民工得到的社会保障无法和美国穷人相比，在如此约束条件差别巨大的情况下，美国的结论不可能直接照搬中国。我们可以在CNKI里搜经济学界就中国实施最低工资法的研究，研读下载数量与发表时间排名靠前的几篇论文，比如马双的《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分析》，就会发现这些论文的结论几乎都是最低工资法对中国低收入者有害。
仅仅一个最低工资法由于约束条件的不同，结论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异，我想橘生淮北则为枳这样的道理大家到此很容易理解了吧。当然，本文重点不是最低工资法，而是后面的彩蛋。。。
某大V的水平就是搬运国家统计局公报，然后唱赞歌，具体是谁我就不点名了，仅批评一下他关于“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是喜讯”的观点，免得说我黑他。显然这是符合一般人直觉的，媒体也常常说中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可是就“2015”和“中国”两个约束条件下，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真的是喜讯么？
如上图所示，去年中国金融业全年增长率近16%，显然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动机，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之一是金融业，其对GDP增长率的贡献非常高，占GDP的8.5%。下图是
2005-2014年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此指标2015年比2014年提高了差不多16%。我们进一步问金融业这么高的增长率是喜讯么？
大家知道金融业占8.5是什么概念么？美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最高也就是这个水平，要知道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大家可以掂量一下中国金融业有多大的泡沫。如上图所示，从11年开始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以每年0.3%递增，去年突然增加1.2%，知道上次中国金融业占GDP比重超过1%的幅度是几几年么？答案是2007年。
回想一下2007，在想想去年就明白了。2007年中国股市超6000点，去年中国股市超5000点。所以无论是2007年金融业还是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的大幅增加，其实包涵了证券业的巨大利润。试试问问周围人，会有人说07年和15证券业增加值是喜讯么？股民不扇你一巴掌就是好事了。哦对了，那位大V是从事证券业的，本来就是忽悠股民的。。。
故事还没有结束。除了证券业，金融业还包括银行业等，那么其他金融业的增加值大幅提高是喜讯么？以银行业为例，其高速发展本身也不一定是好事。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十分低下是其一，中国债务占GDP比率过高造成很大违约风险是其二，所以经济学家往往在呼吁去控制债务。比如北大教授刘俏在《从供给侧看中国金融监管误区》一文中就持此观点，提醒政府金融业占GDP比重过高，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并指出地方债和地方投资效率负相关，而要知道银行是地方债的主要持有者。
一方面经济学家在警惕金融业发展过快，一方面大V说这是喜讯，孰对孰错看官自有判断。只是以上部分此君没看过也就罢了，其从事证券业的至少应该听过企业获得贷款与公司股价的关系吧。比如《信息不对称与贷款监督》一文就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如果宣布从银行获得贷款，那么公司股票价格就会下跌，原因是中国银行无法有效监督大企业，特别是国企，大企业获得贷款后往往会盲目投资，降低了公司的资产回报率。所以仅仅从股票与贷款这种公司微观的角度，也能分析出金融业占GDP比重的过高不一定是好事，要分析其是效率的提高，还是和钢厂盲目投资一样通过利率管制简单套利。
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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