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历史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秦始皇和刘邦是同一辈人。
前者生于公元前259年，后者生于公元前256年。中间差三年。
而且两者在同一片天空下活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虽然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是仔细想一想就知道这个事实很有趣。因为刘邦本质上还是战国人，他一生的前30年生活在战国时代。作为一个人，他一生的价值观早就形成了, 所以他47岁起来反秦，把时代从新带入“战国”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件事。

刘邦的“流氓”生涯也就好理解了，在战国那个时代，游侠文化本来就是非常流行的。他年轻时代“想”做一个游侠很奇怪吗？战国时代，只有秦朝对于游侠打击比较猛烈。关东六国对于游侠管理起来还是比较宽裕的。四公子名下豢养了一大批的游侠。

其中有一名叫张耳，他本是信陵君门下，在信陵君死后迁徙到外黄，结交天下名士。

而刘邦曾拜访这个战国游侠，在其门下呆了数月之余，甚至后来成了儿女亲家。

战国对于刘邦来说绝不是上一代的传说，而是他内心心心念念的时代。

前几天有个回答，认为赫梯远远领先商朝、波斯远远领先周朝的，目前已经几千赞了。

你要拿老妖精埃及出来欺负人，那谁也没话说，可赫梯……

我们就说赫梯。

网上的赫梯吹非常多，而且目前就我来看，赫梯吹是主流。因为在我国来看，对赫梯感兴趣的人非常少，大多数人都对赫梯不怎么了解，所以很容易被赫梯吹带沟里。

比如这个刀：

中文网络上都管这个叫“赫梯弯刀”。

其实这玩意儿叫Khopesh，是古埃及的特色弯刀。某公众号在科普“赫梯弯刀”时，找了张图，最后似乎觉得不妥，给第一张图的埃及打了手动马赛克，第二张图没打可能是良心发现了：

因为第一把也就是赫帕什法老剑，是一把铁刀，没错铁刀。（图中说这种刀是喜克索斯人在公元前17世纪引入埃及，这是瞎扯。古埃及在古王国的Eannatum法老时期就有青铜的这种刀了，见于秃鹰石碑。比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要早好几百年呢！）

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只有赫梯大爷才有铁器冶炼技术，所以这把剑就是赫梯人的弯刀……哪怕是从金字塔里找到的，肯定也是赫梯的。虽说同类型弯刀，在赫梯遗址似乎并没有发现，倒是在埃及，简直多得不能再多。

现在国外都不这么瞎吹了，插画里的Khopesh也都是埃及人在用。

但是中文网络，不知道谁先发起的，反正似乎成定论了。反正人类最早文明的老妖精埃及人玩意儿太多了，分一点给赫梯也没关系是不是？

嘿嘿。

不带这么玩人家埃及大爷的。

还有这把埃及的铁匕首：

同样，赫梯吹认为，世界最早文明的埃及妖精没有这技术，这匕首也是赫梯人送给埃及大爷的。

但最终外国人发现，该匕首就是埃及人的产物，是埃及人用陨铁打造的，不是赫梯大爷的手艺。

就目前来看，世界上最早的铁器，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赫梯”先民的用陨铁打造的铜柄铁刃匕首。而自此之后将近一千多年的时间段，全世界再无一件铁器出土。

然而，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安纳托利亚生活的并不是赫梯人，而是被赫梯人征服的哈提人。赫梯人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才进入安纳托利亚征服哈提人建立起一系列城邦，最晚于公元前1700年才形成强大霸权的。

也就是说，最早的这个陨铁匕首，实际上最大可能是哈提人的手笔，跟赫梯人毫无关系。而哈提人至今不能明白到底是啥语言。

倒是赫梯人，是很典型的印欧语古代民族。狂吹赫梯，是上世纪西方人鼓吹印欧雅利安人种族至上的结果。当然，现在人家西方人已经改正了，不这么瞎搞了。

也就是在哈提人搞出陨铁匕首的孤例之后的一千年，目前只能脑补说哈提人以及征服了哈提人的赫梯人掌握了最原始的冶铁技术。但是……这一千年，考古毫无收获。

一千年后，倒是人类最妖孽的埃及人，开始耍起铁器了，比如上面那俩刀和匕首。

在埃及耍铁器的同时代，我们的祖宗也耍铁器了。那就是甘肃寺洼文化遗址出土的块炼渗碳钢锻打的铁条和锈铁块。

就这俩：

反正肯定不如埃及人妖孽。

但无论是埃及还是中国，当时的铁器技术都不成熟，青铜时代落幕还很早。因为埃及出土的青铜器更多，而中国还要过上几百年才进入青铜文明的鼎盛期。

埃及和中国的青铜器，多得数不清，由于青铜文化的繁荣，所以大伙的目光也都盯在青铜器上。

而同时代的赫梯呢，出土的青铜器也很多，但比起埃及和中国，那就略显寒酸稀少了。所以嘛，赫梯吹就脑补出了赫梯人大规模使用铁器的想象图……

实际上，有关赫梯人的冶金技术、城市规模的回答， @秋兰菁 有很多相关回答，大伙可以看看。反正赫梯人在那个年代真不差，但比起埃及和中国，还真就不行了。

单纯从规模来看。

前13世纪的赫梯人首都，占地414英亩（1.6753986平方公里）。

约前32世纪的良渚遗址（大略是共工氏的都城），占地34平方公里……太欺负人了。

约前22世纪的陶寺遗址（大略是高辛氏部落联盟-陶唐氏稳定时期的尧、舜的都城），占地2.8平方公里，比赫梯首都大1.6倍。还TM早了接近一千年。

约前22世纪的石峁遗址（大略是高阳氏部落-有崇氏-夏后氏稳定时期的鲧、大禹的都城），占地4.25平方公里，比赫梯首都大两倍半。还TM早了接近一千年。

前17世纪的亳墟（商朝前期都城），占地25平方公里，比赫梯首都大十五倍。

前12世纪的殷墟（盘庚迁都后的商朝首都），占地36平方公里，比赫梯首都大二十倍。

……

当然说到铁器上。中国嘛，反正无聊是寺洼文化的铁条还是商朝的铁斧，都是陨铁锻造的。跟哈提人的匕首一样，那都是老天爷白送的材料，所以还真谈不上冶铁技术有多厉害。

但埃及大爷在那儿坐着呢，那么大一把刀，是谁也无法忽视的。

至于赫梯人是怎么被吹起来的，我们不妨也溯源一下。

赫梯人的历史太过久远，所以在世界史上，一直是被人遗忘的。只有《圣经》里有只字片语的记载，圣经中曾经讲到叙利亚国王率军包围以色列，然后听说埃及和赫梯都派了援军来，当天晚上，叙利亚国王听到战车的声音（其实是上帝使用了法术），以为是埃及和赫梯的援军来了，然后吓尿撤军了。

埃及的辉煌，谁都知道。但这“赫梯人”是啥？没人知道……

1879年，英国语言学家赛斯，破解了赫梯的石灰岩铭文，然后发现了这个伟大的国度，于是他就出版了一本有开创性的书《赫梯人的帝国》。

赛斯开创了赫梯学，但他也有那个年代学者的通病，就是瞎吹，这只是时代的通病而已，所以也没啥。

但恰巧是，在全世界发现的远古文明里，只有希腊人、波斯人、印度人是印欧语人群。要么不是远古时代的强权，要么比起其他老妖怪都出现得较晚。而当时最流行的就是白人至上、印欧人至上。在历史被政治影响的年代，就需要塑造一个印欧人不逊色于埃及、苏美尔、中国之类的祖宗。那么赫梯人就被这些不要脸的后代赶鸭子上架了。

然后紧随的是，赫梯人活跃的地方，正好是历史发明大国——天下第一认爹者土耳其。而土耳其建国后，则坚持赫梯人就是突厥人的说法。

在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干预下，赫梯神话就诞生了。

到了现在，其实西方人对赫梯的神话已经消失得一干二净了，人家现在是好好地在研究。但是，赫梯学毕竟是个教冷门的历史学科，科普书少之又少，而且科普书作者也没地儿去抄（懒得看专业论文），只能稀里糊涂地去抄那些上世纪上上世纪一些被淘汰了的谬论。

于是，在中国，忽然也流行起吹赫梯了……

反正，这么说吧，就拿同时代的殷商来比。你要办一个殷商文物展览，文物简直比老鼠还多。

你要办一个赫梯文物展览，就那么些东西，来来去去就那些……

就这玩意儿，我已经在知乎上看到好几个赫梯吹贴了。

还有这小玩意儿：

最后这个圈圈……这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都一大堆，拿出来放在书籍中、宣传材料中显摆都略显寒酸。

………………

前几天一个回答，我贴了一个赫梯的青铜小斧头，然后贴了商朝的钺。导致很多“理中客”说我欺负人，说不应该拿商朝贵族的东西来欺负人家的小斧头。然而……

那小斧头就是赫梯贵族的东西，您老要是有能媲美商朝青铜器的赫梯精良青铜器或者铁器文物的照片，好歹也贴出来给大伙开眼呐。

别的不说了，赫梯的这些东西，那是幸好出土在土耳其，要是出土在中国，保不准给你弄个名字叫“赫家村文化”什么的呢。

肯定会有人反驳，说尼玛都青铜了还能叫“文化”？咦，你也不瞧瞧，青铜文化的晚期夏朝“二里头文化”难道被你吃了？

最后咱也是害怕人民群众的口水，跪地求饶再次声明：赫梯很伟大，但没你想象的那么伟大。

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比，秦汉真的是一个开挂的时代。

一堆军事能力开挂的（此中首推韩信）

一堆政治能力开挂的（此中首推刘邦）

一堆经济能力开挂的（此中首推桑弘羊）

一堆文学能力开挂的（此中首推司马相如）

一堆理论能力开挂的（此中首推董仲舒）

甚至连女人都开挂（吕后、卓文君）

以及……一堆寿命开挂的。

比如下面这位：

南越王赵佗

这哥们被秦始皇派去开发南越，然后他……

熬死了秦始皇、熬死了胡亥。

熬死了刘邦、熬死了吕后。

熬死了汉文帝、熬死了汉景帝。

直到汉武帝，这哥们才算真的彻底歇菜（顺便一提“请终军之弱冠”的典故也来源于他）

赵佗老爷子统治南越半个多世纪，发展水利，北拒吕兵，河清海宴，文功武治，做出的贡献何止是一句“一点微小的工作”可以概括的。

他在秦汉的政治乱局中努力生存，将个人生死和祸福置之度外，为南越国鞠躬尽瘁。

最后，他活了超过一百岁，由于所有的儿子都在他死之前嗝屁，所以他的位子由他的孙子接管了。

除了这位居庙堂之高的牛人，另一位处江湖之远的仁兄寿命也是开挂般的长：夏无且。

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来源于《刺客列传》里的这句：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轲。

但是，同样是在《刺客列传》里，还有另外一处提到他：

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公孙季功就是公孙弘，而董生就是董仲舒。

看到没，这位秦始皇的御医，居然活到了文景时代，有机会与日后名震天下的公孙丞相和董夫子一起游山玩水。

如果不是史书明确记载，我真的难以相信，在那个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出头的年代，有这样牛逼哄哄的寿命开挂的仁兄。

（有知友提到西汉计相、编订《九章算术》的张苍，我去查了一下这位还真长寿。年轻时和韩非、李斯一起在荀子门下学习，直到汉景帝五年才挂。前后一算活了102岁。）

在中国古代，皇帝贵为天子，九五之尊，三宫六院妻妾成群真的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这也符合我们的认知，像唐玄宗和晋武帝，后宫佳丽三千人，都可以组编一个师了。

但是，但是也有例外！中国古代真的有一个皇帝践行了一夫一妻制，终其一生，只有一位妻子张皇后，没有嫔妃小妾，没有美人嘤嘤怪，从一而终，真正做到了“三千宠爱在一身‘，他就是明孝宗朱佑樘。明代著名的弘治皇帝。正是由于孝宗坚持只宠皇后一人，使得他成为历代皇陵中只葬着夫妻两人的绝无仅有的典型。第一次知道这个历史事实，我是非常惊讶的，真的颠覆了我的常识。

根据《明史》、《明书》等官方资料记载，孝宗一生仅娶妻孝康敬皇后张氏一人，没有其他妃嫔。在历代皇陵中，都有妃嫔陪葬，而孝宗的泰陵只葬著夫妻两人。成年健康的皇帝一生只有皇后一人，在历史上几乎就是绝无仅有，明代学者在叙述此事时有褒有贬。 毛奇龄所著《胜朝彤史拾遗记》、谈迁所著《国榷》尚可知，孝宗宫中有五名夫人：敬顺夫人邵氏，安和夫人周氏，安顺夫人刘氏，荣顺夫人孟氏，荣善夫人项氏。但夫人在明朝制度并非妃嫔称号，而是外命妇（公侯伯及一二品官正室）或内夫人（资深宫人或乳母褓姆）─内廷女官封号（如明孝宗的保姆封为佐圣夫人，《明实录》“弘治五年正月乙亥赠‘宫人’周氏为安和夫人，并赐祭葬。”天启帝的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仁宗褓姆杨氏为卫圣夫人等，皆是有夫有家的妇人），因此很明显的这五名夫人实际上不是明孝宗的妃嫔。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说，“朱祐樘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

曾国潘评价也很高，“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其明孝宗之谓也。冲这点就得给个赞！

拔火罐源自西医。

当年里约奥运会上菲尔普斯拔火罐的痕迹被一些西方人误认为“新款纹身”，此事给当时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波关于中医的文化自信，然而中国科学院官方科普平台马上就指出所谓传统中医的“火罐”其实是彻彻底底的舶来品，巴比伦、希腊、埃及、印度等国家都有火罐，且很多都比中国早。“拔罐”在西方有着很悠久的传统，称作“cupping”（杯吸）。但因当代医学界对“cupping”持否定立场者越来越多，故鲜有西方学者跟中医争夺“拔罐”的发明权，甚至当时《纽约时报》也误以为菲尔普斯的“拔罐”是中医疗法。

一、中医典籍中关于“拔罐疗法”的记载，只能追溯到清代

1、中医界宣扬先秦就有“拔罐疗法”，其实那只是一种简单的“痔疮割除术”

当代中医界常将“拔火罐”的历史追溯到先秦时代，宣称其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理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的“角法”，可以被视作一种“拔罐疗法”。①

然而，查《五十二病方》之原文，其所谓“角法”，分明只是一种普通的“痔疮割除术”，与“拔罐疗法”毫无关系。其原文如下：

“牡痔居窍旁，大者如枣，小者如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顷，而张角，絮以小绳，剖以刀。”②

牡痔，即外痔。其文大意是：肛门长了外痔，大如枣，小如核，可用动物之角的小口，抵住需要割除的部分，等待差不多煮熟二斗米的时间，把角拿开，以小绳捆住凸起的部分，用刀将其割掉。

2、中医界声称自先秦以来传承不绝的“角法”就是“拔罐疗法”，但其实所谓“角法”，只是一种简单的“排脓（毒）术”

当代中医界还认为，“拔罐疗法”自先秦而下，数千年来一直传承不绝。理由是东晋的《肘后备急方》、南北朝的《姚氏方》、唐代的《外台秘要》、宋代的《证类本草》、元代的《瑞竹堂经验方》、明代的《外科启玄》等医学著作，所提到的“角法”，都是“拔罐疗法”。

这种说法也是错的。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里提到：“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疠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这里所谓的“针角”，乃是一种用针刺破患处，再用角抵住，吸出脓液、恶血的外科手术。显然与“拔罐疗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况且《肘后备急方》还明言了上述疾病不可以使用“针角”之术，用了是要闯祸的。《姚氏方》中关于“针角”的文字，与《肘后备急方》一致。③

唐人王焘的《外台秘要》里，动物之角被竹筒之角代替。书中说：京师蛇蝎甚多，如果敷药不管用，可以用小竹筒来排毒，“遂依角法”。竹筒选用细竹，以防漏气。具体操作方法是——“速作五、四枚，铛内熟煮，取以角蜇处，冷即换。初被蜇，先以针刺蜇处出血，然后角之，热畏伤肉，以冷水暂浸角口二三分”——先将四五枚竹筒放在锅内水煮，再将被蜇之处用针刺破出血，然后把煮热的竹筒扣在上面，如果怕烫，可以将竹筒口沾一下冷水。上一枚竹筒冷却后掉下来，再换下一枚煮热了的。显然，这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外科“排毒术”，而非号称能够内病外治的“拔罐疗法”（仅在利用热空气冷却造成负压这一点上与“拔罐疗法”略有相似之处）。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里用“水煮竹筒”来给疮排脓，操作方式亦同。④

元代的《瑞竹堂经验方》里，“角法”仍然只是一种“竹筒排脓（毒）术”，但在煮筒方面有所改进——“五倍子多用、白矾少用些子，又药和筒煮了收起，用时，在沸汤煮令热，以节箝筒，乘热安于患处”——五倍子、白矾被认为具有愈合创口之效，所以被拿来水煮竹筒。明代《外科启玄》里记载的“煮竹筒法”，也只是用来挤脓——“疮脓己溃己破。因脓塞阻之不通。富贵骄奢及女体不便。皆不能挤其脓。故阻而肿掀。如此当用竹筒吸法。”——富贵之人、女性有疮化脓，医者不便以手碰触，故可采用“煮竹筒法”；具体操作，与宋代《外台秘要》的记载无异。⑤

3、直到清代，真正的“拔罐疗法”，才见诸中医典籍记载

真正的“拔罐疗法”，要到清代才有典籍记载。如康熙年间的徐彬（浙江人氏），在《金匮要略论注》中说：“余见近来拔火罐者，以火入瓶，罨人患处，立将内寒吸起，甚力”。显然，在徐彬眼里，拔火罐还是个新鲜事物。乾隆年间的赵学敏(约1719～1805)，在《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对拔火罐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火罐，江右及闽中皆有之，系窑户烧售，小如人大指，腹大两头微狭，使促口以受火气，凡患一切风寒，皆用此罐。以小纸烧见焰，投入罐中，即将罐合于患处，或头痛，则合在太阳、脑户或巅顶；腹痛，合在脐上。罐得火气合于肉，即牢不可脱，须待其自落。患者自觉有一股暖气，从毛孔渗入，少顷火力尽则自落。肉上起红晕，罐中有水汽出，风寒尽出，不必服药。治风寒头痛及眩晕、风痹、腹痛等症。”⑥

这种火罐之术，在目的（排出体内风寒）、原理（经络之学）与操作方式（受火、置于穴位）三个层面，都与以往中医典籍中记载旨在排脓（毒）的“角法”完全不同，而与当代中医所谓的“拔罐疗法”的概念——应用各类罐具，使罐内气体形成负压状态，使之吸附于皮肤表面，引发局部充血和皮下淤血，或刺激经络，来实现“内病外治”的一种方式——则几乎一致。

二、“拔罐疗法”起源于西方，其传入很可能与蒙古西征有关

1、古希腊、古印度、古罗马都曾出现过与“拔罐疗法”相类似的医疗技术

当代中医界长期声称“拔罐疗法”起源于中国，其实不然。前文已阐明，先秦时代的“痔疮割除术”，明代以前的“排脓（毒）术”，都不是“拔罐疗法”。“拔罐疗法”见诸于中国典籍，已是清代。而在西方、印度乃至中亚，“拔罐疗法”见诸典籍的时间，要早得多。

古希腊“拔罐疗法”的理论基础是“体液学说”——医者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黑胆四种体液，某种体液过多时就会致病，故需要将其从人体内吸出。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墙壁上绘有两个吸杯，被认为正是用来自人体抽取血液的器具。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12世纪。⑦

古印度文献《妙闻集》，成书于公元2世纪之前。该书认为，人的体液会受到“风、胆、痰”三种病素的侵害。水蛭可以吸走因胆汁素而恶化的血液；动物之角可以吸走因风素而恶化的血液；葫芦可以吸走因黏液素而恶化的血液。其中，葫芦中置灯吸血，与拔罐利用负压的原理类似。⑧

活跃于公元2世纪的罗马科学家安提洛斯，提出了“干杯吸法”和“湿杯吸法”。简单说来，前者不刺破皮肤，仅使用吸杯造成皮下淤血；后者则在划破皮肤后，再用吸杯将部分血液抽离身体。⑨

2、中国的“拔罐疗法”，很可能与蒙古西征、阿拉伯医学东传有关

兴于清代的中国“拔罐疗法”，相当于安提洛斯的“干杯吸法”。其产生，很可能与蒙古西征所引发的阿拉伯医学东传有关。

公元7-8世纪，阿拉伯医学家翻译和编纂了大量以古希腊医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杯吸疗法”得以盛行于中亚。如巴格达医学校校长、先后任四代哈里发御医的马萨华(777～857年)，其著作中即载有杯吸术。名医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典》中，也载有放血术和杯吸术。其后，因蒙古大军西征，阿拉伯医者、药物大量输入中国。1292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內）设置“回回药物院二，秩从五品，掌回回药事”，1302年，元朝廷又“升广惠司秩正三品，掌回回医药”。成书于明代的36卷《回回药方》，虽然至今仅剩4卷残本，但自残本可知，其医学理论吸纳了古希腊医者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建基于该理论之上的“杯吸疗法”传入中国，乃必然之事。⑩

《中国伊斯兰教史》认为：“许多中医的日常治疗方法和用药，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回回医药学的渊源，如肩关节脱臼复位法、放血疗法、拔火罐疗法，以及治疗白癜风的配方、诊治方法等。”（11）在今天，“拔罐疗法”仍被蒙古族、藏族民众视为他们的“传统医学”。如清代藏医觉吾·伦珠扎西，在《大宇妥·元丹贡布传》一书中认为“疾病外消法首先产生于蒙古地区，即放血、灸焫罨疗、拔罐等”。（12）这很可能与“杯吸疗法”先传入北方蒙族生活地区有关。至于江浙一带汉人居住区，接受“杯吸疗法”的时间则要晚很多。康熙时，浙江人徐彬说起“火罐”，话语间仍将其当作新鲜事物；乾隆时代，赵学敏观察到火罐之术“江右及闽中皆有之”，似已在民间普及开来。

3、中医用阴阳五行之说，将重血液的“杯吸疗法”， 改造成了重穴位脏腑的“拔罐疗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杯吸疗法”传入蒙医后，“干杯”性质的拔罐和“湿杯”性质的放血，都被保留了下来；而传统中医则只保留了“干杯”性质的拔罐——乾隆年间使华的马戛尔尼观察到：“我们整个的旅途中遇到过无数的人，……中国人十分害怕尖削器械，不愿做放血手术，尽管医理是懂得的，因为他们也（知道怎样）划破皮肤和用拔火罐之法抽血。”（13）这主要是因为，中医围绕着“经络脏腑”，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之说，来构筑关于疾病的解释体系，其理论基础与西方古代“体液学说”迥异。故重血液的“杯吸疗法”，遂被改造成了重穴位脏腑的“拔罐疗法”——如《本草纲目拾遗》所记载的那般，清代中医对“放血”、“淤血”不感兴趣，他们相信头疼时，应把火罐置于“太阳、脑户或巅顶”等穴位处，腹痛时，应把火罐“合在脐上”（至1950-1960年代，晚清“拔罐疗法”的经络说，与苏联“杯吸疗法”的血液说，被糅合到了一起。可参见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拔罐疗法》（侯康国，张永增编））。不讲究“阴阳五行”“经络脏腑”的蒙医，则将干湿杯疗法全部保留了下来。

①这种说法在中医著作中极为普遍，可参见：张淳，《中国火罐疗法》，贵州科技出版社，2013。余不赘注。②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五十二病方》之“牡痔”篇，文物出版社，1979。③（晋）葛洪/著、王均宁/点校，《肘后备急方》，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P189。④（唐）王焘，《外台秘要》，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P1226。⑤（元）沙图穆苏/著、宋白杨/校注，《瑞竹堂经验方》，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P69。⑥（清）赵学敏/编，《本草纲目拾遗》，人民王生出版社（影印），1957，P39。⑦参见: （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P59-150。⑧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P107-108。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76 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P296。⑩宋岘，《古代波斯医学与中国》，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P90；P147-154。（11）王灵桂，《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2010，P277。（12）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P180。（13）（英）乔治·马夏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P330。（14）廖育群，《拔罐，竟然是西方舶来品？！》，

以上来自《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中国科学院官方科普平台）2016年8月11日。

有一个高赞里认为【刘邦文化程度很高】并列举了一系列理由

只能说如果把【文化程度很高】的标准定位成【识文认字】，那刘邦确实文化程度很高

实际上，刘邦的文化水平远不到一般意义上的“程度很高”

只要看一份汉高自己的写的《敕太子书》就能看出来了

原文如下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
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

这是汉高临死前给自己儿子惠帝的临终教诲，以父亲和皇帝的身份的最终告诫。内容包括立太子、尊重功臣元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诸人，言简意赅，语言朴实，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虚情假意和谦虚做作在里面。

翻译就不用了吧，语言质朴，能看出来汉高在“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读书问字”的能力是有的，并在这个过程学到了不少典故，但也就是达到“足自辞解”的程度，说文化程度很高，还是太高估了。

发现有人没看明白我的意思，不是说这篇敕文写的文采不足，而是敕文说的内容，我就直接引评论 @愚周 的话

答主明显不是针对这篇文章的文采，而是这篇高祖自己写的东西透露出来的信息：年轻时不爱学习，后来不得不学习，也只是学了个大概，但是好在悟性还可以，比儿子要强一点。但这显然达不到文化程度高的要求。

其实大多数时间清朝打明朝是人多打人少……武器也是，最后连火炮都是清朝多了

大师们贪污的太厉害，实在是没兵……

毛泽东与贺子珍于1928年5月结婚

杨开慧牺牲于193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