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的西藏是否有世俗统治者？
历史背景的复杂性
首先，近代史对于西藏而言，大致可以从18世纪清朝统治的巩固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这个时期，西藏的政治体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近代欧洲或中国大陆的世俗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其核心特点在于宗教与政治权力的高度融合，即所谓的“政教合一”。
在西藏，最高权力并非由一位纯粹的政治领袖掌握，而是由一位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同时承担政治和宗教上的最高统治者角色。达赖喇嘛不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宗教领袖，也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的权威在西藏社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谈论西藏的“世俗统治者”，需要认识到达赖喇嘛本身就同时具备了世俗和宗教的双重身份。
权力架构的运作
即便如此，在达赖喇嘛的统治下，也存在着一套相当成熟的行政管理体系，其中扮演实际日常管理和政治决策角色的，是噶厦（Gaxian），也称为“甘丹颇章”（Ganden Phodrang）政府。
噶厦由摄政（Regent）和四大措钦（Dzongpon）（即四大行政官员）组成。
摄政： 在达赖喇嘛年幼或未成年时，会由一位高僧担任摄政，代理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这些摄政本身也是高僧，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处理日常政务，进行外交活动，并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在没有成年达赖喇嘛亲政的时期，摄政可以被视为实际上的政治统治者，但其合法性来源于对达赖喇嘛的代理。
四大措钦： 他们是噶厦的实际管理者，通常由世俗贵族家庭出身的人担任。这些官员负责管理中央政府的各项事务，例如财政、司法、军事（虽然西藏的军事力量在近代相对薄弱），以及与外部势力（如中国、英属印度）的联系。他们的任命权属于达赖喇嘛或摄政，并且他们需要对达赖喇嘛负责。
这四大措钦的职位非常重要，他们是西藏政府运作的骨干。他们不仅是官员，也代表了西藏的世俗精英阶层。虽然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力，但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着西藏的日常治理和政策执行。
世俗精英的角色
除了噶厦的官员，西藏的世俗贵族阶层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贵族家族世代拥有土地和财富，并在地方行政和军队中担任职务。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很大，虽然最终服从于拉萨的中央政府，但他们在维护地方稳定、征收赋税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例如，像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这三大寺院虽然是宗教机构，但它们也拥有大量的庄园和经济实力，并拥有一批寺院管理人员和僧官，这些人在地方上也有一定的行政和管理权。然而，这些权力更多是基于其宗教和经济基础，而非纯粹的世俗政治权力。
与外部势力的关系
在近代，西藏的政治地位也受到中国中央政府（清朝、中华民国）和英属印度的影响。中国中央政府视西藏为自己的一个行政区域，并委派官员（如驻藏大臣）进行羁縻统治。然而，清朝的控制力在近代逐渐减弱，而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实际控制力更是非常有限。
同时，英国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宗主国，也在积极拓展其在西藏的影响力，通过条约、贸易和派遣特使等方式与西藏政府打交道。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执政者，无论是达赖喇嘛、摄政还是噶厦官员，都需要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进行周旋，并努力维护西藏的自治地位。
总结
因此，要问近代史的西藏是否有“世俗统治者”，答案是：
没有纯粹的、独立的世俗政治权力中心：西藏的最高权力始终是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由达赖喇嘛（或其摄政）掌握。
存在着承担实际政治管理职能的世俗官员群体：噶厦的四大措钦以及其他贵族官员，他们是西藏政府的实际管理者，负责日常政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政治执行层面的世俗代表。
达赖喇嘛本人同时是精神和政治的最高领袖：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在他或代表他的摄政的权威之下运作。
可以说，近代西藏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独特的“政教合一”模式，其世俗管理职能由一套复杂的行政体系承担，但这些职能的最终合法性和最高权威，都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紧密相连。我们不能用近代欧洲的君主或总统的概念来套用在西藏的统治者身上，而应该理解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性。
网友意见
考虑到题目中地区不限卫藏多康，范围不限全局与地方，时间从明朝至民国，那这类人实际上相当多，这里头不妨直接介绍可能是他们中名气最大的——老剧《木府风云》中，男主木增出身的明朝木氏土司家族。
这部剧老实说我几乎已经没有印象了（本来也基本没看），但记忆中似乎也属于大女主一类，男主木增，木府也好，更多的类似工具人与背景板。 不过在真实的历史上，木府的形象并非如此单纯：作为发迹于丽江一带，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交界处的土司家族，木氏并不满足于仅做守户之犬，自明天顺六年起，其开始对北部的康区吐蕃发起了近两百年的征服战争，至明末已几乎吞并了整个康南，控制区西及今昌都之左贡，北及未受义务教育玷污之理塘、巴塘，东至凉山州之木里。木氏土司作为外来统治者，深入介入当地宗教与民生事务，而被蒙藏恐惧的称为“萨当汗”“木天王”，在寺庙中塑像供奉。
木家出身么些蛮（纳西族），祖上是丽江的酋长，元朝丽江宣抚司副使阿甲阿得。傅友德征云南时，阿甲阿得带头投降，积极配合而获得了朱元璋的好感，被赐姓为木，改名木得。后丽江宣抚司被朱元璋改为丽江府，木家成为世袭罔替的土官。由于丽江地处云贵与青藏之间，故而朱元璋实则希望其成为一方藩篱，世世代代用其武力为明朝把守门庭，“永令固石门，镇守番鞑”。而木氏也靠经营丽江与明朝的不断赏赐愈发雄强。
在与吐蕃的冲突中，木家长期都是被动挨打的一方，明初册封的西番土司，主要在安多与康北、康东一带，在康南由于对滇北和大凉山都还缺乏控制力，影响不大。木氏从洪武年起到天顺初年，一直饱受“番贼”抢掠之苦。而随着木氏势力愈发强大，军力愈发充足，遂使攻守之势相异，自天顺六年起发动了长达185年，性质从自卫反击到殖民征服的战争。而战争的最终结局，就是今藏、云、川三省交界之处，整个康南地区尽为木氏土地。
明朝对木家对外扩张的态度也很有意思。尽管木氏一直深受宠信，但当木氏试图向东、向南扩张势力时，虽然也有所收获，却也会收到明朝中央的猜疑和阻挠，难以更进一步。而木氏南进受困后选择北伐西番，则会受到明的纵容乃至褒奖。万历年间，为木氏权势愈炽而感到不安的明曾有命木氏退地之意，但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认为“木氏世官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对维护云南稳定立有大功，不可令其退地。到了泰昌年间又继续褒扬木家“御寇拓土”之功。
另外那位木增作为历史上和徐霞客谈笑风生的藏书家，文化修养非常高，也喜欢写诗。听说明军在萨尔浒战败了便写诗表忠心：
羽檄传辽左，九重东顾劳。陈兵皆虎旅，克敌本龙韬。塞月寒笳鼓，征云湿战袍。铙歌朱鹭曲，应满圣明朝。
每爱潜夫论，其如东事何。主忧臣与辱，师众饷尤多。薄贡惭毛滴，天恩旷海波。狼烟旦夕扫，泉石葆天和。
一直到明末沙定洲之乱时，木家还带着所谓“雄兵十万”前来支援。后人评价说“木氏虽建大国于康滇间，称为天王，实未背明，亦未建有国号。其对中国，仍称土府，甚恭顺。屏蔽吐蕃，捍卫滇南，沐氏镇滇，深倚畀之”，是很恰当的。
没有中央掣肘，木氏遂得以在康南肆意施为。纳西人有浓重的内亚文化色彩，木氏一方面深受汉文化影响对明非常恭顺，一方面又幻想自己出身蒙古贵种，按民间传说木家对着元史读来读去，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元朝之所以在中原没混百年就完蛋了，就是因为达鲁花赤进了汉地就如泥牛入海——人太少了！所以要扩张就要多生娃，不但要打仗，还要殖民——因此，木氏大力动员丽江、鹤庆一带的纳西人进入新征服藏区屯垦开荒，既加强了控制力，也为继续扩张提供了资本。
至于加强基层统治机构建设，开发交通与水利等等，自属寻常。木氏治康，虽不乏残暴之举，但总体还是不错的，一直到清初勘定地界，还有中甸、理塘的头人向清朝大官哭诉“我的地方向来是云南的”“心里还想归云南管”呢。
值得一提的是木氏的宗教政策。木氏在扩张的前期中期都采用多元化策略，对于教派冲突一般不会直接站队；然而到了明末，随着反格鲁派联盟的成立，木氏土司也加入了反格鲁派的阵营。白教噶举派与木氏形成了利益同盟：木氏借助神权强化政权，白教借助政权巩固神权。与之伴随而来的就是对格鲁派的迫害：
木天王破毁寺庙，撵走喇嘛。扬言说：今后老百姓若再送子弟入黄教寺庙为僧，就要当众砍下这些子弟的头和手，叫其父母背尸游众。
如此作风确实一时威风无二。只是这也埋下了日后衰落的祸根：格鲁派最终请到了北疆的瓦剌人助拳，却图汗、白利土司等先后被和硕特汗国固始汗覆亡，木氏也势力渐衰。吴三桂起兵后，木氏试图联合白教残余势力收复失地，又以失败告终，其在康南的统治基本终结。雍正改土归流，土司木钟得知家产尽被朝廷抄没，惊怒成疾，气绝身亡。
当然有了。。。明末清初我就可以给你举出好几个
首先居然都忘了明末的辛厦巴藏巴汗了么。。。
作为黄教的大仇敌藏巴汗政权，看看大莱五世笔下对他们那个恨啊
还有应大莱五世请求发兵灭掉藏巴的和硕特固始汗
现存最古老的盖有固始汗印信的治藏政令发布于1640年12月左右，时值固始汗统率和硕特部兵马进占康区。这条政令的内容由蒙藏双语写成，其上加盖的红色印信即为1637或38年大莱五世授予固始汗的印信。在该政令中固始汗被称为“决裁者”，展示了他在最终进兵卫藏讨伐藏巴汗之前已经在行使一名吐蕃统治者的权力
这条政令为康区的塔布寺（坐落在昌都与那曲之间的萨尔温江江畔）而发布，内容包括禁止向该地寺庙征收新的赋税，并禁止一切黄教或红教僧侣破坏该地寺庙。任何违反该政令的行为将遭致固始汗的惩罚
另一条政令发布于固始汗彻底征服吐蕃后的1649年3月，左边红色的印信为固始汗的印信，与之前的样式有所不同；右边黑色的印信则为时任第巴（高级官员）的索南丹饶（即索南群培，藏巴汗准备剿灭黄教之时曾作为大莱五世的使者向固始汗求援，支持修建了布达拉宫的白宫）之印。这条政令发布于拉萨，内容如下：
“……将此政令通告所有征收茶税和黄油税的头人：禁止在为Transhijong寺征税的人惊扰他们用于装载赋税用的牛马”从两条政令的内容可以看出，保护佛寺的利益，维护佛寺的特权是当时许多吐蕃政令的基本内容
所以在和硕特汗国的初期，可以比较肯定的是手握兵权的汗王也算是藏区正儿八经的一个世俗统治者了
还有不要忘了远在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以及“小西藏”拉达克这对冤家，这爱恨纠葛的剧情绝对有够世俗了吧
古格国王不光与其他宗室代表的黄教势力起了冲突，甚至还打算依靠引入基督教来制压寺院派
如果近代，那么铁定没有。
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有宗教，从原始苯教转化为藏传佛教，这里面有很复杂的过程。当然，题主谈到“世俗统治者” 这是一个相对于“政教合一”政权相对应的， 那么可以说，自从后弘期开始，西藏的政权逐渐向政教合一转化，无论是萨迦巴，帕木竹巴，还是甘丹颇章政权，基本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权。
近代统治西藏的政权，即噶厦政权，就是属于甘丹颇章政权，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题主必须要理解，藏传佛教是藏族文明的核心，寺庙在藏族人民中的作用在民主改革前，是集合宗教，政府，银行，邮政，法院，学校等各项功能为一身的区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彼时藏族人民根本无法理解政治和宗教分离是一种什么概念。这种情况，直到西藏民主改革之后，人民政府取代噶厦成为西藏合法政府之后，才实现了政教分离。
当然，逃到印度的噶厦政权在2011年老佛爷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权利并且全部交给了内阁噶厦，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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