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撤退唐生智为何不通知督战队？

关于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撤退时为何未通知督战队这一问题，历史资料的记载并非完全一致，也存在一定的争议。但综合现有的史料和学界的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些可能的原因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力求还原一个相对清晰的图景，避免生硬的AI痕迹。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南京保卫战的撤退并非一个有条不紊、统一指挥的行动。恰恰相反，它充满了混乱、仓促和信息传递的断裂。在这样的背景下，唐生智作为南京守军的最高指挥官，他的决策和行动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

1. 仓促的决策与不确定性：

南京保卫战的最终撤退命令，是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做出的。日军的攻势异常凶猛，特别是从两个方向突破了南京的防线，使得守军陷入了被动和孤立的境地。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唐生智或许还没有完全把握住全局，也可能是在评估了守军抵抗的可能性和伤亡代价后，认为继续抵抗的意义已经不大，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一个清晰、明确、且能传达给所有相关单位的撤退命令，本身就极难迅速下达和有效执行。唐生智可能更多地是将精力放在了如何让尽可能多的高级指挥官和部队能够按照预设的路线撤离，而不是每一个具体执行单位的通知。

2. 督战队的定位与职责：

督战队，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责是督促部队作战，严密监视，防止溃逃。在很多情况下，督战队本身也承担着一定的战斗任务，或者作为最后的预备队。将撤退命令直接通知督战队，一方面可能与督战队原有的“督战”职能有所冲突。如果督战队也执行撤退命令，那么谁来督战？他们的存在意义就变得模糊。

另一方面，督战队通常是配置在防线上最激烈、最需要稳定军心的位置。在混乱的撤退过程中，他们的处境可能比普通部队更加危险，接收和执行一个完全相反的命令，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可能因为通信不畅而无法及时收到。

3. 信息传递的层级与断层：

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指挥体系中，信息传递往往是层层下达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下达给各级指挥官，再由各级指挥官传达给部队。这种层层传递的模式，在信息混乱、通信中断的情况下，极易出现“断层”。唐生智可能向他直接负责的军官下达了撤退的意图或命令，但这些命令并没有完全贯穿到最末端的督战队。

此外，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唐生智可能认为，督战队的任务本就是维持秩序和执行命令，在收到（或推测到）撤退的总体意图后，他们也应该自行判断和调整。但这种“默契”的假设，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往往是不可靠的。

4. 指挥官的个人判断与压力：

唐生智作为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撤退的决策上，他可能也存在着自己的考量和判断。他或许认为，直接通知督战队让他们一同撤退，反而会引发更大范围的混乱。他可能希望督战队能继续维持一些残余部队的秩序，或者起到一定的掩护作用。

有一种说法是，唐生智可能希望通过“不通知”的方式，让督战队在撤退初期继续维持防线上的压力，为其他部队争取宝贵的撤退时间。然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以及其背后的真实意图，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历史谜团。

5. 历史记载的模糊性与多重解释：

如前所述，关于南京撤退的具体细节，历史资料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回忆录或战史，可能侧重于不同的方面，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例如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有所保留。因此，我们现在对唐生智为何不通知督战队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当时情况的推测和对有限史料的解读。

总结来说，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撤退时未通知督战队，更可能的原因是：

整体撤退的仓促和混乱，导致信息传递出现断层。
督战队本身的职能定位，可能与直接接收撤退命令存在一定冲突。
国民革命军指挥体系在通信中断下的失效。
唐生智个人在巨大压力下的复杂判断和可能的战略考量。

重要的是要理解，在南京保卫战这样一场惨烈且充满变数的战役中，最高指挥官的决策和行动，往往是在极度困难和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咎于某个单一原因，而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指挥体系以及可能存在的各种因素来综合分析。

网友意见

原因很简单：题主的描述都是错的。

按题主描述，这里【督战队】包括下关宋希濂部和江北胡宗南部。那么分开说。

1、宋希濂部

首先，南京保卫战唐生智有明确撤退部署，即“大部正面突围，小部过江”。该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撤城会议下达，所有军师长均在场。方案如图：

而宋希濂部负责守卫下关、掩护司令部【不只唐生智一人，包括罗卓英、刘兴以降300余人】渡江。因此，宋希濂不过是执行既定任务而已。

那么为啥有五只部队在撤城会议后不按命令分头突围，而是溃逃下关呢？

一类是私藏了轮船，有组织杀向下关抢船过江的，如74军俞济时部。一类是军师长不回部队部署直接逃匿，导致部队崩溃，无组织涌向下关的，如88师师长孙元良和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

宋希濂在《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中回忆：

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于12日下午2时左右率所部2000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12日敌军猛攻中华门，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许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发生恐慌，纷纷趋往安全区。当其奔走逃难之时，更高呼亲友，告以日军已冲入城内。而溃退的八十八师及一些高射炮队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关江边之公路上，拥挤不堪，纷纷争先，梗塞于途。亦有急于奔逃，而将各物抛弃途中者。逃难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12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12日下午2时卫成司令长官部指示本师：(一)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唯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麇集，以确保要点。(二)第七十四军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应由汉西门与城内联络，禁止该军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三)着该师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立即施行戒严，禁止一切活动。至4时左右，七十四军在三汊河搭浮桥，企图退入下关，经唐生智命本师予以制止。 自12日下午2时敌军攻占中华门，中山门外的哉斗亦异常激烈。敌军猛攻乌龙山要塞，情况十分紧张。敌海军舰队正在乌龙山附近江面清扫鱼雷，排除航行障碍物；同时得知侵陷当涂之敌，已在该处渡过长江，向浦镇前进中。卫戍司令长官部认为情况异常严重，战局难以挽救，遂于下午5时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首先由唐生智简要地说明战况，并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征求各主官的意见，大家均无异议。于是长官部参谋长周斓以印刷好了的命令发给每人一份，会议只历时20分钟就散了。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第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敌军，穿过其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也造成了战史上的极大悲剧。 …… 南京的失陷和同胞死难的惨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悲剧。除日军那种极端残暴的行为外，在我国方面，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的高级干部，都是有责任的。尤以像孙元良那种卑鄙可耻的行为（孙元良于12日下午5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妈，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出来），更是罪不容诛。

时任74军军长的俞济时1937年12月18日给钱大钧的报告中坦白是中央军军师长集体违抗命令（乃与冯王两师长商决转挡渡河，其他各军亦皆同情），从而造成惨案。如下：

关于撤退情形，因事前毫未得知，仅宋希濂于当日下午三时略知梗概。既无整个准备与计划，而时机迫切，各师准备不及。忽于当日下午五时，招集各军师长面告于夜十一时撤退，一部渡江、一部突围，且着各军师长签字。曾经全体反对未果，即草发命令。惟特许各军长随同过江。
但当时外方敌情不明，除三十六师外均与敌激战，而本军两师均分防城内外各重要阵地，与敌苦战，且需应援友军。雨花台于文日十时失陷，雨花门被敌跟冲三百余人。至下午三时中华门右侧有敌百余扒城，当勉抽部队协同八十三军将敌击退，以全大局。惟紫金山要点一部亦被敌占领，而敌主力据报糜集江宁大胜关附近，经铁心桥冲出溧水已不可能。复见鉴及各级干部伤亡已尽，老兵所余无几。未经训练之新兵难达冲击任务，乃与冯王两师长商决转挡渡河，其他各军亦皆同情。在左翼部队或可突出一部亦未可知。至于渡河船只，各师兵站为有一部，计每次可渡千八百人。
不意竟被卅六师劫夺，滥行射阻，在三汊河两次架桥均被宋师破坏，秩序异常紊乱，无可挽救，良用深痛。结果行李、辎重、通信器材全失，轻重火器亦损失十分之九。

时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在《教导总队在南京保卫战中》一文中记录了桂永清弃部潜逃的事实：

12日晚10时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门方向和下官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一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5时到总指挥部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

这场下关内战导致宋希濂部损失惨重。宋希濂在《七十八军于南京战役之守备计划及战报》记载：

五时，军长赴司令长官公署开会，当席经司令长官宣示全般状况，征询各主官意见后，即授予命令，军奉令掩护司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后继续渡江。此时，深以大局夷陵，部队未发一枪、未杀一敌即行撤退，并未能与各友军同一行动，突破敌之包围，引为遗憾。军长回部后，已至午后六时，因一面令附属之炮兵第三连即刻归还建制，一面下令召集各部队长于军部面授掩护渡江之部署。……九时许，各部队长回队部署。迄十时，挹江门内拥挤，炮兵及教导总队、六十六军、七十四军，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各部队甚多，均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顿形混乱。加以先有各机关汽车拥挤不能通过，委弃城门附近，通路更为狭窄。各部土兵前停后挤，迟到者更急不可待，任意开枪，甚至自相冲突。随之下关秩序亦无法维持，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十二时三十分，城南一带枪声尚甚稀，战况殊为沉寂。是时军长率幕僚至和记公司附近，军直属部队先已到达，非掩护部队亦渐次到达集结。适先派往浦口觅船者觅得小汽艇两艘，又约五百吨之河轮一艘，民船十五只，皆系重金雇用，计小汽艇运一次给资十元，小河轮运一次给资百元，民船运一次给资五元。军长因受各部队长之敦促，随军直属部队（欠工兵营）于第一次渡江，到达浦口后，更使各船继续往江南装运。但因麇集下关之其他各部队均行向和记公司拥挤，于是军属各部队悉被冲乱抢渡矣。当时概计本军完全未渡江者，计在三汊河担任掩护之二一一团第三营全部，在三牌楼担任掩护之二一二团第一营全部，在中央路担任掩护之补充第二团第二营全部，在红山担任掩护之二一五团第二营全部，在卖[迈]皋桥、北固山担任掩护之二一六团第二营全部及在江边不得渡过之工兵营全部，二一六团第三营全部，辎重营第一连全部，通信营第一连全部，无线电排全部，军马及预备械弹、被服、辎重全部。其他渡过之部队，亦残缺不全。军长在浦口亲自指挥船渡，鹄候部队，遥闻隔江嚎恸之惨，惟有相向唏嘘，默然泪下也。当时已渡江之部队，即令陆续向司令长官指定之乌衣镇前进，集结待命。军长于十三日上午四时许下令，各旅团长须待至正午十二时始能离开浦口，向乌衣镇前进。

那么，正面突围的布置是否合理呢？虽然中央部队纷纷溃逃下关，然而两只粤军却按照唐生智的命令正面突围，在缺乏其他部队分头掩护的情况下均成功脱险。时任66军军长叶肇在《陆军第六十六军南京突围战斗详报》中记载：

我军死守孤城，虽可稍延时日，然我守敌攻，主客互易，处处陷于被动。敌可集中陆空军击我一点，城池虽固，势难持久。况十二日雨花台、紫金山第一峰之要点，亦已失陷，城内全被瞰制。若向后转移，则有长江之阻，大部队渡江，甚感不利。与其为敌歼灭，或自淹死江中，如何反攻，与敌作殊死战，则胜负之素，未可定也。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故宜以旺盛之企图，出敌不意毅然反攻也。是日午后日时，接奉卫戍司令长官唐突围命令后，即下达要旨命令如左：
1、敌约五六联队向雨花台、紫金山我友军阵地猛烈攻击中，紫金山以北有敌一联队。我守军全部于本（十二日）夜突围，向安徽转进。
2、军以突围之目的，于本夜九时由太平门出发，经紫金山北麓东西流镇、句容、溧阳、郎溪等地向宁国集中。
3、第一六零师（欠四八零旅）应于黄昏后到太平门集合，撤除城门沙包，依九五六团、九五五团次序，经紫金山麓向句容方向之敌攻击，掩护主力前进至高骊山后，即向南转进。
4、军属炮兵营、工兵营应于黄昏后，依次到太平门集合，在一六零师之后跟进。
5、第一五九师（欠四七七旅）应于黄昏后，将守城部队逐次撤退，到太平门附近集合，在工兵营之后跟进。
6、笨重行李及机密图书文件，不得已时自行焚毁，勿入敌手。
7、行进时，予在九五五团先头。
下达法：集合团长以上口授要旨，使自行暗记。
附记：1、左臂缠白手巾为识别。2、口令：丢那妈。

2、胡宗南部

既然撤城会议议定总部和部分部队是通过下关过江的，且该方案早在12日上午已经拟定，自然没有不通知江对岸胡宗南部的道理。而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及总部300余人的船却遭到了胡宗南部的枪击，一度无法渡江。显然从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到总部参谋、通信官都没有给自己挖坑的道理。北岸仍然开枪的原因很简单：玩忽职守，未能及时将命令通知到江边。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谋处第一科科长谭道平在《1937年南京沦陷亲历记》中记载：

当渡船驶到江心时，对岸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渡船只好在江心里团团旋转。因为过去唐生智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这次撤退，虽也已有无线电通知第一军，可是当时胡宗南部驻在滁州，命令还不及传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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