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抗战时期,蒋介石有没有过投降或者议和的意图?

回答
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是否曾有过投降或议和的意图,这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要深入探讨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立场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实际运作。

一、 蒋介石与抗战的初心:绝不屈服

从抗战爆发之初,蒋介石就表现出了坚定的抵抗决心。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那篇振聋发聩的“最后关头”演说,其中明确表示:“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放弃和平。我们希望和平,但不能开空头支票……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番话,无疑是在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抵抗到底。

当时,中国军事力量与日本相比,差距悬殊。面对日本的强大军事攻势,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经历了上海、南京等一系列重大失利。然而,在这样的艰难时刻,蒋介石始终没有公开提出过“投降”的字眼。他的战略核心是“持久抗战”,寄希望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的长期消耗,以争取最终的胜利。

二、 议和的考量与现实的无奈

尽管蒋介石公开立场是坚决抗战,但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国民党政府内部以及国际上,也确实出现过关于“议和”的讨论和尝试。理解这些“议和”的意图,需要辨析其背后的动机和性质:

对战争前景的评估: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层,并非不清楚与日本硬碰硬的巨大代价。在战争初期,面对日军的闪电战和中国军队的装备劣势,胜利并非唾手可得。因此,在某些时刻,如果能通过谈判换取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例如停止进一步的侵略,保全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他们也并非完全没有过这个念头。
争取国际援助的策略: 中国的抗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际援助来支撑的。在战争陷入胶着,特别是中国自身力量难以支撑时,通过某些渠道释放出“议和”的信号,有时也是一种外交策略,旨在吸引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的更大关注和援助,以阻止日本的进一步扩张。
国民党内部的派别和意见: 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和派系。在一些对战争前景感到悲观的国民党人士看来,议和或许是避免更大损失的出路。但这并不代表蒋介石的最高决策。

历史上的“议和”信号:

1937年: 在淞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上海,随后南京沦陷。在此期间,确实有过一些中日双方的接触,但日本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例如要求中国割让东北、华北,承认“满洲国”,并支付巨额赔款。这些条件,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而言,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任何一个稍有民族气节的领导人都不会答应。蒋介石认为,日本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一旦接受这些条件,等于打开了全面肢解中国的门户。
1938年: 随着武汉会战的失利,战局对中国更加不利。然而,就在这一年,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支援依然有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也曾暗示或尝试过促成中日议和。例如,德国在此时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但其调停的背后,也有利用中国作为棋子的意图。国民政府对这些“议和”的尝试,始终持谨慎态度,并未表现出主动投降的意愿。
1939年,1940年: 随着二战的欧洲战场迅速升级,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中国虽然获得了苏联的一定援助,但整体战略压力依然巨大。在这一时期,也曾有过一些关于“和平的呼声”或“有限度的妥协”的说法,但这些通常是在极端不利的局面下,为争取喘息之机,或者为联合抗击法西斯阵营而进行的策略性考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投降”。

关键点区分:议和与投降

区分“议和”和“投降”至关重要。

投降 是无条件地放弃抵抗,接受对方的一切条件,沦为战败国。
议和 则是通过谈判,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其前提是双方都愿意停止战争,并且谈判桌上的条件是双方能够接受的。

蒋介石的底线:

蒋介石的底线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尽管战争残酷,虽然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他深知,一旦放弃抵抗,中国的民族独立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从未真正动过“投降”的念头。

至于“议和”,这更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国力悬殊而产生的“战略性考虑”和“外交手段”。他可能会考虑,在不牺牲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是否有可能通过谈判来缓和局势,但日本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使得任何“议和”的可能性都化为泡影。

结论:

综合历史文献和学界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从未有过公开或秘密地主动“投降”的意图。 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抗战时期,是以“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

关于“议和”, 在极端困难的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确实考虑过“和平”的可能性,但这并非主动向日本求和,而更多是:

1. 对敌方提出的任何“和平”条件进行评估,并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根本前提。
2. 有时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旨在争取国际援助或联合抗日。
3. 在战局极端不利时,对“停止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进行一些接触和试探,但最终都因日本的侵略性条件而破灭。

因此,用“投降”来形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意图,是不准确的。而“议和”的考量,则是当时复杂国际国内局势下,一个民族领袖在生死存亡关头,在不放弃抵抗的底线上,所可能进行的一些审慎的战略和外交上的权衡。他所坚持的,始终是“抗战到底”,直到盟军的强大力量扭转了战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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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有

1931年7月12日,蒋密电张学良,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8月4日,蒋在南昌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坚持“安内可以攘外”,中央对当前国民排日运动“应取慎重态度,免为日方借口”。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三省。9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急电蒋回南京主持一切。9月21日,蒋自江西回南京,在陵园官邸召集在南京中央委员讨论时局及应付日本侵略办法,议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攻粤部队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三、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专程赴粤,磋商统一团结御侮办法;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及党员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际联盟公理处断。蒋请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九一八事变一起,青年学生就涌上街头示威,要求武装抗日;有2万名学生在南京集会,其中1千名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闯入外交部长王正廷办公室殴打他;在广州汪精卫阵营已经和南京濒于交战边缘,此时呼吁全国团结,但蒋应下台。

9月22日,蒋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此案已在南京归为国际交涉。10月14日,胡汉民离开南京赴上海,结束自2月28日以来被蒋幽禁之生活,陈铭枢、吴铁城、张静江偕行。10月21日,何应钦奉蒋电召由南昌返回南京,南昌行营事务由参谋长贺国光代理。11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谷正伦为宪兵司令,11月7日谷向蒋请示关于组织宪兵司令部及其职权问题;南京“剿匪”总司令部奉蒋令取消,南京卫戍司令部改番号为第八十三师,移防蚌埠。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南京,再次袭击政府高阶官员;警方疲于奔命弹压;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蒋再度和亲信讨论引退一事;蒋不考虑批评者要求对日抗战,因为蒋认为此时抗日将是一场灾难。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出席代表341人,中执监委24人,蒋任大会主席。11月15日,全国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主席蒋;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蒋报告经济建设、农工商振兴及交通建设等情况和计划。11月29日,蒋致电汪精卫,请促粤方早息纠纷,从速入京,俾中央全会得以定期举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图北上,立待全会开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蒋下令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蒋对日主张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判。陈友仁批评蒋之对日妥协政策:“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不接受日人之要求。”1932年2月1日,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团调沪增援。乞示”;蒋覆电:“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致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同时,蒋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持久抗战之决心;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上海市日军高达5万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做为回应。4月29日虹口公园爆炸案尹奉吉当场炸死河端贞次白川义则重伤而死,植田谦吉重光葵炸断腿,野村吉三郎炸瞎眼,蒋一改态度,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置韩国人特别班等,积极支援韩国独立运动。在国统区大批捕杀中国共产党人士,查禁书籍;派宋子文去美国签订五千万美元之棉麦贷款协定,实际上是谋取剿共之经济支援。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实施“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先后同意签订淞沪、塘沽、何梅等一系列协定;他还阻挠冯玉祥组织察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御日本,镇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之“福建事变”。

1937年间,蒋一直指望英、美各国出面制止战争,期待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但英、美等国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只有苏联于8月21日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给予军事贷款,派志愿空军助战。蒋得知九国公约将于11月3日开会,可能制裁日本,又决定收回成命,严令各部回到原有阵地死守。

12月2日,蒋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南京,下午5时见陶德曼。12月3日,蒋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11月之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指挥之韩复榘不战而退,为稳住战局和严肃军纪,蒋将韩处决。

日本在淞沪会战后,展开诱降活动;1937年11月5日,蒋在南京会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听取他转述日本提出七项和谈条件,表示愿意以七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11月12日日军直指南京,蒋调集共15个师约10馀万人,统交唐生智守卫。11月20日,蒋宣布迁都重庆,是为陪都

1938年间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蒋令,于7月5日自香港抵达神户。日本外相宇垣一成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计划与孔祥熙在军舰上晤面;9月25日马伯援自香港取道河内赴重庆,与蒋、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陆相坂垣征四郎反对和议,外相宇垣被迫于9月29日辞去外相职务,会谈流产。此时谣言又起,传说蒋可能和日本缔结和约;斯大林急电蒋,称更多援助将要启程,包括足够60个师之装备,以及追加500架战斗机。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日本政府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总方针。

当然,随着之后台儿庄等战役和二战的进展,蒋就再也没提过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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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看不下去这个问题下面的一个友善度答主了,专门写个答案。Pecho King这个答案很好,好就好在让大家看到“投降主义者”是什么东西,果粉又是个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共产党发动学生就是“煽动”,就是拿别人当枪使,就是非法抗日;常凯申要跟日本人谈一个“回到七七事变前”的协议就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成这样真还不如找口井自己跳下去拉倒,你们连被马克思批判一番的资格都没有,高林都懒得看你们一眼。我都懒得说什么神父梅毒的老段子了,毕竟神父得梅毒算是职业病,自称历史研究生却这么喜欢常凯申,我看只有果粉的思维能如此跳跃。

说白了Pecho King这位“历史学研究僧”也就是个汪精卫的徒子徒孙而已,觉得有骨头不肯当亡国奴的人就是侈谈抗日,觉得一个农业国怎么跟一个工业国抗争?所以要谨言慎行,绝不可侈谈抗日,能割一城一地维持表面和平就是上上大吉,实在不行委身日寇也是应有之义。结果是什么,当然是被日本人杀个干干净净以后,指着白骨对自己的子孙说:看这就是奴隶。

至于农业国怎么跟工业国斗?理论基础请参见《论持久战》,实践操作请参见抗美援朝。果粉麻烦不要因为国民党和常凯申没本事组织农业国跟工业国斗,就以为所有人都没这个能力。学历史学成这样,为了屁股最基本的史实都可以不顾,基本也就看不懂手表了,我建议还是赶紧退学谋个生路比较合适。

挂个人吧。 签《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国民党政府是“还算中国人”,在朝鲜战场手撕五常之三,在珍宝岛跟苏联硬扛的CCP是XX,我能说啥呢?顺便说一句,你猜最离不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是国民党还是中共?

这位仁兄还真是“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的最好写照啊。说来说去就是“你们武装保卫苏联”,“你们信西方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你们出了潘汉年”。三句话来回嚼也是挺辛苦的...为小哥锲而不舍的精神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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