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中国的公知团体？
“公知”这个词在中国语境下，特指一群活跃在公共领域、以知识分子身份自居，对社会现实和政治议题发表评论和见解的群体。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舆论环境的变化，“公知”群体及其形象也发生了显著的演变，其评价也变得复杂和多元。要全面看待中国的“公知”团体，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审视。
一、 “公知”群体的形成与演变
“公知”的兴起并非偶然，其形成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信息流通的初步开放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初期：启蒙者的角色。 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一批具有批判精神和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活跃起来，他们通过著作、演讲和媒体发声，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倡导改革和进步。他们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启蒙作用，推动了社会观念的更新。
互联网时代的崛起：公共意见的放大器。 互联网的普及为“公知”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博客、论坛、微博等新媒体使得他们的观点能够快速传播，并与更广泛的受众互动。此时的“公知”更加多元，涵盖了学者、媒体人、律师、作家等各种身份。他们积极参与公共讨论，就社会不公、制度弊端、历史问题等发表看法，赢得了不少关注和支持。
近年来：“公知”形象的争议与分化。 近年来，中国的舆论环境发生变化，对“公知”的评价也出现了显著的分化和争议。
“污名化”与“妖魔化”： 一部分人认为，“公知”群体存在着“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抹黑中国”、“煽动对立”等问题，甚至将其视为“分裂国家”、“颠覆政权”的代理人。在某些网络讨论中，“公知”已成为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标签。
“精英主义”与“脱离群众”： 另一部分批评声音则指向部分“公知”的表达方式和立场。认为他们过于强调精英视角，脱离了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和情感需求，其言论有时显得空泛、脱离实际，甚至带有某种“爹味”。
内部的分化与自我反思： 也有不少曾经被认为是“公知”的群体，在面对质疑和批评时，开始进行内部的反思，对自身的言论进行调整。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更具建设性的公共意见表达者。
二、 如何看待“公知”群体的不同维度
理解中国的“公知”团体，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1. 作为公共意见的参与者：
积极作用：
监督与制衡： 部分“公知”通过专业知识和独立思考，对社会不公、权力滥用等现象进行揭露和批评，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完善。
思想的启发与碰撞： 他们的观点和论述，能够引发公众对复杂社会议题的深入思考，促进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丰富公共讨论的层次。
倡导普世价值： 一部分“公知”致力于倡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这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潜在问题：
片面性与情绪化： 部分“公知”的观点可能存在片面性，容易受个人情感、立场或信息来源的影响，导致言论过于情绪化，缺乏客观和理性。
“民粹主义”的倾向： 在迎合网络情绪时，部分“公知”也可能走向民粹主义，迎合底层情绪，但并未提供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缺乏建设性： 有些批评仅仅停留在揭露问题，而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2. 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
责任与使命： 知识分子历来被视为社会良知的代表，肩负着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公共责任。在社会转型期，这种作用尤为重要。
“唯心”与“唯物”之辩： 关于“公知”是否过于“唯心”，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和中国国情，是一个持续的争论点。有观点认为，他们未能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知识的局限性： 即便拥有专业知识，也无法涵盖社会运行的所有层面。部分“公知”的知识可能过于集中在特定领域，对其他领域的理解存在盲点。
3. 在特定政治语境下的解读：
意识形态的对抗：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下，“公知”的言论往往被置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框架中。官方和部分民众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观点视为威胁，从而对“公知”进行批判甚至打压。
“颜色革命”的担忧： 一部分对西方民主化进程抱有警惕的中国民众和官方，将“公知”的某些言论与“颜色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其在瓦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
信息的传播与控制： 在信息传播受到一定程度控制的环境下，“公知”的独立发声有时会触碰到敏感神经，导致其被边缘化或受到限制。
4. 社会舆论的生态变化：
网络暴力的出现： 随着网络舆论的成熟，针对“公知”的“网暴”也屡见不鲜。一些批评者利用网络平台，对“公知”进行人身攻击、诽谤和污名化，这不利于健康的公共讨论。
“沉默的螺旋”： 对“公知”的严厉批评和打压，可能导致一部分持有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选择沉默，从而形成“沉默的螺旋”，不利于社会思想的多元化。
新兴的“意见领袖”：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公知”，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更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职业背景，拥有更强的互联网传播能力。
三、 如何形成更理性的认知？
对待中国的“公知”团体，应避免简单化和标签化，而是采取更为理性、辩证的态度：
区分个体与群体： “公知”群体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声音和立场。不应将所有持有批判性观点的知识分子都视为同类，更不应因部分人的言行而否定整个群体。
关注言论的实质： 评价“公知”的言论，应回归到具体内容本身，分析其是否基于事实、逻辑是否严谨、观点是否合理，而不是简单地以其身份或立场来判断。
保持批判性思维： 既要警惕“公知”言论中的片面性、情绪化和潜在的偏见，也要认识到他们可能提出的有价值的洞见和对社会问题的警示。对任何观点都应保持审慎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
促进健康的公共讨论： 营造一个允许不同声音存在、鼓励理性对话和建设性批评的公共讨论空间，是避免极端化、污名化和“沉默螺旋”的关键。
理解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 在评价“公知”的观点时，需要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理解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挑战，避免简单套用西方模式或标准。
关注建设性： 鼓励那些在批判现实的同时，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方案的意见领袖，推动社会真正走向进步。
总而言之，中国的“公知”团体是一个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群体。他们既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参与者，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审视和批评。理解他们的历史作用、当下困境以及面临的挑战，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站队和标签，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去分析和判断他们的言论，并共同推动社会朝着更健康、更包容的方向发展。
网友意见
公共和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矛盾的。
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穷其一生也难以精通一门学科中的一个方向。
但是一旦到了公共视野，几乎每个现实问题都存在大量的学科跨界。
所以，相当多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说白了，心地好的做混子，心地不好的做骗子。
简单拿几个来说，贺卫方20多年没发论文了，说公共没问题，但是实际上早就不能算知识分子了。
还有一些媒体人，根本就没有在任何学科领域有所创见，拿什么做知识分子？
相反，有些比如金一南之类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现在逐渐走出来是个好事。虽然他们只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内发言，但是已经具备了公共领域的认可。
再就是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普者，也是值得尊敬的。
这才是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
其实在网上喷的久一点的都知道，公知这个词出来之前，那个位置的通称是"精英"，对面的小粉红那时候还叫"愤青"。这波人一脉相承自90年代就有互联网的那批人，所以有这么个称呼，一开始也有能力污名化网络的后来者。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一来有墙这么个nb玩意，二来中国互联网普及的那么快，于是一下子就被翻盘了。
但是不上网的那批同屁股的人，他们对很多东西的看法还真一直没怎么变过，只是人家都忙着赚钱发财去了，没空上网。
那份所谓的公知起底明细狠扯皮的。
中国知识分子论 —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
： 首先我要感谢加加美教授和铃木教授邀请我来参加本年度的ICCS政治外交研究会，并感谢两位教授给予我和大家交流的机会。今天我想就1980年代以来的3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有关这一问题可以从许多角度来报告，今天我主要想谈谈这30年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这里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布在三个领域中。它们分别是理论界、学术界和思想界。
“理论界”主要指的是，为政府官方意识形态服务的部门。例如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地方社科院等一些部门。
第二个是“学术界”。即各个大学以不同的学科为基础构筑成的搞研究的地方。比如说历史、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
今天我想报告的是第三个领域，即“思想界”。“思想界”只是民间性的，它不属于政府和官方。这是思想界和理论界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并且，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不一样。思想界讨论的不是被学问领域化的专业知识，而是讨论一些重大的具有公共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思想界出版自己的杂志。最有名的则是创刊30年以上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现代思想界最初产生于1980年代初期，在此后的整个1980年代形成了一个阵营，我把它称为“启蒙的阵营”。但是，到了1990年代，这一“启蒙共同体”开始分裂，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别。最近10年这一分裂越发激烈，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今天我想向各位报告的就是这30年间在三个不同的年代思想界所发生的变化。这里有一份中文的稿子，请各位参看。由于时间有限，我将挑选一些重要的内容进行简单的说明。
第一，我想谈谈1980年代。1980年代的思想界，前后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思想解放运动”，第二个是“新启蒙运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当时存在一批比较解放的知识分子，比如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党外则有李泽厚等人。当时，他们都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搞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他们应用的是早期的马克思理论，即“异化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本身也会产生……………………
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当时叫做“文化热”，现在叫“新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在体制内部发生的，而“新启蒙运动”则是在体制外、在民间的思想界发生的。
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主要有三派人。分别是“走向未来派”、“文化：中国与世界派”以及“中国文化书院派”。
《走向未来》是一套由金观涛先生主编的杂志和丛书。金观涛先生前几年来ICCS做过访问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所以他强调的是用科学来进行思想解放。所以，“走向未来派”被认为是科学派，他们重视的是科学的理性主义。
第二派叫“文化：中国与世界派”。这也是一套丛书，主编是甘阳。他们主要的成员来自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一批年轻的人文学者。由于他们更关心的是从西方的古典到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人文主义的思潮，所以也可称其为“人文派”。
第三派是“中国文化书院派”。“中国文化书院”是北京大学部分学者创办的一个民间的书院（学术团体），哲学家汤一介为主管。他们并不赞成在1980年代比较主流的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意见。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怀有敬意，希望把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
1980年代的这三派知识分子之间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是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启蒙共同体。之所以他们能处于同一个共同体是因为他们当时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所谓共同的目标是指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国家，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个人主义的实现。而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则是“老左”。以上是1980年代的基本状况。
略
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现代化的部分目标开始实现。例如市场经济，从1992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本来是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希望的，但是真正出现以后他们自己最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受害者。
当时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所以，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第二次边缘化。这次是经济的边缘化。
第一次边缘化是（）边缘化！！！
1994年《读书》杂志中出现了一场非常著名的讨论，即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初，包括我，一些上海的知识分子首先展开了这一讨论。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发现整个中国弥漫着物质主义，而原来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却丧失了。 但也有部分知识分子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人文精神中国从未有过，何谓当代失去人文精神了呢？比如当时有一位著名的作家王蒙。他当过文化部长，当时他就责问人文精神派说，“难道你们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吗？”在市场经济的潮流面前，1990年代的知识分子首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拥抱市场，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开始激烈地批判市场。
1996年底，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篇文章挑起了一场更大的论争。从此中国思想界分化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派。
这场论战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它的涉及范围之广，参加的人之多是这三十年中唯一的一次。经过这场论战以后，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彻底的分裂。这种分裂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分别是利益的分裂、目标的分裂以及知识结构的分裂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的利益开始分化。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呢？
这在知识分子的内部发生了两极化的倾向 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所以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部分知识分子很多是经济学家，身处经济学界。所以，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很多著名公司的董事。
但是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并不满意在社会急剧发展中社会底层所受到的伤害。这些人中有些是新左派，也有些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为底层民众说话。
还有第三种意见则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代表别人的利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 所以我们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利益上已经完全分化，它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
第二个分化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的分化。1980年代，启蒙的知识分子读的书都大同小异。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是相似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大量的西方的思潮被介绍到中国，然后各种各样的“主义”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因此，不同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主义以及自我独特的理论。他们各自相距甚远的知识结构已使得他们无法展开对话。于是，1990年代后期的争论中出现了更多彼此间的误解。这种误解和各自的理论背景是有关联的。
第三个分化是各自目标的追求上的分化。原本在1980年代，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但是到了1990年代，他们在对西方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 在新左派看来，西方不仅是一个值得学习的目标，而且是一个需要批判的对象。新左派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理想，当时他们称之为“自主创新”
所以到19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分裂了，共同的启蒙共同体已不复存在了。本来从1980年代一路走来的启蒙知识分子许多彼此间都是朋友，而到了1990年代末都已成为了敌人。他们相互间不仅有观点上的分歧，而且连感情都发生了分裂。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问的是“你站在哪一边？”，而不是“这一事情的是非是怎样的？”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涉及到中国改革问题上只有两派人，一派为自由主义，另一派为新左派。这是一个比较单纯性的理解。
在我看来，在涉及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的问题上，中国思想界目前有五个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之为“发展主义”。他们主要是一些像北京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政治改革可以放到下一步再考虑。所以，发展是最重要的，其它问题都可以在发展后解决。这部分的意见和主流意识形态有重合的部分，同时他们也代表了相当多的经济学界精英们的意见和利益。
第二派是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式的自由主义者。这些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中国不仅需要市场经济，而且还需要现政民主。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权力没有推出市场，借朱学勤的话来说是“有一只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经济，“看得见的脚”指的是政府的权力，在他们看来，那只“看得见的脚”干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他们核心的要求是要让政府退出市场。
第三派是“新左派”。新左派认为中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来自于资本主义。即中国接受了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的这套理想。在新左派看来，中国今天已经被主义化了，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克服这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传统。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传统一部分来自于西方的左派理论和思想，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传统。
第四派，我把它称为“左派自由主义”。这和我刚才说的海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不能完全靠市场，同时还要靠国家力量的调节。他们相信的不是海耶克而是罗兹。也就是说，中国不仅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这两个价值都是中国所需要的。这些自由主义，我们也可以把他们认为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赞成立宪，但是认为同时还需要公民的政治和公民的文化。
最后一派是“政治的保守主义”。这一派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方式出现过。到了1990年代末以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和新的代表人物
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有一个学者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那篇文章叫作《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个作者是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开始提另外一个概念，叫“善治”。“善治”和“民主”不同。民主的重点是人民的统治，“善治”则是统治者如何更好地进行良好的统治。如何良好地代表民众的意见和利益，我们知道这都是（），但是这几年也开始在民间的思想界流行。
所以，介绍了以上五种派别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关于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理论里，而且在几乎中国所有的问题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中国，1980年代出现的启蒙这一理想到今天尚未实现和完成，而且受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是国家主义思潮的挑战。我们知道，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但是国家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的发展。这几年来有一种声音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即“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在一部分人看来就是国家的崛起，就是国家的实力的加强，所以国家的问题这几年成为中国讨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1980年代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1990年代由于社会分化以后，讨论的问题则变为“阶级”。而这几年，“国家”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争论的对象。
启蒙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古典主义。前几年，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她在中央电视台讲孔子和庄子。这个人叫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一位年轻的教授。她用非常时髦的方式给大家讲《论语》和《庄子》，被称为“心灵鸡汤”。她的书在中国发行到了几百万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因为这几年城市的人开始富裕了，但是有了钱以后，心灵却出现了空虚。很多人希望从古典的哲学和宗教中寻找精神的寄托，所以出现了古典主义热。 这个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古代经典热，比如说从孔子的思想到庄子的思想、从老子的思想到佛教的思想等等。
另一方面是西方古典热。西方古典包括古希腊和基督教。不论是中国的古典主义者，还是西方的古典主义者，他们都激烈地批判现代性。所以他们这些人和1990年代所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一样的。最初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或承认现代化人考虑的是怎么把儒家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但是今天的这些保守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义者的所有一切都是错误的。他们想用回报古典的方式来建立另外一种现代性。
启蒙的第三个思潮是文化相对主义。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为现代性只有一种，即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今天有很多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太阳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中国可以完全走一走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刚才谈到的这三种思潮相互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相互结合的趋势的。它们表现为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要落实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激进的新左派思潮还是保守的国家主义思潮都存在这一倾向。
第二个我们发现激进的新左派思潮和保守的国家主义思潮之间开始建立了同盟的关系。这是因为稳健的国家主义正向保守的国家主义发生着改变。
去年中国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发行了50多万册，它很能代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本书所讲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在世界上崛起，要带着宝剑去做生意，叫“持剑经商”。中国的象征不再是拥有古老的文明，而是中国今天是一个有实力有资格表现出自己不高兴的一个国家。
第三个转变是从原来关心国家的内部问题转向了关心国家与世界外部的关系。 所以说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和1980年代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面貌。这些思想不仅停留在观念形态，而且有些开始影响到决策
这些不同的思想可以证明未来中国的发展有多么多的可能性。所以今天中国面临的复杂性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我们通过这30年思想的变化也可以来更深刻地理解未来中国各种变化的可能性。
以上是我的报告内容。
本文是以作者2010年7月在ICCS研讨会发表的文章为基础修改而成的。
因某些众所周知原因有删改
许纪霖,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历史系教授
嗯，公知被扫除之后，形势一片大好，这两年耿直哥这样的五毛媒体都敢直接洗白克拉玛依大火和“我爸是李刚”了。
都是你们给的胆子。
有条微博说得特别好，适用于此处。
当公知这个词被批判臭了以后，公知这个群体似乎已经成为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但回归那个年代，公知却是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利益。
我并不是为公知洗地，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些事实，一些理所应当的事实。
伴随着08年经济危机来临，中国的外贸经济比重急剧缩水。
为了从经济危机的泥潭走出，中国开始新一轮基建。
也就是伴随着大量工程被批准，拆迁户成为房地产经济最大头疼的对象。
在那个法律法规基本没有的年代，转包，偷工减料，工程事故，拖欠工资基本算得上家常便饭，伟大国家的崛起在哪里都是需要人民鲜血来润滑。
而钉子户不过是其中的插曲，那个蛮荒的年代，拆迁安置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话题，搬迁的赔偿有，可是并不是给居民的。
为了更高更快更省的让居民搬迁，原本就涉黑的工头们，就自然有方法从居民从自己家里半夜失踪。
而公知就是那个时代崛起。
他们拿着不知道哪里编造的法律，痛斥着政府的漠视，铺天盖地的舆论砸过来的时候，政府第一次感受到慌张。
那便是拆迁正常化一线曙光。
不可否认，在拆迁过程中有很多狮子大开口，但是请记住在此之前还有被公权漠视的眼泪。
同样的还有城管，最早的城管，你说是恶霸都算是美化。
给我三千城管，复我浩瀚中华并不是一句空话。
被压抑的贫苦人只有用泪水和哭泣来反抗绝对权利，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那便是什么都可以失去了，但好在还有人在意她们。
同样，小摊小贩影响市容，霸占人行道，让居民厌恶。但在没有他们被知道之前，城管执法是不需要理由的。
再比如信访办的黑狱，重污染工厂，黑煤窑……
同样的案例有很多，死去的记者也不止一个，当我们理所当然享受我们的权利的时候，请至少还记得那些为了权益而争取的人。
（此处应有自干五向公知求救的微博.jpg）
公知很蠢很傻很low，但是至少我们经历过，享受过他们带来的权益，时代已经过去，扫进垃圾桶的垃圾应该做好分类。
他们曾经是有用的材料，只可惜变成了有害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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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的那篇《996？违法！》文章，无疑在舆论场上激起了相当大的波澜，也触及到了当前社会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普遍的痛点。从不同角度去审视这篇文章，可以发现它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并被许多人视为一种重要的发声，原因在于它切中了多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这篇文章最直接和核心的论点就是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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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方方事件，确实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这其中牵涉到个人表达自由、民族情感、信息公开、历史认知，甚至国际政治的微妙影响。要“详细”地讲，咱们得一层一层地剥开来看。事件的缘起：武汉日记与争议的开端一切的起点，是方方在2020年初武汉封城期间，通过个人社交平台（主要是微博）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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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古生物学界传来一个挺有意思的消息，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恐龙，而且给它起了个特别的名字——“野比龙”。听到这名字，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和我一样，脑子里是不是瞬间就闪过那个戴着圆眼镜，总是有点迷糊，但心地善良的《哆啦A梦》里的主角野比大雄？这事儿挺新鲜的，也挺值得说道说道。首先，从科学命名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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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期间，对华政策可以说是一场大起大落，有人批评他挑起了贸易战，损害了中美关系，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某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积极影响。我们不妨从几个角度来细细品味一下。首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策略，反而促使中国加快了内部产业升级和技术自主的步伐。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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