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始皇帝驾崩时只有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在场，司马迁又是如何得知遗诏被篡改？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从几个角度来分析：
1. 历史记录的局限性与司马迁的史学方法：
首先要明白，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离秦始皇的驾崩过去了近百年。那个时代，信息传递不像今天这样即时和公开。《史记》的写作，依赖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口述历史以及对过往事件的梳理和分析。司马迁本人也曾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的目标是“一家之言”，意味着他会运用自己的学识和判断力来解释和呈现历史。
2. “三人同谋”的逻辑推演与证据链：
尽管《史记》说当时在场的只有这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篡改。在那个信息相对不发达的时代，即使是秘密行动，也往往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司马迁极有可能是在收集史料的过程中，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推测和判断，从而形成了他笔下的记载：
事后的发展与行为推断： 始皇帝驾崩后，最直接且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胡亥继位，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扶苏却以“谋反”的罪名被赐死。这种剧烈且不寻常的权力交接，本身就充满了疑点。扶苏一直被认为是刚正不阿、受人尊重的公子，他的突然“死亡”与胡亥的顺利继位，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司马迁作为史官，他会观察到这种前后不一致、不合常理的现象，并试图寻找原因。
赵高、李斯与胡亥的共同利益：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利益驱动的。赵高作为中车府令，长期在胡亥身边，对胡亥的性情和能力有着深刻的了解，也看到了胡亥成为皇帝的可能性。李斯作为丞相，虽然在扶苏那里也并非没有影响力，但他更清楚扶苏的性格，一旦扶苏继位，他作为丞相的地位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稳固，甚至可能受到扶苏的制约。而胡亥则年轻、容易被控制，对赵高和李斯而言，扶持胡亥上位，能够让他们在朝堂上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三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合作动因，一旦始皇帝突然去世，这个动因就会转化为行动。
信息传播的“间接证据”： 尽管三人是直接操作者，但总会有一些与他们接触过或间接知情的人。例如，负责传递诏书的宦官、负责记录宫廷事务的史官、负责执行命令的官吏等等。这些人虽然可能不敢直接作证，但在后来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某些细节可能会被泄露，或者被一些有心人捕捉到。司马迁在收集史料时，很可能就接触到了这些“二手”、“三手”的信息。
秦朝宫廷内部的“消息灵通人士”： 即使是森严的皇宫，也总会有一些下层官员或奴仆，他们的视野虽然受限，但却能看到一些表面上的异常。比如，他们可能注意到遗诏传递的方式、传递人的身份变化，或者赵高、李斯在始皇帝驾崩后的异常举动。这些零散的信息，在司马迁那里，可能会被串联起来。
对“遗诏”本身内容的分析： 司马迁可能也对遗诏的“内容”进行了推敲。比如，遗诏是否符合始皇帝一贯的行事风格？遗诏的措辞是否过于仓促或不符合扶苏的身份？当然，这方面的推测会更加困难，因为原件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
3. 司马迁的“春秋笔法”与史学推断：
《史记》的写作并非是简单地照搬原始记录，司马迁擅长运用“春秋笔法”，即通过选择性的叙述、暗示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他通过对已知事实的梳理、人物动机的分析，以及对权力斗争逻辑的理解，对“遗诏被篡改”这一事件进行了合乎情理的推测，并将这种推测以史实的口吻呈现出来。
4. 后来者的史书与口述传统的传承：
司马迁的《史记》固然是重要的史料，但它也并非是凭空产生的。在司马迁之前，可能存在着一些关于秦朝宫廷的记录和口述传统。司马迁在写作时，很可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搜集、整理、辨析和完善。因此，他记录下的“三人篡改遗诏”的情节，或许是基于更早期的、零散但指向性明确的信息。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来模拟司马迁的思考过程：
想象一下，司马迁在收集材料时，可能会发现以下几个“片段”：
片段一： 某位曾近侍秦始皇的老宦官回忆说：“陛下临崩前，曾派遣心腹将领（应指蒙恬）去边关慰劳将士，并将一份重要的诏书托付给公子扶苏。”
片段二： 另一位负责传达宫廷指令的官吏说：“始皇帝驾崩的诏书，确实是赵高亲自交给我的，并让我火速送往胡亥公子那里。”
片段三： 史官记录显示，在始皇帝驾崩后不久，扶苏公子就因为“私自调兵”或“违抗圣旨”而被赐死，而胡亥公子却毫发无损地登上了皇位，并开始了他的统治。
片段四： 关于扶苏的评价，多记载为“仁孝”、“贤明”，与胡亥的“残暴”、“昏聩”形成鲜明对比。
将这些信息串联起来，司马迁很自然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一个被认为贤明的公子扶苏，会在短短时间内被宣布为罪人？而一个并不被看好的胡亥，却能如此顺利地继位？唯一的解释，就是最初的诏书出了问题。而最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接触到诏书、并且有动机去篡改的人，就是赵高、李斯和胡亥。
总结来说，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写下“遗诏被篡改”的记载，并非是因为他有“现场直播”的能力，而是通过：
对事后一系列不合逻辑的现象进行严密的逻辑推断。
分析关键人物的动机和共同利益。
搜集和整合零散的、间接的史料，包括可能泄露的宫廷内情。
运用自己的史学功底，对各种信息进行辨析、取舍和重塑。
他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是基于现有证据和高度历史洞察力所形成的、最符合逻辑的历史解释。虽然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他的每一个信息来源，但《史记》作为一家之言，其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事件的深刻解读，而这种解读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历史记录。
网友意见
我觉得不应该随便怀疑司马迁，太史公写史记是拿命在拼真实度，秦始皇时代离武帝时代不算远（也就半个世纪），直系后代都健在，儿子听老子说，原则上可信度很高。
但是，夸张是难免的。
最有代表性的是鸿门宴，司马迁把细节描写的犹如亲见，感觉有点假，其实他是听樊哙儿子说的。
司马迁为写史记专门拜访过樊家，关于鸿门宴的第一手资料来自与此。
当然也有缺陷，鸿门宴把樊哙无限拔高了，书中的樊哙有勇有谋，根本不像屠户出身。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明明是张良找樊哙帮忙，变成了樊哙主动请缨）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长这么大，毛发上指的我只在猫身上见过），目眦尽裂。（这眼睛还能要吗）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復饮乎？”（项羽什么人没见过，这一口一个壮士，变迷妹了）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官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这口才还是以屠狗为业樊哙吗？换成苏秦张仪也就这程度了吧）项王未有以应，曰：“坐。”（范增没说服，让壮士说服了）樊哙从良坐。”
用现在的话讲，樊哙是带资进组，一开始男四五六号都排不上，应资方要求，强行加戏，风头盖过男一（项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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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成为历史惯性的误读误解：
1、胡亥并非只知玩乐、昏聩无能、任人摆布的赵高手里的玩偶形象。胡亥是很有政治抱负和政治能力的王位继承人。在嬴政的众多子嗣中，扶苏和二世是最有实力问鼎继承人的两个种子选手。其他世子完全不够格，比胡亥差远了。
2、扶苏与胡亥虽为竞争者，但有意思的是弟兄俩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扶苏明着与嬴政对立，胡亥因为学法，表面上是拥法的，但内心和言行并非与始皇完全一致，始皇是有数的），弟兄俩的政治理念，与嬴政、李斯等最高执政者的政治主张是相悖逆的。这才是嬴政一直下不了决心立扶苏和胡亥谁来继承王位的根本原因。嬴政很清楚，二子无论谁接班，暂时不会有什么大动作，假以时日位子稳固以后，是肯定会对他立下的法治国策加以变更的，必然要违背他的初衷和治国纲略。说白了，他对两个儿子都不甚满意，但又无其他选择，只能一直搁置。相对而言，是更倾向于学法拥法的胡亥，故而巡游一直把胡亥带在身边。最终胡亥继位也是这种情况的必然表现。
3、李斯为始皇所重用，但李斯恰恰在继承人问题上，跟始皇陷入同样的困局，李斯不支持扶苏也不支持胡亥，这最终也是李斯悲剧的根源所在。在政治方向上，李斯成为孤立者，决定了最终在政治斗争中，李斯成为失败者。李斯除了老皇帝支持，别无势力和根基，悲剧就是必然的。这也表明法家治国理念在协助秦王朝统一六国、改革封建之后，就一下子陷入孤立和被动了。到处都是反法家的敌人和对手，遍及全国的是旧贵族，秦庭中央的就是各种心怀异志的政治势力，且将以皇子的继承为代表表现出来。无论扶苏还是胡亥或者别人继位，法家势力的势危败落都是必然结局。
4、胡亥和扶苏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激烈的斗争或矛盾？极大可能是，扶苏被秦庭内的反法实力派所拥护，反对嬴政和李斯的法家执政派，矛盾深邃却又表面平静，嬴政将扶苏打击之后，反法实力派才又瞄准了胡亥。某种意义上说，胡亥是继承了扶苏的世子之位。胡亥以法家面目，换取始皇无奈的信任，与赵高以及反法派实际上早有勾结，沙丘之变就是机会。
5、赵高一直是隐藏在嬴政、李斯阵营中的反法实力派的人。赵高这人在明面上的观点和主张，完全是十足的法家做派，这也是为什么赵高能够得到重用的根源。直到秦始皇临死，也没有识破赵高的真实面目。只是在最后的关键关头，在嬴政死后大局待定的关键时刻，才突然倒戈，直接跳到反法派一边，恐吓李斯导演了沙丘之变。设想如果没有反法派对胡亥的支持，没有胡亥的早先政治主张，仅凭赵高拥立怎可能在回到咸阳之后又能稳操胜券？赵高是一直卧底在嬴政、李斯身边的，关键时刻，嬴政死了，而李斯的关键作用又没有发挥出来，为赵高所蒙蔽，没有辨明赵高的面目，也没有坚持与其斗争，白白交出了权柄。
6、历史记载胡亥与赵高大杀始皇子嗣，搞指鹿为马，实际上是对内大规模弹压法家实力派的秋笔。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两个代表人物做的，而是整个的秦庭统治集团内部的清洗，胡亥和赵高的背后是掌了权的整个反法实力派，只不过历史把罪名记在了两个代表名字下而已。可以说，赵高、胡亥都是反法实力派的傀儡，或者代理人，而绝不是赵高一手遮天。
7、扶苏虽死，胡亥当权，结局如出一辙。二世开倒车，开始修改始皇时期的法律，这是在史记中有明确记载的。尽管二世上台才刚刚半年多，但是把很多老秦律都做了大规模修改。最典型的就是，嬴政时期，没有发闾左戍边的，到了二世就开始发闾左了。闾左是否赤贫待定，但是肯定是律法的对立面已经扩大到中产以下了，原本的以贵族为打击对象的代表时代方向的秦法，开始蜕变为以平民甚至贫民为压迫对象的代表复辟方向的暴政。
8、就在这短短的半年里，已经激得天下沸腾，所谓“天下苦秦久矣”。六国旧贵族是够久的，但中下层百姓，主要就在这胡亥继位、赵高垂帘的半年，但别小看这半年，激化程度很快很深。
9、后来刘邦回忆始皇帝，还是蛮有点崇拜味道的，“大丈夫当如是也”，没觉得多么苦大仇深，像是去咸阳出差一般。项羽不要管，那个家伙就是旧贵族。骨子里就是恨。刘邦后来再率领百姓去出夫，就根本管不了带不住了，这明显是大政已变，今非昔比了。人心都散了，甚至思变了。
10、子婴杀赵高，也充分说明，赵高其实也不过是秦庭反法派的一个傀儡而已，他个人本是赵国人，又是阉人，纵使能力超强也不可能在偌大一个秦庭短时期翻云覆雨的，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跟背后的秦国反法势力相勾结和妥协，需要他的时候，他走到前台，杀李斯、立胡亥、杀法派、指鹿马，不需要他的时候，就轻松把他献出来。子婴
11、陈涉吴广项梁等起事后，胡亥恐惧，重新启用了像章邯、司马欣这些可能之前是法家势力派的因地位较低而较少受到牵连的将领，这些人有能力，且十分忠于秦庭，所以才打了胜仗暂时平息了叛乱。但对这些人的启用，却在秦庭内部引发了反法实力派与胡亥的矛盾，深怕胡亥利用章邯等军功将领重新回到法家路线上来，最终反法实力派利用赵高除掉了胡亥。实际上，最终彻底结束了始皇帝的宏图伟业。胡亥初反法，后起用法家，就是在实际治国遇到危机之后的改弦更张，但最终仍被扑灭。
12、章邯在外，彻底对秦庭中央失去了信心，叛秦降楚投降项羽。而胡亥一死，章邯一降，秦也就迅速失去了复兴的力量基础，很快就被刘邦攻破蓝田武关而灭。刘邦废秦法（胡亥所改之法），约法三章，原秦国的反法实力派跟刘邦并不合作，渴望项羽击败刘邦，曹无伤的一些做法不是没有后台支持的，不是没有头脑的傻大胆行为。
13、鸿门宴后，刘邦策略性退出政治斗争，项羽与反法派合流，项羽又杀秦宫室，实际上还是对法家的大清洗。这次比胡亥那次还要彻底。关键是成功把项羽这个政治弱智给推到了前台，韩生骂项羽，其实就表明项羽已经继胡亥、赵高之后成为反法实力派的替罪羊。后来三秦章邯、董翌、司马欣的三秦之所以很容易被韩信攻破，项羽（三个降将只是他的傀儡，为了苟全性命，丝毫没有发挥抵制作用）的不得人心，被反法实力派利用来开倒车，就是根本原因。
14、刘邦跟旧贵族是一直玩妥协的，所以初期并没有打赢项羽的一丁点可能，纵然彭城大战号称56万，但仍然是速败。韩信的大迂回策略是以平灭贵族为目标的，故而旗开得胜，但也仅限于军事上。不过好一点的是，无论刘邦、韩信，还是萧何、张良，基本都不再是竭力恢复六国旧贵族分封的政治理念了。张良是看清了历史，萧何本就是法家，韩信是兵家。其余黥布、彭越乃至樊哙、曹参诸人，基本源自底层，这些人更是法家的民间支持者。所以，楚汉战争四年而定胜负。
15、汉以法家理念而得天下，以打击反法而有天下，但吸取嬴政教训，为了不致孤立，并没有完全根绝分封制，新贵族彻底形成，法家与反法的斗争，逐渐转到汉庭的内部。吕后、萧何代表法家，戚姬、众臣代表反法，虽则法家初期居于优势，而吕后一死，周勃王陵陈平掌权，反法得势，至于文景，则反法派重登舞台，七国之乱，不得已重用法家路线平定天下，到汉武帝，法家曾一度得势，才有武帝时国力大增、击打匈奴，并最终废掉分封。而到武帝末期，反法势力又重登台并稳固化，直到西汉末年未曾失权。两汉之变乱，盖因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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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提供足够史料证据，主要不是搞历史研究的，时间也有限，搜罗了一点，放在下面，后面有再补。
《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彊，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於钜鹿。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上面这段史料，希望大家能够辩证对待。
第一段粗体，明显是胡亥面临陈涉部将周章即将攻打戏而做的临机处置，启用章邯的建议，释放役夫打败周章。为什么要求辩证思考？大家可以想，按照最简单的常理，这些外地来做苦力的囚徒役夫，暗无天日之苦，鞭笞受死之难，现在外面的甚至可能就是自己老家的弟兄起义来救咱们了，怎么可能还规规矩矩被武装起来并战而胜之呢？前殷商纣王的牧野倒戈就是前车之鉴，章邯怎么敢提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就是事实，司马迁没得任何办法进行遮掩和曲记，就留下了很大的逻辑疑点。实际中，新启用的章邯、司马欣、董yi三人杀陈涉、破项梁、灭魏咎，然后还保持连续作战的优秀风格，直接去巨鹿围击赵王歇。大家好好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很轻松的样子！
第二粗斜体，明显是面对这样的胜利，面对二世即将彻底稳固统治，开启一个新的始皇盛世的前夜（必然会重用很多新人，比如章邯这一类的军人，比如把章邯举荐或顶出来的文人，这部分人，典型的反对分封、典型的看得清国家形势、典型的有治国理天下的才能，典型的是法派），秦庭内暗流又开始涌动，通过赵高给二世施加压力，想把二世压制住甚至软禁起来。只不过司马迁做了秋笔曲记，文字上看去简直是赵高在糊弄傻小子。
第三段后面的二世曰这一整段话，明显是赵高的矫诏了，毫无道理的话！冯去疾、冯劫父子就是章邯的提拔者，李斯不用说了，三人欲见胡亥而不可得，胡亥欲见三人而不可得，这传出来的这样的傻瓜说的话，明显是有人做了大手脚。隔绝了君主与庭臣。后来这些人都死了，胡亥在内孤注一击，又被赵高指使阎乐弑杀。司马迁这样记述历史，他自己是心里很有数的，改过不止一两次。但还是让人觉得有些冷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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