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缺铜？

明朝缺铜的问题，绝非单一原因可以解释，而是由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因素交织而成，且贯穿了整个朝代，影响深远。要想把这个问题讲透，咱们得从头说起。

一、历史遗留的铜矿开采困境与供给瓶颈

首先，得承认的是，中国古代的铜矿资源，虽然不算特别稀缺，但大规模、高效率的开采本身就是个技术活，而且对环境也有一定影响。明朝在这方面，其实是从元朝那里继承了一些问题。

元朝的铜矿开采状况：元朝时期，虽然也有铜矿产出，但整体的开采能力并未达到一个非常成熟和稳定的水平。许多铜矿的开发可能更侧重于就近取材，而且在技术和管理上相对粗放。到了明朝建立，要恢复或新建一个大规模的铜矿体系，需要时间和大量投入。
明朝早期的铜矿开发：明初，朱元璋在稳定统治、恢复经济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但对于铜矿的勘探和开采，虽然有意识，但大规模的系统性投入并不像后来那样集中。很多铜矿的开采仍然依赖于地方性、分散性的活动，缺乏统一的技术指导和资金支持。
技术瓶颈：古代炼铜技术，特别是冶炼和提纯，对技术要求很高。明朝虽然在一些领域有技术进步，但在大规模炼铜的效率和纯度上，可能存在瓶颈。不像后来的工业革命，能有机械化的设备和先进的化学知识。
地理限制：中国主要的铜矿分布区，如江西、云南、四川等地，有些地区在明朝时期交通并不便利。这使得矿产的运输成本高昂，也影响了供给的稳定性。

二、货币政策的巨大铜耗与恶性循环

明朝缺铜，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货币政策。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量发行纸币并试图以纸币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朝代，而这恰恰是消耗铜的“吞噬机”。

早期以铜钱为主的货币体系：明朝建立初期，为了稳定经济，沿袭了前朝以铜钱为主的货币体系。这本来没问题，但随着经济发展，对铜钱的需求量是巨大的。
“大明宝钞”的发行与失败：到了明朝中期，尤其是明朝中后期，为了解决财政紧张以及白银流通不畅等问题，朝廷开始大量发行纸币——“大明宝钞”。然而，与之前的朝代不同，明朝的纸币发行量过大，缺乏足够的实物（如白银或铜）作为支撑，且朝廷未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
滥发导致贬值：纸币发行量一旦失控，就会迅速贬值。百姓对纸币失去信心，转而倾向于使用更稳定的贵金属或铜钱。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朝廷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纸币，纸币贬值又使得朝廷需要更多的纸币来购买商品，进一步加剧了纸币的贬值，也增加了对铜钱的需求。
铜钱与纸币的兑换压力：即使明朝努力维持纸币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但一旦纸币大幅贬值，百姓就会蜂拥兑换铜钱，将纸币大量囤积起来，这无疑会极大地消耗市面上的铜钱供应。
铜钱作为主要交易媒介的长期需求：尽管有纸币，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铜钱仍然是民间小额交易和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支付手段。朝廷如果想要维持货币体系的稳定，就必须保证市面上有足够的铜钱流通。一旦铜钱供应不足，物价就会上涨，经济运行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三、财政赤字与铜的非法流入/外流

明朝是个财政负担极重的朝代，这使得它在铜资源的争夺上也显得更加捉襟见肘。

庞大的军事开支：明朝长期面临边患，如北方蒙古的袭扰、东南沿海的海盗问题等，都需要巨额的军费开支。军费的来源，一部分是税收，一部分就是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
皇室与官僚体系的消耗：皇室的奢靡生活、庞大的官僚机构运转、以及各地官员的俸禄，都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朝廷只能通过发行纸币或寻求其他财政手段来弥补，这间接或直接地增加了对铜的需求压力。
白银的地位提升与铜的地位相对下降：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和白银的大量流入，白银逐渐成为重要的价值尺度和储备手段。但铜钱作为小额交易的必要媒介，其需求并未消失。当白银成为主流货币时，原本就紧张的铜资源，其相对价值和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可能受到影响，也可能导致部分铜被用于其他更“有利可图”的领域。
非法铜的消耗：
熔毁铸造：由于铜钱的价值相对稳定，而纸币不断贬值，一些不法分子会熔毁铜钱重新铸造，或者将铜钱用于其他用途。
偷税漏税：一些商人和富裕人士，为了逃避朝廷的税收和管制，可能会将大量的铜钱囤积起来，或者将其用于非法的经济活动。
海外走私：明朝也存在铜的走私问题。虽然朝廷有禁令，但利润驱动下，一些铜可能通过非法渠道流出海外。

四、外部因素与地缘政治的影响

虽然明朝缺铜主要是个内部问题，但外部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

外国的白银流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大量外国白银流入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长期以来对白银的依赖，也改变了货币体系的构成。但这种白银的流入，虽然是好事，也可能间接影响了对铜的需求的相对认知和分配。
铜的国际贸易：虽然明朝是铜的进口国，但这种进口并不是无限的。国际铜价的波动、其他国家的铜矿开采能力等，都会影响到明朝的铜资源获取。如果国际铜价高涨，或者其他国家限制铜出口，明朝的缺铜问题就会更加突出。

总结来说，明朝缺铜，是一个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根本上是货币政策的失误，特别是过度发行却缺乏支撑的纸币，导致了对铜钱的巨大且无法满足的需求。
再加上早期铜矿开采和技术上的基础薄弱，以及运输成本等限制。
庞大的财政开支和体系内的消耗，使得朝廷更加依赖发行纸币来弥补赤字，进一步加剧了对铜的需求。
同时，社会的经济活动，包括不法分子的行为，也导致了铜资源的非法消耗和外流。

这种缺铜的局面，不仅仅是单纯的“钱不够花”，它直接影响了明朝的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财政和军事能力，成为明朝走向衰落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明朝的缺铜问题，是其经济运行和货币管理系统性脆弱性的一个缩影。

网友意见

缺铜的又不是明朝一个，历朝历代都缺铜。这也是为什么铜在中国会被拿来做钱币的原因，物以稀为贵，铜因为较贵（又比金银量大便宜）才具有货币等价物的价值。

中国历来就是缺乏金银铜这类金属矿的国家。

因为缺铜，当货币不足时，汉代起就开发了铁钱，而商品经济较盛的宋朝更是大量使用铁钱。不仅使用铁钱，更发明了交子，也就是纸钱。然后比宋更缺铜的金朝大量使用了纸鈔，直接影响了后面元明两代使用纸钞。

要不是明代起大航海时代到来，大量外国白银涌入中国，钱荒在中国必然会长期存在，也因为白银涌入中国，才使中国在明清形成了银本位，勉强解决了一部分铜币不足用的难题。即便如此，到了乾隆后期，铜矿更加匮乏，铜价上涨，导致铸钱不仅无利可图，还亏本。各官方铸钱局关闭，市面上铜钱不足闹钱荒。因此，这就引发了地方私铸。

收藏铜钱的人比较明白，清朝私铸钱多数较官钱小，而且薄，铜含量少，掺了很多锡铅土砂。很多是将官方制钱重新熔了，毁一文化为鹅钱七文。这些钱虽然质量不好，但在钱荒的前提下，也能满足一定的流通需求。光绪年间以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灾区，禁都禁不了。

明代铸钱少不仅仅是缺铜的缘故，原因也十分复杂，和宋代以来的经济、货币趋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外，不仅仅是明代缺铜，而是中国一直就是贫铜国。

所以，要想回答“明代为什么铸钱少”的问题，还是得从宋代开始讲起。

一、宋、金时期的铜钱

宋代铜产量较唐代而言，无疑是大幅度上涨的，到神宗年间达到巅峰，其后铜产量逐渐下降。宋代铜产量的突然上涨和韶州铜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宋代铜产量的降低也并不是完全缺铜的缘故，相反主要是铜生产成本逐渐增加的缘故。这样一来，从事铜生产的经济利益也就势必降低，从而影响了民间找矿、开矿的动力。^[1]

宋代铜钱的铸造量确实为诸朝之冠，但与此同时，宋代铜钱外流的现象也非常严峻。南宋后期随着政府财政压力增大，货币流通日趋复杂，铸钱数量就已经开始减少。此外，铜钱还大量窖藏、出口海外，就出现了铜钱危机的现象。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纸币的地位逐渐得到了提高。

金代立国后，一度实行铜钱本位政策，但是金国境内并不富含铜矿，而且金代铸造工艺并不高，政府开支日益也大，民间私铸成风，所以金国也发行了一种以铜钱为基准的纸钞——交钞。到章宗后期，金国发行的交钞已经取代铜钱成为金国的主要货币。^[2]

有人对金代铸钱水平并不高的说法持有异议，那我在这里重新补充一下。之所以如此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代的铸钱成本太高的缘故。而且金代在缺铜的情况下，仍然试图广铸钱，如此，势必导致铜钱质地下降。^[3]

《金史·食货志三》：（大定）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

二、宋、金时期的白银和纸钞——“白银货币化”？还是“货币白银化”？

除了纸钞外，白银逐渐在经济领域上大行其道。“白银”作为一种货币在历史上的发展历程，几十年来，历史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

李埏、王文成认为“白银货币化”是贵金属商品银发展演变成白银货币的过程^[4]。万明那是白银如何从贵重商品转为完全货币，从不合法货币转为合法货币，如何成为财政统一计量单位和征收形态，如何成为主要货币的过程。^[5]

总之学界争议颇多。有鉴于此，王文成后来提出了这样的看法：“白银货币化”是指宋金时期，白银变成货币的过程；“货币白银化”是指白银从货币之一变成主要货币的过程，这点从金代开始。^[6]而邱永志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货币白银化”是金元开启，到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完成的。^[7]

不管如何，金代时期，白银的货币功能得到了很大发展，甚至承担了一部分纸钞价值基准的功能，与钱兼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铜钱的流通空间变得更加狭小。到金末，由于铜钱流通危机的加深，纸钞贬值加剧，纸钞的价值基准转向白银更为厉害，很快白银日益成为主要流通货币。

至于蒙古汗国（或元朝），由于其世界性帝国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在对外接触中（尤其是中亚），逐渐侵染了使用金银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习惯，很快蒙古统治者也在中国境内也大肆掠夺搜刮金银。同时由于连接东西方商路的畅通，当时很多中国的白银甚至还流通到了中东。

元代除了白银得到了很大发展外，纸钞的流通规模也不能忽视。那为什么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统治者要积极推行纸钞呢？要知道宋、金两朝的纸钞发行最后都走向了失败，为什么他还要选择要发行有很大风险的纸钞呢？

高桥弘臣认为忽必烈推行纸钞的目的之一是削弱汉人世侯、蒙古领主的既得利益，确保财政的集权化和统制的均一化。而白银由于大量流出国外，显然无法承担这个任务。至于铜钱，不但铜矿资源缺乏，开产成本也高，流通范围也变小了，所以也不太值得考虑。^[8]

三、朱重八的纠结——铜钱还是纸钞？

元末，元朝重蹈金朝覆辙，货币秩序几乎崩溃。在这样的情况下，元末群雄纷纷重新用起了铜钱，毕竟这东西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朱元璋也不例外。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开始铸钱，正式回归铜钱制度。一年后，宝源局铸钱数量便从431万文上涨到了3791万文。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下令铸“洪武通宝”，此后几年内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规范了铜钱制度。粗略估计，当时每年铸钱数量大概是2亿文。

但是，洪武八年，朱元璋转为发行“大明宝钞”，同时禁止金银的流通，看上去，铜钱制度几乎可以宣告失败了。那为什么朱元璋要发行纸钞呢？《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条对此有说，简单来讲三点：1.缺铜；2.铸造成本高，劳民伤财；3.私铸问题，屡禁不止。但邱永志认为，朱元璋此举也有着弥补巨额财政开支不足的因素在里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对明代铜钱的化学成分展开了测定。这批学者共检测了101枚明代铜钱，各年代都有。平均下来，含锡量在6.19%—14.20%之间，含铅量在6.77—21.20%之间。从洪武到崇祯这两百多年，铜钱含铜量总体却呈下降趋势。^[9]

继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后，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七年正式宣布“禁钱”，关闭全国所有铸局，并禁止所有类型的铜钱用于民间交易。这项政策的出台，看似是朱元璋针对南方“重钱轻钞”的现象而发。但邱永志认为朱元璋“禁钱”的背后，还有其他缘故。

四、“洪武货币秩序”——禁得了一时，禁不了一世

檀上宽认为明初的宝钞政策，其目的和“江南重赋”政策类似，是为了打破淮泗集团、江南士人、富民地主构成政权的地域封闭性，简单来讲，就是为了打击南方势力豪强，而试图建立全新的中央支配的经济政策。

邱永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洪武货币秩序”的概念，认为洪武中后期明朝政府推广单一纸钞制度，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各项制度的展开，尤其是政权推广、财政匮乏、地域不均矛盾、贫富阶层矛盾等文体息息相关。

茅元仪^[10]和《明史》纂修者认为，朱元璋禁金银的举措是为了保持国家本色的富足，并不只是处于货币制度上的考虑。

洪武货币秩序主要有以下几大内容：推广单一纸钞制度、禁止金银流通、禁止铜钱流通、确立官方折价体系。^[11]

1.金银之禁、铜钱之禁的失败

但无论是禁金银，还是禁钱，到宣德、正统年间均有放松，到天顺以后，基本失败。明代的国家强制政策并没有完全阻挡历史的进程，源于民间自下而上的变革，逐渐宣告了“洪武货币秩序”的崩塌。

朱棣即位后，虽然重申了金银之禁和铜钱之禁政策，但就从史料记载来看，永乐一朝，民间使用金银、铜钱的现象也没有完全禁绝，相反，朱棣为了表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还有强力恢复太祖旧制的趋势。

此外，尽管永乐年间曾有短暂的开铸铜钱的案例存在，但那主要还是为了赏赐朝贡国所用。宋元以来，中国铜钱大量外流，成为周边国家重要的货币，明代自然也不例外。宣正年间，由于一致没能完全彻底在国内禁止铜钱的流通，于是开始在个别地域放开钱禁，有限度地允许铜钱流通。

《明英宗实录》宣德十年十二月戊午条：广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奏：“律载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今广西广东交易用铜钱，即问违禁，民多不便。乞照律条，听其相兼行使。“从之。

2.钞法的失败

明代单一宝钞制度自推广伊始，便存在着诸多漏洞，主要有五点

（1）发行机构地位起伏不定，有下降的趋势

（2）钞库设置迟滞、随意，新旧钞倒换不易。反映了明初统治者在宝钞流通管理上存在的很大随意性。

（3）面额设置存在漏洞。有100文、200文、300文、400文、500文、1贯的，后来曾发行10文至50文的小钞。起初朱元璋的意思是大额用钞，小额用钱。但废止铜钱后，竟然也没设置10文以下小面额的宝钞。

（4）配套发行措施严重缺失。大明没有宋代的界兑制度，也没有仿照宋元设立钞本制度，在统治腹地设立平准库和行用库，更没有不直接支用料钞的谨慎规定。

（5）宝钞支多收少，收支失衡严重。

黄阿明认为宝钞体制暴露了明朝统治者敛财的目的，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宝钞的流通完全靠政府强制性的政策，其失败自然也只是个时间问题。^[12]

3.宝钞的急剧贬职与政府的增税回笼

大明宝钞自发行以来，便出现了严重的贬职情况，几乎沦为废纸。对此，永乐至宣德年间，明朝政府也出台了增税回笼的政策，试图控制宝钞发行问题。但增税回笼政策，只能解一时之急，用不了多久，仍然会出现钞法迟滞问题。

增税内容数额庞大，虽然一度疏通钞法，但也使得民间经济遭到了严重打击。很快，民间交易逐渐返回到使用实物货币的趋势，呈现出多种货币共存的局面。

五、“货币白银化”

明代统治者关于金银的使用上，其实有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禁止金银流通，另一方面却在个别领域允许金银的使用，比如田赋折银，差发征银，金银课税，课程、赃罚折征银，赃罚输银，赏赐金银，国家出银采买粮食、马匹及纳银中盐事例等。

到宣正年间，政府赋役制度领域的折银开始制度化，到正景之际，公私用银迅速扩展开来。主要体现在皂隶折银和南方税粮折银方面。

尤其是南方税粮折银这块，周忱在江南地区进行了意义重大的赋税政策改革。“金花银”作为一种高品质银，开始在田赋领域内定额折收。

对于这一阶段赋税折银的意义，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解读。森正夫认为南方税粮折银是为了减轻高额官田正赋的手段。唐文基认为减轻了官田承纳者的负担。刘志伟认为其背后有着官吏自身利益追求、贡赋体制的财政背景。万志英认为是国家试图从民间私人手里掠夺金银进入国库。

总而言之，从宣正到嘉靖年间，明代财政折银规模在不断扩大，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边镇粮饷这样重要的财政支出领域，对白银的依赖越来越重。

另一方面，由于宝钞的失败，钱禁政策也变得不断松弛，民间私铸成风。成化元年，明代政府重新开始重视铜钱问题，试图整顿铜钱问题。不过当时并没有重新开铸铜钱。

弘治年间，孝宗决定重开铸局铸行弘治通宝。当时就有人上疏反对，认为铸钱耗费钱财，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冒然铸钱会导致私铸横行的问题。结果，历史的进程果然如此。万志英认为弘治钱铸造的失败，标志着私铸钱基本上取代官方制钱成为交易媒介的现实。^[13]到嘉靖初年，私钱基本全面占据全国市场。

世宗看到这种情况，也决定再度整顿钱法，也恢复了铸钱。但和孝宗一样，嘉靖二十年，工部上奏说得不偿失，请求停止，世宗从之。

可以说，明代当时货币的主导权已经完全失控了。在这种情况下，白银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曾经广泛流通铜钱的地域，比如江南开始出现铜钱消退，白银成为当地主导货币的现象。福建、广东等地也开始步江南后尘，开始排斥铜钱的使用。在这些地域出现了“银进钱退”或“银钱并行”的格局。 ^[14]

六、白银时代的到来

白银逐渐成为民间的主导货币后，也逐渐出现了白银存量不足的问题，以至于隆万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即郭子章所言的“银贵物贱”。

值得庆幸的是，明代中后期以来，国内外商业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嘉万以来，中国以广州、澳门为中心，形成了东至日本、美洲大陆，西至印度、欧洲的庞大贸易网。东南及沿海地区的丝绸、丝织品、瓷器、棉布等手工业品大量销往海外，导致海外白银大量内流。

因此，明朝政府一方面大肆开采银矿，另一方面仍然试图铸钱以弥补通货不足。张居正执政后，他就制订了雄心勃勃的铸钱计划，但没几年便宣告失败。不过此后，神宗仍然偶尔铸钱，以作财用。

总而言之，随着白银成为货币中的主币，明代官僚士大夫也开始认识到白银和铜钱之间的关系——“银母子钱”，接受了白银成为主币的客观现实。以万历一条鞭法的推行为标志，更大规模的白银卷入了贡赋体制领域。

七、总结

现在回到“为什么明代铸钱少”的问题，最根本原因还是铜钱的地位日益降低（与缺铜有着密切联系），从而使得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缘故。在此过程中，明朝政府对于铜钱的管控也逐渐失控。当然纸钞也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参考

^ 徐东升《宋代铜产量变动分析》
^ 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 高桥弘臣《宋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 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
^ 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
^ 王文成《金朝时期的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
^ 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 高桥弘臣《金元货币史研究——元朝货币政策之形成过程》
^ 赵匡华等《明代铜钱化学成分剖析》
^ 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八
^ 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 黄阿明《明代货币白银化与国家制度变革研究》
^ 万志英《财富之源：中国货币与货币政策（1000-1700）》
^ 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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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消灭元梁王之后，下定决心将云贵地区郡县化，而不是继续维持汉唐宋时期那种“交绥”状态，这背后有多重考量，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对历史经验、现实需求以及长远战略的综合判断。首先，我们得理解一下“交绥状态”指的是什么。在汉唐宋时期，对于西南地区（大致涵盖今天的云贵川藏），中央王朝的统治方式往往是“羁縻”为.............
李自成可以推倒明朝，为什么太平天国不能推倒清朝？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触及到了中国近代史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李自成推翻明朝，建立大顺政权，而太平天国轰轰烈烈近十四年，最终却被清朝镇压了下去。这中间的差别，绝不仅仅是运气或者领导人的能力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政治、军事、社会以及国际环境的差异。首先，我们得看看李自成和太平天国各自面对的“对手”和“时代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