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杀人如麻的曹操能够写出《蒿里行》这样的作品？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许多人提到曹操，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奸雄”、“乱世枭雄”，还有那些冷酷的手段。可一说到《蒿里行》，这首诗，又确实是那么悲凉，那么有力量，仿佛一个至情至性的人在诉说。这中间的矛盾，才让曹操这个人，这么的让人着迷，也这么的让人探究。
首先，咱们得明白，曹操的“杀人如麻”是个复杂的概念。乱世之中，生存是第一位的，尤其对于一个要统一天下的人来说，仁慈有时反而是致命的弱点。曹操在很多场合，确实是铁腕治军，严厉执法，甚至不惜牺牲一部分人来达到更大的目标。比如官渡之战前，他为了稳定军心，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以至于有人说他“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是一种极端的务实和决断，是为了在乱世中站稳脚跟，是政治家的冷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曹操就没有情感，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恰恰相反，正是经历了无数生死离别，目睹了太多白骨遍野，才更能体味到生命的脆弱和珍贵。《蒿里行》之所以能写出来，正是因为曹操身处那个血腥的年代，他就是那个时代悲剧的见证者，也是那个时代悲剧的制造者。他的“杀人”是为了“不杀更多的人”，是为了结束乱世，但这个过程本身，是极其残酷的，是会留下烙印的。
《蒿里行》这首诗，创作于曹操征讨关中、平定西凉的背景下。当时他刚经历了宛城之战的惨败，也面对着众多军阀的割据。尤其是在看到战争过后遍地白骨的景象，那才真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柔软也最沉重的地方。
这首诗，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回响”。曹操不是一个单纯的战士，他是一个饱读诗书、胸怀大志的人。他知道历史的沉重，也理解生命的意义。当他看到那些在战火中消亡的无辜百姓，看到那些被战争摧毁的家园，他的内心不可能没有波澜。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去理解：
1. 身份的复杂性： 曹操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也是一个诗人。而且，他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非常注重对现实的反映。他写《蒿里行》，并非出于一时兴起，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直接回应。他看到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看到了“白骨蔽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这种景象，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心痛。曹操也不例外，只是他的“心痛”以一种更为宏大的、带有史诗般悲怆的方式表达出来。
2. 对生命的体悟： 乱世赋予了曹操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视角。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生命的脆弱，因为他每天都在和死亡打交道。从战场上凯旋，他看到的不是胜利的荣耀，而是堆积如山的尸体，是残破的家园。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让他对“死”有了更深的理解。《蒿里行》开篇的“白骨蔽野，千里无鸡鸣”就是最直接的写照，他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反而将其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深刻的体悟，让他能够写出超越个人情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悲歌。
3. 政治家的远见和情怀： 曹操虽然手段强硬，但他并非想要一个空无一人的世界。他的最终目标是统一天下，结束乱世，让百姓得以安宁。而《蒿里行》的创作，也包含了他对这种“安宁”的渴望。他通过诗歌，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悲哀，这本身就是一种警示，一种对后世的劝诫。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他的“杀人如麻”是为了“不杀”，是为了“安民”，这个逻辑在很多时候是成立的。而《蒿里行》正是他这种宏大叙事下的情感流露。
4. 文学的表达能力： 曹操的文采是毋庸置疑的。他能够用极为凝练、极为震撼的语言，来表达那种沉甸甸的情感。他对乐府诗的继承和发展，使得他的诗歌既有现实的力度，又有文学的美感。《蒿里行》的语言充满了画面感和感染力，读之令人心惊胆战，却又不得不为之动容。这是一种极高的艺术技巧，能够将个人感受升华为一种民族性的悲歌。
所以，曹操写出《蒿里行》这样的作品，并不矛盾。他的“杀人如麻”是乱世中政治家的生存法则和战略选择，而他写出《蒿里行》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人、一个诗人，对生命、对战争、对苍生的深刻情感和独特体悟。这两者在他身上并行不悖，反而构成了他复杂而迷人的形象。他是一个枭雄，但也是一个能写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孟子式人物；他是一个铁腕的统治者，但也是一个能在战火纷飞中看到百姓的痛苦并为之哀叹的诗人。
简单来说，就是他见过了太多的死亡，所以更能懂得生的可贵，也更能体会到死亡的悲凉。他的“杀”是为了创造一个不再需要“杀”的未来，而《蒿里行》则是他在那个过程中，对所有逝去生命的一种祭奠，一种发自肺腑的叹息。这才是曹操，一个被历史和文学共同塑造出来的，立体而充满张力的人物。
首先，咱们得明白，曹操的“杀人如麻”是个复杂的概念。乱世之中，生存是第一位的，尤其对于一个要统一天下的人来说，仁慈有时反而是致命的弱点。曹操在很多场合，确实是铁腕治军，严厉执法，甚至不惜牺牲一部分人来达到更大的目标。比如官渡之战前，他为了稳定军心，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以至于有人说他“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是一种极端的务实和决断，是为了在乱世中站稳脚跟，是政治家的冷酷。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曹操就没有情感，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恰恰相反，正是经历了无数生死离别，目睹了太多白骨遍野，才更能体味到生命的脆弱和珍贵。《蒿里行》之所以能写出来，正是因为曹操身处那个血腥的年代，他就是那个时代悲剧的见证者，也是那个时代悲剧的制造者。他的“杀人”是为了“不杀更多的人”，是为了结束乱世，但这个过程本身，是极其残酷的，是会留下烙印的。
《蒿里行》这首诗，创作于曹操征讨关中、平定西凉的背景下。当时他刚经历了宛城之战的惨败，也面对着众多军阀的割据。尤其是在看到战争过后遍地白骨的景象，那才真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最柔软也最沉重的地方。
这首诗，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回响”。曹操不是一个单纯的战士，他是一个饱读诗书、胸怀大志的人。他知道历史的沉重，也理解生命的意义。当他看到那些在战火中消亡的无辜百姓，看到那些被战争摧毁的家园，他的内心不可能没有波澜。
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去理解：
1. 身份的复杂性： 曹操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也是一个诗人。而且，他的诗歌，尤其是乐府诗，非常注重对现实的反映。他写《蒿里行》，并非出于一时兴起，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直接回应。他看到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看到了“白骨蔽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这种景象，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心痛。曹操也不例外，只是他的“心痛”以一种更为宏大的、带有史诗般悲怆的方式表达出来。
2. 对生命的体悟： 乱世赋予了曹操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视角。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生命的脆弱，因为他每天都在和死亡打交道。从战场上凯旋，他看到的不是胜利的荣耀，而是堆积如山的尸体，是残破的家园。这种深刻的生命体验，让他对“死”有了更深的理解。《蒿里行》开篇的“白骨蔽野，千里无鸡鸣”就是最直接的写照，他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反而将其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深刻的体悟，让他能够写出超越个人情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悲歌。
3. 政治家的远见和情怀： 曹操虽然手段强硬，但他并非想要一个空无一人的世界。他的最终目标是统一天下，结束乱世，让百姓得以安宁。而《蒿里行》的创作，也包含了他对这种“安宁”的渴望。他通过诗歌，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悲哀，这本身就是一种警示，一种对后世的劝诫。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他的“杀人如麻”是为了“不杀”，是为了“安民”，这个逻辑在很多时候是成立的。而《蒿里行》正是他这种宏大叙事下的情感流露。
4. 文学的表达能力： 曹操的文采是毋庸置疑的。他能够用极为凝练、极为震撼的语言，来表达那种沉甸甸的情感。他对乐府诗的继承和发展，使得他的诗歌既有现实的力度，又有文学的美感。《蒿里行》的语言充满了画面感和感染力，读之令人心惊胆战，却又不得不为之动容。这是一种极高的艺术技巧，能够将个人感受升华为一种民族性的悲歌。
所以，曹操写出《蒿里行》这样的作品，并不矛盾。他的“杀人如麻”是乱世中政治家的生存法则和战略选择，而他写出《蒿里行》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人、一个诗人，对生命、对战争、对苍生的深刻情感和独特体悟。这两者在他身上并行不悖，反而构成了他复杂而迷人的形象。他是一个枭雄，但也是一个能写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孟子式人物；他是一个铁腕的统治者，但也是一个能在战火纷飞中看到百姓的痛苦并为之哀叹的诗人。
简单来说，就是他见过了太多的死亡，所以更能懂得生的可贵，也更能体会到死亡的悲凉。他的“杀”是为了创造一个不再需要“杀”的未来，而《蒿里行》则是他在那个过程中，对所有逝去生命的一种祭奠，一种发自肺腑的叹息。这才是曹操，一个被历史和文学共同塑造出来的，立体而充满张力的人物。
网友意见
关于曹操那些知名诗歌，我倾向于不是他写的。理由之一是记录严重存疑。
首先，涉及三国的早期史料，如《三国志》《后汉书》等书，没有哪怕一本认为曹操诗歌优秀的。而且这些史料并不会漏记帝王的文学水平，像曹丕曹植曹髦三个人，陈寿都说他们诗歌不错。
《三国志文帝纪》: 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三国志曹髦传》: 评曰:...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陈留王恭己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于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
看到没，高贵乡公的文才都没漏掉，就是不提曹操。而曹髦的文才也只能追溯到曹丕头上去，和曹操毫无关系。在陈寿的心中，曹操的文学水平可想而知。
王沈的《魏书》是唯一一个提及曹操诗歌的史书，他是这么说的。
《魏书》: （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翻译过来就是曹操的诗歌能押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可是专美曹操的《魏书》啊。
那么当时的曹操文学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看看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英雄记》中收录的一首曹操真诗。
曹操《董卓歌辞》: 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郭景图命尽於园桑。
这水平和《魏书》表述完全相符，确实只有押韵可说。考虑到王粲的品味，他选录的恐怕还是曹操比较优秀的作品，那些表现一般的诗指不定是什么垃圾。
到了南齐一朝，终于出现了一个肯正面评价曹操诗歌的人——文学批评家钟嵘。
钟嵘《诗品》：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听起来像是好话，但他却把曹操的文学水平列为下品，而且和曹睿相提并论。
钟嵘的观点彻底印证了我的怀疑: 曹操的真实文学水平确实很糟糕。
那么，为什么曹操的文名在后世忽然暴涨起来了呢？因为是梁人和唐人把很多无名氏的作品署上了他的大名！
比方说《龟岁寿》这首诗，史料上最初的记录是王敦吟唱的。
《世说新语》: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跟曹操屁关系没有。
到了南梁，这首诗又出现在编撰粗糙的《宋书》（梁朝编撰）里。在《乐卷三》中，它开始被认为是曹操作品。但在《乐卷四》中，它和另外几首“曹操诗歌”不仅重复出现，而且没有被标注作者。如果按《乐卷四》的行文逻辑推断，这几首作品的时间竟然是晋朝的。
《宋书乐卷四》:
汉《鼙舞歌》五篇：.....
魏《鼙舞歌》五篇：.....
魏陈思王《鼙舞歌》五篇： .....
晋《鼙舞歌》五篇： ......
《拂舞》歌诗五篇： .....《碣石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 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观沧海》。
孟冬十月，北风裴回。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鹍鸡晨鸣，雁过南飞。鸷乌潜藏， 熊罴窟栖。钱袴停置，农收积场。逆旅整设，以通贾商。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冬十月》。
乡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难。锥不入地，丰籁深奥，水竭不流， 冰坚可蹈。士隐者贫，勇侠轻非。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土不同》。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莫年， 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龟虽寿》。
不仅时间归类有问题，而且这里曹植的《鼙舞歌》被明确标明了作者，《龟虽寿》等几篇却完全没有。可见梁朝尚有人不认为这四首诗是曹操作品，只觉得是晋朝无名氏所做。这个观点恰好和上面的《世说新语》相应。
曹操死亡四百年后，在无数战乱和江陵焚书后，唐人忽然掏出了一本《魏武帝集》，进一步确定这些晋朝无名氏的优秀诗歌是曹操的作品，并借曹操的名字不断发酵。等到唐人编撰《晋书》时，连王敦吟唱的《龟虽寿》也跟着变成曹操专利。
《晋书》: 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 壶边尽缺。
（这不就是在世说新语里强行插入一个作者嘛）
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综上，在曹操生前死后，政治影响力最强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提过他的诗，连魏国自己的马屁精也只敢说他写的押韵，唯一一首被记载的真诗也确实水平一般 ; 之后连续数个王朝对曹诗的评价都很低 ; 而从三百年后的南梁开始，不少名诗被默默标上了曹操的名字。最后大家纷纷夸奖曹老板写的一级棒，文学水平空前绝后....
你他妈是在逗我吗？
P.S.
评论区有人说《诗品》只评价了曹操的五言诗，而《龟虽寿》等作品都是四言诗，故列为下品。
但你注意到没有，明明曹操的四言诗歌最多，但我开头所说的那首《董卓歌词》，即唯一一首百分百确定的曹操作品却也是五言打头！
到底是曹操的四言诗没有被《诗品》评价，还是他根本就不会写四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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