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钱学森之问到现在没有解决？
以下将从几个主要维度进行详细阐述：
一、 教育体制的固有缺陷与惯性
这是最常被提及也是最核心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教育体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固有的模式和特点，这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杰出人才的涌现：
应试教育的桎梏：
过度的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 现行的教育体系过于强调知识点的掌握和考试技巧的训练，而忽视了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学生忙于应付考试，缺乏时间和空间去探索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潜能。
标准化的教学内容和评价： 所有学生被置于相似的教育模式下，学习相似的知识，接受相似的评价。这种模式难以发现和培养那些在特定领域有独到见解和天赋的学生，反而容易将他们“磨平”。
“分数至上”的指挥棒： 升学和就业往往与分数直接挂钩，这导致教师和学生都将分数视为衡量学习成果的唯一标准。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学习是为了分数而非兴趣；教师也倾向于教授“考试说明书”里的内容，而不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对创新的容忍度不高： 创新往往伴随着试错和风险，而应试教育体系对错误容忍度较低，学生害怕犯错，不敢冒险尝试新事物。教师也可能因为担心影响班级整体成绩而不鼓励学生进行“离经叛道”的探索。
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性：
模仿与跟随的路径： 长期以来，中国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虽然这可以快速积累知识和技术，但容易导致“拿来主义”的倾向，而缺乏原创性的思考和体系性的突破。
缺乏个性化发展空间：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班级规模过大等因素，使得教师难以对每个学生进行深入的了解和个性化的指导。学生的兴趣、特长、认知方式差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和满足。
学科壁垒森严： 传统的学科划分过于清晰，学生难以跨学科学习和思考。而现代的许多重大突破和创新往往发生在学科交叉地带。
教育理念的滞后性：
“育人”与“教书”的失衡： 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育人”，即培养健全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和创造力。但现实中，教育更多地停留在“教书”层面，即传授知识和技能。
对“杰出”的定义模糊： 教育者和评价者对于“杰出人才”的定义可能并不清晰，或者过于狭隘，倾向于评价那些在传统学术或某一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人，而忽略了在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能力、领导力等方面杰出的个体。
二、 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教育并非孤立存在，它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之中。中国特有的文化和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也对杰出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张力：
过度强调集体和稳定： 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集体和谐与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压抑了个性化的发展和挑战权威的勇气。杰出人才往往是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有时会显得“不合群”。
对成功的定义和期望： 社会普遍对成功的定义趋于功利化，倾向于将有稳定收入、社会地位等作为成功的标志。这种功利化的追求可能使得一部分潜在的杰出人才过早地转向务实和“安全”的道路，而非冒险探索。
“官本位”和功利主义的渗透：
对权威的盲从： 缺乏对权威的质疑和挑战精神，学生可能更习惯于接受现成的结论，而不是独立思考和求证。
“唯论文”、“唯帽子”等评价导向： 在科研和学术界，过度追求指标、头衔和论文数量，容易导致学术的泡沫化和浮躁，而非真正潜心研究和突破。这种导向也反过来影响了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
社会变迁带来的挑战：
信息爆炸与知识碎片化： 学生接触到的信息量巨大，但缺乏系统梳理和批判性辨别能力，容易被 superficial information 所吸引，影响深度思考的养成。
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很快，教育体系的改革往往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导致培养出的人才可能与实际需求存在脱节。
三、 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的不完善
即使有优秀的苗子，不完善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也会阻碍其成长为杰出人才：
缺乏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如前所述，评价体系过于单一，难以全面、客观地识别和衡量不同类型的杰出才能。
对失败的容忍度低： 失败是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如果一个尝试失败就可能导致学生在升学或就业上受到严重影响，那么没有人敢于冒险尝试。
激励机制的局限性： 激励可能过于集中在物质或显性的奖励上，而忽略了对创造性思维、独立精神等非物质层面的认可和激励。
“近亲繁殖”和资源垄断： 在一些领域，少数顶尖的机构或个人掌握了大量资源和话语权，容易形成“近亲繁殖”的现象，新进入者和非主流的声音难以获得公平的机会。
四、 时代背景的变化与钱学森之问的演变
钱学森之问提出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教育体系相对封闭，也正经历着从“大锅饭”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时代，全球化深入，科技飞速发展。这使得钱学森之问的背景和内涵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全球人才竞争的加剧： 如今，中国不仅要培养杰出人才，还要在全球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体系需要具备更强的国际视野和竞争力。
新科技对人才能力的要求：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出现，对人才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协作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死记硬背的知识已不再是核心竞争力。
教育模式的多样化与国际化： 国际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如项目式学习、探究式学习、翻转课堂等，这些模式在培养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中国教育在学习和借鉴这些模式时，也面临着本土化和落地的问题。
总结：为什么至今未能解决？
钱学森之问之所以至今未能解决，是因为它触及了中国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并非短期内可以克服，而是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
深层结构性问题： 应试教育的逻辑根深蒂固，改变并非易事。它与社会评价体系、升学就业机制紧密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的复杂性与滞后性： 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理念更新、教师培训、资源投入等多个环节的协同推进。而任何改革都可能触动既得利益，也面临执行层面的挑战，因此往往难以迅速见效。
人的因素与社会惯性： 即使有好的政策和理念，也需要教育者、学生、家长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和共同努力。改变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时代发展的新挑战：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杰出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变化，这意味着教育改革需要不断适应新的挑战，形成“动态平衡”。
未来的方向与可能：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中国教育界一直在努力探索解决钱学森之问的路径。未来的改革方向可能包括：
深化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建立多元化、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弱化分数和排名在评价中的权重，更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和成长过程。
鼓励个性化发展： 创造更多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探索兴趣、发挥特长的机会。
激发内在学习动力：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让学习成为一种内驱力。
推动教育理念更新： 培养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精神、协作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未来人才。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理念，使其成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营造宽容创新的文化： 鼓励试错，尊重个性，为学生的探索和创新提供更宽松的环境。
总而言之，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体系如何实现质变、如何培养具有原创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的根本性命题。它的解决需要持续的努力、深刻的反思和系统性的变革，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教育规律的探索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再造。
网友意见
公知救命稻草列表（不断完善中）：
1，关家脑战斗。
2，金门登陆战。
3，钱老之问。
4，袁老饿殍说。
5，凯申君日记里记录了自己用手做活塞运动，所以凯申君的日记是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没有美化自己、没有给自己贴金的、所以凯申君日记里说了自己抗日有通盘的考虑且是必胜的，结果被人给搅黄了。此事不赖凯申君，不对，是“蒋公”。
似乎稻草不多！命悬一线啊！
这里有个经典谣言，钱学森的原话中，根本就没有谈“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老爷子
钱老文章里面的“钱学森之问”不仅不是这段话，而且是给出了具体解决办法的。
以下这段话里面没有谈到什么民国大师
温于2005年7月29日在北京看望了94岁的钱学森。温向坐在病床上的钱学森介绍了政府正在组织制定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并采取自主创新方针的情况。钱老听完介绍后表示，“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温表示同意说，“而现在学理工的往往只钻研理工，对文学艺术懂得很少，这不利于全面发展。”
就在这个时刻，钱老说出了后来受到演绎的一段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真正的“钱学森之问”及钱学森给出的答案，就在钱老1995年1月2号的一封信中：
王寿云同志、于泽元同志、戴汝为同志、汪成为同志、钱学敏同志、涂元秀同志：
元旦刚过，我就给诸位写这封信，这是因为我读了《中国科学报》去年12月26日4版上几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1周年的“毛泽东于科学”研讨会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回想在6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是按毛主席教导办的：
1.我国理论物理提出基本粒子的“层子”理论，它先于国外的“夸克”理论。
2.我国率先人工合成胰岛素。
3.我国成功地实现氢弹引爆的独特技术。
4.我国成功地解决了大推力液体燃料氧化剂火箭发动机燃烧稳定问题。
5.其它。
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奉上所说文章复制件，请阅并思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5.1.2
（2021.10.29更新【辟谣】“钱学森之问”究竟是什么？ - 知乎 (zhihu.com)）
（2021.10.28更新 原回答极可能存在着事实错误，在此表示抱歉。原回答暂且保留，供各位批判）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老爷子
钱学森之问并非是没法解决，而是暂时没有必要解决，在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也未必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的落脚点有两个，一个是学校培养，另一个是杰出人才。当然，这里的杰出人才，指的是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或者是海森堡费米甚至是费恩曼这样能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首先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暂时没有必要解决。大师的涌现，并不是某种教育体系的成果，而是社会诉求与历史进程相结合的产物。在一个范式仍然能较为成功地起到指导作用，有着明确已经被验证路径的那个时代当中，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大部分的实践问题，并不需要那样质量的“天才”人物来创造出另一条道路，而是需要足够数量的“人才”推动我们在已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民国时期所培养的大师之所以能够做出卓越的成就，并不仅仅是在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更多的则是在那个启蒙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有着相应的历史机遇，在合适的契机与足够的资源支撑下，同时存在着艰难的问题供这些人攀登。甚至我们可以说，两弹一星工程当中的23名元勋，都出生于1907-1930年，受教育于民国时代，而在共和国完成了两弹一星工程。（你不可能指望着1949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能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马上扛起大旗）
在20世纪那些令人激动的焕然一新的范式革命之后，我们所需要做的是沿着既有的路径前进，将一流的科技应用并普及到社会当中，推动社会的深层次变革。而在这样的历程当中，我们的社会既没有非牛顿爱因斯坦就无法解决且必须不得不马上解决的问题，也并非处在一个旧体系崩溃，而新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历史时期，也不是一个一无所有从无到有的时代，故而也不必过早地寻求天才的出现。
而且，天才的诞生也未必是好事。天才被承认是天才，正是因为天才会用他那超乎我们相信的方式方法重塑我们的世界观、科学观与价值观，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之前我们所探索的诸多经验、摸索出来的规律，还有积累的那些认识都要清空重来，这会造成更加深层次的社会影响。在社会没有作好消化这些影响的准备之前，如果我们“叶公好龙”的去呼唤天才，届时，现在社会当中的很多人也将无法接受这个天才所给我们带来的具体影响。
教育的结构应当与社会的结构相匹配，对于沿着成熟路径快速发展的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在各个领域当中推动着社会稳定进步的人才。如果我们过分执着培养学生的创新力，创造力和想象力，而忽视了他们对于现有路径的一种遵循与推动的能力，那么，这个培养出来的人才的结构也将会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向背离。哪怕我们真的能够收获出一个“爱因斯坦”，那么剩下来的999999个人，都会成为这个社会本身的问题。
学校是培养不出来天才的，甚至也培养不出开宗立派的大师，学校只能提供一个更加适宜的土壤。倒不如说，无论是资源多么充沛的学校，能够批量培养出的，都是一种“标准化工艺品”，他们遵循着已有的规范与方法论，完成被定义好的活动，解决那些已经能够预见到的“未解之谜”。
另一方面来讲，人才也并不是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从实践活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人才往往并不是来自于一流的高校，而是产生于一流的项目当中。唯有让这些年轻人进行前沿的实践，他们才能认识世界，把握世界，探究世界的客观规律。再然后，按照主观能动去改造这个世界。
当然，攀登科学的山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岩壁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不是一个按照既有规则活动就可以得到奖励的过程，而是在充满着未知的荒原当中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会有无数的先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倒下。最后也只会有那个，带着绝佳的坚韧、毅力、天分与运气的年轻人，探索出了那条可行的道路。我们需要承认，之前的那些探索，哪怕是徒劳无功，但也并不是全无意义的。
我们从事前的角度去看，我们很难判断出，在这么多的年轻人当中，究竟哪一个会成为未来的爱因斯坦，会成为未来的法拉第，会成为未来的麦克斯韦。但是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在一定的频率下，我们能够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尽可能的扩大人口基数，那么，就更能够提升未来天才涌现的概率。所以我们不要执着于去问高校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师？而是应该问，高校能否培养出现在和未来的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高校为天才的涌现供了怎样的温床？
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或者超一流的天才？我的答案是，有且只有超一流问题才能够培养出超一流的天才。我们一定要把那种常人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部分历史环境下，在缺乏特定的历史机遇条件下就无法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摆在这些年轻人面前，让这些年轻人带着问题去各行各业，去各行各业里面寻找相应的知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见证下一个天才的涌现。这并不单单是一个两个人所能完成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两个部门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缺乏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在缺乏了特定的时代诉求，在缺乏了特定的教育结构，在缺乏了特定的人口基数的条件下，我们也无法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
走进科学的神殿，人们不仅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觉到，在这个美轮美奂的殿堂里面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也是值得的。殊不知，天边的两片乌云正在积蓄电荷，在遥远的山丘上，另一座神殿的脚手架也已经开始建立。会来的，会来的，天边的烟火，初生的朝阳，一切都将到来，而我们也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与建设者。
“作为研究者的另一幸运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遭遇了几次大变故，都直接变成了研究素材。”
——温铁军《去依附》
什么是创新
这基本上成了诡辩论了
新材料是不是新
新方法是不是新
新理论是不是新
如果不是，非要独立出现在的科学体系这就不是创新，而是修仙了。
很多事情，不去争第一，不去领跑某个领域，天天就喊去创新。你们这是在阻挡中国人学习追赶世界科学体系步伐。知道吗？
只有那种做了第一，无事可做时候，研发新领域才是创新。
而不是屁都没有，也不去跟随科技发展，天天搞白日梦，这不是创新。
搞创新，就从新方法，新理论，新材料开始。
吐个槽
中国说可以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顶好事情。
结果有人就列出上个世纪的西方人实验发现，来说明这就不是什么创新，而就是骗经费
谁说这是创新了，这就是一个领域的研发。
有了成果，申请经费错了吗？
这完全就是企图煽动民意，抹黑实验成果，进而达到扼制继续研发的目的。
如果民主用到这个方向上，那么我倒是不觉得民主有啥先进性。
这个和当年大清不愿意有人建立新型制钢工厂是一个套路。
嘉庆年间，有佛山人在欧洲会学弹簧钢制造技术，带着高炉新图纸回到佛山建厂
先由佛山钢铁行会举报，有人私自出国，然后再煽动制铁工人说，新工厂有妖魔，会吃人，不让大家去新工厂上工。
最后越传越凶，官府虽然查无实据，但是私自出国这个事是真的，所以当事人被流放三百里。新工厂化为废墟。
官府也是顺应民主，当地工人群众哭爹喊娘让官府抓人。
这让大清失去最后一次新材料自行生产机会，当然由此发展的燧发枪也不可能实现了。
因为以和为贵的社会无法产生真正有开创性的科学家。
没有
最近有个饶毅之问：
饶毅贴了一张和杨振宁的背影的合影，大概有“难以望其项背”之意。说：”如题，提问：如果视为挑战，恐怕为时已晚，对经常回顾自己伟大的77/78级、可能更应该汗颜“
钱学森之问是问的国内为什么没有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饶毅进一步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系统出去的人，为什么还不如杨老那代兵荒马乱的年代出去的学人（八个诺奖）？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饶毅之问其实一定程度上用反证法否定了单纯责怪国内科研体制的论点，指出了从我们这个教育体系出去的学生即使在海外在创新上也不太行。
要知道杨振宁等人的存在，其实证明了，华人在科学天赋上，丝毫不亚于其他民族和种族。但是，近几十年来，国外华人科技创新能力上居然出现了问题。最顶级的创新方面，华人里科学类诺奖得主有9位，除了屠老之外，8位里最晚出国的是崔琦（1958年）。
除了特殊年代之外，改开以来，国家顶尖理工科人才大批量出国深造也三十四年了。尤其考虑到，华人在海外获得（过）教职的人也不少，如名校教授施一公，颜宁，崔某，鲍某，杨某等等。中国人得诺奖应该是规模性的，如同隔壁的日本一样。为什么还是寥若晨星？真是可谓，盛世之瑕。
再说国内，科研方面的大力投入已经二三十年了，目前还看不出来哪个著名科学家可以算诺奖候选人那个层次的。离得最近的也许是唐院士的AIE和王锦山博士的ATRP，但这个“近”在国际上比起来依然很远。更遑论潘、施、王等人。目前的中国科研形势是论文发表数目蒸蒸日上，总数世界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指标2020》），高质量国际论文世界第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9年数据），但是科学上相对缺乏原创性的创新，技术上到处被卡脖子。倘若到了本世纪50年代，如果海内外华人还是处于这样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在人类智识的高峰象征——诺贝尔物理学和菲尔兹奖——都长期剃光头，那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是该推翻中国人智商高的预设立场吗？
我个人在海外从事科研行业七年多，身边中国人也很多，但大多数都属于跟随性的研究，那种完全的原创，几乎看不到。华人教授无一例外，一当‘老板’之后，几乎就丧失了对于技术细节的把握，真的是老板了。
我们的创新能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个很大，且容易得罪人的课题。但最起码应该承认：钱学森之问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新的饶毅之问更加细思恐极。个人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基础教育用力过猛过度内卷，随后的本科教育又十分拉跨，研究生教育又往天坑学科这种严重造假名不副实的方向上投入太多上。国家高教体系问题很大，要改就得动百万漕工，难啊！
我怀疑。
这话根本不是钱学森问的。
而是传说中被问的那位问的。反正钱老也不会跳出来说“那话不是我问的”。
至于为什么会这么发问，那显然是因为要办事。
不办事，发问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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