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退居二线是什么时候?
要详细说清楚这个过程，得先理解他之前担任的关键职务以及之后的变化。
“一线”时期的辉煌与担当：
钱学森先生一生都处于中国航天事业、科学研究和科技管理的核心位置。从他在美国取得卓越成就后毅然回国，到参与中国导弹和航天计划的创建、发展和管理，他始终是那个冲在最前面、解决最关键问题的人。
“两弹一星”的奠基者： 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元勋，为中国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建与领导： 他是力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所长等职务，是中国力学事业的领军人物。
系统工程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他是中国系统工程的奠基人，将这一学科引入中国，并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
科技管理与政策咨询：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担任了国家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等重要管理职务，对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可以说，在他身体尚好、精力充沛的“一线”时期，他不仅是技术上的权威，更是组织者、决策者和精神领袖。
逐步“退居二线”的轨迹：
“退居二线”并非一夜之间完成，而是一个循序渐进、自然而然的过程，与他个人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国家科技体制的调整都有关系。
1. 年龄增长与健康因素： 钱学森先生出生于1911年，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已经年过七旬。虽然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思维和极高的工作热情，但生理上的自然规律不容忽视。他会逐渐减少需要大量精力投入的现场考察、高强度决策会议的参与。
2. 科技体制的改革与人才培养的侧重：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开始进行科技体制的改革，更加强调年轻人才的成长和接班。钱学森先生作为一位高瞻远瞩的科学家，也深知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会把更多精力放在指导年轻科学家、传承科学思想和方法上。
3. 职务上的调整与象征性角色的增强：
上世纪80年代： 在这个时期，钱学森先生担任的一些行政性、管理性职务会逐渐有所调整。例如，他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职务，这些职务更多是荣誉性和咨询性的，而非具体的行政管理。他依然是许多重要科研项目和国家决策的“智囊团”核心人物，只是不再是直接的“一线指挥官”。
具体例子： 比如他曾长期担任的中国科协主席职务，在他年事渐高后，会有其他更年轻、精力更充沛的同志接任，而他则以名誉主席的身份继续发挥作用。类似地，在一些具体的科研项目管理中，他更多的是从战略层面提供指导和建议。
4. 工作方式的转变： 从“一线”的直接参与、现场协调，转变为以阅读、思考、撰写文章、接受采访、指导学生和晚辈为主。他会通过大量的书面材料、汇报来了解情况，并通过座谈会、小范围交流来传达自己的观点。他的许多思想和建议，通过文字和口述的方式，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科技界。
为什么说大约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80年代： 是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也是钱学森先生积极思考和实践系统工程、战略思维的时期。他虽然仍然活跃在各种重要会议和咨询场合，但那种“总设计师”式的全能型一线角色开始被逐渐分解和转移。
90年代初： 到了90年代，钱学森先生已经年届八旬。虽然他的精神依然矍铄，但从他公开的媒体报道和参与的活动频率来看，他更多的是以“国宝级”科学家的身份出现，对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方向进行宏观指导和战略性建议。他开始更加专注于他的“战略学”思想的梳理和发展，以及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探索。
总而言之：
钱学森先生“退居二线”是一个自然而然、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过程，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期间，他从具体的一线科研和行政管理岗位上逐渐淡出，但他的智慧、思想和精神影响力依然是中国科技界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他将更多精力用于战略思考、理论总结和精神传承，成为中国科技发展道路上的一位智慧长者和永远的指路人。他的“二线”生活，依然是为国贡献的“积极二线”，而非完全的退休。
网友意见
由于上个世纪的一次火箭试射前的燃料问题，王永志的一句“由于戈壁滩炎热，燃料密度降低，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随之发生变化，经过计算应卸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能击中目标！”
钱学森:“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说的办！”
然后到80年代，钱老退居二线时想国家推荐时说:我国的第二代载人航天器应该由第二代人来做，王永志同志善于逆向思维，思想开阔，做事谨慎，认真。可以作为我国的第二代载人航天的总工程师！
倡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 建议大幅缩短学制，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拒公开回应“亩产万斤”旧作……钱学森鲜为人知的最后22年
退休后从未停止思考：“从 1987 年起，父亲就不再去办公室了，但退下后思考从未停止，形成了他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
高渊：钱老真正退休是哪一年？
钱永刚：因为他是院士，当时院士是不退休的，所以并没有办过正式的退休手续。1982年，他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5年后又卸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从那时起，他就不再去办公室了。不过，那个办公室一直保留到他2009年去世。
高渊：1987年以后，他还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吗？
钱永刚：他卸任之后，先后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等职务，但都是荣誉性的，活动他一般都请假。后来，包括……他都是特邀代表，但他都通过秘书向组织请假，他说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不能参加了。
高渊：他那个时候还是政协副主席？
钱永刚：对，他是在1986年第四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当了两届多，一共12年，到1998年卸任。1986年的时候，我父亲还能走动，组织上找他，要提名他为政协副主席的推荐人选，他一开始没答应。当时政协主席是邓颖超，她亲自找我父亲谈。他们有特殊的渊源，我父亲上小学的时候，邓颖超就在那个小学当老师，虽然没有教过他，但我父亲后来一直管邓颖超叫邓老师，有一份师生情。邓颖超问我父亲为什么不愿意当，他说想用有限的精力多做一些学术研究。邓颖超就说，提名还是要提名，当选后你有事可以请假。
高渊：后来政协开会，钱老去得多吗？
钱永刚：刚开始那几年，全国政协的开闭幕式他都参加的。1988年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他还代表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作了工作报告。但后来，他慢慢要坐轮椅了，就让秘书代他请假，有文件也让工作人员去取，拿回来他会认真看，并附上自己的建议。
高渊：钱老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
钱永刚： 应该说，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后我父亲的思考从未停止。从 1982 年卸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到 1996 年的那14年，是我父亲晚年学术思想的高峰。1996年后，也就是他85岁以后一直到去世的13年， 主要亮点就是2005年发出的“钱学森之问”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他曾建议组建一个国家级的总体设计部，跳出职能部门视野的局限，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问题进行研究，为国献策。”
高渊：那14年，钱老做了哪些事？
钱永刚：从 1982 年到 1990 年，他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科学、思维科学，还有人体科学、社会科学。系统工程的概念萌芽于上世纪40年代初，1978年5月，我父亲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系统工程，他和另外两位同志合作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全文一万多字，没有一个数学公式，深入浅出地阐述系统工程，把系统工程的理论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14种在不同领域可以实践的系统工程。当时结束不久，这是他近十年来的第一次发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系统工程理论的热潮。
高渊：他一生研究航天，很多人说，“天上的事，去找钱学森”，为什么这时候转向研究系统工程？
钱永刚：这跟周总理有很大关系。周恩来生前曾跟我父亲说，学森同志，你们航天的这一套，是不是可以推广到社会的其他行业，让他们也都来学学呢？周总理去世后，我父亲一直惦记着总理的嘱托。他对那些年从事航天事业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梳理，提炼出系统工程理论。论文发表后，他又花了很大的力气，做系统工程普及宣传工作，让更多领域里的人都了解系统工程，运用系统工程。但他发现，其他行业所面对的系统远比航天领域复杂，如果简单地把航天领域提炼出来的系统工程理念，推行到其他领域，肯定是要碰钉子的。所以他说，他知道退下来以后干什么了。
高渊：他卸任后，就着手对系统工程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充实？
钱永刚：他用了三年时间，先是归纳出系统科学体系，随后提出构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提出了认识和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所应该遵循的方法论，这就是他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到了 1990 年。他和其他两位同志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就是他那一阶段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
高渊：在钱老看来，系统工程理论不仅可用在航天工程领域，还可推广到各行各业，甚至是国家顶层设计层面？
钱永刚：应该说，1990年那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我父亲把工程系统工程提升到了社会系统工程。紧接着，他向中央汇报，建议组建国家总体设计部，组织一批国内一流的专家，按照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从全局出发，讨论宏观的战略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站位高， 不再由一两个部委提出方案，而是由一个国家级的咨询班子出主意，可以跳出职能部门视野的局限，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问题。这就像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世界上谁会相信中国能搞航天，但由老一代领导人果断决策，老一辈科学家与广大科技人员艰苦奋斗，最终实现了中央决策，这就把国防安全的主动权抓在了手里。高渊：当时钱老有没有用总体设计部的思维方式，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过改革方案？钱永刚：他曾指导中国航天 710 所做过一个试验。就是运用总体设计加计算机信息技术，对国家粮油补贴方案做数据模拟。那时候，中央希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途径就是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但这会使城市粮价产生波动，进而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怎样既让农民增收，又让城里人减少损失，就需要在城乡之间找出一个最佳平衡点。710所的方案做得很漂亮，实际误差在3个百分点之内。当时有领导说，如果我们国家的政策都用这套办法来验证，就能大大降低拍脑袋决策带来的风险。后来，钱学森将710所运用的这套办法，总结归纳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其实，这就是认识和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的方法论。
高渊：是否可以说，钱老刚退下来的那几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工程系统工程发展为社会系统工程？
钱永刚：对，他是接地气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目标，由此也引出了他在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两大学术亮点，现在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可。用他的话来说，今天的科学已经不是自然科学那一点东西，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 他希望大家能用这样一个体系， 去观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而不仅仅只运用几门学科的知识。到了1991年10月份，我父亲80岁的时候，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这个称号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只授予了我父亲一个
致力于重建人体科学：“他认为人体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西医还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简单的系统，考虑问题太简单。”
高渊：1999年9月18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式，为“两弹一星”科技功臣授勋。钱老为何没有出席大会，而是在家里接受勋章？
钱永刚：因为他当时已经卧床三年了。在 1996 年，也就是他85岁的时候，他去医院体检，医生明确跟他说，钱老您得卧床，骨质疏松了。
高渊：他卧床后还活动吗？
钱永刚：一开始，他上午和下午会起床在屋子里走走，大约半小时。后来这点路也走不动了，坐在轮椅上推着走走，让他别老躺在床上，体态有个变化。以前，他喜欢跟我母亲到楼下航天大院里散散步。但自从卧床后就不下楼了，他可能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老态。
高渊：钱老年轻时身体好吗？
钱永刚：他以前身体很好，中年时期几乎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取消了中午休息，下午一时就要上班。他那段时间很不适应，因为很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中午眯一会儿。而且，他不习惯在机关吃饭，中午回来吃完饭，就要坐上车往办公室赶。那时候，他身体状况明显变差，很容易感冒。从那时起，他开始关注人体科学。他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更是花了很多精力研究医学。他认为，人体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也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来研究，要重建人体科学这个科学大类。我父亲甚至认为， 医学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中医现代化。他觉得，西医还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简单的系统，考虑问题太简单，人体哪有这么简单。
高渊：他有没有为自己对症下药？
钱永刚：这方面他是中西医并行的。中医方面，他跟我母亲学习做气功，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西医方面，他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鲍林教授曾来看望他。鲍林是位化学家，拿过两次诺贝尔奖，他有个理论是老年人服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有利健康。我父亲信他，便开始服用。当时保障他健康的医生都持谨慎态度，认为剂量太大。我父亲说，我的健康我自己保障，不向解放军总医院领维生素，我自己买。
高渊：超大剂量维生素的剂量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钱永刚：比如维生素C，他吃的是正常剂量的100倍。传统医学理论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人体吸收不了那么多，吃下去又排泄出来了，等于没用，甚至可能产生副作用。但我父亲认为，在化学中，有一种东西虽然参与化学反应过程，但自身不损失一厘一毫，这就是催化剂，维生素就是起催化剂的作用。从上世纪90年代到我父亲去世， 他一直服用超大剂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复合维生素 B。国内药厂生产不了这么大剂量的维生素，正好我妹妹钱永真生活在美国，就让她定期买了寄回来。
高渊：你观察下来，这么大剂量服用维生素，对钱老身体到底好不好？
钱永刚：应该这么说，他98岁去世，到最后脑子没糊涂。他90多岁的时候，有时候我跟他聊天，他就会问哪个老朋友还在吗？我说，走了。他说，你看他们不听我劝啊。后来，医院也不拦着了，说钱老您就吃吧。我们从美国买的维生素，组织上还让我们报销，父亲说，算了算了，就让永真掏钱吧
“亩产万斤”之谜“我父亲回信说，先生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亩产一万斤远远小于理想数。
”高渊： 还有件事这些年大家议论得比较多。1958年6月16日，钱老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明确提出：稻麦亩产量可以达到2000斤的20多倍。后来社会上都说，钱学森提出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对此，钱老晚年是怎么看的？
钱永刚：我父亲在1958年第6期《科学大众》杂志发表《展望十年———农业发展纲要实现以后》一文，提出粮食亩产可达4万斤的观点。当时，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黄河以北粮食亩产400斤， 淮河流域亩产500斤， 长江以南亩产800斤。那时候，我父亲回国没几年，但他一直很关注农业现代化。我父亲曾设问： 如果更好地利用太阳能， 是否可以突破“4、5、8”？他在那篇文章中还说，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键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亩产万斤粮是可以实现的。这篇文章被一个记者看到，就摘录“加工”成一篇豆腐块文章，发在了《中国青年报》上。当时是时期，这话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大科学家钱学森说亩产万斤没问题，传着传着味道就变了。
高渊：钱老没有亲笔写那篇短文？钱永刚：首先，我父亲有个习惯，但凡报刊、杂志刊登他写的文章，他都会做记录，而这篇没有记录；其次，他写的都是大文章，怎么可能写一小段文字来论述这么大的问题，这不符合他作为一位科学家治学的一贯严谨风格。
高渊：钱老晚年的时候，有人在他面前提过这事吗？他怎样回应？
钱永刚：当然有人提，但他基本不吭声。只有一次，有位海外学者给他写了封信，问他这件事的真伪。我父亲回信说，先生是听了不实之辞而轻信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亩产一万斤，才5 吨，远远小于理想数……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亩产万斤粮的坚信。到他90多岁的时候，他的秘书有一次问他，现在又有很多人提当年这件事，是不是写篇反驳文章，您不写的话，我来写。我父亲说，我不写，你也不准写。秘书又说，那等您百年之后我再写？我父亲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也不能写，不然别人都会认为这是我走之前交代你们写的。
高渊：从你的角度来分析，钱老为何不让公开撰文反驳？
钱永刚：我是这样理解我父亲的心思：虽然我当年的讲话被曲解，但冤枉就冤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用再来为这事翻案。同时，他坚持他的观点，就是以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粮食亩产万斤是可以实现的
高渊：钱老卧床多年，一般每天生活怎么安排？
钱永刚：他的生活很规律，早上 6 时到 7 时做一个小时气功，然后吃早饭，吃完再睡一觉，到10时钟坐起来看报，然后坐着轮椅在家里转转。午饭后再睡一觉，起来继续看报，坐轮椅转几圈，躺下再做一小时气功。一般6时吃晚饭，晚上听广播或者看电视，9时就睡了。高渊：他睡眠很好？
钱永刚：对，这是他最大的特点。晚上 9 时睡了，至少要睡到早上5时多。
高渊：去世前几天发生了什么？
钱永刚：10月28日和29日，他出现了呕吐，伴有感冒。根据以前的经验，我们肯定立即就送解放军总医院了。但那次特别不巧，医院高干病区出现甲流，院方说他们要先派呼吸科医生上门，确诊钱老是不是甲流。医生来了，一看说不是，然后再送医院。更不巧的是，平时他住的二楼病区那天满员了，只能住在一楼。但一楼的医生对他的身体情况不了解，需要重新做检查。一开始情况还稳定，但后来急转直下，马上就发病危通知了，但没能抢救过来。
高渊：作为钱老唯一的儿子，而且晚年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在你心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钱永刚：1986年到1991年那五年我在美国， 回来以后，我就一直陪着父母。 我父亲把毕生智慧和心血都奉献给了国家，国家也给了父亲崇高的荣誉。应该说，没有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就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现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他是一个以祖国为重、以家庭为轻；以科学为重、名利为轻；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的人。他的思考并不局限在航天领域，他不仅是科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许多战略思考是跨时代跨领域的。总后勤部原政委张文台上将曾这样评价我父亲：“思想的先驱、 科技的泰斗、育人的导师、做人的楷模”
引自
2019年9月18日 星期三
《解放日报》——钱学森的最后22年——钱永刚忆父亲
钱永刚 1948年10月生，钱学森、蒋英夫妇之子，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理学硕士，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研制工作。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中国航天钱学森决策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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