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张良为何会辅佐刘邦？
一、出身与家学：张良的“高起点”
首先得知道，张良不是个普通人。他出身名门，是战国时期韩国的相国。他爷爷张开地、他爸爸张歉都曾是韩国的国相，算是官宦世家，而且还是辅佐国君那种。这种家学渊源，让他从小就接触到治国安邦的理念，对政治的理解肯定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
韩国灭亡之后，张良并没有像很多贵族那样甘于现状，或者选择隐居避世。他内心是有一种“复国”情结的，虽然韩国已经没了，但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让他关注天下大势。他不像项羽那种只知道匹夫之勇，也不像刘邦早期那种有点“痞气”的江湖人，他有的是智谋和远见，他需要找一个能承载他政治抱负的人。
二、时代的洪流：秦末乱世的呼唤
秦朝统一六国，但二世而亡，这说明秦朝的统治不得人心，压迫太甚。这时候，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就像一锅烧开了的水，到处都是翻腾的浪花。这个时候，谁能站出来，谁能整合力量，谁能给百姓带来出路，谁就能成为主宰。
张良在这种乱世中，他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而是秩序的重建。他观察着各路诸侯，项羽、陈胜、吴广，以及后来的刘邦、韩信等等。他需要一个能够建立新秩序，而且这个新秩序还能长久下去的人。
三、初遇刘邦：圯上老人与“孺子可教”
张良最初的目标，其实是想联合天下诸侯，一起抗秦，复兴韩国。他曾经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这事儿够狠，也足够说明他的决心。虽然失败了，但这也让他更清楚地认识到秦始皇的强大和自己的局限。
在刺杀失败后，他逃亡到下邳，在那里发生了那件著名的“圯上老人赠书”的故事。一位老者丢了一只鞋，张良主动为其拾起，并恭敬地为老人穿上。老人三次考验张良，最后赠予他《太阴十三篇》（又称《太公兵法》）。
这个故事，虽然有“神化”的成分，但它传递了一个信息：张良是一个有耐心、有礼数、而且懂得尊重长辈和贤士的人。而更重要的是，老人之所以选中张良，是因为他看中了张良的“孺子可教”。这意味着张良不仅有志向，更有学习和接受指导的能力，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太阴十三篇》是什么？那是兵法中的瑰宝，是纵横天下的智慧。张良得到了这本书，他知道自己拥有了制胜的法宝，但他需要一个能施展这些法宝的平台。
四、选择刘邦的“性价比”分析
那么，为什么是刘邦，而不是项羽？
项羽的“硬伤”： 项羽虽然勇猛无敌，是当时的“战神”，但他的性格缺陷太明显了。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劝告，对待功臣残暴（比如分封诸侯时），容易冲动，而且他内心深处还是一个传统的贵族，对“天下共主”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霸道”。他能推翻秦朝，但很难建立一个稳固、长久的统治。张良是个政治家，他看的是长远，项羽的“霸道”注定走不远。
刘邦的“软实力”： 刘邦虽然早期看起来是草根出身，没什么文化，甚至有些“流氓气”，但他身上有项羽所没有的优点：
善于用人： 这是刘邦最大的优点。他自己能力不算顶尖，但他懂得吸纳和重用比自己强的人。韩信的战略、萧何的后勤、张良的谋略，他都能充分发挥。他不像项羽那样嫉贤妒能。
知人善任： 他能看出来韩信的“胯下之辱”背后是个人才，也能看出萧何在后勤上的重要性。他知道自己的短板，所以更愿意听取专业意见。
有容人之量： 尽管刘邦也有很多缺点，但他能容忍别人犯错，能吸取教训。他不像项羽那样一点就炸。
务实和灵活： 刘邦不像项羽那样讲究“面子”和“规矩”。他更务实，更懂得在复杂形势下灵活变通。例如，他能在鸿门宴上装孙子，能在关键时刻做出退让。
有“民心”的潜质： 虽然刘邦早期行为不端，但他能够看到秦朝暴政的弊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顺应民心。这一点，项羽就做得不够好。
张良就是看到了刘邦身上这种“潜力”和“胸怀”。他觉得，刘邦虽然现在还不够成熟，但他有可塑性，他有纳谏的雅量，他能听进自己的建议，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不像项羽那样，一旦得势就忘乎所以，能够建立一个相对更开明、更包容的政权。
五、张良的“理想国”与刘邦的契合
张良的政治抱负，他读的《太阴十三篇》里的智慧，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能够长久稳定、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国家。他知道，光靠武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还需要人心。
刘邦恰好能够成为实现这个理想的载体。虽然刘邦本人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政治理想，但他有一个重要的特质：他愿意听取张良这样的智者的意见，并将其付诸实践。
可以说，张良看到了刘邦身上那种“聚拢人心、稳定天下”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项羽永远也达不到的。张良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是在对天下大势和各方人物进行冷静分析后，做出的最符合他自身政治追求的选择。
六、从“韩国遗民”到“汉朝丞相”的转变
张良最初的身份是韩国的遗民，他希望复兴韩国。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在那个时代，单独复兴一个小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融入一个更大的政治势力，并利用这个势力来影响天下。
刘邦的队伍，在早期虽然杂乱，但它开始吸引那些不满秦朝统治的人，包括一些有才能的人。张良加入刘邦，实际上也是一种战略上的转变。他不再是单纯的“复国者”，而是成为了一个“天下格局的塑造者”。他希望通过辅佐刘邦，来结束乱世，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秩序。
总结一下：
张良辅佐刘邦，不是因为刘邦有多么光鲜亮丽，而是因为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刘邦身上展现出了张良所看重的特质：他的胸怀、他的用人能力、他的灵活务实，以及最重要的——他愿意倾听和采纳张良的战略建议。 张良看到了刘邦身上的“潜力股”，并决定将自己毕生的政治智慧赌在这个人身上。这是一种基于对人性的洞察、对时代趋势的把握，以及对自身政治理想的追求的战略性选择。
他看到了刘邦身上的“王气”，这种王气并非出身高贵，而是来自于他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对他自身局限性的认知，以及他能将这些转化为实际政治行动的能力。所以，他选择了刘邦，并且用自己的智慧，帮助刘邦一步步走向了汉朝的建立，最终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
网友意见
我个人理解，原因只有一个字——缘分。
在众多汉代风云人物中，张良的身影最为潇洒飘逸。他年少时豪气冲天，敢于狙杀千古一帝——秦始皇。壮年之时辅佐刘邦，屡屡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暮年之时天下大定，他毅然放弃功名利禄，飘然隐去。即使一向目中无人的刘邦，对张良可真是无比尊敬，从来都只称其子房，而不是直呼其名。通览太史公《留侯世家》，仿佛张良身上带有仙气。
子房先生的仙气从何而来？刘邦为何对其无比尊重？我的回答是——从道家的智慧而来。纵观子房一生，其道家学者的气质扑面而来。他一生的终极追求乃是“道”，“大道”乃天下国家之道，“小道”乃个体自由精神之道。道存则隐，道废则现，这是子房先生的人生准则。在暴秦肆虐之际，子房以一身浩然道气挑战灾难乱源，诛邪卫道，拨乱反正；在楚汉纷争之时，子房以智慧之神的化身服务于刘邦，禁暴止乱，还华夏以太平。最终在天下归道之后，子房飘然离去，与鲲鹏为友，遨游天地。
子房出自韩国贵族，其父亲、祖父五世为韩国丞相。但是到了子房这一代，他的运气太差了，还没等到他仕宦为官，秦国已经把韩国给灭了。这一下，子房失去了继承父业的机会，也失去了显赫荣耀的地位。血气方刚的子房立即将自己心中的仇恨指向了秦帝国，将自己心中之道定义为灭秦复韩，于是子房便策划了惊天动地的博浪沙刺秦事件。
现在我们就通过博浪沙刺秦事件来认识一下年轻时代的子房。首先交代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记 留侯世家》
在笔者看来刺杀秦王的举动，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极大，收益极小的非明智之举，这是年轻子房的一次非理性的泄愤之举。理由如下：
第一，刺杀计划十分粗糙，情报工作未做到位，对刺杀难度估计不足。此时的子房满脑子复仇怒火，连最重要的情报，秦始皇具体在哪辆车上都没摸清楚，贸然下手。最后刺杀失败，自己开始了逃亡生涯。
第二，即便刺杀秦王成功，秦朝不会灭亡，韩国也不会复国。刺秦王之举成功，秦朝完全可以另立一帝，秦帝国的统治依然可以继续。反而会加深秦朝中央对山东六国故地的监视和控制，这与张良灭秦复韩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对刺杀行动的负面后果估计不足。不论刺杀成败，张良很有可能被抓处死，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换来一个无益于灭秦复韩的结 果。更何况刺杀失败后，秦王大怒，大索天下，张良的刺杀行动，间接的给当时山东百姓增加了痛苦。
博浪沙事件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即便是被后世称为谋圣的张良也有年轻冲动的时候。不过好在张良年轻，历史给了张良改正错误的机会。也许正是因为博浪沙刺秦失败，让张良开始认识到刺杀不符合“道”的要求，认识到敏捷的思维比铁锥更有杀伤力。也正是博浪沙事件之后张良便改变了自己勇过于谋的刺客形象，成为了一个奇谋迭出的谋圣。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接杆而起，举兵反秦。张良也在流亡的地方，聚集一百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起兵不久张良便遇到了来此攻城略地的刘邦，同为起义军，两股队伍合二为一。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两人却一见如故，张良的智慧征服了刘邦。但是此时的张良，还不能算是刘邦的属下。因为张良正在积极策划复韩大业，他成功地游说项梁，策立韩国公子韩成为韩王，张良也被任命为韩国的申徒，于是他第一次离开了刘邦。张良与新立的韩王一起带着一千多人的队伍，去攻打韩国的故地，但是由于实力太过弱小，往往保不住已经打下的城池，不得已只好在颍川附近打打游击。
灭秦复韩是此时张良心中的大道，认真分析起来看，这个道有两层含义。其一，灭秦是第一步，必须要把万恶的秦帝国消灭掉，为韩国复仇。此时应该团结一切反秦力量来彻底摧毁秦王朝。其二，消灭秦帝国所建立的帝国制度，恢复韩国，恢复以天子为中心，以诸侯为藩屏的封建邦联制度。张良为了实现此道必须与各路反秦力量联合，也必须忠于韩王，为韩王效忠。此时的张良，是韩王的臣子。
张良得知刘邦将西入关中时，毫不犹豫地将队伍拉到刘邦账下。在两家的合作之下，攻下韩国十多座城池。这样一来，复韩大业也算了有了点成果，于是刘邦将城池让给韩王留守，但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张良跟随其左右，韩王爽快答应。在张良的辅佐下，刘邦也迎来了人生事业上的第一次高潮。刘邦的队伍一路高歌猛进，智取宛城，攻破峣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兵临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此架势，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开城出降。刘邦也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头扎进了秦帝国奢靡的宫殿中，无法自拔，樊哙等人的劝谏丝毫不起作用。此时的张良起到了关键作用，又一次站了出来用其高超的话术征服了刘邦，帮助刘邦度过了自己内心的危机。
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 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刘邦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这一次是来的更为凶险。公元前206年，项羽摆下天下第一饭局——鸿门宴，邀请刘邦赴宴。刘邦面对此饭局连连说出“为将奈何？”。张良分析到，不去便只有死路一条，赴会也许能有生机，刘邦无奈只好应约前往。在这个极其凶险的饭局里，谋圣胆识过人、沉着应对、深谋远虑，成功的帮助刘邦化解危机。
也正是在这一年，张良又一次离家了刘邦。灭秦以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以霸主的身份将全国分成十八个王国，分封给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秦帝国与其帝国制度被一并摧毁，此时的中华大地又呈现出诸侯林立的局面。由于项羽的分封不公，诸侯们很快开始了混战，华夏大地短暂的安宁消失了。张良为了心中的复韩大业，又一次来到了韩王身边。
项羽并未让韩王回到韩国故地，而是将其留在身边软禁起来，没过多久韩王就被项羽杀害在彭城。这对张良而言是一次惊天巨变，张良也在开始思考他心中的复韩之道是否正确了。他在一个凄凉的深夜，深深地在思考心中之道：“暴秦已灭，项羽已分封天下，华夏诸国再现人间。可是这一切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猜忌、战火、杀戮、国破家亡，复韩有价值吗？秦帝国真的是万恶之源吗？我心中之道是否已拘泥于古道了？帝国之郡县制，真是无道之制吗？天地之大德曰生，我张良复韩之道，难道不是在背大德而杀生吗？”最终，张良在一个凄冷而星光璀璨的夜晚，突破了自己内心旧道之障碍。他毅然与恢复韩国、恢复分封之道决裂，将建立帝国之制、为下苍生谋太平纳为内心之新道。
心中之道完成升华之后的张良，连夜逃亡重新回到汉王身边。他的这次归来，带着恢弘的气势果断为汉王制定了灭楚的战略计划——下邑之谋。此谋略为刘邦打开了新局面，从此楚汉战争的形势被扭转，汉军逐渐掌握战争主动权。
公元前204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病急乱投医的刘邦，糊涂地接受了谋士郦食其分封天下之计。辛亏张良及时赶到，张良以“八不可”之谏，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战略错误。此时的张良，已经坚决地反对任何分封行为，他已经完成了内心之道的飞跃，即便日后劝汉王分封韩信、彭越等人，那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于乌江边。二月，汉高祖正式即帝位。张良深感大道既存，已可隐也。他主动地逐渐退出了汉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与皇帝保持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地联系。他成功地避开了刘邦剪灭诸侯王的残酷斗争，也成功地避开了帝王对他的猜忌。
通览太史公的《留侯世家》，我个人深感，留侯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优秀弟子。他人生的智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道家深邃的思想，留侯的人生轨迹也最符合道家的思想境界。
他年少时便存道于心。他因为心中有道所以无所畏惧，即便是剪灭六国的千古一帝，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可杀的罪人耳。
他壮年时问道于心。他以实时发展的外部世界为思考对象，来检验他内心之道是否与时俱进，最终他把握到了道的变化，完成了人生的飞跃。
他暮年之时人道合一。他放弃一切功、名、利、禄，进入庄子所讲的“无所恃”境界，去体验生命最纯真的快乐。
古往今来，有很多文章认为留侯最终远离朝堂只是为了明哲保身。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真是太肤浅了。留侯作为一个道家学者，必然明白无为而治的道理。在他看来汉帝国已建立，即道已存，道存则可无为，无为乃使万事万物自为，终至无不为。他对道的把握，早已洞察到无为而治的汉帝国必将迎来盛世。明哲保身，在留侯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行文到了最后，我想用几句道家的言语来评价留侯的一生：道存则隐，道废则现；君子，光而不耀！
留侯走了，留侯已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也许他和赤松子一起去寻找庄子了吧。无所恃地遨游于天地间，逍遥地与蝴蝶在梦中相见，与山河湖海化为一体，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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