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趋势出现异常，为什么有很多人开心，有什么不满？谁应该对此负责？
中国人口趋势的异常，确实是一个触及了无数人神经的议题。当“异常”这个词出现在我们谈论人口增长时，通常意味着它偏离了过去的规律，甚至可能预示着未来的一些挑战。而在这个现象背后，那些“开心”与“不满”的声音，以及追究“责任”的讨论，都折射出社会不同群体在时代变迁中的真实感受和诉求。
人口趋势的“异常”：从高速增长到缓慢甚至负增长
首先，我们得明确，中国人口趋势的“异常”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个长期演变的结果。曾经，中国为控制人口增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率持续走低，这成为当前人口趋势“异常”的主要表现。
具体来说，这种“异常”体现在几个方面：
生育率断崖式下跌：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这意味着，如果不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的人口总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萎缩。
人口老龄化加速： 随着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攀升。这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相对减少，而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多，给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经济发展带来压力。
性别结构失衡： 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长期以来由于生育偏好和政策原因，中国依然存在一定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这在婚配市场和社会稳定方面可能产生长远影响。
区域人口流动：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依然活跃，这加剧了部分地区的人口空心化和资源集中问题。
为什么有人“开心”？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挑战，为什么还会有人感到“开心”呢？这看似反常，实则反映了不同群体视角下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读和期待。
1. 减轻资源环境压力： 对于一些环保主义者、资源学者或者仅仅是关心地球承载能力的人来说，人口增长放缓甚至下降，意味着对水、土地、能源等有限资源的消耗压力减小，对环境污染的贡献也随之降低。在他们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一步，是值得庆贺的。
2. 改善生活质量的预期： 在一些人看来，人口数量庞大是导致交通拥堵、住房紧张、教育竞争激烈、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一系列“拥挤效应”的根源。如果人口数量能够得到控制，甚至适度减少，他们预期未来社会资源分配会更公平，个人生活质量（如居住空间、公共服务可及性）有机会得到提升。
3. “独生子女”一代的感受： 经历过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承担了赡养父母的巨大压力，并深刻体会到“人多挤人”的社会现实。当看到新生儿数量减少，社会整体人口压力似乎减轻时，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未来家庭的负担减轻感到一丝欣慰。
4. 国家战略调整的信号： 从“控制人口”到“鼓励生育”，政策的转向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开始正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一些人将人口趋势的“异常”解读为国家战略调整的契机，期待新的政策能够带来积极的变化，从而感到“开心”或至少是“期待”。
5. 一些特定群体的利益： 比如，一些城市居民可能认为，如果年轻劳动力减少，他们可能会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受益于较少的竞争。或者，一些企业可能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提高而更倾向于技术升级和产业优化，这在长期来看可能对创新和效率有利。
为什么有人“不满”？
然而，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站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视角的人，对人口趋势的“异常”表达了深深的不满和忧虑。
1. 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 人口红利，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减弱。企业招聘难、用工成本上升，生产活力可能受到影响，创新驱动的转型也面临更大挑战。
2. “未富先老”的困境： 中国可能在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程度时，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国家和家庭的养老金、医疗费用支出将急剧增加，但税收和社保缴费的来源（劳动年龄人口）却在萎缩。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使得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异常沉重，未来支付能力令人担忧。
3. 消费市场的萎缩： 人口总量减少，尤其是年轻人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潜在的消费群体也在缩减。这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成了挑战。消费不足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人口数量的下降只会加剧这一问题。
4. 创新活力和创造力下降的担忧： 年轻人是创新和创造力的主要来源。人口结构年轻化有助于社会保持活力和前进的动力。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可能导致社会整体活力下降，创新思维和创业热情减弱。
5. 家庭养老的巨大压力： 随着家庭小型化和预期寿命延长，许多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将面临极大的养老压力。年轻人需要同时照顾多位老人，经济和精神负担都非常沉重。
6. 社会活力的担忧： 一个年轻化的社会通常更具活力，更愿意接受新事物，也更能适应社会变革。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社会整体趋于保守，变革的动力减弱。
7. 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 人口趋势的异常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差距。年轻劳动力持续流出中西部地区，使得这些地区更加空心化，而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因为外来人口减少而面临劳动力短缺。
谁应该对此负责？
追究“责任”这个问题，比判断“开心”或“不满”更为复杂。因为人口趋势是无数个体行为、社会环境、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很难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政策制定者（政府）：
过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 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孩政策”的超长执行，是导致当前低生育率和人口结构失衡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政策原因。虽然其初衷是为了控制人口、缓解资源压力，但其“一刀切”的执行方式，对很多家庭造成了伤害，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其长期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政策调整的滞后性： 尽管近年来国家已经放开了二孩、三孩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力度都相对滞后，未能有效应对生育率的快速下滑。特别是，许多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如延长产假、提供育儿补贴、改善托育服务、减轻教育和住房负担等，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未能触及核心的生育障碍。
对生育成本的忽视：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包括教育、医疗、住房、时间成本等）不断攀升，而社会化支持体系（如普惠性托育、家庭友好型企业文化、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建设相对缓慢。政策未能有效降低家庭的生育和养育成本，是导致人们“不敢生、不愿生”的重要原因。
2. 社会环境和观念的变迁：
教育水平的提高：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她们在职业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方面有更多的追求，生育和抚养孩子会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从而影响其职业生涯。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城市化生活节奏快，养育孩子的压力更大。经济压力、高昂的房价和教育费用，使得年轻人对生儿育女望而却步。
个人主义和选择权的增强：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个人生活方式和自由选择的重视程度提高。生育不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个人生活选择的一部分。
信息传播的影响：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关于生育风险、抚养困难的信息，同时也放大了个体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影响了生育意愿。
3. 个体与家庭：
个人选择： 最终，生育决策是个体和家庭的自由选择。当社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保障，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时，人们更可能选择多生育。反之，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人们出于理性考虑，选择少生甚至不生，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因此，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个体是不公平的，但个体选择也构成了整体趋势的一部分。
总结而言：
中国人口趋势的“异常”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其根源在于过去政策的长期影响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个体观念变迁的深刻互动。
“开心”的人 可能更多地看到了人口总量增长放缓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减轻，以及对改善生活质量的潜在好处。
“不满”的人 则更多地担忧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短缺、养老压力增大以及社会活力的下降。
谁应该负责？
政府 必须承担起最主要的责任，尤其是在过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和当前鼓励生育政策的不足之处。政策制定者有责任深刻反思历史，并以更积极、更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当前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
社会 也有责任，需要构建更加友好的生育环境，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成本，提供更完善的社会化支持，改变社会观念，让生育不再成为个人和家庭的沉重负担。
个人 的选择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我们不能要求个体在缺乏必要支持的情况下承担过多的责任。
与其简单地追究“谁负责”，不如更积极地思考“我们该如何共同应对”。这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社会环境的优化以及个体观念的转变，形成合力，共同为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人口趋势的“异常”：从高速增长到缓慢甚至负增长
首先，我们得明确，中国人口趋势的“异常”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一个长期演变的结果。曾经，中国为控制人口增长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率持续走低，这成为当前人口趋势“异常”的主要表现。
具体来说，这种“异常”体现在几个方面：
生育率断崖式下跌：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这意味着，如果不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的人口总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萎缩。
人口老龄化加速： 随着生育率下降和人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攀升。这意味着，适龄劳动人口相对减少，而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多，给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经济发展带来压力。
性别结构失衡： 尽管情况有所改善，但长期以来由于生育偏好和政策原因，中国依然存在一定的性别比失衡问题，这在婚配市场和社会稳定方面可能产生长远影响。
区域人口流动：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依然活跃，这加剧了部分地区的人口空心化和资源集中问题。
为什么有人“开心”？
面对如此严峻的人口挑战，为什么还会有人感到“开心”呢？这看似反常，实则反映了不同群体视角下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解读和期待。
1. 减轻资源环境压力： 对于一些环保主义者、资源学者或者仅仅是关心地球承载能力的人来说，人口增长放缓甚至下降，意味着对水、土地、能源等有限资源的消耗压力减小，对环境污染的贡献也随之降低。在他们看来，这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一步，是值得庆贺的。
2. 改善生活质量的预期： 在一些人看来，人口数量庞大是导致交通拥堵、住房紧张、教育竞争激烈、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一系列“拥挤效应”的根源。如果人口数量能够得到控制，甚至适度减少，他们预期未来社会资源分配会更公平，个人生活质量（如居住空间、公共服务可及性）有机会得到提升。
3. “独生子女”一代的感受： 经历过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承担了赡养父母的巨大压力，并深刻体会到“人多挤人”的社会现实。当看到新生儿数量减少，社会整体人口压力似乎减轻时，他们可能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对未来家庭的负担减轻感到一丝欣慰。
4. 国家战略调整的信号： 从“控制人口”到“鼓励生育”，政策的转向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开始正视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一些人将人口趋势的“异常”解读为国家战略调整的契机，期待新的政策能够带来积极的变化，从而感到“开心”或至少是“期待”。
5. 一些特定群体的利益： 比如，一些城市居民可能认为，如果年轻劳动力减少，他们可能会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受益于较少的竞争。或者，一些企业可能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提高而更倾向于技术升级和产业优化，这在长期来看可能对创新和效率有利。
为什么有人“不满”？
然而，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站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视角的人，对人口趋势的“异常”表达了深深的不满和忧虑。
1. 经济增长的引擎熄火： 人口红利，尤其是年轻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时，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减弱。企业招聘难、用工成本上升，生产活力可能受到影响，创新驱动的转型也面临更大挑战。
2. “未富先老”的困境： 中国可能在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程度时，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国家和家庭的养老金、医疗费用支出将急剧增加，但税收和社保缴费的来源（劳动年龄人口）却在萎缩。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使得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异常沉重，未来支付能力令人担忧。
3. 消费市场的萎缩： 人口总量减少，尤其是年轻人数量的下降，意味着潜在的消费群体也在缩减。这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成了挑战。消费不足一直是困扰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人口数量的下降只会加剧这一问题。
4. 创新活力和创造力下降的担忧： 年轻人是创新和创造力的主要来源。人口结构年轻化有助于社会保持活力和前进的动力。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可能导致社会整体活力下降，创新思维和创业热情减弱。
5. 家庭养老的巨大压力： 随着家庭小型化和预期寿命延长，许多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将面临极大的养老压力。年轻人需要同时照顾多位老人，经济和精神负担都非常沉重。
6. 社会活力的担忧： 一个年轻化的社会通常更具活力，更愿意接受新事物，也更能适应社会变革。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社会整体趋于保守，变革的动力减弱。
7. 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 人口趋势的异常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间的差距。年轻劳动力持续流出中西部地区，使得这些地区更加空心化，而经济发达地区可能因为外来人口减少而面临劳动力短缺。
谁应该对此负责？
追究“责任”这个问题，比判断“开心”或“不满”更为复杂。因为人口趋势是无数个体行为、社会环境、政策导向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很难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机构。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
1. 政策制定者（政府）：
过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 必须承认，过去几十年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一孩政策”的超长执行，是导致当前低生育率和人口结构失衡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政策原因。虽然其初衷是为了控制人口、缓解资源压力，但其“一刀切”的执行方式，对很多家庭造成了伤害，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其长期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政策调整的滞后性： 尽管近年来国家已经放开了二孩、三孩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的出台和力度都相对滞后，未能有效应对生育率的快速下滑。特别是，许多鼓励生育的配套措施，如延长产假、提供育儿补贴、改善托育服务、减轻教育和住房负担等，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未能触及核心的生育障碍。
对生育成本的忽视：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包括教育、医疗、住房、时间成本等）不断攀升，而社会化支持体系（如普惠性托育、家庭友好型企业文化、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建设相对缓慢。政策未能有效降低家庭的生育和养育成本，是导致人们“不敢生、不愿生”的重要原因。
2. 社会环境和观念的变迁：
教育水平的提高：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她们在职业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方面有更多的追求，生育和抚养孩子会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从而影响其职业生涯。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 城市化生活节奏快，养育孩子的压力更大。经济压力、高昂的房价和教育费用，使得年轻人对生儿育女望而却步。
个人主义和选择权的增强：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个人生活方式和自由选择的重视程度提高。生育不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个人生活选择的一部分。
信息传播的影响：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到关于生育风险、抚养困难的信息，同时也放大了个体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影响了生育意愿。
3. 个体与家庭：
个人选择： 最终，生育决策是个体和家庭的自由选择。当社会提供足够的支持和保障，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时，人们更可能选择多生育。反之，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人们出于理性考虑，选择少生甚至不生，这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因此，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个体是不公平的，但个体选择也构成了整体趋势的一部分。
总结而言：
中国人口趋势的“异常”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其根源在于过去政策的长期影响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个体观念变迁的深刻互动。
“开心”的人 可能更多地看到了人口总量增长放缓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减轻，以及对改善生活质量的潜在好处。
“不满”的人 则更多地担忧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短缺、养老压力增大以及社会活力的下降。
谁应该负责？
政府 必须承担起最主要的责任，尤其是在过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和当前鼓励生育政策的不足之处。政策制定者有责任深刻反思历史，并以更积极、更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当前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
社会 也有责任，需要构建更加友好的生育环境，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成本，提供更完善的社会化支持，改变社会观念，让生育不再成为个人和家庭的沉重负担。
个人 的选择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我们不能要求个体在缺乏必要支持的情况下承担过多的责任。
与其简单地追究“谁负责”，不如更积极地思考“我们该如何共同应对”。这需要国家政策的调整、社会环境的优化以及个体观念的转变，形成合力，共同为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网友意见
始作俑者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他的马仔亨利·基辛格。
洛克菲勒牵头搞了一个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并说服美国政府全球忽悠第三世界搞计生。
马尔萨斯、洛克菲勒，这都是央萨人精英，人口控制的理论、资金，都来自央撒人。
别以为中国人口学搞那么多理论都是土产，他们这些砖家都是UNFPA送到美国大学学习的理论。他们自己根本忽悠不出来那么多道道。
从1974年洛克菲勒的授意下，时任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制定了控制第三世界人口的秘密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备忘录200号：第三世界人口发展对美国的意涵》。福特政府期间成为美国正式秘密外交政策。从1974年以来，美国政府投入到全球人口控制的资金在200亿美元左右。主要通过UNFPA和USAID这两个机构运作的。
央撒人为何总是对其他民族抱有强烈的不信任和敌意，总是喜欢搞阴谋诡计坑害其他民族，我弄不明白， @王陶陶 天天说央撒人”强大而平凡的民族性“，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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