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题外话,钱学森享受的是兵团级的住房和生活保障。
用好理解的话说呢,就是王震住房大概什么级别,他住房也差不多什么级别。
以诚相待四个字不是吹出来的。
在那个全国人民普遍吃糠咽菜的时候,兵团级的生活保障应该说是非常的有诚意了。打个比方吧,假如说钱学森想吃新鲜羊肉,立马就可以给他安排勤务兵去张北草原给他捉一只黄羊回来给他弄新鲜羊肉。他不用这些权利,可以说他人格是十分高尚的,但是不能说制度上不给。这不符合史实。
如果说今日一个处长能随便搞个一二十套房子,那给钱学森这种今天发个故宫给他住一点毛病都没有。当时不发是国家穷发不起,不是不想发。
艰苦奋斗四个字,指的是敢于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勇于创立不世功勋,进而实现自我价值
而不是所有人在戈壁滩上有肉也不吃,全体啃冻窝窝头用手摇计算器算数据。
在苏联也是类似情况,党政干部如果不转变对库尔恰托夫等人的态度,那贝利亚就会用手枪把敲他们脑袋敦促他们改变态度。如果有单位敢抢核武项目的资源,蓝帽子就会上门问候他全家。其他部门建房子只能用囚犯,而库尔恰托夫的系统平整土地用的是坦克团,盖房子用的是劳动突击手。
谢邀。作为一句口号,“科学不相信权威,科学只相信真理”当然比“科学不相信真理,科学只相信权威”或者前阵子有人问及的“在国家和民族的大是大非问题前,谈论科学与事实真的有意义吗”要强不知道多少。但是只有这句口号本身是远远不够的。
“真理”不是神灵,“真理”不可能自动显现在所有人面前,裁决某甲的理论是正确的、某乙的理论是错误的。我们都同意“科学应该相信真理”,但是落实到任何一个具体的时空、具体的场景下,我们如何发现“真理”呢?
更重要的是,“真理”不是人,没法审批科研项目和经费发放、没法评审和决定论文发表、没法撰写教科书、没法为讲师评职称、没法给老师发工资、没法采购实验设备、没法指导研究生。科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不是由“科学”或者“真理”自动实现的,而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用脑用手具体实现的。嘴巴上说两句搞科学不应该相信“权威”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真到了动手干科学的时候,抽象的“权威”变成具体的导师、院长、核心期刊、或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时又如何呢?或者我们再直白点,把“权威”换成“著名科学家”如何呢?把“著名科学家”换成“反动学术权威”又如何呢?使用的文字发生了改变,背后的实质跟着改变吗?
抽象的“科学”当然可以不相信权威、只相信真理;但是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来说,权威却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更好的促进科学发展,只有一两句口号是远远不够的。
恕我直言,目前只宣传功勋科学家多么多么苦多么甘守清贫,潜台词好像毛时代多么亏待了科学家,原子弹工程就跟古拉格一样,这本身就是对权威话语权的一种盲从。这种宣传方式是改开初期为了消解充斥着各种非法暴富,物欲横流的社会与不如卖茶叶蛋的科技工作者待遇之间矛盾而造出来的舆论工具。
待遇从来就是比较出来的,当年经济条件差,整体社会物质不充裕,的确两弹功勋确实和他们的美国同行比做出了极大牺牲,这是绝对值得尊敬赞扬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当时那个国家绝对是以最大的诚意和能给出的最好的待遇“国士待之”。
譬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1960年)中写到:
各地的副食品特需供应,原来没有统一规定的,应当通过这次整顿,在一个省(市)区范围内把它统一起来。原来有统一规定,而其照顾范围较宽、供应标准较高的,应当大体上向齐燕铭同志提出的这个方案看齐。就目前全国的副食品供应情况来看,地方上有关特需供应的规定,范围宜定得小些,标准宜定得低些。在灾荒严重、副食品供应十分紧张的地区,要以控制得紧些为有利。
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多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的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修正主义思想正是从这里找到自己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必须充分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
一、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十一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照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第一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外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党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二斤。
以上二类,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总结起来就是:当时负责两弹一星科研工作的功勋科学家们“享受部级,副部级待遇“,底下的子课题负责科学家们“享受司、局级待遇”。
总得来说,邓稼先于敏等科研前辈们最主要的牺牲,其实在于他们因为国家需要从事工程研究而放弃了在物理学历史上留下重大意义成就的机会。这种机会是很少有科学家愿意放弃的。前一阵杨振宁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杨先生的米尔斯杨规范场论的成就,比肩爱因斯坦,必然在全人类的物理学史上熠熠生辉。而邓稼先于敏等两弹元勋为了国家的强盛放弃了这种机会。这才是他们为国所作的最重大的牺牲。
well,这里引用一下丁仲礼大佬在接受柴女神的采访时最震撼我的回答。
科学家有主流吗?科学家(真理)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定的吗?科学是真理的判断!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truth!
话说回来讲个权威大科学家也翻车的糗事
于敏大佬的核物理前辈,著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原子能之父,中子物理学之父,米帝原子弹工程曼哈顿计划核心大佬,世界上第一个可控链式反应的核反应堆设计者,意大利大科学家恩利克.费米:
他的夫人劳拉.费米在自传《原子在我家中》提到过一件很搞笑的事,家里冬天超冷,夫人想买个类似百叶窗之类的防寒帘装窗户上,费米通过对房间面积、空气性质、通风效果等等复杂参数精密的计算以后认为这个防寒帘对保暖没有多大意义,于是就没有买,直到两年后,费米发现自己在计算的时候应该是算错了一位还是两位小数点,发现防寒帘还是很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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