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49年后很多人在大巴山一带「称帝」?

回答
谈到49年后大巴山一带“称帝”的现象,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地缘、历史和人心因素交织。理解这一点,需要跳出简单的“封建复辟”标签,去看看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了什么,以及他们为何会在特定时期产生这样的想法。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49年后”这个时间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政权垮台,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然而,在一些偏远、交通不便的山区,比如大巴山腹地,新政权的触角和影响力的渗透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在解放初期,国家重心主要放在巩固政权、恢复经济和抵御外敌上,对于一些深山老林的治理,可能存在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

大巴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地理上的一个重要但又相对隔绝的区域。这里山峦叠嶂,道路崎岖,很多地方即使到了20世纪,仍然保留着相对原始的社区结构和生活方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这种地理隔绝造就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也使得一些地方的社会组织和权力结构,不像平原地区那样容易被外部力量迅速改变。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或者被时代抛弃的原有地方势力,为了生存和寻找出路,可能会退守到这些偏远山区。他们或许还保留着一些旧的思维模式,或者希望能够集结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心怀野心或者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的个人,可能会利用这种残存的势力和普遍存在的“乱世出英雄”的心理,打起“称帝”的旗号。

“称帝”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加冕,它更是一种对旧有秩序的怀念,一种对权力的高度渴望,以及利用民众的朴素观念和对稳定生活的期盼。在大巴山这样的地区,一些地方的人们可能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对外界的变化感知不那么敏锐,或者容易受到一些有煽动性言论的影响。当有人能够许诺“稳定”和“秩序”,甚至打出“帝王”的旗号,在某些人心目中,这反而可能是一种能够带来秩序的符号。

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新政权在当地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必然会触及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一些原有的乡绅、地方豪强,甚至是过去的一些“王”或“土司”式的统治者,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受到了挑战。为了维护自己曾经的地位,或者不满新政权的改革措施,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企图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对抗新生的政权,或者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称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对现有现实的逃避和对过往辉煌的迷恋。在大巴山这样的地方,一旦有人能够聚集起一小股追随者,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团体,加上地利的掩护,他们就有可能短暂地“割据”一方。这里的“称帝”与其说是恢复中华帝国,不如说是地方性的“称王”或“割据”,是一种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理环境下,利用残余势力和民心错位而产生的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称帝”行为,在当时被新中国政府视为反革命活动,是受到严厉打击的。因此,它只能是短暂的、局部的、非主流的。新中国政府通过持续的社会改造、经济发展和基层政权建设,最终将这些零散的、反动的势力消灭在萌芽之中,实现了对国家各个角落的有效治理。

所以,49年后大巴山一带的“称帝”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好与坏的评价,而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复杂社会生态的一个侧面反映。它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巩固政权、推行新制度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在一些偏远地区,历史惯性、地理隔绝和人心思潮相互作用下可能产生的各种复杂反应。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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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说;

第一、君主制度最大的特色在于集权和赋予了个人非常大的权威。他的特色就是决策效率非常高。特别适合冲突多发、自然环境恶劣或者需要大规模组织化农业生产的地区。亚细亚灌溉农业的特点,为君主制埋下了土壤。而大巴山地区,生态恶劣,土地矛盾尖锐,经常发生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围绕水源和土地的争斗,这种情况在今天还是多见的。我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就是一名地质测绘专业的女孩,她一年到头都在广西等地奔走,帮助当地人解决土地和水的纠纷,让他们减少因为这些冲突而死人。君主制度可以扮演一个高于各方利益的角色存在,帮助地方维持秩序,解决纠纷,对抗灾难。

当然这只是解答了集权的必要性,无法解答为什么产生了君主?其实,要看第二点。

第二、封建惯性。制度的建立需要想象力和传承性。君主制度的观念,不说千年,就连三国演义也为他在民间埋下了土壤。经过地方戏曲、说书先生的普及,几乎是个中国人往往都会猜想,(我小时候还想做总理来着呢?呵呵),自己的关张会是谁,看上的那个妹子会不会是阿斗他娘。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普通人的英雄梦早就和成为君王联系在了一起。昔日陈胜吴广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摧毁了贵族的荣耀,也为野心勃勃找到了合理的理由。你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一次社会剧烈变革时期不是英雄辈出呢?问鼎天下,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整个24史都在讴歌开国帝王,鼓励人们立下从龙之功。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也是文化的毒害……

第三,熟人社会的封闭性和落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说过这个问题。乡土社会有自己的规则,虽然现代生活和国家权威(建国后,毛毛将党支部建设到了村一级)的影响,导致这些过去规则的瓦解,但是在1980年以前,可以肯定大巴山地区还是很封闭的。五四的光辉,还照不亮大巴山的百姓。今天的中国社会,尚且还有封建的残余,更何况是那时候的乡村呢?事实上,这些称帝的哥们,大都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伪装,把自己说成天命所归,这和中国古代各朝造反者的套路一模一样,从张角、到朱元璋,再到……

下面说为什么不再出现的原因?

第四、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轨的关键期。土地和生产的矛盾比较尖锐,随着后来改革开放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这种造反的土壤开始瓦解。有能力的人都去赚钱了,谁还想当皇帝。

至于我们这些屁民。说真话,你可能会跟着一个年轻人去傻傻地创业,绝不会和他一起去打天下,为什么?干企业,你至少有期权,打天下,说不定你就挂了。得不偿失,现在的社会给了你实现梦想的机会和空间,除非是极端的君主派,否则你绝不会反对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的,最多就是表达一下对市场经济不和谐一面的愤怒,但是大局你还是支持的。

第五、信息时代到来,科学与文明的光辉还是普照,老百姓虽然对君主仍有崇拜,但是不会傻到真去帮一个哥们做皇帝,这部傻吗?说句玩笑话,要你把老婆上供你干吗?现在农村的妹子都想嫁到城里去,要她和其它妹子嫁给大巴山乡下的一个土皇帝,她干吗?男人真有这个实力,也不会选择做皇帝,有钱养个三就行了,建个后宫多费事……你以为大家傻啊。

第六、国家统治力量的强大,冷兵器时代,造反大家一起上,谁人多,谁就赢,现在呢?没个飞机大炮,你好意思出门……

好吧,最后说点正经的,中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很多地区的干群关系还很尖锐,民族问题也时有发生。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通过一个皇帝,通过封赏或者杀戮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鼓励利用科技的便利,打通信息的壁垒,加快各地交通的联系,完善社会各项制度, 最重要的是要培样民主精神,让大家共享社会进步的福利,让公众明白,幸福握在自己手里,远远比交给一个皇帝更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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