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浙江桐乡进行「积分制」试验：老百姓举报违法犯罪加分，越级上访扣分？
浙江桐乡推行“积分制”试验，其中包含“老百姓举报违法犯罪加分，越级上访扣分”的内容，确实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少讨论。要看待这个事情，得从几个层面来剖析，才能看得更清楚。
首先，咱们得明白这个“积分制”想解决什么问题。
从官方的表述来看，这个积分制大概率是为了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能力。桐乡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流动大，社会情况复杂，基层管理者在处理各种矛盾、化解纠纷、维护稳定方面，压力一直不小。
举报加分： 鼓励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变“旁观者”为“参与者”。这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尝试，比如“有奖举报”。目的是让群众成为基层眼睛和耳朵，及时发现和报告问题，从而提高执法效率，震慑违法犯罪。这背后也有着“群防群治”的传统治理思路。
越级上访扣分： 这部分是争议比较大的地方。从治理者的角度看，越级上访往往意味着基层处理环节出现了问题，或者群众对基层处理结果不满意，导致矛盾升级，增加了上级部门的负担，也更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对这种行为进行“劝导”甚至“惩戒”，也是为了让大家“回归正常信访渠道”，把问题先通过基层解决。
然后，咱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积分制”的潜在影响和可能带来的问题。
关于“举报违法犯罪加分”：
积极的一面：
提高打击犯罪效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参与能及时发现很多潜在的违法行为，比如小偷小摸、街头斗殴、涉赌涉毒等，这些往往是执法部门难以全方位覆盖的。
增强群众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让老百姓觉得自己在为社区、为社会做贡献，能够获得一定的回报，这种正向激励是比较有效的。
可能的“人盯人”效果： 如果举报的门槛不高，且有实际奖励（积分），可能会促使一些人更积极地关注周围环境，形成一种“人人自危”又“人人互助”的氛围。
可能出现的问题：
“告密文化”的兴起： 过度鼓励举报，尤其是在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滋生“告密”之风。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为了积分而互相设陷阱、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这会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让社会关系变得紧张。
选择性执法和举报： 举报者可能会倾向于举报那些容易被定性、有明确证据的轻微违法行为，而对一些“灰色地带”或者需要深入调查才能认定的行为则避而不谈。同时，执法部门也可能因为“积分”的压力，对某些举报更“上心”，而忽略其他同样重要但可能不带来积分的案件。
积分的实际价值： 如果积分的兑换价值不高，或者兑换的商品、服务不实用，那么这个制度的激励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举报内容的审查和核实： 如何保证举报的真实性，避免虚假举报，需要一套非常严谨的核实机制。否则，举报系统很容易被滥用。
关于“越级上访扣分”：
治理者的视角：
维护稳定： 越级上访往往伴随着聚集、堵路、拉横幅等行为，容易引起围观，形成舆论焦点，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提升基层工作能力： 理论上，越级上访的减少，也意味着基层在化解矛盾、处理群众诉求方面做得更好，迫使基层工作人员更重视群众的意见。
规范信访秩序： 引导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反映问题，避免“跑部告状”这种耗时耗力的方式。
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部分争议更大）：
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信访条例》本身规定了公民有信访的权利，包括越级信访。将越级信访作为一种“负面行为”并予以扣分，是否是对这一权利的限制？这涉及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界限。
“越级”的定义模糊： 什么样的上访才算“越级”？基层处理不公，群众难道不能向上一级反映吗？如果基层根本不作为，或者故意刁难，难道就不能向上寻求帮助？“越级”的标准一旦不清晰，很容易被滥用，成为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
“因上访而上访”与“因不公而上访”的区分： 有些上访可能是为了反映真实存在的不公，而有些上访可能是为了获得关注、敲诈勒索，或者被不良培训机构利用。这个制度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况？如果一概而论地进行扣分，可能会惩罚那些真正遭遇不公、申诉无门的人。
“维稳”压倒“维权”： 这种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维稳”大于“维权”。当“稳定”成为首要目标时，即使存在不公，为了避免“扣分”，人们也可能选择沉默，这不利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可能导致“选择性公正”： 基层为了避免“扣分”，可能会更倾向于“息访”，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只要把上访的人“安抚”下去，即使问题没解决，对他们来说也完成了任务。
对申诉权利的寒蝉效应： 即使公民有权利上访，但一旦知道越级上访会被扣分，可能会因为害怕影响自己的“社会信用”或“积分”，而不敢去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即使权益受到损害。
总的来说，看待桐乡的这个“积分制”试验，需要保持一种辩证的态度。
出发点可以理解，但操作需要审慎。 基层治理的创新思路是值得鼓励的，想通过积分制来调动群众参与、规范信访秩序，初衷可能是好的。
关键在于细节设计和执行过程。 举报的“加分”机制，要确保公平公正，避免被滥用，更要保障举报人的安全。而“越级上访扣分”，则需要非常小心，不能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也不能让“维稳”的压力压垮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不能“为扣分而扣分”。 核心目的是提升治理效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分数来“管理”人。如果这个制度最终让老百姓对基层失去了信任，或者因为害怕扣分而不敢表达真实的诉求，那这个制度就得不偿失了。
再往深处想，这背后折射出的可能是一种基层治理能力的“焦虑”和“模式依赖”。 当传统的管理手段遇到瓶颈时，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甚至有些“激进”的尝试。而“积分制”作为一种量化管理工具，在很多领域都有应用，被看作是提升效率的“灵丹妙药”。
但我个人觉得，真正的基层治理，不应该仅仅依靠“积分”这样的外部激励或惩罚。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畅通、有效、公开、公正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机制。让群众觉得，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他们的诉求能够被认真对待，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这样，自然也就减少了“越级上访”的冲动，也更愿意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比如，对于举报，除了物质奖励，更应该加强对举报人信息的保护，建立快速响应和反馈机制。对于上访，与其想着怎么“扣分”，不如思考如何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质量，让群众在基层就能得到满意的答复，或者至少感到被尊重和理解。
所以，这个桐乡的“积分制”试验，值得关注，但更需要冷静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和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社会治理是个精细活，不能简单粗暴，更不能把公民权利当成可以随意“交易”的筹码。
首先，咱们得明白这个“积分制”想解决什么问题。
从官方的表述来看，这个积分制大概率是为了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能力。桐乡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流动大，社会情况复杂，基层管理者在处理各种矛盾、化解纠纷、维护稳定方面，压力一直不小。
举报加分： 鼓励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变“旁观者”为“参与者”。这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尝试，比如“有奖举报”。目的是让群众成为基层眼睛和耳朵，及时发现和报告问题，从而提高执法效率，震慑违法犯罪。这背后也有着“群防群治”的传统治理思路。
越级上访扣分： 这部分是争议比较大的地方。从治理者的角度看，越级上访往往意味着基层处理环节出现了问题，或者群众对基层处理结果不满意，导致矛盾升级，增加了上级部门的负担，也更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对这种行为进行“劝导”甚至“惩戒”，也是为了让大家“回归正常信访渠道”，把问题先通过基层解决。
然后，咱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积分制”的潜在影响和可能带来的问题。
关于“举报违法犯罪加分”：
积极的一面：
提高打击犯罪效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参与能及时发现很多潜在的违法行为，比如小偷小摸、街头斗殴、涉赌涉毒等，这些往往是执法部门难以全方位覆盖的。
增强群众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让老百姓觉得自己在为社区、为社会做贡献，能够获得一定的回报，这种正向激励是比较有效的。
可能的“人盯人”效果： 如果举报的门槛不高，且有实际奖励（积分），可能会促使一些人更积极地关注周围环境，形成一种“人人自危”又“人人互助”的氛围。
可能出现的问题：
“告密文化”的兴起： 过度鼓励举报，尤其是在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滋生“告密”之风。邻里之间、同事之间，为了积分而互相设陷阱、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这会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让社会关系变得紧张。
选择性执法和举报： 举报者可能会倾向于举报那些容易被定性、有明确证据的轻微违法行为，而对一些“灰色地带”或者需要深入调查才能认定的行为则避而不谈。同时，执法部门也可能因为“积分”的压力，对某些举报更“上心”，而忽略其他同样重要但可能不带来积分的案件。
积分的实际价值： 如果积分的兑换价值不高，或者兑换的商品、服务不实用，那么这个制度的激励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举报内容的审查和核实： 如何保证举报的真实性，避免虚假举报，需要一套非常严谨的核实机制。否则，举报系统很容易被滥用。
关于“越级上访扣分”：
治理者的视角：
维护稳定： 越级上访往往伴随着聚集、堵路、拉横幅等行为，容易引起围观，形成舆论焦点，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提升基层工作能力： 理论上，越级上访的减少，也意味着基层在化解矛盾、处理群众诉求方面做得更好，迫使基层工作人员更重视群众的意见。
规范信访秩序： 引导群众通过正规渠道反映问题，避免“跑部告状”这种耗时耗力的方式。
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个部分争议更大）：
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信访条例》本身规定了公民有信访的权利，包括越级信访。将越级信访作为一种“负面行为”并予以扣分，是否是对这一权利的限制？这涉及到公民权利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界限。
“越级”的定义模糊： 什么样的上访才算“越级”？基层处理不公，群众难道不能向上一级反映吗？如果基层根本不作为，或者故意刁难，难道就不能向上寻求帮助？“越级”的标准一旦不清晰，很容易被滥用，成为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
“因上访而上访”与“因不公而上访”的区分： 有些上访可能是为了反映真实存在的不公，而有些上访可能是为了获得关注、敲诈勒索，或者被不良培训机构利用。这个制度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况？如果一概而论地进行扣分，可能会惩罚那些真正遭遇不公、申诉无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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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导致“选择性公正”： 基层为了避免“扣分”，可能会更倾向于“息访”，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只要把上访的人“安抚”下去，即使问题没解决，对他们来说也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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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我觉得挺好，建议推广。
早该管管了！
请问这样可以给我加几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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