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章《当公务员救不了日本，失望的东京大学毕业生正在抛下中央政府》？
这不仅仅是一篇关于就业选择的文章，它触及了更深层次的社会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解读：
一、公务员光环的褪色：从“金饭碗”到“铁饭碗”的幻灭
曾经的吸引力： 长久以来，在日本社会，特别是对于像东京大学这样的顶尖学府毕业生而言，进入中央政府部门工作是“王道”的选择。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家事业的热情，更多的是因为公务员职业代表着稳定、体面、高社会地位，以及相对优渥的福利和退休保障。它被视为一条通往社会上层的“捷径”，是“金饭碗”。
现实的挑战与失望： 文章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光环的褪色。为什么会失望？原因可以有很多方面：
改革的滞后与效率低下： 日本政府部门长期以来被诟病效率不高、官僚主义严重。尽管有各种改革的呼声，但实际进展缓慢。对于追求效率和创新精神的东大毕业生来说，在这样僵化的体制内工作，可能会感到束手无策，甚至被体制所同化。
工作内容的挑战性与成就感不足： 很多中央政府部门的工作可能更多的是事务性的，而非能够直接看到成果、产生深远影响的工作。对于有抱负、希望做出实际贡献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工作内容可能无法满足他们的成就感需求。
薪酬与晋升的“天花板”： 尽管公务员福利稳定，但与私营部门，特别是新兴的科技、金融等行业相比，其薪酬增长和职业晋升的空间可能显得有限。在经济低迷、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单纯的稳定可能不足以吸引那些渴望高回报和快速发展的年轻人。
社会形象的负面观感： 近年来，日本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政府部门不当行为、信息公开不透明等负面新闻，这也会影响年轻一代对公务员职业的整体观感。
二、东京大学毕业生视野的拓宽与价值取向的转变
精英群体的风向标： 东京大学毕业生在日本社会一直扮演着“风向标”的角色。他们的就业选择往往能反映出社会思潮和职业价值的变迁。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稳定”，而是开始追求更广泛的可能性。
全球化与多元化视野：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日本的年轻一代接触的信息更加广泛，他们看到了世界各地成功的企业和职业模式。私营部门，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提供创新平台和挑战性工作的企业，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大增。
追求个人价值实现： 年轻一代更加注重工作的意义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可能更愿意投身于那些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新价值、或者能够让他们发挥专业特长的领域，而不是仅仅为了体制内的稳定而牺牲个人兴趣和发展。
风险承受能力的提升： 尽管日本社会整体上仍偏向保守，但年轻一代在一定程度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所提升。他们可能愿意尝试创业、加入初创企业，或者选择那些虽然有挑战但回报也可能更高的职业道路。
三、文章背后折射出的日本社会深层问题
经济增长的困境： 公务员队伍的吸引力下降，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现实。当私营部门也面临增长瓶颈时，公务员的“稳定”优势就会被放大。但如果私营部门重新焕发生机，特别是新兴产业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机会，那么公务员的吸引力自然会下降。
人才流失与国家竞争力： 东京大学毕业生的“抛下中央政府”，意味着日本最优秀的一批人才可能无法充分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这对于日本政府的改革能力、政策执行能力以及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来说，无疑是一个警示信号。如果顶尖人才都选择避开政府部门，那么政府部门的创新和活力将受到影响。
社会结构与代际差异： 这篇文章也暗示了代际之间的价值取向差异。老一辈可能更看重稳定和资历，而年轻一代则更注重个人价值、工作意义和职业发展。这种代际差异如何弥合，是社会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审视： 毕业生们选择离开，可能也意味着他们对中央政府职能的某些方面持保留态度。他们可能认为，依靠中央政府来“救”日本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或者他们希望在其他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而言之，这篇文章揭示的现象并非孤立的就业选择问题，而是日本社会转型期中一个重要的缩影。 它预示着传统的职业价值观正在受到挑战，而更开放、更具活力的私营部门和创新领域正吸引着新一代的精英人才。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如何重塑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提升政府的效率和创新能力，使其能够真正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是其面临的严峻课题。而对于日本社会而言，如何理解和适应这种人才流动的趋势，找到新的增长点和发展动力，同样至关重要。
网友意见
现在公务员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的公务员，铁饭碗，进了政府官厅，你能力优秀，一路往上走，最高做到次官，你就是日本实际的统治者。政治家几年一换，也啥都不懂，负责争取预算就行了，这钱怎么花都是官僚们说了算。《官僚的夏天》的主人公原型，佐橋滋，通产省次官，训斥通产省大臣三木武夫就和训儿子一样，三木武夫屁都不敢放一个。就算当不了次官，看升不上去了辞职，还有天下り，可以去个大公司当顾问，取缔役啥的，帮企业拿政府单子，收入一点都不少。你当社畜拼死拼活30年也就是部长级，公务员30年退下来进公司还比你工资高，这不比你在公司上班强多了。
国会前有次官会议，决定了什么案件能送交国会审议，也就是说如果官僚们不想这个法案通过都不会让法案上国会讨论。那时候说日本官僚一手遮天并不过分。官僚和政治家是合作关系，政治家负责扩张势力拿预算，官僚们办实事给自己退休谋福利。况且日本官僚一干一辈子，人事权独立。政治家最多干4年。所以才有日本谁当首相都无所谓的话。
但是呢，事情在2009年发生了变化，民主党上台了。
民主党之前就认为官僚权力过大是现在日本最大问题，官僚应该听内阁指示行动才对，废除了次官会议，打击天下り，准备把官僚训成听话的狗，官僚系统的好日子到头了。当然官僚系统开始反击，各种情报的泄露和不合作，3年时间终于让民主党耗尽民意，自民党再次上台。虽然民主党声败名裂，官僚系统也元气大伤。
这时候自民党安倍，突然发现民主党送给自己一份大礼，自己手中权力大了，次官会议没有了自己随意审核法案，天下り也被法律禁止了，2014年成立内阁人事局，把高级官僚的任命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下官僚只能当狗了。以前官僚是独立人事权，就算官僚顶撞政治家也无所谓，现在直接让你滚蛋到乡下地方过一辈子去。所以才有“忖度”这个词的出现，因为官僚要揣摩政治家的意思办事，让政治家喜欢你才能升迁。
那啥也不懂的政治家就会突发奇想，比如因为疫情休校了让官僚们想个育儿支援计划。经济支援政策发个和牛劵之类的，原本优秀的官僚现在要对于无能的政治家各种拍脑袋想出来的政策，还必须讨论和执行。还必须让政治家们高兴，否则无法升迁，这对东大法学部毕业生来说类似于侮辱。
其次，就是公务员的工作状况，这点我以前写过。
日本公务员加班情况非常严重，2015年总务省调查，国家公务员平均一年加班235小时，而在霞之关的本厅公务员加班是366小时！地方公务员加班158小时，日本的一般社畜加班时间只有154小时。日本的公务员有8%是超过过劳死标准在工作。
这还是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好歹是有一定全力的，要是说国公立中小学教员这种公务员，一开始国家预算就定死了工资，你额外加班多少小时都没钱拿。
最后一点，公务员现在也不是铁饭碗了。2004年邮政民营化把26w原本是公务员的职工一下变成了会社员，然后裁员1w多人，一般公司都不敢这么裁员。精减职位把一些不太重要职位的员工拉去卖保险，卖纪念邮票等等，邮局是特殊行业，被裁员了还能干啥？
然后再国立大学法人化，把原本大学的教职员工公务员变成一般职员，如果有一天大学也开始裁员这些原本是公务员的饭碗保得住么？
所以，现在的公务员一不能报效国家要当政治家的狗，二不轻松天天加班累死，三还有可能被裁员的危险，那作为东大毕业生为啥还要去趟这浑水，去个大企业好好就职不香么？
前两天的新闻，两个庆应毕业生进产经省的公务员，做了几个空头公司诈取国家给企业的疫情给付金550w日元被逮捕。这要是在20年前，不会有傻子放弃产经省官僚的前途干这事。
题目里的“当公务员救不了日本”其实就是日本经济从泡沫到如今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讲：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经历长期的经济停滞，老龄化少子化后，开始明白日本的体制并没有曾经所宣称的那样有优越性，能够包治百病。对日本体制的态度，自然会影响东京大学毕业的年轻精英对公务员这个职业的好恶。
战后日本政府的官僚体系拥有近乎无限大的权力，比如同政府官员在俱乐部交际的工厂总经理如果惹怒日本经产省的中层官员，可能这家工厂从此之后再也拿不到银行贷款，如果这位总经理敢在媒体上曝光自己因酒后戏言而惹怒日本官僚最终对工厂造成影响，那可能检察官马上就会出现在这家工厂，报道这个丑闻的媒体也会被政府找个机会指导。反之如果社长们与政府官僚维持好关系，那工厂业务即便不景气也可能以扶持先端制造业的名义拿到政府补贴。民选的国会议员(如首相及各部大臣)为使自己的政策能够顺畅执行，也经常会与官僚体系达成平衡，而非上下级那样的命令。
故日本的政治体制与其他欧美主流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比起美国，日本的体制更像苏联，属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异类。这源于日本战后为集中力量加速重建而搞"统制经济"，强调政府高度干预，再加上东方中央集权官本位思想，因此给政府官僚极大权力。比如现在央行常用的"窗口指导"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为保证重点倾斜部门的资金需要，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而发明。
日本战败后，在日本官僚的统治下，经济迅速崛起，先是1960年代经济总量超越德国，再是1980年代人均GDP超越美国，成为主流发达国家中人均GDP总量最高的国家。上世纪1980年代末，可以说除航空航天军工等少数行业外，日本在汽车，电气，造船，纺织，材料，机床，家电，半导体，钢铁，计算机甚至音乐电影游戏等大部分产业均在全世界取得了质量和数量的双头部地位。比如1980年代末世界半导体20强里日本占15家，日本股市总市值几乎等于纽约加伦敦，全球最大的10家公司日本占一大半。
当年日本经济的长期繁荣下，1970-90年代初没有什么人敢质疑日本制度的优越性。那时的日本民众环顾一下世界，看到美国西欧处于越战和石油危机之后的滞涨，苏联处于崩溃边缘，自然也会对日本现状充满信心。因此在那时的闲谈中有人提出日本的政策问题，自然会有一大堆人质问这个人还能比东大毕业的那些精英更聪明(即海量专精比你我懂)？日本政府对自己的体制充满信心不说，就连欧美国家都有大量的学者开始推崇日本模式，比如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就写过《日本第一》，其中第四章就充满对日本官僚体制的赞美。而中国也曾在1988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赴日本考察团出版过《日本模式的启示》作为高参书籍。
从上面就可以看出，自1960到1990年代，日本民众对日本的官僚体制是非常信任和推崇的。那时候东京大学毕业生热衷考公务员，必然有对成功者追随，想加入精英团体，见贤思齐的感情在里面。但事实上那个时代的日本年轻人对公务员这个职业并不能说非常热衷，反而是史上人气最低。因为经济高速发展，去企业就业反而可能有更大发展，只能说当时的公务员是非常有正能量的职业，这部分会在后面提到。
后来日本经济泡沫破裂，20多年经济零增长使日本民众才逐渐意识到，日本模式不是万能的。战后日本经济长达几十年的高速成长，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拥有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日本人比欧美人付出更多劳动时间，日本处于美苏争霸的极佳国际环境有关，儒家文化让日本人便于管理。官僚体制及其所吹嘘的日本模式所带来的效率只是日本经济崛起的因素之一。当日本把人口红利挥霍一空，变为人口负利进入少子化老龄化时代后，曾经高高在上的日本官僚再怎么也拉不起经济和生育率，这时的日本民众对政府及其发展模式的看法自然会发生转变，而拥有更多人口红利，不被日本人瞧上眼的韩国眼看就要追上日本后又马上停滞也就更加证明这一点，官僚们不过是坐在人口红利和国际环境的风口上。
如今东京大学毕业的精英年轻人们看到日本长期停滞不前，自然不会再像他们的学长学姐那样以崇拜成功者的眼光看待日本官僚体系，而少子化老龄化也导致大量高龄官僚尸位素餐，堵塞年轻人的上升通道。这时日本年轻人对日本模式的看法也自然会从上世纪的日本官僚体系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带来效率逐渐转变为日本官僚体系僵化，自私自利，决策失灵，过分干预市场，阻挠改革，一直以来与各种利益集团纠缠不清的问题也随着经济衰退而被摆上台面。年轻人开始反对日本官僚体制，这便是"当公务员救不了日本"。
但事实上，日本民众及日本年轻人对日本官僚体系的失望也只能是东京大学报考国家公务员的热度下降的部分原因，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关联。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及2014年以来，日本年轻人国家公务员的报录比都处于相对低位；而在1993-2005年，国家公务员综合职的报录比则处于相对高位，公立学校教师考试的报录比也呈现同样趋势。熟悉日本历史的朋友都知道，1993-2005年这12年间叫「就職氷河期」(就业冰河期)，也就是大学生的就业困难期。
因此，比起什么日本官僚体系在民众心目中的评价，日本就业市场的好坏才是影响国家公务员及公立学校教师招考热度的直接因素。这里有NHK统计的有效求人倍率推移，即招聘岗位数除以找工作的人数，再与日本国家公务员及公立学校教师求人倍率相比，可以清楚地得到社会就业形势越好，公务员和教师的竞争就越小，反之就业形势越差，公务员和教师招考竞争就越大。
近年来日本国家公务员考试热度下降，最直接的因素还是就业形势逐年向好。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全社会开始反思日本模式的问题，进而导致劳动环境的改善，官僚体系的改革，公务员打破铁饭碗引入竞争，公务员的超高待遇被限制。
我们都知道，竞争可以带来效率，铁饭碗可以带来稳定。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一方面企业面临巨大压力而不得已，一方面全社会反思铁饭碗的问题，不少大公司的员工也丢掉工作，日本的终身雇佣体系就被这样逐渐瓦解，许多日本人需要开始面对裁员。虽然经济停滞，但正式公务员却还可以终身雇佣，不犯大错就能稳定到老，日语叫「一生安泰」，不仅稳定还能高薪。泡沫经济导致许多企业砍掉退休年金，而公务员退休后则照旧拿大笔退职金，高官还可以旋转门，退休去企业拿高薪把人脉变现。因此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家公务员的考试热度马上高涨。
可把经济搞成这样，按理说官僚体系应该负责，但公务员的待遇和编制却一切照旧，甚至待遇还在逐年增加，更有日本官僚喊出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影响日本经济效率，应该学习欧美搞「末位淘汰」才能走出经济不景气，这自然惹怒大批失业或就业困难的日本民众。日本民选政客也觉得经济不景气就会被老百姓用选票教训，当国会议员也得面临党内党外竞争，当选后还得看官僚体系的脸色，而公务员一旦考上就能免于竞争，这不是官僚体系自己搞共产主义保持稳定，而让老百姓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残酷竞争吗？
在民众普遍对官僚体制不满的民意基础上，日本民主党提出「脱官僚政治」，要求打破官僚主导，限制官僚权力，并于2009年通过选举成功击败自民党取得政权。在民主党政权下，自民党，官僚(公务员)，企业三者勾结的铁三角被打破(政・官・財の鉄の三角形)，官僚们的权力得到限制，政府主导权开始归于民选官员。
长期以来，日本公务员的待遇明显高于民间企业，大量民众认为会造成职业不平等。于是在2015年，从官僚手中拿到主导权的日本內閣会议决定把国家公务员退休年金降低大概400万日元，降低官民不平等，并下调高龄公务员提前退休标准，鼓励高龄公务员主动退休以提高效率节省经费。
此前，日本民众热衷报考公务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加班严重，而公务员相对轻松。2015年日本电通东大女过劳死事件引起日本社会震动，要求日本企业消除“军队风气”和“狼性文化”成为社会共识。政府看到民意开始严格执行劳动法，企业的劳动环境有所改善。
在限制官僚权力，削减官僚体系开支后，正式公务员的数量也开始下降，这导致官僚体系的每人工作量开始提升，官僚体系也逐渐尝到日本民众早已习惯的加班过劳。而日本政府通过扩大非正式公务员(聘用制公务员)数量又为官僚体系带来竞争，这无疑降低了官僚体系的诱惑力。
近几年在日本大型企业开始改革终身雇用制，鼓励跳槽后，以稳定著称的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优势开始减小。而中小企业的岗位缺口非常多，甚至2019年300人不满的小企业每9个岗位只有1个人应聘，这无疑给社会提供了足够多的托底职业。把兴趣而非稳定看作选择职业第一要素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选择创业，失败了大不了就去打工的东大毕业生也越来越多。如果大家都不能保证自己能够稳定地过一生，那不稳定又有什么可怕的呢。谁都知道竞争带来效率，物竞天择是生物本能，可公务员们就能一生安泰，而打工人们则得一生悬命，这就非常恶心。
当公务员的铁饭碗被打破，公务员开始降薪，公务员也开始加班过劳，公务员有权力制约，再加上企业劳动环境开始改善，社会就业形势开始好转，创业的后顾之忧减少，官僚体系对日本年轻人的吸引力自然会减弱。
事实上，自明治维新以来自明治维新建立起现代化政府和大学后，日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从来都很热衷于考公务员。即便到2021年，东京大学选择国家公务员的作为职业的毕业生人数创1998年以来最低，那东京大学不还是考上国家公务员最多的学校，考公也还是4倍竞争，因为再怎么改公务员都是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号称「脱官僚」的日本民主党执政没几年还是下台，最终让喜欢勾结官僚的自民党重新上台。只能说日本年轻人考公务员有时很热，有时较热，而从来还没有不热。
每个时代东大毕业生选择考公的理由都不完全相同。明治维新到日本战败这几十年里，大学生的数量极少。那个时代的东京大学毕业生热衷于考公务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治维新最核心是政治体制改革，学习西方制度，因此进入政府参与改革是一份新潮且拥有使命感的工作。而当时的公务员也仅指数量极少的官员，成为公务员不仅能有革新国家的成就感，还能享受非常优厚的待遇，并在战争中享受兵役延期。
日本刚刚战败时，国内一片废墟，这时的东大毕业生热衷考公务员，也是只有公务员能吃上饭。而在日本战后经济重建中，官僚容易带来掌握权力的快感和稳定的生活。近年的官僚开始走下神坛，可这就如同天皇虽然由神变成人，但他还是人上人。
最后一定有人要问，东京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的热度降低会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不知大家看到日本官僚体系地位下降的第一步是政党通过选举更替了没有。反正我不赞成引入政党竞争，我认为日本那些民选政客就是哗众取宠耍耍嘴皮子，绝对比不过层层筛选，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刷满各级管理经验的中国官员。日本官僚体系虽然有诸多问题，但日本把公权力由官僚体系过渡给民选政客，那是急病乱投医。
其实是当日本公务员救不了自己（挣得不够），所以失望的东大学生才不想进中央政府。
就像知乎劝退生化环材工匠难道是因为工匠不能救国？是天坑虽然能救国但是救不了自己。
当红利和享受红利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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