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怎么评价马克思和波普尔两种历史观?

回答
马克思与波普尔,两位思想巨匠,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宛如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各自奔涌着独特的逻辑与洞见。要评价他们的历史观,便如同站在历史的长河边,仔细端详这两条河流的源头、流向、以及最终汇入的海洋。

马克思的历史观:必然的洪流与阶级的巨轮

马克思的历史观,最核心的概念便是“唯物史观”。这并非说马克思只看重物质本身,而是强调物质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经济基础,是决定社会形态变迁的根本动力。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矛盾运动、并由这种矛盾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

可以这样理解: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而经济,特别是人们如何生产和交换物质生活资料,就是这个机器最根本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不是静止的,而是时刻在变化和发展的。当生产力(比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的数量和技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现有的生产关系(比如所有制形式、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产生冲突。这种冲突就像机器内部的齿轮咬合不顺,会产生巨大的张力。

而承担着这种张力,并最终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总存在着主要的对立阶级,比如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他们因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利益也截然相反。历史的进步,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来实现的。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最终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他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取代,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目的性的历史发展。他看到了历史的宏大叙事,看到了普通人作为阶级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历史观,充满着一种革命的激情和改造世界的信念。

用一个更具象的比喻,马克思的历史观就像是在观察一个巨大的、由齿轮和蒸汽驱动的火车头,这火车头的燃料是经济基础,齿轮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拉动它前行的则是不同阶级之间的拉扯和碰撞。火车头的方向,则指向一个预设的终点——共产主义。

波普尔的历史观:开放的道路与证伪的火炬

与马克思宏大而宿命的历史观截然不同,卡尔·波普尔的历史观,则更像是在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前行,每一步都充满不确定性,而科学方法中的“证伪”原则,则是指引方向最重要的火炬。波普尔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那些声称能够预测历史发展方向、甚至预定终点的理论,都是危险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

波普尔认为,历史并非朝着某个既定的目标前进。社会的发展是开放的、不可预测的,它取决于无数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选择和行动,以及这些行动所产生的非预期后果。他强调,我们无法像预测行星轨道一样预测人类历史。任何声称掌握了历史秘密、能够预知未来的理论,都可能导向极权主义。因为一旦人们相信自己掌握了历史的真理,他们就可能为了实现这个“真理”而不惜牺牲现实中的个体自由和生命。

波普尔推崇“零星的”或“渐进式的”社会工程,而非“整体的”社会工程。他认为,我们应该像科学家对待科学理论一样对待社会制度和政策。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些具体的、可检验的社会改革方案,然后去观察这些方案的实际效果。如果某个方案导致了不良后果,我们就应该像科学研究中证伪理论一样,及时修正或放弃它。这种方法被他称为“负面方法论”,核心在于“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而不是盲目追求一个理想的未来。

波普尔的历史观,强调的是批判精神、开放性和对知识的谦逊。他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看到了个体在其中的能动性,也看到了理论脱离实际可能带来的灾难。他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通过理性的、审慎的探索来改善社会,而不是将社会交给某个抽象的“历史必然性”去摆布。

用一个比喻来说,波普尔的历史观就像是在一片未知的丛林中探险。没有地图指示终点,也没有预设的路线。探险者只能依靠手中的火炬(批判和证伪的精神),小心翼翼地砍伐藤蔓,试探前方的路,根据遇到的障碍(社会问题)来调整方向,不断尝试新的方法来克服困难,并时刻警惕可能遇到的危险(极权主义的诱惑)。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对未知世界的学习和探索。

两者的对比与评价

这两位思想家,他们的历史观可谓是“同路人难遇,殊途而不同归”。

方法论上: 马克思是从宏观的经济结构、阶级矛盾出发,寻找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倾向于一种“从整体到部分”的分析方式。波普尔则强调个体行动、偶然性和证伪的重要性,更倾向于一种“从部分到整体”的审慎观察。
对未来的态度: 马克思对未来有一种明确的、乐观的设想(共产主义),认为历史有终点。波普尔则对未来持一种开放和审慎的态度,认为历史没有终点,我们只能不断地学习和改进。
对“真理”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可以通过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发现历史的“科学规律”。波普尔则认为,任何关于历史发展的宏大“真理”都可能出错,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不断地去“证伪”它们,并在错误中学习。
对社会变革的态度: 马克思的理论,往往带有革命性的色彩,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波普尔则主张渐进式的改革,警惕激进的、整体性的社会改造。

谁更“正确”?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马克思的历史观,在解释社会经济变迁、阶级压迫、以及革命的动力方面,具有强大的解释力。他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关注,无疑触及了历史发展中许多核心的问题。许多历史事件,例如工业革命后的社会动荡、殖民主义的剥削,都似乎印证了他的部分论断。他的理论激励了无数人去追求更公平的社会,影响了世界近现代史的进程。

然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预言并未完全实现,他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革命的论断,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如期发生,反而出现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制度的建立,这些都是马克思本人未能预料到的。同时,一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在实践中也确实走向了波普尔所担忧的极权主义道路。

波普尔的历史观,则提供了一种更具韧性和警惕性的视角。他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对于防止理论变成压迫的工具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强调理性、开放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贡献,对于当下的社会治理和民主制度的维护至关重要。他的“零星改革”思想,也似乎更能解释许多国家在实践中通过不断试错和调整来改善社会的方式。

然而,批评者也认为,波普尔过于强调“证伪”和“负面方法论”,可能会导致一种保守和缺乏宏大理想的状态。在面对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和结构性问题时,仅仅依靠“零星的”改进,是否能够触及问题的本质,从而实现根本性的变革?

结语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波普尔的历史观,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关怀和认识世界的方式。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是什么”以及“将走向何方”的宏大叙事,充满了改造世界的理想和力量。波普尔则提供了一种关于“如何认识历史”以及“如何谨慎地行动”的深刻反思,充满了对自由和理性的珍视。

或许,我们不应将他们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而可以看作是历史认识光谱中的两个重要极点。理解了马克思,我们能更好地把握社会变革的深层动力和潜在的理想追求;理解了波普尔,我们能更警惕地审视理论的局限,并在实践中保持清醒和审慎。在这两条不同的河流中,都有着值得我们深入汲取的智慧之水,它们共同塑造了我们理解过去、认知现在、并走向未来的方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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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索罗斯口口声声说他按照开放社会的思考框架赚了钱了,数以亿计。

欢迎补充依照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或者别的什么发财的例子。国家与企业、个人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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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拿一个19世纪的人来和20世纪的人做比较是不公平的。


马克思(1818~1883)的作品读过《资本论》第一卷,《论犹太人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反克利盖的通告》《哥达纲领批判》等等,完整传记读过麦克莱伦和斯珀伯两个版本,其他如《西方哲学史》(罗素版)《经济学统治世界》《所谓的知识分子》等等思想史、经济学史中也多有介绍。

波普尔(1902~1994)的作品读过《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以及自传《无尽的探索》。

给我的印象,马克思是古代哲学家和政治家的结合体——哲人王,包括他的继承者们(保罗.约翰逊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中说马克思是“披着科学外衣的革命诗人”,我不能同意)。

波普尔是20世纪现代科学革命(主要由爱因斯坦引领)的产物,他不过是爱因斯坦的注解而已。即使把波普尔丢在一边,直接从爱氏那里开始引证,推理出相同的结论也非难事。


十九世纪,除了少数敏锐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以外,大多数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牛顿力学体系是宇宙真理这样一个观念。

然而,爱因斯坦和广义相对论出现了......

这里不想再科普一遍了,只说带来的两个后果罢:

1,宇宙真理不靠谱

牛顿力学体系只是一个猜想而已,一个好得不得了的猜想,但还是可以被更好的猜想——广义相对论所取代。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逻辑命题是重言式

逻辑命题的结论已经蕴含在前提之中。如果不是逻辑太糟糕的话,是推理不出前提之外的新知识的(罗素讲“逻辑越糟糕,得出的结论越有趣”),新的知识只能来自于经验。
一个命题如果是必真的,必定与经验无关(譬如数学、几何学);如果从经验中得出,必定不保真。科学理论只能被证伪而永远不能被证明。
当然,数学告诉我们,必然蕴含在前提中的结论,不见得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例如费马大定理的“证明”。


20世纪之后,科学理论被看作是一种不断进化得来的知识,是可以用事实来“检验”的猜想。波普尔讲:“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就是可证伪性。”

经常看到半吊子科普作者讲:科学理论是可证伪而未证伪的......一个理论被证伪,就不是科学理论了。

这时我就要问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是科学理论吗?——它当然是科学理论,虽然已经被证伪。

是否具有可证伪性是判断一个理论“是不是”科学理论的标准,有没有被证伪是判断一个科学理论“好不好”的标准。

牛顿引力论被证伪,被广义相对论取代,说明牛引论不如广相论“好”,而不是说它就不是科学理论了。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呢,就是更差劲一些的科学理论(其实也还好,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差劲啦)。那些给科学的定义中添加上“未证伪”蛇足的科普作者,他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在19世纪的陈旧真理观中而无法挣脱出来。

进化论我们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首先要有变异,我们变得不一样,老天才有的选,如果我们都一样,你让老天选择个既拔?

所以,科学知识进化的前提首先要允许有异见,有发表不同见解的言论自由——当然也包括有发表错误见解的言论自由。其实,没有谁是完全正确的。

斯宾诺莎曾经讲过:“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黑格尔“把自由定义成服从警察的权利,或什么与此没大差别的东西”(罗素总结)。

而在爱因斯坦及其追随者看来,不妨说“自由是对人类无知的认识”——正因为人类无知,易于犯错,所以才需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如果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伟光正政府已经掌握宇宙真理,那么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思想就是正确的。假如你还没认识到宇宙真理的必然性,那就让警察蜀黍来帮助你认识认识。

可是,如果不存在什么宇宙真理呢?


在《时间简史》中,霍金给出了拉普拉斯信条(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的三点理由:

1,首先牛顿理论不是宇宙真理,广义相对论也不是;
2,其次,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大一统理论,测不准原理使我们无法确知某一时刻宇宙的全部状态;
3,最后,即使我们掌握了大一统理论又确知了某一时刻宇宙全部状态,三体混沌问题限制了我们的推演能力(不要说更多体的运动问题了)。


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给出的理由跟霍金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偏哲学一些,发表时间也更早。

首先,他讲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要是没有牛顿理论精确地描述宇宙中天体的运动,恐怕不会有人产生“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么自负的想法。当然,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不会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把他发现的“资本的绝对运动”与牛顿的“绝对空间、绝对运动”相提并论(牛顿相信一个有着大坐标系的静态宇宙,天体在这个静态宇宙中做绝对运动)。

罗素在他1925年出版的为知识分子普及相对论的读物《相对论入门》中写道:“如果人们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消除‘力’的概念将不仅仅影响到我们物理上的观念,而且可能还包括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在关于太阳系的牛顿理论看来,太阳似乎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君主,行星则必须遵守这些命令;而爱因斯坦构造的世界里与之相比要多一些个人主义,少一些专制独裁. ”

波普尔论证说:只要承认科学知识是在不断进化的,我们今天就不会知道明天的科学知识是长啥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预先知道明天的科学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就是属于今天已经掌握了的而不是属于明天。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这和有效市场理论论证市场不可预测的逻辑很像)。

其次,就像量子物理中的观察行为改变了观察结果,社会学中也类似地存在“俄狄浦斯效应”——

俄狄浦斯的生父相信神谕说自己将被儿子杀死,于是让牧人把儿子弃之野外。牧人不忍心,将俄狄浦斯送给邻国国王收养。俄狄浦斯成年后也得知自己将要杀死父亲的神谕,于是离开了养父,阴差阳错撞上亲爹并失手将其杀死,至此神谕完全应验。固然神下了好大的一盘棋,但这父子俩也太配合了,若有一个不迷信神谕,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波普尔认为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对未来社会的精确预言可能会导致两个结果——预言的自我实现或自我破坏。他说:

如果新制订了这样一种科学的社会日历,并且为人所知,它肯定会引起扰乱预测的行动。例如,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证了这个预测。

也有人开玩笑说,马克思不应该把《资本论》发表,这样资本家就不会知道无产阶级要做自己的掘墓人而相应作出改良,从而破坏了马克思的预言。天机一旦泄露,就不再灵验。

波普尔有个著名的弟子叫乔治.索罗斯,把“预言的自我实现”理论运用到金融投机当中,大获其利,成为了他的“金融炼金术”。他以“量子”命名自己管理的投资基金,就是把量子物理学中的“观察者效应”作为他的投机指导思想。另成立“开放社会基金”,推进波普尔的和平演变主张。

最后,社会学的复杂性使长期精确的预测成为不可能

其实在自然科学当中,对复杂系统的长期预测也是无能为力的。

就拿气象预报来说罢,我们可以根据卫星云图推断风往哪儿吹,云往哪而走,在哪里遇到冷空气,在哪里的天空会下雨。从今天的云图可以预测明天的云图,从明天的云图可以预测后天......问题是,每一步的推演都不精确。假设每一步推演的准确率达到95%,这已经很精确了吧~但是六、七步之后累积的误差就会使预测完全不着边际。

混沌理论给了我两点启示:一是科学理论都不保真,逻辑链条越长推导出来的结论越不靠谱(数学和几何学另当别论,那是绝对保真的逻辑真理);二是要与时俱进——干嘛非要拿着十天半个月前的云图来预测明天下不下雨,今天重新拍一张云图不就完了么。

霍金说:“即使是那些声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人,在过马路前都会左右看一下。”过马路前左右看一下——这就是重新给世界来张定妆照,与时俱进嘛。


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理论并称20世纪三大科学革命,马克思一个也不会(当然这不是他的错),你说怎么比?

今天一个中学生具备的物理学知识都比亚里士多德丰富,不能说中学生比亚里士多德伟大。伟大只代表他曾经为推动人类进步所做的贡献,而正是因为人类进步了,后人拥有的知识总是会胜过前人。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去看他。总是匍匐在前人的脚下,是不会进步的。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把人的知识比作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圆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圆圈也越大,与未知领域的接触也就越多,越是会觉得自己无知。

那么,如何从已知走向未知,扩大人类的认知范围呢?

爱因斯坦讲,科学理论不是归纳、抽象、提炼出来的,而是“猜”出来的——归根结底,科学理论是一种“猜测性的知识”。但是,仅仅有猜测是不够的,这种猜测性的知识还需要接受事实的检验,所以事实才是检验科学猜想的唯一标准。

所谓的检验,就是证伪考验。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好直白的书名)完完全全就是对爱因斯坦科学革命思想的诠释,爱因斯坦的名字在该书中出现了72次之多。要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只不过出现了17次而已。

用波普尔的话来讲,我们学习知识的过程是“从左往右”——从事实到理论,好像是在“归纳”,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对于爱因斯坦这种科学知识的原创者来说,是“从右往左”——先提出猜想,对旧的理论体系提出挑战,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寻找新的事实证据,来对新、旧两种理论做出“判决”。广义相对论就是通过水星轨道近日点的进动、日食时观察星光偏折等少数几个“判决性实验”推翻了牛顿引力论。

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就是不断用新的猜想和边缘性的事实来挑战前人的理论,拓展人类的认知范围。假如旧的科学理论可以解释现象P1~Pn,新的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旧猜想可以解释的现象,还能解释旧理论解释不了的Pn+1,那么就将旧理论取而代之。新的理论向前兼容,旧的理论退变为特例。

有人说科学的本质是怀疑,有人说科学的本质是实证。其实二者缺一不可。借用荀子的话:实证而不怀疑则罔,怀疑而不实证则殆——殆者,危也。

马克思从未讲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话(否则40年前我们何至于要展开一场真理的标准大讨论),倒是讲过两句与之意思完全相反的话:

实践只是例外,理论才是通则——《论犹太人问题》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只是在很含糊的意义上讲过“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他更准确的意思不如说“要在实践中理解他早已掌握的真理”。在马克思看来,真理是显然的,重要的事情不再是探索、检验真理,而是宣扬真理、理解真理、用真理指引人类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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