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做过那些灭绝人性的事？

当 1941 年杜布诺夫在里加被执行死刑的时候，他向犹太同胞们说道：“人们，不要忘记，要大声说出来，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下文节选自《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医生纪述》，作者米克洛斯·尼斯利，译者刘建波。

他们就那么等着，直到每个人都已经喝饱，并且将自己的容器装满了水。党卫军知道，要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没有喝够的话，那么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归队的。慢慢地，所有人都归队了。队伍沿着一条煤渣路继续前行，路的两侧铺着绿绿的草坪。大约走了 100 米后，队伍来到一个平滑的坡道面前，坡道上有 10 到 12 级台阶通向地下一个巨大的房间，一个巨大的标志牌俯视着整个房间，上面用德语、法语、希腊语和匈牙利语写着“浴场和消毒室”。这个标志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也缓解了队伍中的疑虑和恐惧。他们几乎雀跃着走下了台阶。

房子的中间是成排的圆柱，环绕着圆柱以及紧贴着墙壁都安置了长椅，在长椅上面挂着编号的衣架。用几种语言写成的标志牌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提醒大家衣服与鞋子要放在一起，尤其别忘记自己衣架的编号，以免在沐浴归来后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真有德国人的风格啊！”那些一直很“佩服”德国人的人们这样评论。

他们是对的。事实上，采取这样的措施的确是为了秩序井然，这样的话，第三帝国所需要的上万双好鞋不会被搞混。衣服也是如此，那些被轰炸后的城市市民能够轻易用得上这些衣服。

当时有 3000 人在这个房间里，有男人和女人，还有很多儿童。几个士兵进来后大声宣布，所有人必须在十分钟内将身上的衣服脱光。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目瞪口呆，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害羞的妇女和姑娘们面面相觑，或许她们还没有完全理解刚才德语的意思。

然而，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命令再一次下达，这次声音更大，语气更吓人。他们开始不安起来，他们的尊严受到了挑衅。但是，他们骨子里特有的顺从让他们感觉到，反抗已经于事无补了，他们开始慢慢地脱掉身上的衣服。老年人、残疾人、疯疯癫癫的人在特遣小分队队员的帮助下也已经脱掉了衣服。十分钟内，所有人都赤裸着身体，他们的衣服挂在衣架上，鞋子成对系在一起。他们也用心记下了衣架上的号码。

一个党卫军穿过拥挤的人群，推开了房间另一头一扇巨大的橡木弹簧门。人们穿过弹簧门到达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同样宽敞明亮。这两个房间大小相同，但这个房间既没有长椅，也没有衣架。在房间的中央，以 30 米左右为间隔，立着一些柱子，从水泥地板一直通向天花板。这些明显不是承重柱，而是一些方形的用薄铁皮包裹的柱子。铁皮管的四面都有大量的小孔，看起来像是线阵。

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这个房间。一个嘶哑的声音命令道：“党卫军与特遣队员请撤离房间。”他们服从命令并报数离开。弹簧门随即关上，灯光也从外面关闭了。

就在此时，驶来一辆最新款的豪华汽车，车上有巨大的红十字会标识。一个党卫军军官和一个卫生服务副官（Sanitätsdienstgefreiter）踏出车门。卫生服务副官拿着四个绿色的铁皮制成的容器。他上前一步，穿过草坪，此刻的草坪上，每隔三十米，都有一个水泥短管从地面伸出来。在穿戴好防毒面具之后，他打开一个容器的盖子，然后将其中盛放的淡紫色颗粒状的物质倾倒出来。

淡紫色的颗粒物直接就落到水泥管的底部。它所产生的气体通过铁皮管上的小孔释放出来，几秒钟后就充满了被放逐者们所处的房间。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所有人都死了。

对于所有被押送到这里的人来说，发生的都是同样的事。红十字会从外面送来了毒气。焚尸场里从来不会存放这个东西。预先警告是可耻的，但更可耻的是毒气居然被一辆国际红十字会的汽车送进来。

为了确保完成任务，两名毒气屠杀者等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他们点燃了香烟，乘车而去。他们刚刚杀了 3000 个无辜的平民。

20 分钟后，通风机开始嗡嗡作响，用以驱散毒气。门再次被打开，卡车开了进来，一支特遣小分队将衣服和鞋子分开装上车。它们将被送去消毒。这次是真正的消毒。随后，衣服和鞋子就会通过铁路运往全国各地。

获得“Exhator”系统专利技术的通风机迅速将室内的毒气排出，但是在尸体之间的隙缝里、门上的裂缝里，凡是狭小的空间里都可能残存着毒气。即便是在两个小时之后，还是会引起剧烈的咳嗽。出于这样的原因，开门后第一批进入的特遣队员都会佩戴防毒面具。屋里再一次点上灯，显现出恐怖的景象来。

尸体并没有在房间里东倒西歪，而是混乱地堆在一起，一直堆到天花板，原因是毒气从最低层开始扩散，先是最下面的空气被污染，然后慢慢向上，直到天花板。这会让遇难者们彼此踩踏，疯狂地向上爬，试图逃脱毒气，但很快他们都会被毒气淹没。这是何其惨烈的生存竞争啊！即使只能延迟一到两分钟死亡。要是他们有机会想想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就会意识到，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是他们的孩子、妻子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但是他们根本来不及想，他们的姿势表明，那只是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罢了。

我注意到，在人堆底部的尽是些妇女、儿童、老人，而在顶部的则是最强壮的人。他们的尸体彼此交错，浑身都是抓痕和瘀青，那是由于他们在挣扎的时候彼此乱抓造成的。血液从鼻孔和嘴巴里流出来，他们的脸肿胀变形，几乎变成蓝色，畸形到无法辨认。即使是这样，有一些特遣队员还是能够碰巧认出他们的亲属。相遇并不常见，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恐惧。我没有理由再待在这里了，我已经到达了死亡谷底。我觉得我有责任将我所看到的一切详实地记录下来，为了我的同胞，也为了整个世界。我心血来潮，觉得我应该逃离这里。

特遣小分队队员们穿着大号消防靴，围着尸体堆站成一圈，然后开始用强力水柱冲洗尸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人在淹死或被毒气熏死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排便。每一具尸体都肮脏不堪，必须要冲洗干净。一旦对尸体的“淋浴”完成，对尸体的分拣就开始了。此刻，特遣队员都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执行一项没有人性的任务。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用皮带将尸体的手腕打结，然后将皮带紧紧嵌在像老虎钳一样的长柄里。他们用这些皮带将湿滑的尸体拖拽到另一间屋子的电梯里。四部大型电梯上上下下地运行，每部电梯里装入 20 至 25 具尸体。铃声响起的时候，提示这部电梯将要向上运行。电梯向上，然后停在焚尸场的焚化室，巨型滑动门自动打开。操作拖车的另一支分队的特遣队员等在这里。同样，他们将皮带系在尸体的手腕上，把尸体拖到特别建造的坡道上，最终将尸体全部卸在焚尸炉门口。

尸体紧紧靠在一起，老人、年轻人、儿童。血不但从他们的鼻孔和嘴角流出，还从他们的皮肤渗出，那是因为与地面摩擦造成了划伤。水泥地面上的排水沟里，流动的都是血与水的混合物。

这个时候，对犹太人的开发和利用的新阶段就开始了。第三帝国已经拿走了他们的衣服和鞋子。由于在任何湿度下，头发都可以均匀地伸长或收缩，所以头发也是珍贵的原材料。人类的头发常常用在定时炸弹上，可以很好地实现定时引爆的目的。所以，他们要把死人的头发剃下来。

但这还没有结束。正如日耳曼人对内和对外所宣传的那样，第三帝国不是建立在“黄金标准”上，而是建立在“工作标准”上。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要努力劳动，比大多数国家获得更多的黄金。不管怎么说，死者接下来被送到“拔牙特遣队”那里，他们的工作地点就在焚化炉前。“拔牙特遣队”一共 8 个人，每个队员都装备了两件工具，或者称为两件仪器，随你怎么叫它。他们一手拿着撬杆撬嘴，一手拿着用来拔牙的钳子。

尸体仰面朝天，特遣队员用撬杆撬开尸体紧闭的下巴，然后用钳子拔出或干脆直接折断所有金质假牙，以及任何金质的假牙架和填充物。所有“拔牙特遣队”的队员都是优秀的口腔医学家和牙科医生。当门格勒博士需要具备良好的口腔医学技术或牙科技术的医生的时候，他们信心满满地毛遂自荐，坚定不移地认为他们可以在营地中发挥他们的专业技能，就像我当初所想的一样。

所有收集到的金牙都泡在一个装满了酸性液体的桶里，酸可以腐蚀骨肉。其他尸体上穿戴的贵重物品，如项链、珍珠、婚戒等，都被摘下来，然后放在只有一个小口的保险箱里。黄金是重金属，我估计每座焚尸场每天可以收集 18 至 20 磅黄金。当然，由于死者的身份不同，所搜集的黄金数量也不同。一些死者比较富有，而另一些从郊区来的死者就很贫穷。

匈牙利的被驱逐者在到达时已经被剥削得差不多了，但那些荷兰、捷克、波兰的被驱逐者，即便他们已经在犹太人区生活数年，却仍然携带着首饰、黄金和美元。通过这种方式，日耳曼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最后一颗金牙被拔下来的时候，尸体就会流转到焚尸小分队手中。在那里，每三个尸体为一组，放在一架由金属薄板制成的手推车上。焚尸炉厚重的炉门自动打开，手推车把尸体送进焚尸炉，然后加热到白炽程度。

尸体在二十分钟内就会焚化。每座焚尸场有十五个焚尸炉，这个集中营里有四座焚尸场。这就意味着，一天之内会有数千人被焚化。如此算来，经年累月，每天数千人通过毒气室，然后被送到焚尸炉，最终只剩下焚尸炉中的一撮灰烬。卡车将骨灰运到离集中营数百米远的维斯瓦河，然后把骨灰倒在奔流的河中。

即使对于尸体来说，在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与恐惧之后，却换不来一点点的平静。

当运送被驱逐者的车辆到达的时候，负责选人的党卫军在车厢前站成一排，专门搜寻双胞胎和侏儒。那些希望自己的双胞胎孩子得到优待的母亲们非常乐意把他们交给党卫军。在得知从科学角度来说，双胞胎受到青睐以后，成年的双胞胎们自愿站出来主动介绍自己，侏儒也是如此。

他们与人群分开，聚集在右边。他们可以继续穿着他们的便装，党卫军把他们带到特别设计的营房，在那里，他们得到很好的对待。吃得不错，睡得舒服，卫生条件也比其他人强很多。

他们被安置在 F 营 14 号营房，从那里被看守他们的警卫带到吉卜赛实验营，然后在实验营接受所有能在人身上进行的医学检查：验血、腰椎穿刺、与双胞胎兄弟换血以及其他众多检查项目，所有的检查都令人感到疲劳和沮丧。来自布拉格的画家迪娜，对双胞胎机体的构造，包括头骨、耳朵、鼻子、嘴、手和脚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每幅素描连同所有个人特征都被分类放在文件夹中，这些文件夹是为了快速查找而专门设置的。通过这些文件夹就可以直观地看到这项研究的最终结果。对于侏儒来说，步骤也是一样的。

前面所谈到的实验，用医学术语表达，就是“活体实验”，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的医学实验。如果不用双胞胎做实验的话，活体实验几乎不能取得很好的结果。在各种不确定性下，活体实验结果可能还不如局部实验的结果。然而在最重要的双胞胎研究阶段，即对双胞胎进行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对比研究上，活体实验取得了成功。双胞胎实验会遇到一个问题，在比较健康的双胞胎器官与功能异常的器官，或者生病的器官，抑或者进行其他病理学研究的时候，需要尸体。因为非常有必要同时解剖两具尸体来比较异常现象，所以双胞胎必须同时死亡。也就是说，双胞胎们最终经过门格勒博士之手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 B 营。

这种现象在世界医学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双胞胎同时死亡，使得同时解剖两具尸体成为可能。通常情况下，谁能碰巧遇到双胞胎死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呢？双胞胎通常由于不同的生活轨迹而分开。他们彼此住得很远，而且很少同时死亡。

双胞胎中一个人可能 10 岁的时候死亡，另一个人 15 岁的时候死亡。在那样的情况下，比较解剖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奥斯维辛，有几百对双胞胎，因此也就有几百次同时解剖的机会。这就是为何在卸货站台，门格勒博士将双胞胎和侏儒从被驱逐者中单独分出来。这就是为何这两类特殊的群体被分在右手边一列，幸免于难。这就是为何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居住的地方环境卫生，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互相传染疾病，不会有人先走一步——他们必须同时死亡，而且身体健康！

特遣队的队长过来跟我说，一个党卫军警卫与一队运送尸体的特遣队员正在焚尸场的大门口等我。我去与他们会合，因为他们不可以进入焚尸场。我从警卫的手中接过与尸体有关的档案。这是一对幼儿双胞胎兄弟的档案。另一队全部由妇女组成的特遣队把包裹着的棺材放在我的面前，我打开了棺材盖，里面躺着一对 2 岁的双胞胎。我让我的两个助手把小尸体抬起来，双双放在解剖台上。

我打开档案，快速浏览一遍。这是一份非常详尽的临床检查报告，附有 X 光片、说明和“艺术家”的素描，从科学的角度表明两个双胞胎小生命的区别。只有病理学检查报告没有涵盖在内，而提供这份报告正是我的工作。双胞胎死于同一时间，此刻他们并排躺在这张大号解剖台上。现在就是要通过他们，或者说通过他们的身体来解开人类繁衍的秘密。这项研究是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的目标”，那就是进一步解开日耳曼高贵种族的繁殖秘密，他们注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如果未来研究成功的话，德国的每个母亲都有更多可能怀上双胞胎。这项由第三帝国的疯狂的理论家提出的实验简直就是疯了。而这项实验正是委托给门格勒博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任医师，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

在作恶者与犯罪者之间，最可怕的类型就是“罪犯医生”了，特别是当他获得极大的权力以后。门格勒博士就被授予了生杀大权，他宣判数百万人的死刑，仅仅因为认为他们是劣等人种，是对人类有害的。正是这位“罪犯医生”与我相伴了很长时间，他有时在观察显微镜，有时使用消毒炉或试管，有时以同样的耐心站在解剖台旁。他的白大褂上到处是血迹，他像着了魔一样用沾满鲜血的双手进行检查、做着实验。短期的目标就是让日耳曼民族大量繁殖，最终目标就是繁衍足够多的纯种日耳曼人，以取代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这些人注定要被灭绝，但他们现在还生活在对第三帝国来说至关重要的领土上。

那些在犹太人卸货坡道被筛选掉的人正是被送到了这里，意思是说，四座焚尸场都没有他们的地方了，等待他们的是最差的死法。这里没有水龙头可以缓解他们数日旅途的口渴，没有骗人的告示来平息他们的忧虑，没有伪装成消毒室的毒气室。有的仅仅是一座小房子，一座覆盖着茅草、粉刷成黄颜色的小房子，这里的窗户都被木板钉死了。

在房子后面，巨大的烟柱直冲云霄，散发出焚烧肉体和烧焦毛发的味道。院子里挤满了 5000 个惊恐的灵魂。四周是党卫军围成的密密的警戒线，他们用皮带牵着警犬。囚犯们被赶到脱衣室去，一次三四百人。在那里，他们遭到警棍雨点般敲打，他们脱去了衣服，然后从房子的另一扇门走出去，走在前面的人要不断地为后面出来的人腾地方。一走出门，他们还没来得及看看周围的环境，也来不及意识到他们恐怖的处境，一名特遣队员会立刻上来紧紧地擎住他们的胳膊，然后控制着他们，夹在两排党卫军中间，沿着蜿蜒的小路向前走去，路的两旁都是树林，他们走得急匆匆的，然后到达火葬柴堆，它就隐藏在树林中间。

火葬柴堆是一条大约 50 米长、6 米宽、2 米深的壕沟，里面有一大堆正在焚烧的尸体。党卫军沿着壕沟一侧的小路站着，以五米为间隔，等待着他们的牺牲品。他们手持 6 毫米的小口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集中营里从脖子后面射击用的。在小路的尽头，两名特遣队员紧紧地抓着受害者的胳膊，然后把他们拖到距离党卫军士兵 15 到 20 米远的地方站好。他们惊恐的哭叫声盖过了枪声。开枪之后，受害者立刻就被扔进壕沟，不管他是不是已经死了。50 米之外，一模一样的场景也在同时进行着。党卫军二级小队长莫勒主管这些屠夫。

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目击者，我发誓莫勒是第三帝国最卑鄙、最邪恶、最冷血的杀手，即使门格勒博士不时表明他是人类。在“筛选”的时候，当他看到一名年轻的女子非常想要和母亲站在左边一列的时候，他对那名女子粗暴地咆哮着，命令她站回右边。即使 1 号焚尸场的头号杀手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发现第一枪没有杀死受害者的时候，也会再补射一枪。但二级小队长莫勒在这种小事上从不浪费时间。在这里，绝大部分人还没死就被扔进火坑。要是哪个特遣队员从脱衣间到火葬柴堆的过程中由于感慨而慢了一拍的话，那么整个链条都被打断了，结果就是射击队的队员被迫多等几秒钟，才能迎来下一名受害者。

莫勒无所不在。他不知疲倦地从一个火葬柴堆到另一个火葬柴堆，或是去到脱衣间再返回来。绝大部分时候，被驱逐者在走向死亡的过程中不会反抗。他们在得知要发生的事情之后，是如此惊恐和害怕，以至于全身瘫软。绝大部分的老人和孩子都是这种表现。但是，仍然会有一些年轻人被送到这里来，他们因绝望而生出力量，本能地试图反抗。

要是莫勒碰巧看到了这样的情景，他会从枪套中拿出他的佩枪。枪响之后，一颗子弹从 40、50 米远的地方飞来，那个正在挣扎的人立刻死掉了，而此时，两名特遣队员还夹着他的胳膊准备将他送去火葬柴堆。莫勒就是头号杀手。当他对特遣队员的劳动不满意的时候，他的子弹常常会射穿特遣队员的胳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会瞄准胳膊，但却在脸上没有显示出任何不满，而且也不会给出任何提前警告。

当两个火葬柴堆同时运转的时候，一天会烧死五六千人。比焚尸场好一点，但是这里，死亡要恐怖一千倍，因为一个人要死两次，先是被从颈后射来的子弹杀死，然后被火烧掉。

在知道了毒气杀人、氯仿注射、颈后射击这些杀人方法之后，我现在又知道了第四种“组合”式杀人方法。

他继续说，“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但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我需要你的帮助。这就是我让门格勒博士今天邀请你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如你所知，痢疾在集中营里非常普遍，而且 90% 以上的病例是致命的。我了解这种疾病的初期症状与发展过程，因为我已经做了数千次的检查并做了精确的记录。但我的工作并不完美，因为除了临床观察外，一项科学研究需要具有决定性的基于大量痢疾病例研究的病理学报告。”

我开始看到了光明。沃尔夫博士也参与了研究。在焚尸场的恶臭与烟雾之间，他也希望能从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人类小白鼠身上获益，很多囚犯的体重在患痢疾时会不可思议地减少到 27 至 30 公斤。他希望通过对大量尸体的解剖，能够揭开对于医学科学来说仍旧未知的痢疾的体内临床表现。

门格勒博士想要解决种族的繁殖问题，以这些囚犯为人体实验原料，更准确地说，是以这些囚犯中的双胞胎为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沃尔夫博士研究痢疾的病因，事实上，原因一点儿也不难断定，即使是外行也知道原因。痢疾的发生遵循如下的规律：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把他从他的家里抓走，把他与几百个人塞在密封的车厢里，在那里精心准备一桶水，等他们在犹太人区度过六周之后，把他们一并送到奥斯维辛。在这里，以千人为单位把他们放在像牛棚一样环境脏乱差的营房当中。给他们定量供应的食物，是用野栗子制成的发霉的面包，上面抹的是含有褐煤的人造黄油，再配上 30 克用带病的马肉做成的香肠，全算下来食物热量不超过 700 卡路里。为了吃完这些难以下咽的食物，会给他们喝半升用荨麻和野草做成的汤，没有脂肪、没有淀粉、没有盐。四周以后，痢疾就如约来临了。然后，在三到四周以后，病人会被“治愈”，因为无论他们接受哪一名营地医生迟来的救治，他都会死去。

按照沃尔夫博士的说法，他的关于病理学方面的研究至少需要 150 具尸体。门格勒博士博士打断了谈话。

“如果每天解剖 7 具尸体的话，”他说，“你应该可以在三周内完成需要的数量。”

门格勒博士清算 C 营的决定已经完成。每天晚上，50 辆卡车会把受害者运到焚尸场，一批有 4000 人。真是可怕的景象啊！这长长的一队卡车，车头的灯光刺破了黑暗，每辆车上装载着 80 名妇女，她们要么尖叫哀号，要么因恐惧而瘫软无力地坐在车上。随着卡车货斗慢慢抬升，这些妇女被卸在通往毒气室的楼梯口，她们的衣服都被夺去，全身赤裸。在楼梯口，她们迅速被推下去。她们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经过四个月的冷酷囚禁，忍受了这么久的体罚，她们的神经系统早已崩溃，这些造成她们已经不能再有任何反抗，甚至都不会感到疼痛了。她们被赶到毒气室里。她们长久地活在担惊受怕中，已经厌烦了被烦扰和被迫害，她们静静地等待着来自医生的“帮助”，那就是死亡。对于她们来说，生命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和目的。延长生命只会延长她们的痛苦。

她们经过多么漫长的路才来到这里！这一段旅程充满了多少难以想象的悲伤！首先，她们温暖、舒适的家园遭到入侵和掠夺。然后，她们与自己的丈夫、孩子和父母被送到位于城镇遥远边缘的砖窑去，在那里的几周，他们不得不居住在春雨冲刷形成的沼泽中。那里就是“犹太人区”，每天都有人把他们分成小组并带往特别设置的刑讯室，那里配备了最新的设备，让她们“交代”。在那里，她们被质问，直到疼痛到半死，最终她们会说出藏着值钱物品的地方，或是所托付的某个人的名字。很多人都死于这样的刑讯逼供。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会“安心”地发现她们被装进了闷罐车，一辆车装 80 到 90 人，这意味着她们将远远地离开刑讯室。

至少她们这样认为。她们在这些闷罐车中生活四五天，眼睁睁地看着死尸在她们面前堆成山，直到最后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卸货坡道。

我们已经知道她们到了这里以后会发生什么。在与她们的丈夫和孩子分离的时候，她们的心都碎了，在“筛选时间”，她们害怕到发疯，被选进了右手边一列，最终到达了 C 营。但在进入污秽不堪、细菌滋生的营地之前，她们不得不屈服于另一个耻辱：沐浴。这是为了让她们丢掉任何一丝还残存的人格尊严而专门设计的。

她们的头发被粗鲁的双手全部剃掉，她们的衣服也被夺去。沐浴过后，她们会领到囚服，但只能称之为破布片，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乞丐都不会碰它一下。穿着这些衣服，她们会收到来自第三帝国的第一份厚礼：虱子。

在接到这样的招待后，她们开始了在集中营铁丝网内的囚禁生活，她们作为活死人的生活。她们吃的食物简直就像肮脏的洗碗水，仅能维持着她们不死而已，但却不足以使她们真正活着。她们的食谱中完全没有蛋白质，这会导致她们的双腿像注了铅一样重，脂肪的缺乏使她们的身体浮肿，她们的月经也停了。结果就是，她们变得很急躁，神经越来越紧张，有偏头痛，会流鼻血。缺乏维生素 B 导致长久性嗜睡和部分记忆缺乏，通常的表现是她们不再记得她们曾经住过的街道的名字，或者她们的门牌号码。只有她们的眼睛还动着，但却不再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每天还要屈从于点名与集合，而这个过程要持续好几个小时。她们因晕倒而被粗鲁地浇了一桶凉水，醒来后，她们的眼睛总会望向那笼罩着整个集中营的浓烟，或是望向焚尸场烟囱里喷出的火焰。浓烟与火焰这两个标志日复一日地提醒她们，她们现在还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外。

C 营的囚犯在焚尸场大门附近活了四个月，只花了十天就全部穿过了那扇大门。4.5 万个饱受折磨的人在那里放弃了她们的灵魂。沉重的寂静降临了 C 营，这里曾发生过数不清的辛酸悲剧。

当这一队囚犯到达的时候，门格勒博士注意到在等待筛选的队伍中间，有一个大约 50 岁的驼背的男人。他不是独自一人，他身边站着一个十五六岁个子高高的、帅气的男孩。然而这个男孩右脚畸形，他的腿上戴着金属板制成的用于矫正的设备，脚上穿着骨科室的厚底鞋。他们是父亲与儿子。门格勒博士认为他发现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他至高无上的犹太人退化理论，这个证据就是驼背的男人和他跛脚的儿子。他立刻命令他们出列。他拿出笔记本，在上面记了一些东西，然后命人将这两个可怜的人送到 1 号焚尸场。

已经是中午前后了。那天 1 号焚尸场没有运转。我正无事可做，在屋子里虚度光阴。当值的党卫军警卫进来请我去大门口报到。在党卫军警卫的押送下，那对父子正站在门口。我拿到了带给我的消息，上面写着：“1 号焚尸场解剖室，请从临床观点的角度仔细检查这两个人，对这两个人进行精确的测量，临床记录中要包括所有令人关注的细节，尤其要记录那些涉及引起身体畸形原因的内容。”

第二则消息是给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的，密封着。即便没看到，我也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我把它委托给一名特遣队员，让他送给墨斯菲尔德。

这对父子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罗兹犹太人区经年累月的痛苦使他们的脸变得惨白。他们怀疑地看着我。我带着他们穿过院子，此刻院中洒满了阳光。在去往解剖室的路上，我用适当的话安慰他们。幸运的是，此刻解剖台上没有尸体，不然遇到那样的情景对他们来说一定非常恐怖。

为了安抚他们的不安，我决定不在冰冷的解剖室对他们进行检查，因为实验室里充满了甲醛的味道。我决定带他们到愉快明亮的学习室去。从对话中，我了解到这位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罗兹市民，是一个服装批发商。在战争中的和平时期，在他去维也纳经商期间，他常带着他的儿子接受当地最著名专家的检查和治疗。

我先仔细检查了这位父亲，一项也没有遗漏。他的脊柱弯曲是儿时发育迟缓的佝偻病的结果。尽管经过了最彻底的检查，我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的疾病征兆。

我试着安慰他，告诉他可能会被送到劳动营去。

在对这个男孩进行检查之前，我与他交谈了相当长的时间。他的脸很讨人喜欢，看起来非常聪慧，但是他的斗志已经动摇了。他害怕到浑身颤抖，用一种呆板的声音叙述着这五年刻在他身上的犹太人区里的悲伤、疼痛，有时甚至是恐怖的事情。他的母亲虚弱而又敏感，无法忍受降临在她身上的长期的折磨。她变得忧郁而沮丧。她连续几周几乎没有吃任何东西，这样她的丈夫和孩子就可以多吃一点点。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一位善良的犹太人母亲，她曾经爱家人爱得几近疯狂，她在犹太人区生活了一年就被折磨死了。他们就是这样生活在犹太人区，一个没有妻子的丈夫，一个没有母亲的儿子。

现在他们都在 1 号焚尸场。我再一次被这种可怕而又充满讽刺的情景所打击。我，一个犹太人医生，不得不在他们死之前用准确的临床方法对他们进行检查，然后等他们死后，在他们还有温度的尸体上对他们进行解剖。我如此震惊于这样的景象，但却对这种境况无力做任何改变，我突然发现我离疯狂的边缘只差毫厘了。谁的身边会伴有这样的恶魔？！它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并使其降临在可怜的人身上。这些会是神的旨意吗？不，我无法相信……

我费了非常大的努力才克制住自己，为这个男孩做了检查。我注意到他的右脚先天性畸形，有一部分肌肉缺失了。

医学术语把这种畸形描述为脊髓空洞症（hypomyelia）。我能看出来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曾给他做过好几次手术，但结果是一只腿比另一只腿短。但在绷带和骨科短袜的帮助下，他走起路来没什么问题。我也没有看到其他畸形情况。

我问他们想不想吃些东西。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吃任何东西了。”他们告诉我说。

我给一名特遣队员打电话，让他拿点儿吃的给他们。他拿来一盘牛肉通心粉，这种食物在特遣队的范围之外是看不到的。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浑然不知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

不到半个小时，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带着四名特遣队员出现了。他们把这两名囚犯带到焚尸间，然后让他们把衣服都脱掉。接着小队长的左轮手枪响了两声。父与子就平躺在水泥地上，全身是血，死了。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忠诚地执行了门格勒博士的命令。

现在又轮到我了。两具尸体被送回解剖室。我被刚刚发生的事情恶心到了，所以我委托我的两个同事进行解剖，而我自己只记录数据。解剖的结果与我刚才活体检查所确定的结果并无二致，这种病例非常常见，然而却很容易被利用，作为支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种退化理论的宣传。

下午晚些时候，在已经杀掉一万人之后，门格勒博士来了。他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报告——关于两名受害者的活体检查与死后解剖观察结果。

“这两具尸体不可以烧掉，”他说，“好好准备一下，然后把他们的骨骼送到柏林的人类学博物馆。关于制作骨骼标本你都知道些什么？”

“有两种方法，”我说，“一种是用氯化钙溶液浸泡尸体，用大约两周的时间，可以使所有的软组织溶解。然后把尸体放入汽油浴中，它会溶解掉所有的脂肪，令骨骼变干燥、无味并变白。还有第二种方法：煮尸。只需要把尸体放在水中煮沸，直到骨头上的肉可以轻易剥下来。然后再进行同样的汽油浴。”

门格勒博士命我用最快的方法：煮尸。

在集中营，命令通常下得很草率，而对于囚犯如何得到必要的器材来执行命令，却从来没有详细的指示。命令必须要执行，我所知道的就这么多。我因此要面对一系列问题：用什么器具煮尸体？我把问题推给了二级小队长墨斯菲尔德。我告诉他有两具尸体要煮一下，但我没有任何工具。

他被我的说法吓坏了。他考虑了一分钟，然后想起来院子里有两个铁桶，以前经常在仓库里使用。他把这两个铁桶提供给我使用，并建议我在院子里砌好砖，然后把桶放在砖上，在桶下面生火。

砖已经砌好，两个铁桶也已经放在上面，里面有两具尸体。分配给两名特遣队员的任务就是去收集木材，点火并一直保持火焰很旺。五个小时以后，我检查了一下尸体，发现软组织已经很容易从骨头上剥离了。我命令他们把火扑灭，但不能动铁桶，直到冷却为止。

接下来没有其他事可做，我坐在离铁桶不远处的一个小凉亭里。深深的宁静环绕着我。几个囚犯泥瓦匠正在修理焚尸场的烟囱。黄昏降临了。现在铁桶应该已经冷却了。我正准备让人把铁桶里的东西倒出来，这时一个特遣队员跑过来对我说：“医生，快，波兰人正在吃铁桶里的肉！”

我快步冲向那里。四个穿着无袖条纹囚服的人正站在铁桶旁边，由于惊恐而目瞪口呆。他们就是我刚才看到的波兰泥瓦匠。他们结束工作以后，在院子里等着警卫把他们送回奥斯维辛 1 号营。由于非常饥饿，他们正在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吃的，这时他们偶然看到了铁桶，正好有那么几分钟没有人在旁边看守。他们认为这是正在煮着的党卫军的肉食，他们闻了闻，然后捞起了几块没有外皮的肉，吃了起来。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吃太多，因为两个被分配看守铁桶和煮肉的特遣队员看到了发生的事情，然后迅速赶回桶边。当他们得知自己刚刚吃下的是什么肉的时候，波兰人开始恶心、恐惧、瘫倒在地……

汽油浴之后，实验室助手集齐了骷髅的所有骨头，并把它摆在实验台上。前一天，就在同一张实验台上，我曾检查的是活人。

门格勒博士非常高兴。他带了好几名随从。他们傲慢地研究了骷髅的特定部位，夸张地高谈阔论着，引用了大量的科学术语，好像这两名受害者代表着非常罕见的医学现象。他们完全沉溺于自己的伪科学中。

然而，这远不是什么极其罕见的畸形，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任何人种任何气候下都会有几十万人得这种病。即便一个经验有限的医生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但这两个极为自然的病例会被利用作为宣传。纳粹的宣传机构在给巨大的谎言披上科学的外衣时从来不会犹豫。谎言宣传所针对的对象常常仅有一点儿或根本没有鉴别能力，只要是国家批准宣传的任何内容，他们都当做事实来相信。

骷髅被包裹在用硬纸做成的巨大的袋子里，运往柏林，上面写着：“紧急—国防”。我松了一口气，它们终于离开了我的视线，因为它们使我度过了非常痛苦的时间，无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还是死了以后。

在罗兹犹太人区清算结束后的第三天，特遣队队长带来了一名妇女和两个小孩，他们浑身上下湿透了，在寒冷中不断发抖。他们在最后一队囚犯被送去执行死刑的时候逃脱了。他们藏在用来加热焚尸炉的木头堆后面，猜测着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没有更好的地方，所以这些木头就被堆在院子中间。他们的队伍已经消失了，在他们眼前被地面吞没。没有一个人返回来。恐惧和寒冷使他们感到麻木，他们等在那里，希望命运的奇迹能降临在他们身上。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在雨中和寒冷中藏了三天，直到最后在特遣队队长巡逻时被发现，他们这三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他们身上的衣服仅够遮羞，他们被发现时几乎不省人事。队长无法以任何方式帮助他们，所以就把他们带到了二级小队长那里。

这名妇女大约 30 岁，但是看起来快要 50 岁了，她用尽全身的力气跪在墨斯菲尔德的脚边，求他赦免自己和她的两个孩子，他们分别只有 10 岁和 12 岁。她说她在犹太人区的一家制衣工厂工作了五年，为德国军队制作制服。她仍然愿意劳动，只要让她活着，她愿意做任何事情。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用。在奥斯维辛没有救赎。他们不得不死。但是集中营的往事肯定对小队长起了作用，他派了另一个人执行死刑。

厚重的大门打开了。二级小队长斯坦伯格进了屋子，身后跟着两名警卫，手中举着机枪。

“所有医生出去！”他不耐烦地用德语喊道。

我和我的两名同事以及实验室助手离开了屋子。斯坦伯格和两名党卫军停在两座焚尸场中间。小队长给我一张他一直拿在手中的纸片，上面列着一大串数字，他让我把自己的编号找出来然后划掉。纸上列着所有特遣队员的文身编号。我拿出我的钢笔，找了一会儿，找到我的编号，然后在上面划了一条线。他接着让我为我的同伴做同样的事情。做完这个之后，他陪着我们回到 1 号焚尸场的大门，让我们回屋，不要离开这里，我们照做了。

次日早晨，由 5 辆卡车组成的一列车队驶进焚尸场的院子，将车厢里的尸体倒了出来，这些是旧的特遣队员。新的 30 名特遣队员把他们拖到焚化室，摆在焚尸炉前。他们的身体上全是可怕的烧伤疤痕。他们的脸和衣服全部烧焦了，尤其是他们的文身编号也消失了，根本不能分辨出来他们是谁。

在毒气致死、柴堆烧死、氯仿注射致死、子弹射入后颈致死、磷弹致死之后，这里用了第六种我以前没有见过的杀人方法。夜晚，我的伙伴们被带到附近的森林里，然后被火焰喷射器烧死了。我们四个还活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饶过我们，而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来说不可缺少。在允许我们继续活着的事情上，门格勒博士只不过给了我们另一个缓刑期限。这种想法再一次使我们心里非常不舒服，也高兴不起来。

在过去的近 70 年中，这部“现代经典”已成为人们了解奥斯维辛苦难的必读书，但也引发了争论无数。为本书作序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而普利莫·莱维在反思大屠杀幸存者的名著《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也把“特遣队”放置在人类的道德天平上，进行痛苦的称量。处于“灰色地带”的这群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共同的加害者？这是一个道德难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但正如美国作家迈耶·莱文所言：“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的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我们宁愿相信，经历了奥斯维辛而幸存的人，他们比死去的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也许，他们是凶手的帮凶，甚至是凶手。但作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用卑微的存活和内心的煎熬换来了一份应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