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观点认为天启是个好皇帝？好在哪里？
关于“天启是个好皇帝”的观点，虽然在历史上并非主流，但确实存在一些特定的角度和论据来支撑这一说法。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暂时抛开对明末政治混乱的固有印象，尝试从更细致的历史维度去审视这位被许多人视为“昏君”的皇帝。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评价一位古代君王是否“好”，往往是多维度、多侧重点的。如果以“勤政爱民”、“开疆拓土”等传统标准来衡量天启，那么他的表现无疑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他统治时期一些相对被忽视的方面，或者以一种更具弹性的视角来看待，或许能找到一些“好”的痕迹。
一、对工匠技艺的极大热爱与推动
天启皇帝，朱由校，最显著的“好”体现在他对木工、建筑等技艺的痴迷和投入。虽然这常常被后世视为不务正业，但正是这份“不务正业”，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一些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精湛的技艺令人惊叹： 据史书记载，天启皇帝在木工方面的技艺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准。他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雕刻精美的人物、动物，制作出复杂的家具和建筑模型。他制作的木器，如象牙雕刻、透雕龙凤家具等，在当时的工艺品中堪称一绝，甚至被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所赞叹。
对建筑的热情与贡献： 天启皇帝对建筑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位期间，宫廷的许多建筑项目都有他本人的参与设计和指导。虽然其中一些项目可能存在奢靡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促进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实践和应用。他可能会对一些建筑细节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亲自动手修改。这种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技术热情，无疑为当时的工匠们提供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励和认可。
“匠人皇帝”的另一面： 这种对技艺的热爱，也可以看作是对一种“实践智慧”的尊重。在那个以儒家士大夫为统治阶层主导的时代，文人的智慧和口才往往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天启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似乎更看重那些能够实际动手、创造物质世界的技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对“实干”精神的潜在推崇，尽管这种推崇的方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二、对宦官集团相对克制的态度（某种程度上的）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且容易引起争议的点。通常认为天启皇帝重用宦官，尤其是魏忠贤，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更复杂的情况。
并非完全失控： 虽然魏忠贤的确权势熏天，但天启皇帝并非对所有宦官都毫无保留的信任。他对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宦官也给予过重用，例如负责内廷事务、甚至是参与一些军事部署的宦官。而且，天启皇帝在某些具体事务上，也并非完全被宦官集团所左右。
对前朝遗留问题的清理： 在天启初年，他确实对一些前朝（万历、泰昌年间）积压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清理，例如对一些官员的任免和处置。这虽然不能与“拨乱反正”相提并论，但说明他并非完全沉溺于个人享乐。
相对压制了士大夫的党争（间接效果）： 宦官魏忠贤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当时愈演愈烈的党争。士大夫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严重消耗了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统治能力。魏忠贤利用皇帝的信任，对东林党等进行残酷打击，虽然手段残忍，但客观上暂时缓解了士大夫之间的内耗。当然，这种“缓解”是以牺牲一部分清流、加剧政治黑暗为代价的，是饮鸩止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让皇帝在处理内部矛盾时，有了另一种选择（尽管是糟糕的选择）。
三、没有大规模的劳民伤财工程（与某些前朝皇帝对比）
相较于明朝的一些其他皇帝，如明武宗朱厚照修建的豹房和各种离宫别苑，或者明宣宗朱瞻基的游乐活动，天启皇帝虽然也沉迷于自己的爱好，但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兴建奢华的宫殿、陵墓或进行大规模的征伐。他个人的“不务正业”更多体现在私人的兴趣爱好上，而非以全国之力去支撑其个人享乐。
集中于宫廷内部： 他的爱好和技艺实践，主要局限于宫廷内部。虽然也可能消耗一些资源，但与动辄耗费国力的巨大工程相比，其影响范围相对较小。
间接为工匠阶层带来机遇： 他的爱好，也确实为当时的宫廷工匠和与宫廷相关的手艺人带来了一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对特定手工艺的关注，也算是一种对技艺传承的间接支持。
四、对部分清流官员的保护（零星且短暂）
虽然魏忠贤的势力强大，但历史上也记录了一些天启皇帝在特定时刻对一些清流官员的保护。这些事件可能规模不大，时间也相对短暂，但它们反映了皇帝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
对一些正直官员的留用： 在魏忠贤大肆清洗官场时，偶尔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因为皇帝的个人喜好或某些特殊原因而得以幸免，甚至在某些岗位上发挥作用。这说明皇帝的权力，尽管被宦官利用，但并非完全丧失了对人才的辨别能力。
为何这种观点较少被提及？
理解为何“天启是个好皇帝”的观点不被主流接受，也至关重要：
1. 国家危机下的相对性： 天启皇帝在位期间，明朝已经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此时，任何一个统治者的表现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被视为“致命伤”。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不以社稷为重的行为都会被严厉批判。
2. 魏忠贤的巨大阴影： 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专权和残暴，是天启皇帝统治时期最突出的历史印记。皇帝将权力交予如此佞臣，其政治上的责任是难以推卸的。
3. 历史评价的侧重点： 传统史学更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宏大叙事。一个皇帝的个人爱好和技艺才能，在国家存亡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
总结一下，认为天启皇帝“好”的观点，并非是从宏观的政治稳定、国家强盛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他个人在某些特定领域展现出的独特才能和兴趣，以及这些爱好在客观上可能带来的某些积极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是微弱的、局部的）来解读的。 这种解读，更像是从一个更微观、更人性化的角度去审视一位被历史定论为“昏君”的君王，试图从中找到一丝不同于刻板印象的亮色。
当然，必须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天启皇帝真的可以被评价为“好皇帝”。他的统治时期，国家确实走向了衰败。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即便是被普遍认为糟糕的统治者，有时也能在不经意间留下一些值得玩味的注脚。对天启皇帝的“好”的解读，恰恰是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探寻和不同视角的尝试。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评价一位古代君王是否“好”，往往是多维度、多侧重点的。如果以“勤政爱民”、“开疆拓土”等传统标准来衡量天启，那么他的表现无疑是令人失望的。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他统治时期一些相对被忽视的方面，或者以一种更具弹性的视角来看待，或许能找到一些“好”的痕迹。
一、对工匠技艺的极大热爱与推动
天启皇帝，朱由校，最显著的“好”体现在他对木工、建筑等技艺的痴迷和投入。虽然这常常被后世视为不务正业，但正是这份“不务正业”，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一些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精湛的技艺令人惊叹： 据史书记载，天启皇帝在木工方面的技艺已经达到了专业水准。他能够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雕刻精美的人物、动物，制作出复杂的家具和建筑模型。他制作的木器，如象牙雕刻、透雕龙凤家具等，在当时的工艺品中堪称一绝，甚至被当时的西方传教士所赞叹。
对建筑的热情与贡献： 天启皇帝对建筑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在位期间，宫廷的许多建筑项目都有他本人的参与设计和指导。虽然其中一些项目可能存在奢靡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促进了当时建筑技术的实践和应用。他可能会对一些建筑细节提出自己的想法，甚至亲自动手修改。这种来自最高统治者的技术热情，无疑为当时的工匠们提供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励和认可。
“匠人皇帝”的另一面： 这种对技艺的热爱，也可以看作是对一种“实践智慧”的尊重。在那个以儒家士大夫为统治阶层主导的时代，文人的智慧和口才往往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天启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似乎更看重那些能够实际动手、创造物质世界的技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对“实干”精神的潜在推崇，尽管这种推崇的方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二、对宦官集团相对克制的态度（某种程度上的）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且容易引起争议的点。通常认为天启皇帝重用宦官，尤其是魏忠贤，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审视，或许可以发现一些更复杂的情况。
并非完全失控： 虽然魏忠贤的确权势熏天，但天启皇帝并非对所有宦官都毫无保留的信任。他对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宦官也给予过重用，例如负责内廷事务、甚至是参与一些军事部署的宦官。而且，天启皇帝在某些具体事务上，也并非完全被宦官集团所左右。
对前朝遗留问题的清理： 在天启初年，他确实对一些前朝（万历、泰昌年间）积压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清理，例如对一些官员的任免和处置。这虽然不能与“拨乱反正”相提并论，但说明他并非完全沉溺于个人享乐。
相对压制了士大夫的党争（间接效果）： 宦官魏忠贤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当时愈演愈烈的党争。士大夫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严重消耗了国家的政治资源和统治能力。魏忠贤利用皇帝的信任，对东林党等进行残酷打击，虽然手段残忍，但客观上暂时缓解了士大夫之间的内耗。当然，这种“缓解”是以牺牲一部分清流、加剧政治黑暗为代价的，是饮鸩止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让皇帝在处理内部矛盾时，有了另一种选择（尽管是糟糕的选择）。
三、没有大规模的劳民伤财工程（与某些前朝皇帝对比）
相较于明朝的一些其他皇帝，如明武宗朱厚照修建的豹房和各种离宫别苑，或者明宣宗朱瞻基的游乐活动，天启皇帝虽然也沉迷于自己的爱好，但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兴建奢华的宫殿、陵墓或进行大规模的征伐。他个人的“不务正业”更多体现在私人的兴趣爱好上，而非以全国之力去支撑其个人享乐。
集中于宫廷内部： 他的爱好和技艺实践，主要局限于宫廷内部。虽然也可能消耗一些资源，但与动辄耗费国力的巨大工程相比，其影响范围相对较小。
间接为工匠阶层带来机遇： 他的爱好，也确实为当时的宫廷工匠和与宫廷相关的手艺人带来了一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对特定手工艺的关注，也算是一种对技艺传承的间接支持。
四、对部分清流官员的保护（零星且短暂）
虽然魏忠贤的势力强大，但历史上也记录了一些天启皇帝在特定时刻对一些清流官员的保护。这些事件可能规模不大，时间也相对短暂，但它们反映了皇帝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
对一些正直官员的留用： 在魏忠贤大肆清洗官场时，偶尔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因为皇帝的个人喜好或某些特殊原因而得以幸免，甚至在某些岗位上发挥作用。这说明皇帝的权力，尽管被宦官利用，但并非完全丧失了对人才的辨别能力。
为何这种观点较少被提及？
理解为何“天启是个好皇帝”的观点不被主流接受，也至关重要：
1. 国家危机下的相对性： 天启皇帝在位期间，明朝已经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此时，任何一个统治者的表现都会被放在放大镜下，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被视为“致命伤”。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不以社稷为重的行为都会被严厉批判。
2. 魏忠贤的巨大阴影： 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专权和残暴，是天启皇帝统治时期最突出的历史印记。皇帝将权力交予如此佞臣，其政治上的责任是难以推卸的。
3. 历史评价的侧重点： 传统史学更侧重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宏大叙事。一个皇帝的个人爱好和技艺才能，在国家存亡面前，往往显得微不足道。
总结一下，认为天启皇帝“好”的观点，并非是从宏观的政治稳定、国家强盛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他个人在某些特定领域展现出的独特才能和兴趣，以及这些爱好在客观上可能带来的某些积极影响（尽管这些影响是微弱的、局部的）来解读的。 这种解读，更像是从一个更微观、更人性化的角度去审视一位被历史定论为“昏君”的君王，试图从中找到一丝不同于刻板印象的亮色。
当然，必须再次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天启皇帝真的可以被评价为“好皇帝”。他的统治时期，国家确实走向了衰败。但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即便是被普遍认为糟糕的统治者，有时也能在不经意间留下一些值得玩味的注脚。对天启皇帝的“好”的解读，恰恰是这种对历史细节的探寻和不同视角的尝试。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建议请白水王二来回答一下：
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
只收钱不管饭的皇帝算个茄子的好皇帝。
还有人说什么天启年间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那么杨鹤、杨嗣昌都是在诽谤先帝吗？
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崇祯十年）十九年。
戴笠说得更明白：
天启辛酉（元年），延安、庆阳、平凉旱，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愿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
李应期在崇祯元年七月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同样是崇祯元年，马懋才说：
国初每十户编为一甲，十甲编为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萧条，已不复如其初矣。况当九死一生之际，即不蠲不减，民亦有呼之而不应者。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止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此处逃亡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合着崇祯即位一年就能把陕西折腾得十室九空？他要有这个本事还至于上吊吗。
经过天启圣君七年的励精图治，军队里又是什么样子呢？
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让天启亲自接见一下这些鬻子出妻、沿街乞食的士兵，接见一下那些被逼得吃粪土、石头的农民，只要能不被大卸八块，我就承认他是个好皇帝。
工科男怎么可能不是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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