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锦衣卫东厂，清朝却没有特务机构，但清朝皇帝在驾驭百官，控制舆论方面反而比明朝更为出色，这怎解释？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从几个维度去剖析：
一、 权力运作的精细化：从“看得见的爪牙”到“无处不在的耳目”
明朝的特务机构，如锦衣卫和东厂，虽然权势滔天，但其运作方式相对“粗暴”和“显性”。它们更像皇帝的“直属打手”，通过秘密监视、抓捕、审讯来震慑和打击异己。这种方式在初期可能有效，但其过度的权力膨胀和滥用，也容易引发官员的反弹和恐惧，甚至导致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且，这种显性的特务统治，也容易在民间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反而可能积蓄不满。
清朝皇帝，特别是初期和中期，虽然也设有类似的情报和监察机构，但他们更侧重于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权力渗透和控制。
密折制度的升华： 明朝也有密折制度，但清朝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康熙皇帝就曾表示：“朕览奏章，不分昼夜，稍有不审，即不能安枕。” 密折制度允许官员直接向皇帝递交奏章，绕过了中间层层审批的流程。这不仅让皇帝能够及时了解各地政务和官员的实际情况，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条皇帝与官员之间独立的、隐秘的沟通渠道。皇帝可以借此了解官员的真实想法，发现潜在的危险信号，或者通过密折来巧妙地调拨和制衡不同派别的官员。这种制度的普及，使得皇帝的耳目遍布朝野，而官员却很难得知谁向皇帝告密，谁又在监视自己，自然不敢轻易妄动。
“以吏为师”的隐形控制： 清朝在选拔和管理官员方面，比明朝更加注重“以臣为师”而非“以法为绳”。虽然也有律法，但皇帝更倾向于通过个人恩威、奖惩来塑造官员的行为模式。皇帝的宠信、提拔，或者微妙的冷遇、警告，往往比具体的法律条文更能影响官员的仕途和心理。这种笼络和敲打并用的方式，让官员更看重皇帝的“心情”和“旨意”，从而主动迎合皇帝的意愿。
内务府的延伸： 清朝的内务府不仅负责皇室的事务，其触角也延伸到皇权的高度集中和运作。内务府中的一些机构和人员，也承担着一些监视和情报的功能，并且他们往往是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没有中间的政治考量，更加忠诚和隐秘。
二、 舆论控制的精细化：从“压制”到“引导”和“塑造”
明朝对舆论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严厉的文字狱和对出版物的审查来实现的。一旦出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轻则禁书，重则抄家灭族。这种“压制式”的控制，虽然能短期内消除异见，但往往会激化矛盾，导致言论以更隐秘、更集中的方式传播。
清朝皇帝在舆论控制方面则更为主动和精细：
编纂官书与“以书喻政”： 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都非常重视编纂大型的官书，如《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这些书籍的编纂，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大清的文化正统和皇帝的文治武功，另一方面也为皇帝提供了筛选、修改和重塑历史叙事的绝佳机会。通过这些官方认证的文化产品，清朝皇帝能够有效地引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树立正统观念，压制那些不符合其统治意识形态的内容。
“以文待人”与笼络士人： 清朝在征服过程中，对明朝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拉拢和安抚的策略，比如征召遗老编纂史书，或是在文化盛事中给予地位。这种“以文待人”的方式，旨在将那些可能构成威胁的知识分子纳入到统治体系中来，让他们为清朝的文化建设服务。一旦知识分子在官方体系中找到了荣誉和地位，其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自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
对民间言论的精细监控与引导： 除了严厉的文字狱，清朝也通过各种途径对民间舆论进行监控和引导。比如，通过驿站系统、地方官员的报告等，及时掌握民间的流言蜚语。一旦发现可能引起动乱的言论，会迅速采取措施平息，同时也会通过官方媒体（如邸报）来发布信息，解释政策，甚至是以讹传讹，将不利的消息曲解或掩盖。
民族政策的利用： 清朝是满族统治汉族，因此在舆论引导上，也巧妙地利用了民族政策。一方面，通过强调满汉一家、共同抵御外敌等言论，来淡化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也会利用满族的特殊身份来巩固统治的合法性。这种民族认同的塑造，间接地影响了人们对国家和政权的看法。
三、 统治根基的差异：王朝稳定性的不同
明朝的权力结构与危机： 明朝建立在推翻元朝的基础上，经历了内忧外患的统治时期。其政治结构相对松散，地方势力和宗室的权力相对较大，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博弈也更为激烈。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中央集权不足，对抗日益强大的士大夫集团和潜在的政治风险。然而，这些特务机构的滥用，反过来也加剧了官场的腐败和士大夫的不满，形成恶性循环。
清朝的集权优势与民族统治的考量： 清朝入关后，虽然面临着汉族知识分子的抵制，但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却更为稳固。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在早期高度依赖皇帝的领导，形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政治集团。而且，清朝统治者深谙权力制衡之道，通过密折制度、八旗制度的改革等，不断巩固皇权，防止权力被架空。同时，清朝统治者也意识到，要长久统治汉族，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但这种怀柔并非放弃控制，而是将控制融入到文化和制度的方方面面。
总结来说， 清朝皇帝在驾驭百官和控制舆论方面之所以比明朝更为出色，并非因为他们拥有更强的特务机器，而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更加系统化、精细化、隐蔽化的统治策略。他们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密折制度、文化编纂、恩威并施等多种手段，将官员和知识分子置于其严密的控制之下，并通过巧妙的舆论引导，塑造了有利于其统治的社会氛围。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控制方式，加上清朝更为集权和稳固的统治根基，使得其在驾驭百官、控制舆论方面，显得比明朝更为“成功”。他们并非没有“爪牙”，只是这些“爪牙”更加隐形，更加融入了整个统治的血脉之中。
网友意见
谢谢邀请啊。握手。
先要说的是，清朝直到灭亡确实没有设立和明朝一样的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
但是，类似的机构或者说制度还是有的。
满清入关之初，天下还未坐稳，李自成，张献忠，南明政权，都是心腹巨患。外患未除，自然是没有心情除内乱了。因此，顺治帝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特务机构。
到了康熙年间，天下坐稳了，南明剿灭了，朱由榔被杀了，只有郑氏一门孤悬海外，但是已成强弩之末，要威胁大清，怕是也难了。日子过好了，外患已除，是时候除内乱了。
于是，康熙搞了个制度，即密折专奏制度。
在这之前要是想上奏皇帝，首先要达到一定品级，不能从九品，从八品这些小官也经常给皇上上奏，那皇帝根本看不过来。
其次，要经过中央各部和内阁，比如你要钱的，就得经过户部，然后经过内阁，最后交给皇上。要打仗了，边关告急，美帝打来了，要告诉兵部，然后交到内阁，内阁再给皇上。
这个过程中，很多折子就石沉大海了。
因为说不定内阁觉得这破事也需要告诉皇上？这破事也敢告诉皇上？这破事也能告诉皇上？
于是，皇上就看不见了。对下面的情况自然不太清楚。
康熙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越过各部和内阁，直接交给皇上。地方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可以随时递密折。密折内容也不限，报灾，请安，邀功，请罪，告状，弹劾，甚至是想皇上了，都可以。
这样，对地方控制就大大加强了。而且减少了作弊风险，因为一个人再牛，也不可能搞定所有官员。总有人和你不是一条心，一纸密折告你一状，皇上就知道了。
清朝加强皇权，不太靠特务。因为吸取了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雍正搞了军机处，军机大臣类似于皇帝秘书，没有固定职务，也没有固定的品级。直接在皇帝领导下，圣旨也不经过内阁了，而是直接由军机处发给大臣。
军机大臣跪奏笔录，那是妥妥的皇上的忠实奴才。
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才废除，那时候大清都要完蛋了。
大概就是这些。
至于控制舆论，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空前绝后。
文字狱就是干这个的，犯了事的人有时还不知道自己咋犯事了呢，就因为某句话，或者某个字，犯了忌讳。
关键这个忌讳不忌讳的没有明示，全看皇帝怎么想。他说你犯了就是犯了。你说你没有这意思，滚蛋，你算老几！
我个人感觉，在清朝写文章，完全是在玩一个游戏——扫雷！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
“一把心肠论浊清”。浊清？你小子敢骂朕！
杀！
“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借壶指胡，胡就是满族，敢把我们满族搁在半边？反了你了！治罪！
这种被迫害妄想症的人的人才干的出来的事情，乾隆皇上乐此不疲。
说句题外话，关键他自以为文化水平高，天天写诗，那些个诗啊，呲呲，不敢恭维。
就这么多了。
不对之处，欢迎各位指证啊。
厂卫制度防备的是文官系统。属于文官系统势力大，皇帝无法有效约束时候，采取这么一种特务组织来对付。问题是，当采用特务组织对付时候，往往说明己方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因为通常情况下强势的一方往往是正面刚。所以明朝有厂卫却驾驭不了百官很正常，就是文官势力大皇帝没有足够方法约束，才诞生的厂卫制度。
而清朝的模式属于直接抓根本，从根子上打击、有效限制文官系统的权力。文官系统起不来，皇权自然相对文官更强势，也就没必要建立厂卫制度了。
满清从入关开始，对于文官系统以及作为文官系统根基的士子、文人、缙绅阶层都是严厉打击，防止任何势大可能的。在政治上，清朝的八旗制度的维持远胜过明朝的军户制度，再加上满汉分治，所以保证政治上能够对文官集团进行制衡；在文化管理上，通过长期文字狱，严禁文人通过结社、评论等方式影响朝廷导向；在经济上，从康熙后期尤其是雍正时期开始的一系列改革，也相当程度打击了缙绅阶层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避免形成明末那种东南士大夫集团。
这一堆组合拳打下来，文官系统的权力和影响根本无法明代相比，自然也就不需要打补丁模式的厂卫制度了。
中国封建时代的发展，整体上是一个皇权不断加强的时代。历代改革，都注重皇权的加强。明清是中国封建时代集权的顶峰，那是因为这已经站在了之前历代的肩膀上了。但也正因为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所以清代可以站在明代这个已经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更迅速、更精确地修整明代体制中影响皇权的因素。
所以有清一代，基本算是君主集权的集大成者。过去历代对皇权侵犯的教训——外藩、外戚、宦官、军阀、文人等等，经过历代探索，到这里基本上都能从制度上避免了。当然，这种前人的经验对待传统社会没问题，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就没辙了。
因为清朝建立在明朝的废墟上，对明朝的弊政和不足之处做了升级。
锦衣卫东厂是为了对付权臣谋反，也就是胡惟庸蓝玉这样的人设立的，后来也确实起过剪除权臣的作用。厂卫对付的是京城的权臣，而不是舆论控制。太祖设锦衣卫，整的是功臣集团；成祖因为怀疑锦衣卫忠诚度，设立东厂，监视建文旧臣。后来的皇帝因为文官独大，用厂卫来监视文官，造成厂卫在文人中遭受污蔑。
但是对于舆论这一块，明朝皇帝一直没有意识到野史传闻在改朝换代后的杀伤力，而清朝前几个皇帝确实对此非常重视，特别在十全大补膏药乾隆爷哪里发展到了极致。
清朝以八旗开国，异族入住，八旗军事集团一直是皇权的根基，文官集团的制约者，皇帝真正的亲人。清朝皇帝对文官集团及其后的汉族文人一直保持着警惕感，使得文官集团不能独大。
明朝上承唐宋，以大度为君德，因此文人气焰高涨；官员可以捕风捉影的说皇帝不好，而皇帝也只能忍着；清朝异族政权则认识到“野史记闻”对自己皇权的威胁性，特别在曾静大案之后，“诽谤皇帝”和“谋反大逆”直接挂钩，在乾隆时代达到顶峰。
高效的文字狱代替了低效厂卫
在顺治康熙时代，文字狱止于“诽谤本朝”，雍正时期开始以文字狱打击权臣，年羹尧就是从“夕惕朝乾”四个字入手定罪。乾隆把“诽谤皇帝”扩大到“质疑君德”，又把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也加入到“大逆不道”中，成功的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全的言论控制。
乾隆的确很聪明，擅长“举一反三”，“洞见玄微”，臣民只能把乾隆当成永不犯错的圣主来颂扬，皇室生活是完美的道德典范，不允许任何的怀疑，讨论，询问，甚至拍马屁也要按照指定模板，自由发挥一样会掉脑袋。
同样大清朝也是天下最完美的统治，大清朝的臣民只应该赞颂，不应该怀念前朝，大清朝的发型，衣服，制度都是不能怀疑的。甚至大清朝人的命运，也是幸运到了极致，不应有任何牢骚，凡有自觉“怀才不遇”的，就可能是诽谤圣朝，罪同谋反。关系走的近了，那叫朋党，也是死罪。
这时候谁还要厂卫这种低效机构？厂卫虽然不走通常的刑部程序，但也有必须的程序，需要人证物证，人证还可能发起倔强来死也不招，物证也可能做得不细，给人留下把柄，导致想杀的人杀不了，想抓的人抓不到。所以叫低效。
文字狱就容易多了，把文官家一翻，带字带画的东西都拿出来，按乾隆爷的思路办，十个有八个都是大逆应该族诛的罪行，到时候乾隆想咋办就咋办。
胡中藻在皇后死后写颂诗，有一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我们看来这是一句正常的悼亡诗，在乾隆看来，这是在污蔑皇后干政。
有个酸文人认为有人看不起他，纠集学生打人。乾隆认为“开朋党之风”，斩立决。
尤其恐怖的是，精神病人不能免罪，甚至不能免去连坐罪。你亲戚朋友疯了写大逆不道的言语，你是要负责的！你就是瞎子没看过，或者文盲看不懂，也是有罪的！
疯子丁文彬，自以为是大夏皇帝，说衍圣公是自己老丈人。这种疯子在其他朝不过是乱棍打出，在乾隆朝就成了谋反大逆，丁文彬自己凌迟，他不识字的兄弟也都问斩。
瞎子卓天柱，因为收藏了祖父的诗集，办案督抚也认定“双目青盲未见诗集内悖逆语句”，仍然斩决。
回看魏公公办杨涟的案子，是不是太失败？按乾隆的思路来办，杨涟的奏疏竟然怀疑皇帝不圣明，本来就是狂暴悖逆，丧心病狂，定个大逆不为过。至于左光斗等人，那都是朋党，可以一并斩首，又何必去追什么脏？
有了马克沁，谁还用什么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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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厂卫被黑的典型：逯杲，明明是厂卫中尽职奉忠的典型，却被编入佞幸传，和那些进仙丹的人混一块。
逯杲的功劳：
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外戚会昌侯孙继宗兄弟并侵官田，杲劾奏，还其田于官。懋等皆服罪，乃已。
石亨恃宠不法，帝渐恶之，杲即伺其阴事。亨从子彪有罪下狱，命杲赴大同械其党都指挥硃谅等七十六人。杲因发彪弟庆他罪，连及者皆坐，杲进指挥同知。明年复奏亨怨望，怀不轨，亨下狱死。
鼓城伯张瑾以葬妻称疾不朝，而与诸公侯饮私第。杲劾奏，几得重罪。
指挥使李斌尝构杀弘农卫千户陈安，为安家所诉，下巡按御史邢宥覆谳，石亨嘱宥薄斌罪。至是，校尉言：“斌素藏妖书，谓其弟健当有大位，欲阴结外番为石亨报仇。”杲以闻，下锦衣狱，达坐斌谋反。
复奏吉祥及其从子钦阴事，吉祥、钦大恨。五年七月，钦反，入杲第斩之。
大家看见了吧：逯杲办的这些大案，或者察有实据，或者是大奸大恶；最后在曹钦谋反案中殉职，这样的人应该被列入名臣传的。
有争议的只有弋阳王乱伦案，在实录中记载为“锦衣卫指挥逯杲奏发江西弋阳王奠壏败伦事，既而有旨令体审，复以无是。事闻，上怒，即遣敕责问杲，杲惧得罪，仍以为实。上不得已，命王母子自尽，曰：无污我宗室。方舁尸出焚时，雷雨大作，平地水深数尺，父老无不惊愕，以为逯杲上罔朝廷，诬陷宗室，故有此异云。”
这里的“上不得已”就不好理解了，逯杲只是皇室忠犬，就那千把锦衣卫也不可能当曹操司马昭，有什么“不得已”的呢？皇上不想追究的话，直接说查无实据，给逯杲来个免职留任就行，有什么“不得已”？
恐怕还是逯杲的证据比较确实，而记史者并不想归为英宗对亲戚的残酷，就来了个“不得已”。
作为一个敢于扳倒国公级大员的人，逯杲每笔案子都是在冒着掉头风险在办，恐怕不会“惧得罪”什么。至于下雨算冤枉，这叫封建迷信。
按佞幸传修史者的意思，逯杲只有对勋臣大员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心一意为石亨曹吉祥辩护才不是佞幸。屁股歪到这个份上，我只能呵呵。
满清自带八旗贵胄入关，就如同带了数万党卫军+盖世太保，安插他们到关键岗位把汉官管得死死的。汉族地主阶级这时候才大呼上当，真以为满清跟大元一样搞粗放式管理呢。
清代有尚虞备用处，也就是粘杆处、血滴子，这是妥妥的特务机关。只不过“自带基本盘入关”，弱化了对纯特务机关的需求和依赖。
军机处是小圈子治国、小黑屋决策、秘书政治。就是直接踢开官僚机构，皇帝跑去别处另组班子决策，参与的官僚基本“秘书化”，几乎无决策权都是“跪奏笔录”。
崇祯对群臣掌控力崩坏的根本原因是崇祯性格缺陷。王朝末期官僚吃空朝廷是普遍现象，如果想中兴就得拉一批打另一批。但崇祯性格缺陷明显，不愿意负责反而让臣子替他说话，那么谁按照皇上意思说话一旦被朝臣抨击，崇祯就不说话了甚至会处死。这谁还跟他混。
过去丞相权力很大，这反而容易分化丞相与普通朝臣的关系，让其相互制衡。内阁大臣、首辅在法统上并不是百官之首，反而是“领导人书记处”做实成为一级机关的产物。那么阁臣没必要得罪朝臣，反而更容易团结起来，一旦皇帝水平差就容易变成光杆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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