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德国的宰相是皇帝任命的,为什么宰相还会限制皇帝的权利?

回答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它触及了德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核心的政治结构和权力运作模式,尤其是在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时期。很多人直观地认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既然宰相由皇帝任命,理应是皇帝的“执行官”,怎么还会“限制”皇帝的权力呢?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并非简单的“任命”与“被任命”能概括。

我们得先理清几个概念:

皇帝(Kaiser):通常指的是国家元首,是象征性的最高权威。在德意志帝国,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士国王兼任,代表着整个帝国的统一和军事最高统帅。
宰相(Reichskanzler):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宰相是政府的首脑,负责执行帝国政策,领导内阁(Bundesrat的成员)。虽然由皇帝任命,但他并非简单的“大臣”,而是拥有独立运作的权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政府的日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由皇帝任命的宰相,反而能“限制”皇帝的权力呢?这要从几个层面来分析:

1. 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并非皇帝一人说了算

虽然皇帝是国家元首,但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权力并非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帝国宪法(Reichsverfassung)虽然赋予了皇帝很多权力,但也设定了一些制约。

帝国议会(Reichstag):这是由普选产生的立法机构。虽然权力有限,无法直接罢免宰相,但它掌握着财政审批权,并且可以在立法方面对政府形成压力。宰相需要面对议会的质询和辩论,他的政策也需要获得议会的默许。如果议会强烈反对,皇帝即便想推行某项政策,也会面临极大的阻力,甚至可能动摇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联邦委员会(Bundesrat):这是由各邦(如普鲁士、巴伐利亚等)代表组成的机构。许多重要的帝国法案,包括宣战、缔结条约等,都需要联邦委员会的批准。宰相作为联邦委员会的主席,需要协调各邦的利益,这本身就意味着他必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运作,而不是简单执行皇帝的个人意愿。
皇帝的“咨询”与“责任”:虽然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皇帝必须听取宰相的建议,但在实际运作中,皇帝不可能事必躬亲。他需要宰相来处理复杂的行政事务,制定具体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宰相的建议和意见就成为皇帝做出决策的重要依据。而且,宪法上也存在“皇帝不受司法追究”的条款,但实际的政治责任是可以通过宰相来分担甚至转移的。如果皇帝的政策出现失误,最终承担政治后果的往往是宰相和政府。

2. 宰相的政治能力与影响力:塑造政策的“实权派”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宰相往往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最有影响力的实权人物。

政治经验与专业知识:一位合格的宰相,通常是政治经验丰富、深谙帝国运作的能手。他掌握着政府的日常运作,对内政外交有着深刻的理解。皇帝可能更多地关注战略方向和象征性权威,而具体到如何执行、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制定法律条文,都需要宰相团队来完成。
与各方的协调能力:宰相是连接皇帝、议会、联邦委员会以及各邦政府的关键人物。他需要游说、谈判、妥协,才能将政策推行下去。这种持续的政治博弈,使得宰相不得不形成自己的一套行事风格和政治判断,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命令。
“皇帝的代表”与“政府的领袖”的双重身份:宰相虽然由皇帝任命,但他也领导着整个帝国政府。他的权力来自于皇帝的任命,但他的责任和影响力也来自于他领导政府的能力。当皇帝的意愿与政府的运作、国家的实际利益发生冲突时,宰相必须做出选择。
“政治现实”与“皇帝的私欲”:皇帝可能是出于个人喜好、家族利益或者某种理想主义而提出某个想法,但宰相需要考虑的是整个帝国的稳定和发展。如果皇帝的意愿是脱离实际的、冒险的,那么宰相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如陈述利弊、提供替代方案、联合其他势力施压等)来“劝阻”甚至“限制”皇帝。

3. 普鲁士的政治传统与帝国架构的特殊性

德国的政治传统,尤其是普鲁士的政治文化,对宰相权力的运作有着深刻影响。

普鲁士的官僚体系:普鲁士拥有强大而高效的官僚体系,这些官僚对国家的忠诚高于对某一个皇帝的个人忠诚。宰相往往是这个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他的权威也来自于他对这个体系的掌控。
“君主立宪制”的模糊地带:虽然德意志帝国被认为是君主立宪制,但其君主权力依然很重,同时议会权力相对有限。在这种“模糊”的体制下,具体的权力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担任宰相的人物。
政党政治的萌芽:尽管帝国议会的权力受限,但政党政治已经开始发展。宰相需要考虑各政党的立场,才能在议会中获得支持,推行政策。这种外部的政治压力,也会间接影响到皇帝的决策,迫使他更加依赖宰相的政治斡旋能力。

举例来说,我们来看看一些著名的德国宰相是如何“限制”皇帝权力的: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这位“铁血宰相”是德国政治的巨人。虽然他是皇帝威廉一世任命的,但他基本上是帝国政府的实际掌舵者。他通过自己杰出的外交手腕和国内政治操作,塑造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向。当威廉一世的某些想法与俾斯麦的战略不符时,俾斯麦有能力通过陈述利弊、甚至利用其在普鲁士军队和官僚体系中的强大影响力来“劝服”皇帝。例如,俾斯麦对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持保留态度,即便皇帝有时会想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俾斯麦也能够通过法律手段和舆论导向来限制这种可能。
霍恩洛厄亲王(Chlodwig 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他在俾斯麦下台后接任,虽然政治手腕不如俾斯麦,但他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试图在皇帝威廉二世日益增长的个人统治野心和帝国政府的实际运作之间找到平衡。他需要说服皇帝接受政府的建议,并在必要时坚持自己的政策判断。

总结一下,宰相之所以能限制皇帝的权力,并非因为他直接拥有“罢免”皇帝的权力,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制度设计上的权力分散:皇帝并非绝对独裁,需要与其他政治机构(议会、联邦委员会)打交道。
宰相的政治实权与影响力:作为政府首脑,宰相掌握着政策的执行和政府的运作,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脉。
对实际政治的驾驭能力:宰相需要协调各方利益,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这使得他不得不形成自己的政治判断和决策。
责任分担与政策可行性:皇帝的决策需要有可执行的政策,而政策的失败往往由宰相承担责任,这促使宰相在提出建议时会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并可能因此“限制”皇帝不切实际的想法。
维护国家稳定和长远利益:一位有责任感的宰相,会优先考虑国家的稳定和长远利益,而这有时会与皇帝的短期意愿或个人喜好相悖。

简而言之,皇帝任命宰相,更像是“最高董事会”任命“CEO”,CEO的权力来自于董事会的授权,但也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经营公司,并且要对公司的业绩负责。在政治实践中,一个有能力的CEO(宰相)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主导公司的发展方向,而不仅仅是董事会(皇帝)的传声筒。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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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德意志皇帝和帝国宰相在帝国宪法、普鲁士宪法两套彼此平行的制度之下各自掌握的权力。而一旦搞清楚这一点德意志帝国的体制也就一目了然了。

德意志帝国是德意志邦联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结合的产物,但结合的主体除了邦联和关税同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普鲁士邦。而这个结合的制度设计又是俾斯麦一个人所主导的,所以从帝国宪法的角度说四个机构分享了帝国的权力。

从邦联会议发展来的联邦会议,它和旧邦联一样是各邦委派的。它掌握着帝国的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最接近帝国的国家元首的东西。

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它是关税同盟大会的继承者。

德意志皇帝这只是授予联邦主席的一个荣誉头衔。他甚至不能亲自主持联邦会议。

帝国宰相他理论上是联邦主席任命的官员,但却是宪法规定的帝国唯一常设官厅的领导者。帝国所有公务员都对他负责。而且他是联邦会议的主持人。

这样四个奇妙的机构又以一种更加复杂的形式分享帝国的权力。帝国的一切立法和预算都必须得到联邦会议和帝国议会的批准。而且一旦得到批准皇帝无权否决。这就让帝国具有虚君立宪的色彩。

同时皇帝理论上不能亲自主持联邦会议,在帝国四十七年的历史上皇帝也没有这么作过。所以一切帝国的法令和预算都是帝国宰相提出并通过的。皇帝在帝国层面是一个礼仪性的职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的虚君立宪色彩更加明显。

帝国宰相、联邦会议、帝国议会三者一旦联合起来,甚至维持一个稳定的多数,从宪法上说完全可以抛开皇帝成为一个立宪制的共和国。

但帝国宰相并不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也不需要议会多数票的支持他甚至不需要议会多数票的容忍。他执政的唯一基础是皇帝的信任。

为什么呢?因为在帝国之外还有另一套体制那就是普鲁士邦。这个邦占据了帝国三分之二的人民一半以上的领土。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二元制君主国。

帝国的财政收入有两个来源,帝国收入和各邦协款。前者是各邦让渡给帝国的税收,主要是关税同盟收入和事后立法让渡的某些商品的消费税,比如糖类的消费税。还有帝国邮局的盈利,1873年危机期间俾斯麦抄底买入的铁路的利润。但这些钱加起来其实都无足轻重。一直到1900年帝国无论是收入还是国债都不如普鲁士邦。

那财政不足怎么办呢?只能靠各邦协助。一旦帝国入不敷出,各邦就应该按照人口比例分担帝国赤字。而普鲁士掌握了三份之二的人口自然负担大头。

这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帝国宰相通常都要兼任普鲁士首相了。因为就像俾斯麦自己说的要么什么都不干,要么就必须兼任普鲁士总理。一个可以架空皇帝的人却必须兼任普鲁士总理。而普鲁士总理是要依赖普鲁士国王的。这个普鲁士国王又兼任了皇帝。现在你理解帝国复杂的制度了么?

皇帝—宰相

国王—首相

这两组关系完全不同的四个职位在帝国四十七年的历史上通常都是两个人扮演,而他们都想抓住对方手里的权力,这是理解帝国历史的最好切入点。

皇帝是虚君立宪的礼仪性职位,国王是实打实的君主虽然受到一点宪法制约。

皇帝的基础是宪法和皇帝宣言,是1870年儿戏般闹剧的产物。

国王是1701年以来一百多年传统所塑造的普鲁士世袭统治者。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职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

帝国宰相是帝国行政事务的领导者和唯一责任人。是真正领导帝国的统治者,而且他的处境超级好联合皇帝可以压倒议会。联合议会可以压倒皇帝。他的地位介于副皇帝与“俾斯麦一世”之间。

但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让他滚,至少理论上可以让他滚。即使帝国层面不能,普鲁士层面也能。

因为普鲁士总理的权力也系于国王的信任。兼任普鲁士总理不但意味着财政问题上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在联邦会议的十七票。没有普鲁士的十七票宰相在帝国层面实际上也无能为力。这时候我们就看出联邦会议在帝国的特殊地位了。

联邦会议是帝国的真正主权者。按照帝国宪法它掌握着宣战、缔约、立法倡议在内的一系列权力,它还是帝国的统治者。但俾斯麦并不希望它真的掌握这样的权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联邦会议的奇妙处境。

首先是排斥皇帝,这既是各邦的愿望也是俾斯麦的愿望。联邦会议皇帝不能插手。皇帝不能否决联邦会议决议,也不能支持联邦会议。皇帝虽然有权召开和解散联邦会议,但如果三分之一票数要求开会皇帝即应该召开。这句话实际上取消了皇帝的解散权。

更有趣的一条是除非联邦会议表决期间会议代表明确宣布,他所投的票是在违背本邦指示的,否则都视为有效票。这话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一旦联邦会议开会那么各邦君主就什么也不能管了。因为除非代表傻到自称违背本邦训示否则皆为有效。事后宣称违背本邦指示是没用的,不能撤销已经通过的决议。

这里的各邦君主可也包括普鲁士国王。所以事实上联邦会议的权力是明显既要摆脱各邦干预也要摆脱皇帝兼国王的干预。纯然为俾斯麦一人准备的。

如果只有联邦会议帝国可能会走上宰相专制的道路,但联邦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帝国议会。联邦会议通过的法令还需要帝国议会的批准,但帝国议会又是普选产生的。这就决定了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所说的“今天的帝国既不可能采取绝对的保守主义路线,因为皇帝没有足够的权威,又不可能采取真正的立宪制,因为皇帝不会同意,议会也没有稳定的多数”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帝国会出现这种皇帝无法统治,帝国宰相也无力架空皇帝的局面呢?原因就在于帝国宪法实际上不是为皇帝制定的,也不是为各邦制定的,更不是为了德意志人民制定的。它是俾斯麦利用各邦、人民和皇帝的利益矛盾为自己设计的。

俾斯麦设计了一套背靠人民和各邦来挟持皇帝的制度,同时他又可以背靠普鲁士国王反过来挟持德意志各邦和人民。在这两种势力的僵持当中俾斯麦掌握了决定一切的权力。

而当俾斯麦垮台的时候新皇帝和新宰相都无法有效的在俾斯麦设计的制度里合作。俾斯麦所设计的皇帝与宰相还有联邦会议和帝国议会四个部门的宪法。实际上是把人民、各邦、君主和他自己并列起来互相牵制的制度。

这也就是决定了一但这种只有利于他一人的平衡崩塌。那么帝国可能会向两种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如果皇帝降服了宰相,他们联合起来就可以降服各邦和人民,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君主制的帝国。反过来如果宰相建立起稳定多数,他就可以降服皇帝让他成为一个礼仪性的立宪君主。

所以霍尔斯泰因说“我们的帝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是共和国向右是拜占庭”。但遗憾的是一直到1918年这个帝国都徘徊在十字路口既没能向左也没能向右。他就被埋在他徘徊不前的十字路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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