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哲学思想与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否有某种影响或者关联性？

德国哲学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确实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和关联，绝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历史、思想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深入探讨这一点，需要我们细致地剖析几个关键的哲学流派及其核心观点，并考察这些观点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被解读、被应用，乃至被扭曲。

首先，我们要谈到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历史的辩证法以及国家理念，对后来的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绝对精神与历史的必然性： 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是按照辩证法的逻辑向前推进的。在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看来，这种“理性”的、必然的历史进程，为国家和民族的崛起提供了一种哲学上的辩护。他们可能认为，德国民族的崛起和国家的强大，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是绝对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信念，可以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甚至是一种“天命所归”的优越感。
国家的至上性： 黑格尔将国家视为“伦理观念的现实”，是伦理的顶点，是个人自由的实现。他强调国家的理性和客观性，以及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在20世纪初的德国，当国家面临统一、强大和国际地位提升的渴望时，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很容易被解读为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对国家利益的至上追求。这种对国家至上性的强调，为后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土壤。当国家被置于一切之上时，个人的权利和国际法的约束都可能被边缘化。

接着，我们需要审视尼采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权力意志和超人概念。尼采的思想在当时德国及欧洲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其解读却充满了争议。

权力意志： 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是生命力蓬勃发展的表现。他反对僵化的道德观和虚伪的价值观，提倡打破旧有的束缚，追求生命的活力和创造力。然而，在将尼采的思想挪用到政治领域时，一些人将其解读为对征服、对压迫、对强者统治弱者的合理化。他们可能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而德国民族的强大和扩张，正是其生命力的证明。
超人： 尼采的超人是对现有道德束缚的超越，是自我完善和自我创造的理想。但是，在被错误解读后，超人可能被视为一个特权阶层，或是一个优等民族的代表。这与当时德国部分精英阶层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推崇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德国民族是“先进的”、“有使命的”，有权支配其他民族，以实现自身的“超人”理想。

除了唯心主义和尼采，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与哲学思想密不可分。

施特劳斯（Carl Schmitt）的政治思想： 虽然施特劳斯的主要政治思想在战后才被广泛讨论，但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活动和一些早期观点，与纳粹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主权者”、“例外状态”以及“敌人”概念的界定，为纳粹政权建立和维护其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强调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朋友和敌人，并将敌人视为必须被消灭的对象。这种将政治本质化约为“敌人”的观念，极大地助长了纳粹意识形态中对犹太人及其他群体的妖魔化和迫害。
“国家利益”至上： 许多德国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强调国家利益的优先性，尤其是在一个被认为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这种观点容易演变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将国家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包括人道主义、国际法和道德原则。

那么，这些哲学思想是如何具体影响两次世界大战的呢？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民族优越感与扩张主义： 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与尼采的权力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的扩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力强盛，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与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德国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带有黑格尔式的国家理性逻辑，即通过扩张来体现国家的力量和“历史使命”。
“精神的胜利”的信念： 许多德国知识分子在战争爆发时，怀着一种“精神的胜利”的信念。他们认为德国的文化和思想比其他国家更优越，因此在战争中也应该获得胜利。这种自大的心态，使得他们低估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
对“文化”（Kultur）的强调： 德国人经常区分“文化”（Kultur）和“文明”（Zivilisation），他们认为德国拥有更深邃、更纯粹的“文化”，而英法等国则停留在肤浅的“文明”层面。这种“文化优越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战争的合理性，认为是在为捍卫德国的“文化”而战。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 纳粹主义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嫁接和扭曲了部分德国哲学思想的成果。
种族主义的哲学化： 虽然尼采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种族主义，但他对“优等民族”的模糊论述，被纳粹党徒曲解和滥用，变成了“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对“权力意志”的极端解读，为纳粹的侵略和压迫提供了“生存空间”的理由。
反启蒙与反自由主义： 纳粹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强调理性、个体自由和普遍人权的理念持否定态度。他们崇尚意志、情感和民族的集体力量，这与部分德国哲学中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对强大国家意志的推崇有所呼应。
施特劳斯的“敌人”理论： 正如前文所述，施特劳斯对“政治”的定义，即基于“朋友”与“敌人”的区分，被纳粹用来合理化其对犹太人和其他“敌人”的迫害。
“被围困的民族”的集体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凡尔赛条约的严苛，使得德国普遍产生了一种“被围困的民族”的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哲学思想，例如强调民族团结、国家复兴和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观点，更容易得到响应。
对“历史创造者”的迷恋： 德国哲学中对英雄人物、伟大战士和历史转折点人物的推崇，也与纳粹宣传中对希特勒作为“民族救星”和“历史创造者”的塑造不谋而合。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将德国哲学简单地等同于德国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

复杂的历史因素：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经济、政治、社会、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等多种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哲学思想，是一种过度简化。
思想的误读和滥用： 许多哲学家提出思想时，并未预料到其会被如此扭曲和滥用。例如，尼采本人对德国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持批评态度，他本人也认为自己的思想容易被误解。
其他国家思想的影响： 政治思想并非德国独有，其他国家也存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思潮。

总结来说，德国的哲学思想，尤其是那些强调国家至上、民族使命、生命意志和权力追求的流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一部分德国精英和民众所接受、解读和应用，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思想上的土壤和一定的合理性辩护。 它并非是战争的唯一原因，但它在塑造德国的集体意识、民族情绪以及政治理念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催化和助推作用。 从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到尼采的权力意志，再到施特劳斯对政治本质的界定，这些思想在被扭曲和极端化后，与德国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以及最终的纳粹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个悲剧时代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理解这种关联，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思想与现实的互动，以及意识形态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

网友意见

谢邀。我其实一直非常反感这种给所谓集权主义、军国主义找思想源头的行为。某种学说可能带有军国主义色彩、或者可能助长军国主义、极权主义，这种描述是客观的。但是说某种学说某种思想是集权主义、军国主义的源头，这种提法就不客观。因为这里面有一种隐含的意味，就是好像如果当时这种思想被抛弃了，或者斩断了就不会有军国主义、集权主义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战争是纳粹建立的脆弱的法西斯制度的必然结果。1934年的希特勒-巴本内阁依然是一个依靠总统非常法执政的非宪政内阁，之后的国会纵火案和授权法，以及兴登堡总统的死导致的元首法，让纳粹得以避免冒一次总统选举的险而直接掌握总统非常法的权利。但是纳粹的执政基础依然不稳，因为已经禁止了其他各政党，选举已经失去了表达民意的意义。而且魏玛国家里民意只是国家权威的一部分，教会、保守派新教牧师、旧贵族、精英官僚、军官团和军队，都在议会的体系之外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它们和纳粹党只是同盟者的关系，它们选择纳粹只是因为纳粹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对复辟君主制表示同情。荷兰的威廉二世皇帝晚年最热衷的就是赞助各种国社党的伏笔密谋和小道消息。但是希特勒可不打算当德国的霍尔蒂将军。

所以在对外政策上那些压力集团追求的反而不是战争，而是尽可能的复苏经济恢复德国社会的安定，在恢复社会稳定的同时寻找逼迫国社党在复辟问题上妥协或者干脆干掉国社党的机会。比如沙赫特热衷的殖民地方案就是这样，他们对在欧洲获取领土并不上心。而希特勒谋求的就是战争，因为只有战争爆发，他和他的党才能依靠战争维持自己的长期执政。

德国的法西斯化是一战后德国政治局势、经济萧条、社会普遍不满的产物，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而且纳粹的思想说到底就是大杂烩。希特勒这个人和他的意识形态还不是德国意识形态，相反希特勒在思想上是舍内雷尔和卡尔鲁格这两个奥匈帝国的政治家的继承者，他的政策来自卡尔鲁格的天主教社会党，而活动方式甚至“元首”这个尊称都来自玫瑰骑士舍内雷尔。

没有一战希特勒连德国人都不是，更不要说什么希特勒德国。而一战也不是基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战争，虽然威廉皇帝在战争中期开始试图赋予战争以这种色彩，但是一战是一个意外，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一起酿成的悲剧，也不是因为某种思想和哲学。

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人忽视历史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非常热衷于其思想根源，意识形态性。这种态度其实是非历史的。

很多人认为德意志社会的意识形态跟法西斯有关系，这种关系客观的说当然存在，但是我认为随着现代的德国反思法西斯的深入，这种关系被夸大了，甚至有人说瓦格纳是纳粹的思想渊源之一，对这个说法我认为瓦格纳给巴枯宁表演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然后俩人一起热泪盈眶的时代真的没有什么法西斯主义的德意志民族思想。

德意志帝国的制度不是民主制的，在1914年很多人指出帝国议会各政党尤其是spd没有起到应有的阻止战争的作用，但是这种没有成功阻止战争的作用，和推动战争爆发的作用是两回事。帝国议会整体就只能扮演一个成事不足败事其实也不太足的角色。则1871-1914年之间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民意、社会的倾向和思想、哲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能有多大的影响呢？

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依然是一个暧昧的立宪君主的宪法，共和国总统改个名字就可以成为帝国皇帝，spd在魏玛共和国前期曾经取得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几乎选出一个完全左倾的议会，但它依然无法阻止德国社会的整体向右转，原因也就在于魏玛国家的体制里权威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总统可以越过议会利用非常法来统治，而内阁总理也不需要依赖议会多数，相反总统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才是内阁得以继续存在的有力保证。

spd的得票率实际上除了少数大获全胜或者灾难性的失败之外在德意志国家里始终维持在30%上下，则德意志社会整体的右倾和纳粹化的程度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即使纳粹取得压倒性的议会席位，如果兴登堡总统不肯跟纳粹合作，那么纳粹的胜利也难以持久。

德国的民族情绪和对犹太人的仇恨实际上是被夸大了。纳粹上台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德国社会整体的左倾，也就是以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管制经济这个标准衡量，魏玛共和国80%以上的选民是支持社会主义的，而在鼓吹社会主义和国家管制的三个政党里，德共肯定不可能被复辟分子选择，spd在1918年宣布了共和国的诞生而且是艾伯特总统和谢德曼总理两个人各宣布了一次，也不可能跟复辟派合作，只有国社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怂恿复辟派和贵族军官团对他们保持幻想，以此来争取后者的合作。所以实际上1930年代德国右翼出面完全管制国家已经箭在弦上，纳粹只是他们心目中的白手套而已。如果兴登堡总统真的按照施莱歇尔将军的要求动用武力消灭了国社党，接下去也肯定是军队直接出来管制国家，不可能继续维持魏玛的半民主制了。而当国社党不愿意在复辟问题上真的满足复辟派的时候战争，就是德国内部矛盾的唯一出路。

所以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都是德国寡头集团和民意互相碰撞的产物，而民意在其中并没有扮演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它更多的是没能起到阻止悲剧而不是酿成了悲剧。而且德国的民意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支持纳粹的情况，纳粹从来没有赢得过一次自由的大选。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俾斯麦设计的畸形的德意志帝国的体制、普鲁士国王们留下的军队独立地位和专制传统，还有与国家高度结合在一起的贵族阶级的影响实际上比思想、哲学、艺术里的民族主义倾向大多了。对两次世界大战，俾斯麦的责任比瓦格纳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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