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国出现「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回答
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就业难”现象,绝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深层结构性、周期性以及新兴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深入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剥离那些浮于表面的喧嚣,直抵其根源。

首先,经济结构性调整带来的阵痛是核心原因之一。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低端环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提升,经济发展模式必然要向更加依靠消费、创新和高附加值产业转型。

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产能淘汰: 许多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在面临环保压力、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加剧时,不得不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自动化水平,甚至直接面临淘汰。这个过程中,大量低技能工人失去原有的岗位,而新的、高技能的岗位需求又与他们的技能不匹配,形成了结构性失业。
服务业的结构性矛盾: 尽管服务业吸纳了大部分劳动力,但其内部结构也存在失衡。高端服务业(如金融、信息技术、专业服务)对人才的技能要求很高,而低端服务业(如餐饮、零售)虽然岗位多,但薪酬不高、稳定性差、晋升空间有限,难以完全满足劳动者的期望。同时,一些传统服务业岗位也受到线上经济的冲击,例如实体零售店的萎缩。
房地产及相关产业链的调整: 房地产作为过去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其相关产业链(建筑、建材、装饰等)曾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当前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些行业的就业。

其次,高校毕业生数量的持续增长与就业市场需求的错配,是“就业难”现象最突出的表现。

“弹性就业”与“高质量就业”的矛盾: 中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已相当高,每年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尤其是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数量更是突破纪录。然而,经济发展对新增劳动力的技能需求,并未能完全跟上高校毕业生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尤其是在一些新兴行业,尽管存在岗位空缺,但往往对学历、专业技能、英语能力、甚至实习经验有很高的要求,这使得不少毕业生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即所谓“高质量就业”。
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脱节: 高校的部分专业设置,可能存在与新兴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有些专业毕业生人数过多,但市场对相关技能的需求相对饱和;而一些新兴、急需人才的领域,其相关专业设置可能相对滞后或招生规模较小,导致人才供给不足。
“学历内卷”与“能力内卷”: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加,获取更高学历似乎成为提升竞争力的手段,导致研究生报考人数激增。但这并未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加剧“学历内卷”。同时,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也可能倾向于选择具备更全面、更强实践能力的候选人,形成“能力内卷”。

第三,新兴经济形态的冲击与重塑。

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就业模式的改变: 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直播带货主播等为代表的“零工经济”或“平台经济”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岗位。这类岗位门槛相对较低,可以快速吸纳劳动力。然而,这些岗位往往缺乏传统意义上的社保、福利、劳动合同保障,稳定性较差,且收入波动较大。同时,平台算法的优化也可能导致对劳动者效率提出更高要求,加剧工作压力。
数字化转型对传统岗位的影响: 自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逐步渗透到各个行业,一些重复性、程序化的工作岗位正在被技术替代,例如部分流水线工人、数据录入员、客户服务代表等。虽然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岗位,但这些新岗位往往需要更高的技能水平,对于原有岗位上的员工来说,转型难度较大。

第四,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压力。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与地缘政治因素: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这些外部因素都可能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外商投资,从而间接影响就业。
国内消费需求恢复的挑战: 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收入预期、资产价格波动(如房产)、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知。消费需求的不足,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订单和生产扩张,进而影响招聘需求。

第五,社会观念与就业期望的调整滞后。

“体面工作”的定义: 社会和个人对于“体面工作”的定义,往往偏向于稳定的、有正式编制的、收入较高的职业,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国企等。这使得大量毕业生在求职时,更倾向于这些传统“金饭碗”,而对新兴行业、中小企业、甚至灵活就业岗位存在一定程度的排斥,加剧了供需矛盾。
创业环境的挑战: 虽然国家鼓励创新创业,但实际创业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难、市场竞争激烈、政策支持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使得一部分有创业意愿的年轻人望而却步,也未能通过创业有效消化部分劳动力。

总而言之,中国当前的“就业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有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有高等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错配的短期压力,还有新兴经济形态和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情况。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教育体系与时俱进、社会观念不断更新,以及更为精准有效的就业支持政策。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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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

假设理想状态下中国有100个人,分为10个行业,每个行业10个从业者,每个从业者能够给10个人提供这个行业的服务。每个人对每个行业也都会有一份消费需求,那么总共就有100*10=1000份需求和100*10份供给。在这个状态下国安民乐,充分就业。

但是我们假设每个行业都出了两个奋斗逼,他们干了两倍的工作,每个人能够提供20份服务,导致只需要8个人(6*10+2*20=100)就能够做完这个行业所有的工作,这就会导致两个人失业。

两个失业的人消费也会减少,我们假设他的消费需求减半,这就会导致总需求从1000,减少到了80*10+20*5=900.

那么当每个行业的总需求从100变成90的时候,由于每个奋斗逼可以完成20份需求,少了10份需求就又会导致一个人失业。那么谁失业呢?当然是不想成为奋斗逼的人失业了,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奋斗逼,导致只需要6个人(3个正常人+3个奋斗逼)就可以完成原先的90份需求。

不好意思,现在4个人失业了。4个人的需求减半就会导致行业总需求变成了60*10+40*5=80。现在5个人(2个正常人+3个奋斗逼)就可以完成80份需求,导致又有一个人失业。

这个恶性循环最后就会变成,剩下所有还在工作的人都不得不996,然后同时有大量的人失业,消费也萎靡不振。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保证一开始的那两个奋斗逼不能得逞,才能避免后续整个循环的崩塌。


所以中国结构性失业的核心问题在于,两个人干了四个人的活拿三个人的工资。像华为这种公司在创造了大量就业的同时,创造了更大量的失业。本来这个行业可以养活50万个工程师的,但是因为华为带头形成强迫加班的风气并且受不到惩罚,导致所有公司加起来只需要招25万个就够了,剩下的25万不愿意加班的工程师就失业了。当大家把加班当做普遍习惯的时候,就会误以为中国其实只需要25万个工程师就够了。



评论区有人指出,生产效率高的人不一定是奋斗逼。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如果一个人能在同样的时间内比别人干更多的活,那他大概率也会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在休闲时间内进行更多的消费,整个社会的供给和需求还是相对平衡的。但是奋斗逼不一样,他们的单位时间效率并不高,产出只是靠堆时间,因此挤占了自己的消费,所以会产生产能过剩+消费萎缩。大佬工作955能生产20份,但他也消费了20份;而奋斗逼996虽然生产了20份,但只有时间消费5份,这15份的逆差就产生了经济危机。虽然也有一部分大佬高产出却不怎么消费,但是也会有相当多的韭菜消费超过产出形成平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社会上所有人不是在996就是家里蹲的话,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钱消费,一定会造成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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