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再发通知：「一对一」家教也不行，各地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如何解决？
一、政策落实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市场需求依然旺盛，违规培训难以根绝：
“地下”家教的抬头： 尽管官方禁止，但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并不会消失。许多家长为了孩子能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取得优势，可能会转向“地下”或隐蔽的家教模式，如在居民楼、咖啡馆进行一对一辅导，或通过线上匿名平台进行授课。
“家庭教师”的身份模糊化： 一些具备教学能力的个人，可能以“朋友帮忙”、“亲戚辅导”等名义，继续为学生提供一对一服务，规避政策监管。
“家政服务”的包装： 部分机构或个人可能将一对一辅导包装成其他形式的服务，如“学习规划师”、“学业助理”，以规避“学科类培训”的定义。
2. 监管难度大，取证困难：
隐蔽性： 相较于有固定场所的校外培训机构，一对一或小范围的家庭式辅导更加隐蔽，难以被发现和监控。
取证难： 即使发现疑似违规行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收集到确凿的证据，如授课内容、收费凭证、师资资质等，特别是当授课地点在私人住宅时。
举报机制的局限性： 虽然可以鼓励举报，但家长和学生往往出于各种原因（如怕被报复、不愿得罪人）不愿举报，导致监管信息不畅。
线上监管的挑战： 随着线上教育的普及，即使禁止了线下的“一对一”，线上“一对一”也可能成为新的规避渠道。网络平台的监管涉及技术、跨境等诸多难题。
3. 家长和学生群体的分化与矛盾：
“学困生”的困境： 对于学习上有困难、需要个性化指导的学生来说，一对一辅导往往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政策的限制可能会让这些学生失去重要的支持，加剧学习上的落后。
“优等生”的诉求： 部分优秀的学生希望通过一对一辅导进一步拔高，甚至挑战更高难度的知识点，政策的限制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学习路径。
家长之间的分化： 一部分家长认同并支持政策，认为可以减轻经济负担和教育焦虑；另一部分家长则对政策表示担忧，担心孩子失去竞争优势，甚至可能导致教育不公的加剧（有资源的家庭可能仍能找到隐蔽的一对一渠道）。
经济负担的转移： 即使禁止了学科类一对一，家长可能会将支出转向非学科类培训（如艺术、体育、编程等）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身对孩子的辅导中，甚至转嫁到购买各类教育产品上。
4. 教师群体的影响与反弹：
部分教师失去收入来源： 许多在职教师或退休教师可能依靠一对一家教来增加收入。政策的推行将直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
“曲线救国”： 一些教师可能会通过其他方式，如组建小型的“学习小组”（人数介于规定范围内）、利用业余时间成为“家庭教育顾问”等，继续提供指导。
行业人才流失： 如果缺乏有效的替代方案或转岗支持，部分优秀的教育人才可能会选择退出教育行业，流向其他领域。
5. 政策执行的公平性问题：
区域差异： 不同地区的监管能力、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分布不同，导致政策执行力度和效果存在差异。经济发达、竞争更激烈的地区，家长对“一对一”的需求和寻求违规培训的动力可能更强。
资源分配不均的暴露： 政策的实施，反而可能凸显出公立学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质量存在差异的问题，进一步加剧家长的焦虑。
6. 对其他教育模式的潜在影响：
小班化教育的“挤压”： 如果家长对一对一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可能会转向对小班化（规定人数内）教学的极度追捧，导致优质小班资源更加稀缺和昂贵。
家庭教育责任的增加： 家长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教育责任，这对于缺乏教育知识和时间精力的家长来说，将是巨大的挑战。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协同，从政策制定、执行到社会引导，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1. 强化监管与服务并举：
建立多部门联动监管机制： 教育、公安、市场监管、网信办等部门应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
提升技术监管能力：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线上平台进行技术监测，识别违规培训行为。鼓励举报并建立有效的奖励和保护机制。
引入社会监督： 鼓励社区、家长委员会等参与监督，形成社会共治局面。可以设立举报热线和在线举报平台。
建立培训机构“黑名单”和“白名单”制度： 对于违规机构和个人进行公示，形成震慑。同时，对合规的教育服务模式（如学科辅导性质较弱的素养类课程、学习兴趣培养等）进行规范和引导。
2. 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提供替代性支持：
大力发展和完善公立学校的课后服务： 这是满足学生课后需求最根本的途径。要提升公立学校课后服务的质量和吸引力，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内容（包括一定程度的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社团活动等），并逐步向提供个性化指导的方向拓展（例如，老师在课后服务中能对不同学生进行差异化指导）。
鼓励和规范校内名师资源共享： 允许部分在职优秀教师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以更规范、公益的形式参与到校内或区内的课后服务中，发挥其专业特长。
发展合规的、以兴趣和素养培养为主的“非学科类”培训： 明确界定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边界，鼓励发展艺术、体育、科学探索、编程等领域的培训，并对其资质、收费、师资等进行规范。
鼓励“小组式”辅导和互助学习： 在严格控制规模和性质的前提下，允许以小范围的学习小组形式进行互助学习，但需明确非营利性原则和监管边界，避免变相的一对一。
支持“家庭教育指导师”的专业化发展： 对于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可以鼓励发展专业且合规的家庭教育咨询和指导服务，帮助家长提升育儿能力，更好地辅导孩子。
3. 加强对教师群体的关怀与转岗支持：
为家教老师提供转岗培训和就业指导： 针对原从事一对一家教的教师，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其转向合规的教育服务领域，如公立学校的课后服务、素质教育机构的教师、在线教育平台（如能提供合规的互动教学模式）等。
研究制定针对性政策： 考虑为部分确实因政策受影响较大的群体提供一定的经济补贴或转岗支持。
4. 引导社会观念，缓解教育焦虑：
加强宣传引导，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媒体、学校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宣传“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和教育观，减轻不必要的教育焦虑。
发挥榜样作用： 宣传那些并非依靠“超前”学习或“一对一”辅导取得成功的案例，让家长看到更多元的成长路径。
建立家校社协同的育人机制： 促进学校、家庭、社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为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5. 政策的动态调整与科学评估：
定期评估政策效果：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定期对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包括对学生学习成果、家庭经济负担、社会教育环境等方面的整体影响。
允许适度的灵活性： 在坚守“双减”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原则下，可以研究是否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如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偏远地区缺乏优质教育资源等）存在有限度的、经审核批准的个性化辅导模式，但必须严格监管。
倾听多方声音： 在政策执行和调整过程中，应广泛听取家长、学生、教师、教育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总而言之，教育部禁止“一对一”家教的政策是为了规范教育市场、减轻学生和家庭负担、促进教育公平。但在执行过程中，必须正视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并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在严格监管的同时，积极提供替代性、合规性的教育支持和服务，并引导社会形成更加理性健康的教育观念，才能最终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持续的探索和优化。
网友意见
关于双减的政策已经越来越精细了，但有没有发现，全是否定性的：
禁止xxx，不准xxx，减少xxx，取缔xxx
能否来个肯定性的，让忽然被打乱阵脚的从业人员、家长和学生有个方向？
禁止A，大家准备B；禁止B，大家准备C；禁止C，大家准备D...
这不是打游击队，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一对一也不行，问题是一对一怎么查？
请出台《关于稽查教师COS上门家教的标准流程》
各地会遇到很多问题：
初心都是为了学生好，层层下来就变味了，人人自危畏手畏脚；
政策时刻更新杀个措手不及，不能做任何长远打算；
升学考试压力在，刚需还在，只能变着法子找对策；
怎么解决？
请出台《教培从业者指南》《鸡娃家长指南》《学生自力更生指南》
教育的初心到底是什么？
是为了让学生感受到人世间的真善美，做一个充满爱的人。
真心推荐各位从业者和家长绕开迷雾，静下心来，读读这位兢兢业业，用心爱着每一位学生的教育家的话。
操作难度?
有什么操作难度？
举报+奖励，你看看不是封闭式生活区家属区的，有没有人专门蹲进来当朝阳群众？
早就说了这一波政策，事实上是“优先保障大单位”，“部分保障小单位”，“没单位的不保障”。
现在的政策轮廓是什么？
第一，基本禁绝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升学辅导类服务的可能性，变公开市场变非公开市场
第二，不鼓励但也不限制非货币资源交换，即没有把易子而教作为非法行为加以禁止
第三，对大众传媒上曝光的信息，特别是那些有助于损害升学辅导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互信的那部分，对其报道和伴生舆情根本不加以限制。事实上的不干涉，起到了破坏其信任链的作用。
如果我们带入社会现实：
1.高等级单位新职工学历直线上升，硕博学位持有人比例迅速提高
2.高房价使许多新职工不能随意买房，安家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集体帮扶
3.高等级单位，因为其等级高、编制规模大，因此职工专业背景覆盖范围更广
那么结果就必然是：
第一，大单位，人多，子弟多，而且会集中解决住房问题，那么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封闭小区
第二，大单位，人多，入职标准高，专业覆盖范围广，每届子弟凑足高水平叔叔阿姨的几率就显著的高
第三，大单位，很多人是要在单位干一辈子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因此不会像单位外的人一样为了补课的事情互相举报。
第四，大单位，人多，势力大，还怕没有对口高校输送毕业生过来带娃?关工委出面组织日托，家长集资发津贴，合理合法，管？怎么管？
这叫优先保障大单位。
小单位就完全看一把手和职工的觉悟，领导负责觉悟高的就有的玩，没有就玩蛋去。
没单位的（主要是指体制外就业的），要么钱多到养外籍家庭教师，要么就哪凉快哪呆着去。要社会资源没有，要人品背书没有，要社会信誉也没有，谁会冒着丢工作的风险来提供升学辅导服务？
这个政策不需要100%的落实，推出来就能达到目的。
这一类政策都属于典型的「民不告、官不究」的，如果一对一辅导，大家各自满意，并且也没有第三方知道，而补课本身也不造成社会危害，真的抓住了所谓处理，顶格就是行政处罚，也不可能入刑。所以这样的事情完全不可能也没必要像刑事案件那样，花费很多的精力去调查取证和处理。关键在于如何让「民」有动机去告，而事实上，这个政策存在本身就会非常有作用。
首先，以公司的形式合法补课就变得很难。公司是连接家长和补课老师的桥梁，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撮合交易。现在一对一家教违规了，那么开家教公司就基本上没戏了。那么这意味着再想补课，就只能依赖于口口相传的个人中介。这类似于黑市，交易成本远高于合法市场，并且补课的及时性和质量都相对更加的随机。而执法机关只需要通过举报来打掉一个节点，就可以成功的让很多链接给断掉。
其次，只要有这个政策在，补课人、家长、中介之间的信任链就会受到挑战。补课和黑市还不一样。黑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后大家再不相见。但是补课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家长可能反悔，可能不满意，可以了解到其他人在偷偷补课而不满意。整个链条的之前之后，有很多可以举报的时间节点，这也增加了中介和补课人的风险。尤其是对于体制内的老师而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为了补课费而被举报背上行政处分怎么看都不是很值得的事情。
第三，这是对补课老师资源的打击。大学生同样是受制于这项法规的管理，补课同样可能会背上处分，影响前途。去掉了相当一批的大学生，去掉了体制内的老师，又没有了专业的教培机构做这方面了，那么能心安理得一身轻松来给学生补课的人也变少了。
第四，这可以充分调动家长的积极性。让自己的孩子有优势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自己的孩子补课，另一个是不让其他的孩子接受补课。当「给自己的孩子补课」成本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家长的策略就可能发生根本性转移，切换到「阻止其他孩子接受补课」上，那么这意味着即便是一对一补课，也可能会被其他的家长给侦查到然后举报。
所以只要有这个政策，其实不用担心怎么100%的落实，以上四条就很可能能够让政策实质上能够获得其希望达到的效果。
哎呀，我就是玩一下赌片里面的公海梗，这么多人给我科普法律知识，我还是很感动的。但是我要强调，一，我不住在沿海。二，我没有钱租船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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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可能落实的难度高一些。
是不是到公海了？
已经到公海了。
好，大家把教具资料拿出来，开整。
还有就是国家对婚外情和包养第三者关系并没有相
应的政策规定进行管理打击。
那么说只需要家教和父母一方承认是那
种关系，那家教的收益都可以归为包养费。这样一
来家教是无偿给小孩补课，只是为了幽会的掩护，
也就不存在有偿补课的问题啦。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你把那最看分的环节取消了就行。
这道理谁都懂。那么往深想一层。。。。。
难道是要给废除膏烤制造舆论？
这是国家意志。国家的想法就是，在教育方面你们不要卷了，大家都快乐教育。农民的儿子反正只能当农民，社畜的儿子大概也是社畜，精英的儿子自有办法继续当精英。各安天命，大家都乐得轻松。
于是养娃变得轻松起来，你想鸡娃也让你没门。原本打算养一个的就再生个二胎，生了二胎的赶紧生三胎。不然韭菜不够用甚至断了根可就麻烦大了
去年和今年出生人口断崖暴跌这种事情，是促成如此强烈国家意志的原因。
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你们就不要耍小心眼和国家意志作对了。
一对一家教也不允许，会不会形成信用的层次。
就是有钱的一对一家教后，给钱不举报。
没钱的一对一家教后，不给钱且举报。
然后，长期以往，层次分得更明显。。，
社会实践啊。
这个容易偷税漏税，而且家教的真实水平也无从验证。实施的过程肯定有难度，毕竟偷偷摸摸的去，你也不知道。
以后私营企业开办员工子女免费教育托管可能成为一种福利。有利于保持员工队伍的稳定性。
我想了一下，应该特别鼓励制造业企业开办免费子女教育补习，这样工匠们就愿意进厂了吧？
这几年来的教育改革，有很多举措，我都非常支持。
比如削弱民办教育，禁止民办掐尖；比如名额到校，打断生源集中化；比如师资交流，好老师交流到弱校。
在知乎也写过不少文章为这些政策叫好。（如何看待 2019 年 7 月 8 日颁布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如何看待上海华二初中发的文章《到华二初中读书，你真的想好了吗？》？）
但是，我唯独不支持现在对课外补习班的一刀切。
这当然不是因为有什么利益相关，在现实中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没有给孩子参加过任何课外补习班，没有家人和课外辅导有利益相关，也没有买过这些机构的股票，或者接受过其任何资助。写这个文章，纯粹是因为，这个办法不对。
先提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累进税」。
累进税，就是应税额越大，边际税率越高，高收入的人会碰到越来越高的税率。
用累进税来调整收入差距，征税后的税后收入差距，要小于税前收入差距。
但还有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叫做「累退税」。
累退税，是一种收入越高，边际税率反而降低的税种。征税完毕后，穷人反而被征收了更多的税，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
在教育公平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也是如此，需要考虑这个税种到底是累进，还是累退的。
比如，义务教育改革中缩减民办的优势，那么比较富裕的家庭，是不是主要在民办学校呢？我们可以用PISA数据做一个计算[1]。
上图横坐标代表社会经济地位从最低到最高的100个百分位，红色和蓝色分别代表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很明显，在右侧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家庭中，上私立学校的比重是最高的，左侧为10%左右，右侧接近30%。
因此，削弱民办学校，能够削弱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家庭的优势，这样的政策，属于累进税。
再比如，促进教师交流，让好老师到弱校任教。这个政策在上海已经施行了很久，最近在北京也开始落地，这是累进税，还是累退税？
我们还是用PISA数据，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所在学校的「具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占比」，可见下图：
上图横坐标仍然代表社会经济地位从最低到最高的100个百分位，纵轴为该部分人口所在学校研究生学位教师占比。可以看到，在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家庭，其所在学校研究生学位教师占比不到2%，而在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家庭，研究生学位教师占比接近20%。
因此，让好老师异校交流，也能削弱富裕家庭的优势，使教育资源更加公平，这仍然是累进税。
再比如，校额到校，让非学区房所在学校，传统意义上的「差」学校有更大优势，这是累进税，还是累退税？
我们用PISA数据，看看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和他们成绩的关系。
上图横坐标仍然代表社会经济地位从最低到最高的100个百分位，纵轴表示其标准化测试的数学成绩。趋势仍然明显，长在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孩子的成绩也越好。
因此，采用名额到校，让好学生扎堆的「好」学校名额减少，但是差学校名额增加，一样能够削弱富裕家庭的优势，使教育更加公平。这也是教育的累进税。
现在再来看看「打击课外辅导班」。
先来看一对多的课外辅导班。在PISA数据中，有一个问题问到了学生是否在校外有额外培训，如果有的话，是哪一种形式，是一对一，还是2-7人的小班，还是8人以上的大班。
我们把一对一辅导以外的形式，归类为一对多的课外辅导班。那么，打击课外辅导班，到底是累进税，还是累退税呢？
上图显示了一百个百分位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参加一对多课外辅导班的比例。可以看到，参加一对多课外辅导比例最高的，是哪些人？
是社会经济地位处于20-40之间的中等偏低阶层，他们之中有30%参加了一对多形式的课外辅导班，个别分位点比例达到40%以上。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参加一对多课外辅导的比例越低，在最高的百分位，比例降低到20%以下。
我们再把一对一和一对多辅导的时间占比按照社会经济地位画出来。
上图从左到右显示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的一对一辅导时间和一对多辅导时间占比。在这张图中一样可以看出一对一时间占比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显著提高，在最高百分位，80%的辅导时间来自一对一形式的辅导。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最穷的学生也能请得起一对一吗？是的，在数据调查的范围内确实如此。
需要注意的是，PISA2015年的调查地点是上海、江苏、北京、广东，这四个地区都属于中国较为富裕的地区，所以这里的「中等偏低阶层」也是针对这四个地点来说。
但别忘了，中国的高考是按省录取，一个身处上海的中等偏低阶层固然可能比一些中西部省份的平均水平拥有更高的资产和收入——毕竟房价摆在这里——但他最后高考时的竞争对手，仍然是同处于上海的这些富裕学生。
因此，打击课外辅导班，对这些地区的学生来说，会削弱相对贫穷的家庭，使富裕家庭巩固其优势，最终扩大教育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增加教育的不平等，是不折不扣的「累退税」。
到这里可能又有人会问，就像这个题目说的那样，教育部这不是又准备打击一对一家教吗？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政策在往好的方向改进呢？
如果一对一真的能那么容易被打掉，被限制，那这个问题倒也确实解决了大半。
但从常识看，从这个问题下的几百个回答看，一对一辅导，是那么容易被打掉的吗？
凭借现在的行政资源，能限制住的一对一，也就是些强扭的瓜，出头的鸟。来了几个举报，闹大了，不得不处理下。对于家长、教师、学生已经完全形成攻守同盟，下决心要和其他人甩开差距的家庭来说，怎么可能会有举报？谁会来管？又怎么能限制得住呢？
除了一对一辅导以外，更大的缺口在家庭辅导中。CFPS数据询问了家人辅导的情况：
通过CFPS数据，我们将家庭收入分位十个等级，分别去看这些家庭来自父母辅导和课外辅导的时间对比，如下图所示：
上图从左到右是家庭收入等级由低到高的十个分位。可以看到，课外辅导时间（该时间同时包括一对一辅导和一对多辅导）随着收入升高而提高，但在收入达到70%百分位以上时，课外辅导时间的提升已经不甚明显。
与此同时父母辅导的时间却显著提高。在收入最高的10%分位，父母每周给孩子辅导的时间达到了274分钟，比该群体的课外辅导班时间高出103分钟。
这很好理解，很多双职工家庭不是没有钱，他们有钱给孩子购买课外辅导班，质量或高或低，都能上。他们缺的是时间，在书桌旁辅导自己的孩子，虽然不花钱，却是一种奢望。
因此，就呈现了这种形式——
对机构的课外辅导班，铁拳管理。
对更隐秘也更昂贵的「一对一辅导」，名义管理。
对父母教育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组织起来的教育，没打算要管理。
这样的策略如果继续施行，在上海、北京等地区，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势必会随着政策增加，而非减少。
讲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说，那些不受政策影响的家庭，最后都出国啦，本来就不参与国内的高考竞争，因此不会有影响；或者是这些家庭再怎么限制都限制不住，因此不必在意。
这种看法从双减落地后就不断地传播，但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如果一个税种从收入顶端0.1%的人口开始逐渐收不到税了，那么这个税种对前0.1%的人口来说就是累退税，他会增加前0.1%人口的不平等程度。那么对这种情况，你或许可以说，这个税种虽然是累退的，但是他对普通人「没有影响」、「不必在意」。
而本轮教育改革的累退税，不是从99.9%的人口开始的，在上海、北京等地，是从30%的人口开始的！只有社会经济地位在30%以下的人口，才能因为双减而降低教育不平等程度。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30%分位点以上的，都会受到这个「累退税」的影响，越富裕的家庭，受到双减的影响越小，优势越得到巩固，不平等程度提高。
第二，放眼全国，这个「累退税」的拐点可能不会出现在30%那么低，但通过CFPS数据计算，也就出现在60%这个水平左右。所以，取消课外辅导班，可能确实可以提高全国范围内职校、专科和本科之间的区分程度，提高这些学校的筛选效率。但对于更好的学校来说呢？
每一年高考，考入211及以上大学的，占该年龄人口的3%；考入985及以上大学的，占该年龄人口的1%。更别说再往前的清北华东五校，占比不足0.2%。增加职校、本科分界线的筛选效率，却进一步降低头部学校的筛选效率，提高这些学校的富裕家庭集中度，真的是政策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第三，许多富裕家庭送孩子出国，就是为了避免国内激烈的竞争压力，现在一方面受到疫情的影响，一方面贫穷家庭不让参加课外辅导班了，富裕家庭发现自己孩子的优势反而更明显了，竞争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他们难道就不会选择放弃国外留学，回到国内高考轨道分一杯羹吗？
再举一个例子，本次双减中被一并禁止的「拍照搜题」。
拍照搜题，被禁止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诚然，确实有很多学生用拍照搜题来抄作业，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但对另外一些比较聪明，但家庭情况一般的学生来说，则并非如此。
在这些学生所在的学校，很多难题，老师不讲，甚至自己也不会做，这些学生可能没有课外辅导班，也没有一对一讲题，父母当然也不会，但是拍照搜题，却使得这些学生能够有机会获取知识。至少在这个瞬间，这些学生与那些有各种资源的学生，是拥有同等水平的学习资料的。
而取消拍照搜题，无疑则是将这批学生的最后一道防线冲毁，让他们彻底失去参与竞争头部教育资源的机会，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等。
教育改革是很困难的，一些政策，虽然可能会让其中一大部分人更加公平，但也可能对另外一群人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政策是否应当施行，往往就在这两群人的占比中走平衡木。
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是对不同的区域开展差异化施行，根据本地区的一对一教育和外部辅导的占比拐点，决定是否应当在本地区实施课外辅导的一刀切。而我国高考的分省录取，也正是给分地区差异化施行提供了现实基础。
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头部家庭参与课外辅导，那么一刀切自然没有什么问题，大部分人的教育公平都会得到提升。
如果一个地区大部分家庭都已经或多或少地参加辅导，富裕家庭甚至已经退出课外辅导，开始密集地线下团课，一对一，此时再砍掉机构化的课外辅导，对教育公平适得其反。
此时应当做的反而是更加大规模的名额到校，给差的学区更多的名额，让获得好成绩本身无利可图，甚至有反效果，才能打破人们追求好成绩的欲望，减少富裕家庭在学习中的优势。
就像是一场赛跑，大家站上了起跑线，突然裁判说，本场比赛，禁止使用常见代步工具——溜冰鞋。为了彻底禁止溜冰鞋，将严查溜冰鞋供应商，发现一双，查处一双，一查到底。
13赛区的小明知道自己跑得飞快，要是穿上溜冰鞋，可以跑得像小汽车一样快，但是他还是脱下了溜冰鞋，准备和大家一起公平竞争。
然后裁判继续说，也不能开车哦，要是有人举报的话，选手要被罚停车五秒。
在31赛区，手握方向盘的小刚有点紧张，「我这辆跑车，应该不是很显眼吧？」
裁判举起发令枪，准备开始比赛，11赛区的小强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我什么事儿，原来开飞机是被允许的呀。」
参考
- ^PISA是OECD对全球15岁学生进行教育评估的一项调查数据，包含了学生、家长、学校、教师的信息，以及学生的标准化测试成绩 https://www.oecd.org/pisa/data/
过细的政策是没办法执行的，顶多是表明一个态度。
在此之前，教培行业的整顿政策之所以能够迅速到位，是因为所有的教培都依赖一个公司。相对于个人来说打击公司是容易的多了公司有明确的负责人，有明确的地址，有明确的经营范围，而且你收钱是铁证如山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由于打击的公司上千万的教培行业，员工面临下岗或者已经下岗，这些人在开展补课行为的时候，不再以公司形式而转为以个人的方式，通过私下撮合，而且教育过程和付钱的过程有可能是分离的。
比如我看到过的有些私营企业老板，年薪30万，自己公司招了一两个老师。平时可以干些其他工作，有空的时候给老板自己的孩子或者适龄的员工的孩子补课。这性质上就成了“有特长的员工免费辅导同事家孩子”，那你无论如何也管不着人家呀。
再比如他所提到的通过家政服务的方式。一个家庭花大价钱请老师到家里面以家政服务的名义辅导。如果这个老师是个人而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话，你怎么管？教育部可以处罚学校可以处罚在职老师，但是对于一个有文化的清洁工，你有什么权利去管人家？你怎么处罚？报警把他抓起来了？
所以这个规定其实没有太大的执行意义。一方面从机构转向个人以后，其实你已经没有太大的处罚力度了。而过细的政策必然到来执行成本的问题。查补课也不可能不计成本的去干的。
去瑞典玩时，瑞典朋友给我介绍了他们一条很奇怪的法律——卖淫合法，嫖娼违法。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规定，朋友解释说。以前卖淫和嫖娼都违法，结果很多人白嫖，卖淫女又不敢报警，因为报警自己也完蛋，后来政府就搞了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规定，用来保护卖淫女的权益。（很大程度是女权主义者推动的。）同时因为存在这样一个表面上不平等的法律，嫖娼者因为顾及被卖淫者举报，不敢嫖娼了。性交易活动反而比规定卖淫嫖娼都违法的时候更少了。
感觉禁止“一对一”家教和瑞典这条法律很类似，只不过是反过来的，保护的是消费者一方。政府肯定不可能挨家挨户查补课，所以家长满意，不去举报，就没事。但如果双方有纠纷，一举报一个准。民不告官不究。同时，虽然政府不能挨个查，但是老师会顾忌家长举报，也不敢补课了。威慑效果已经起到了。
我甚至觉得这个模式可以用在反腐上试试。如果规定“受贿犯罪，行贿无责”，贪官顾忌行贿人反咬一口，贪腐率会不会下降很多呢？
要不就变成直播带货行不？
甚至你买一件东西，就可以获得一次现场和主播直接沟通的机会。
感觉很好玩。
人微言轻，仅做建议：
1，针对一对一家教的打击，只能用举报+执法的方式，邻里关系和社区氛围成为关键点，孩子是否能够保守秘密成为关键点，有利于社区和谐和孩子的情商成长。
2，双减坚决支持，但之前不断的周期性教改几乎没用，之前这些教改改来改去，实际上是教改也形成了产业，一次教改，一堆专家能赚方案论证的钱，吃教育口的供应商能赚设备和装修钱，专家四处培训教改后的精神和课程能赚培训钱，这个产业教育部是否也应该自查一下？？多年来多次教改搞了多少钱？是不是除了校外培训，这个“产业”也应该规范整顿一下？
3，一对一家教补习，如果家教不行，无偿的补习是否可以？私立学校收费高，在课程以外增加校内辅导是否合规？教职工给亲属和家人补课是否合规？既然要公平是否应该都细化出来？
4，现在很多智慧设备（台灯之类的），把拍题讲解搞成了AI模式，这个方式是否有悖于双减精神？是否应当监管？如果这个不监管，一对一的AI辅导是不是也合规？
5，录制视频课，卖K12课程，然后再开留言解答咨询，效果与一对一家教类似，是否应该禁止？
有些行政指令，往往忽略了执法难度和执行能力，很难完全公平落地。
监管要有边界感，不然就是一阵风。
损失的是行政权威。
解决不了，很快就没有了。
教育部总想在教育领域解决社会问题，然而教育部一无财政权，二无人事权，三无行政执法权，全靠其他部门帮衬。然而今天其他部门有空，卖个面子，明天没有空自己的事情都干不完，这事就玩不下去了。。
杭州教育局回复，大学生家教要先有教师资格证。
但是，根据规定，教师资格证，大学本科生大三才有资格报考，随后凭学历证申请教师资格证（有的地方弹性处理，可大四下学期申请）。
所以，大学生家教？
大学生家教历来是学生勤工俭学的重要途径。
我看完政策文本，本次“双减”针对的是培训机构的资本化问题，针对的主体也是培训机构。
那么，大学生是培训机构？大学生家教是所谓的资本化？
我国近期查的东西有点多啊。
公务员数量不是无限的，行政资源不是无限的，这样消耗下去是会枯竭的。
以后大学周边的小广告都会变这样：
“包小三，每月XX元包养费，要求xx学科功底好、能和xx年级的孩子好好相处、表达能力强、有耐心，有意请联系xxxxx”
这是要把学科培训的路子给堵死啊，相关从业人员是真的难了。
只要政策和宣传口对一对一家教持否定态度，以后即使有这类需求的家长和能给与这样服务的老师都没法在阳光下正常的交易，当一对一的老师缺乏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时候，这份工作是做不长远的。
今年对教培行业真的是狠抓狠打。
我觉得韩国没什么参考性，毕竟那是个西式MZ国家，如果因为限制补课导致底层人民认为他们的上升通道被堵死，那么韩国ZF是可能会被搞下台的。但是我国没有这个问题，ZF完全有能力控制教培行业而且自己的ZQ不会出问题。
阶级流动性这种东西，落在每个人身上是一座大山，但是从国家的宏观角度来说根本无足挂齿：到底是一个广西凤凰男逆袭进京当了公务员还是北京拆二代无痛分晚在北京当了公务员对国家根本没有一毛钱差别，甚至后者能为国家节省更多的人力成本：这个广西佬在南宁呆着不是也蛮好？他家为什么要豪掷5000块给他上教培？他正常考考到个广西xx学院，然后在广西找份工不行吗？他家因此省下的5000块又可以养个娃了，他在南宁找份工，22岁可以结婚生娃了，或者回村里面，18岁就可以结婚生娃了，还不用买房。你现在让他家人豪掷5000块给他补课，好家伙他考上北大了，在北京当公务员，一个月5000块工资，100000年都买不了房娶不了媳妇生不了娃，还不好意思回家，心想家里为他花了5000块巨款，他都考上北大了，不做个奋斗13怎么好意思回家？然后就在北京孤独终老郁郁寡欢。然后北京拆二代因为他少了个公务员名额觉得北京已经不是北京人的北京了太卷了于是只好拿着10000亿的拆迁款移民美利坚了，这故事里面到底谁受益了？是那些“寒门出贵子”“人人都有翻身的机会”的理念们吗？哦，还有美利坚。
说什么高等教育培养科技人才什么鬼，结果现在科技人才硕士博士发完Nature就去考公务员要么去明星高中当老师了，那这些卷卷卷去清华北大985的对国家的意义究竟在哪里？简单来说就是没有意义：你们人人都爱卷出来去公务员中学教师，那我还不如让北上广深的富二代拆二代学二代直接无痛分晚子承父业直接去清华北大985？他们出来是不是比你们这些奋斗13花了18年为了考高考考完后找个稳定工作的人对中国的学术事业对科技进步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有帮助？
blablablablabla...
（以上内容不代表本人意识形态）
这么说家教等同于嫖娼了？
关键是嫖娼都没管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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