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被认为有政治才能，曾被当做宰相苗子培养，但为什么却因为桃花诗两次被贬？

刘禹锡，这位才情横溢的唐代大诗人，他的名字总是与“诗豪”的美誉一同出现。他饱读诗书，胸怀大志，早年便展露出非凡的政治才能，甚至被视为“宰相苗子”，前途一片光明。然而，这位本应叱咤政坛的风云人物，却因为几首看上去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桃花诗”，两次被远远地贬谪，从政治舞台的中心跌落。这其中的缘由，远比诗歌本身要复杂和深刻得多。

要理解刘禹锡为何会因为桃花诗被贬，我们得先将他的人生轨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放在一起审视。

一、政治抱负与时代背景：风云际会中的失意

刘禹锡出生在一个颇具政治色彩的家庭。他的祖父刘祎是唐朝中期的一位名臣，虽然被卷入了政治斗争而早早去世，但家族中对政治的熏陶并未因此中断。刘禹锡自幼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能写出“长篇赋”，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这使得他很早就受到了朝廷的关注，并且被寄予厚望。

唐朝中后期，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朝，虽然表面上恢复了统一，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问题日益严重，政治局面十分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包括刘禹锡，希望能够革除弊政，重振朝纲。刘禹锡正是站在了这样一个改革派的立场上，积极参与政治。

二、永贞革新：初露锋芒的改革家

刘禹锡政治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过于参与了“永贞革新”。这是一场由唐顺宗发起的，以王叔文为首，刘禹锡、韩泰、韩愈等人为骨干的政治改革运动。革新的核心目标是打击宦官势力，削弱藩镇，整顿朝政，恢复中央集权。

刘禹锡在这场改革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作为革新派的骨干成员，积极献策，发挥了重要的智囊作用。他的政治才能在此刻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锐意进取，敢于触碰积弊已久的官僚体系和宦官集团的利益。

然而，好景不长。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宦官势力强大，地方藩镇跋扈，再加上保守派的阻挠，革新仅维持了一百多天，就因为唐顺宗病重，唐宪宗即位而被扼杀。这场改革的失败，标志着刘禹锡政治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三、第一次被贬：因“顺宗实录”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直接导致了革新派成员的集体被贬。刘禹锡首当其冲。他被贬为连州刺史。然而，真正的导火索，却是一件与“记录”有关的事情。

当时，由刘禹锡等人参与编撰的《顺宗实录》问世。这份实录，客观地记载了永贞革新期间的一些史实，也间接地暴露了宦官集团的种种罪行和阻碍改革的作为。这份看似客观的记录，对于已经掌握实权的宦官集团和保守派来说，无异于一场政治上的“清算”。

虽然《顺宗实录》并非刘禹锡一人所写，但作为革新派的核心人物，他自然被视为主要责任人。宦官们抓住这个机会，借《顺宗实录》之名，大肆诬陷革新派，并将这股政治风暴的矛头指向了刘禹锡。

于是，围绕着《顺宗实录》的“罪状”，刘禹锡被正式宣布贬谪。这次贬谪，他被贬为偏远的连州刺史。虽然不是最严酷的惩罚，但对于一位曾被视为“宰相苗子”的政治新星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四、谪居中的诗歌创作：情感的宣泄与对现实的嘲讽

被贬到连州，刘禹锡并未因此消沉。他在逆境中继续保持着对诗歌创作的热情。虽然远离政治中心，但他依然关注时事，并将自己的情感和对世事的洞察融入诗歌之中。

在被贬的岁月中，刘禹锡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也包括了后来引起风波的“桃花诗”。

四、第二次被贬：那首《玄都观桃花》

真正让刘禹锡第二次被贬，并且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的，就是那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

这首诗写于他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之后，又被召回长安，准备重新启用之际。在长安，他重游了当年经常去的玄都观。在这个观里，他看到了一片盛开的桃花，不禁触景生情，写下了这首诗：

《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只几回，
宠幸犹赖小人媒。
宫中曲宴多名士，
借问桃花底是开？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赞美玄都观的桃花，但实际上，却是暗含着诗人深刻的政治寓意和对现实的嘲讽。

“紫陌红尘只几回，宠幸犹赖小人媒”：这里的“紫陌红尘”可以理解为京城的繁华之地，也可能暗指那些曾经依靠小人（宦官、佞臣）得势的官员。“宠幸”则暗指得到君王的恩宠。这句诗，是在讽刺那些靠着不正当手段，依附小人才能获得恩宠的官员。
“宫中曲宴多名士，借问桃花底是开？”：这句诗更具深意。“宫中曲宴多名士”，表面上是说宫廷宴会上聚集了很多才华横溢的士人，但实际上，刘禹锡是在反思，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的贤能之士反而不被重视，而那些“名士”或许只是空有虚名，或者同样是被政治污染的产物。最后一句“借问桃花底是开？”，更是点睛之笔。桃花一年一度都会盛开，但这里隐含着一种疑问：在这样的朝堂之上，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迎来政治清明、贤臣辈出的“春天”呢？

这首诗，包含了刘禹锡对革新失败的愤慨，对官场黑暗的厌恶，以及对政治前途的迷茫和期盼。他希望能够再次施展政治抱负，但看到的是小人当道、贤者不遇的局面，所以用桃花的比喻，将自己复杂的情感和对政治的批判，巧妙地隐藏其中。

五、政治敏感性与“文字狱”

当时，唐朝的政治环境极其敏感，尤其是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统治者对任何可能威胁到权力稳定的因素都异常警惕。宦官集团更是党同伐异，对任何可能揭露他们罪行或挑战他们权威的人都怀恨在心。

刘禹锡的这首《玄都观桃花》，虽然写得含蓄，但当时掌握权力的人，尤其是那些被讽刺的对象，却能够轻易地从中读出政治上的“弦外之音”。宦官们抓住了“小人媒”、“底是开”等词语，将这首诗解读为对朝政的诽谤，对君臣关系的挑战。

事实上，在封建社会，“文字狱”是统治者压制异己、巩固统治的常用手段。即使诗人本无此意，但只要统治者认为其言辞“不敬”或“有害”，便可以借此大做文章。

宦官们利用刘禹锡此次回京的机会，将他新写的这首桃花诗作为“罪证”，再次向皇帝告发。他们将这首诗描绘成“影射时政，大逆不道”，认为这是刘禹锡“不知悔改”，企图再次掀起政治风波。

六、第二次贬谪：再次远赴贬地

在宦官的谗言和“文字狱”的逻辑下，曾经寄予厚望的刘禹锡，再次被判了“死刑”。这一次，他的仕途被彻底终结，被贬为偏远荒凉的柳州刺史。

这次贬谪，比第一次更加严酷，也更加漫长。柳州地处南方，瘴气弥漫，生活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刘禹锡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

总结：政治抱负与才情的无奈

刘禹锡被贬两次，都与诗歌有关，但其根本原因，并非他写了几首“桃花诗”，而是他过于超前的政治理想、对改革的执着追求，以及在极其险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其诗歌所蕴含的深刻社会批判和政治讽刺。

永贞革新失败的余波：第一次被贬，直接源于永贞革新的失败，而《顺宗实录》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政治敏感与讽刺：第二次被贬，是由于《玄都观桃花》这首诗触碰了当时敏感的政治神经，揭露了官场黑暗，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被视为“影射时政”。
“文字狱”的受害者：在封建体制下，任何对政治制度和当权者的质疑，即使是以艺术化的形式出现，也可能招致严酷的打击。刘禹锡成为了“文字狱”的牺牲品。

虽然仕途坎坷，政治生涯充满了挫折，但刘禹锡并未因此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诗歌的追求。他在被贬期间，依然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陋室铭》、《竹枝词》等，展现了他豁达的人生观和不屈的艺术精神。

可以说，刘禹锡的两次被贬，是那个时代政治压迫与个人才情的一次残酷碰撞。他的政治抱负，在那个不允许“改革”和“批判”的时代，注定无法施展。而他的诗歌，尤其是那些带有深刻社会洞察的作品，却成为了他表达真实情感、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也因此，他成为了那个时代，也是后世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诗豪”。他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用诗歌，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印记。

网友意见

因为嘴贱。

古代诗人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纯洁善良，王勃不是，李白不是，元稹不是，刘禹锡也不是。说什么刘禹锡得到重用可以振兴祖国，但昏庸无能的皇帝任人唯亲，不可能重用他……这就属于受迫害妄想了。

嘴贱兄的才华自然不消多说，白居易称之为“诗豪”，便足以为其才学定性。唐顺宗是个病秧子，朝政托付给了王叔文，刘禹锡就是王叔文的最爱。

对了，还有柳宗元。

刘禹锡嘴欠到什么程度呢？

仗着做了高官，任意凌辱其他人，满朝文武几乎没有他看得上眼的。

这还好说，毕竟是才子，恃才傲物也算真性情。但他“颇怙威权，中伤端士”（《旧唐书·刘禹锡传》），这说明，就连行为刚正不阿的士子也被刘禹锡他们排挤了。

京城人士非常恶心他们，却又不敢声张，道路以目，私下里称呼他们为“刘柳”。

这是遭了众怒了。

说刘禹锡有宰相才的，是王叔文。

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拨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

当然，这是说他们太狂了。

革新自然有革新的好处。

但狂就是狂，所谓党争，并不是说反对派不是什么好人，你革新派就一定是好人。领头羊王叔文被整了，刘禹锡也就滚蛋了。

去哪里呢？

去朗州当司马。

其实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在那时还属于锻炼官员的地方：

地居西南夷，士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

下基层支援乡村建设，举目四望，没一个可以说上话的，刘嘴贱瞬间就成了刘闷逼，好在风景尚佳，刘高才也就成了刘婉约。

写了许多唯美的作品，的确很棒。

皇帝还是很想重用贤才的，原本想着慢慢让刘禹锡回来，但大家都不愿意。抗议得最狠的，就是武元衡。

之前柳宗元看武元衡不爽（点这里了解

武元衡

），因为武元衡拒绝加入王叔文的朋党，所以他们就是看他不爽，把人家直接从御史中丞搞成了右庶子，这是革新的新党整治顽固势力也好，还是单纯想统领朝政为所欲为也好。反正事儿是刘禹锡他们办的，现在人家武元衡在中枢，皇帝想用他当宰相，那是门儿都没有的事。

没办法，继续为山区健康工作近十年。

唐宪宗是韩愈文章里所说的明天子（今明天子在上），元和十年，因为记挂着刘禹锡的确很有才能，所以专门对他进行了召还。

刘禹锡接到命令，当时就跳起来了。回到京城，赶上花好月圆联欢晚会，因此写了一首诗，就是著名的《玄都观桃花》：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乍一看，是看不出道道儿来的。

但如果把玄都观换成朝廷，把桃树换成官员，你就懂了：

大家都说桃花美，风景真是好耶！
我栽的桃树都给拔了，新树是我走了以后栽的。

啥意思捏？

如果还不懂，豆子叔叔不妨简单粗暴地替刘同学直抒胸臆：

呵呵呵呵，一群官员，油光满面。
以前官员的拔擢和打压都是我管，现在朝廷里这么多的官员都是我走了以后上来的。

不愧是刘嘴欠，这是典型的欠抽。

虽说唐宪宗很仁厚，但也只能让他滚蛋了。

有多远滚多远。

后来考虑到他还有八十岁的老母需要照顾，还是贬到了连州（广东清远）当刺史，继续磨练，后来几番调动。

在和州，有作《陋室铭》。

言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当时学课文的时候，老师让大家分析了一下作者的优美文笔，高尚情操。然后老师问了，问大家说，这篇文章里，作者还是有缺点的，是什么呢？

我们没看出来。

本着教材的唯物主义思想，老师讲，“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很明显，作者看不起农民阶级，可见封建文人士大夫的阶级局限性。

这其实是在扯淡。

刘禹锡的自恋是由内而外的，是深入到骨子里的。请回想一下一分钟前我说过的他重伤端士，自以为是，然后回头仔细再看《陋室铭》，是不是感觉他从头到尾都是在自夸？

好吧，可能我想多了。

所以我只能声明，作者看不起白丁，不是专门看不起白丁，他也看不起同事，还看不起皇帝。

十年后，刘同学终于把唐宪宗熬死了。

新皇帝让他回京做官。

重游玄都观，因此写了《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当时的人们，称赞他的文笔，恶心他的为人：

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为什么呢？

这不是什么文字狱，也不是平白无故就出来的鄙薄，以老刘之前对满朝文武的行为，玄机自然全在诗里。

我来翻译一下：

百亩的庭中生了青苔，
桃花落尽了，菜花开。
种桃的道士去哪里去袅？
之前的小刘又回来！

下面是简单粗暴版：

朝廷（因为没有我所以）都荒凉了吧？
官员们不红光满面了，黯然失色了呢！
栽桃树的老皇帝（唐宪宗）去哪里了呢？（显然是死了）
我刘禹锡又回来了！

的确。

嘴贱兄的人格是有问题的。

一直深深珍惜他的才学的宰相裴度，试图让他进中枢，但所有人都听说过他的故事，以及，皇帝也看了《游玄都观诗序》：

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翻译：

我贞元二十一年当尚书屯田员外郎，当时也来看过玄都观的花和树。那年被贬连州，不久又贬到了朗州。十年后，召还京师，我写了一首诗，被贬，到今天又有十四年了。我当上了主客郎中，重游故地，树都被砍光了，唯有小草和青苔在春风中摇曳，所以再题二十八字。我还会回来的。

“我还会回来的。”

呵呵，你什么意思！

还会回来的？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为宪宗皇帝的死鼓掌，“我又回来了，我写了这首诗后，我还会再回来”，是不是意味着，你期待着再度回来，然后为朕的死鼓掌叫好？

刘禹锡啊刘禹锡。

管你叫一声刘嘴贱你敢答应么？

可毕竟文宗和裴度都是很爱才的，也不贬谪他了，让他在京城工作吧。

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

然而，最终裴度下去了，刘禹锡就没人护着了。因为嘴欠（是真的嘴欠，而不是因为正直）的缘故，他还是被人撵出了朝廷。

郁闷啊，苦逼啊。

晚年跟白居易关系好，多有酬赠。比方说，《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就写尽了他的辛酸：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看起来，老刘也是很痛苦的，知道自己被嫌弃了二十三年，却不知道，所谓的两度因为桃花诗被贬，实际上也只是因为自己屡屡嘴贱。

而嘴贱，恰恰是因心直口快。

心直口快，恰恰反映了他的本心。

所以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刘嘴贱。

最后，看到某百科如此描绘刘禹锡：

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

评：

别逗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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