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刘备视为心腹的魏延,到底怎么得罪了诸葛亮?
魏延，这位在刘备眼中“勇冠三军”，被视为股肱之臣的猛将，与诸葛亮之间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层阴影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由一系列事件、性格差异以及权力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
初登场：少年英豪与一丝隐忧
魏延在刘备征讨荆州时便崭露头角。当时，刘备的部下对韩玄的城池颇为忌惮，而魏延却主动请缨，以一副“我来”的豪迈姿态，单枪匹马闯入城中，成功说服韩玄部下杨龄将其斩杀，继而劝降了整个长沙城。这一举动，无疑让刘备大为赞赏，也让他在刘备心中留下了勇猛、果敢的深刻印象。
然而，正是这份“勇”，也埋下了日后矛盾的伏笔。在“单刀赴会”的传奇故事中，关羽以一人之力逼退鲁肃，展现的是沉稳与智慧。而魏延的“劝降”，更多的是一种近乎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当时，诸葛亮作为军师，更看重的是稳妥与策略。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或许在诸葛亮心中，早已为魏延打上了“勇而无谋”的标签。
“子午谷奇谋”：野心与不解
魏延真正与诸葛亮产生明显分歧，是在“子午谷奇谋”的提出上。当时，诸葛亮准备北伐曹魏，计划从祁山正面进攻。而魏延则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险的方案：他愿意率领三千精兵，冒险从秦岭山中的子午谷穿插，直捣长安。
这个方案的思路很清晰：利用曹魏对子午谷的疏于防范，以及其崎岖地势对大军行动的不利，出其不意地攻下战略要地。如果成功，将能大大缩短北伐的进程，甚至可能一举改变天下格局。
然而，诸葛亮否决了这个计划。原因有几个层面：
风险过高： 子午谷道路艰险，粮草运输困难，三千兵马一旦遭遇曹魏主力，极易被分割包围，全军覆没。诸葛亮一向以稳健著称，他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冒险。
后勤保障： 诸葛亮深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勤是关键。子午谷的条件，难以支撑一支长期作战的军队。
战略考量： 诸葛亮更倾向于稳步推进，步步为营，通过消耗战来削弱曹魏的实力。他认为，冒进反而可能导致北伐前功尽弃。
魏延无法理解。在他看来，这正是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最佳时机。诸葛亮的谨慎，在魏延眼里，或许是一种畏惧，一种对功业的保守。他对诸葛亮的战略部署，也因此产生了不屑之情，甚至认为诸葛亮“失算”。
“失算”二字，对于一个主帅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冒犯。而魏延不仅说了，还在诸葛亮面前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种直接，在讲究君臣之礼的时代，是极为罕见的，也注定了他在诸葛亮心中的地位会受到影响。
性格差异与权力平衡
除了具体的军事分歧，魏延与诸葛亮在性格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魏延： 性格耿直，甚至有些冲动。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敢于表达，但有时显得不够圆滑，缺乏政治智慧。他对军务有热情，对功名有渴望，有时会显得过于急躁。
诸葛亮： 严谨持重，心思缜密，凡事力求周全。他肩负着复兴汉室的重任，对北伐倾注了毕生心血，自然容不得半点差池。同时，作为丞相，他需要平衡各方势力，维持政权的稳定。
诸葛亮对魏延的不满，也与权力格局有关。魏延是刘备亲自提拔起来的将领，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但他在诸葛亮这个政治和军事的最高领导者面前，却显得有些“桀骜不驯”。如果魏延的“勇”发展成不受控制的“莽”，甚至挑战诸葛亮的权威，那么对诸葛亮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不和”的种子与最后的悲剧
从“子午谷奇谋”开始，诸葛亮对魏延的“不信任”便已种下。虽然在表面上，诸葛亮依旧重用魏延，让他在北伐中担任重要的先锋角色，但这种不信任，如影随形。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提及“志怪者，其皆不然。”这句话，虽然是针对那些虚妄的奇闻异事，但有人认为，诸葛亮也借此隐晦地表达了对魏延“奇谋”的不以为然。
更直接的证据，便是诸葛亮在临终前，对姜维的嘱托。他让姜维“遇魏延脑反，当杀之。” 这句话，直接为魏延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魏延自己也并非毫无察觉。他对诸葛亮的某些策略持有异议，认为自己的才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心中也难免积压着一些不满。他并非想反叛，只是渴望证明自己，渴望实现自己的抱负。
然而，诸葛亮对魏延的“不信任”，最终导致了魏延的悲剧。在他死后，杨仪与魏延之间发生权力冲突，而诸葛亮留下的“遗言”，则成为了杨仪除掉魏延的“尚方宝剑”。魏延在临死前，高喊“我竟无端而灭亡！” 充满了冤屈和不解。
总结
魏延得罪诸葛亮，并非因为某一件具体到“不可饶恕”的罪过，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风格上的差异： 魏延的“勇”与诸葛亮的“谋”，在某些时刻产生了冲突。
“子午谷奇谋”的分歧： 魏延的冒险主义与诸葛亮的稳健策略，直接导致了两人在军事上的不合。
性格上的不符： 魏延的耿直和诸葛亮的审慎，使得两者难以完全契合。
权力与信任的考验： 诸葛亮作为最高决策者，对魏延的“不稳定性”保持警惕，这种不信任最终演变成了对魏延能力的否定。
可以说，魏延的“罪”在于他过于鲜明的个性、过于直率的表达，以及对功业的强烈渴望，这些在诸葛亮这个更讲究“大局”和“稳妥”的政治家眼中，构成了难以磨灭的“隐患”。而诸葛亮对魏延的“不放过”，也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对蜀汉江山社稷的责任感。这是一种复杂的君臣关系，是理想与现实、激情与理性之间永恒的碰撞。
初登场：少年英豪与一丝隐忧
魏延在刘备征讨荆州时便崭露头角。当时，刘备的部下对韩玄的城池颇为忌惮，而魏延却主动请缨，以一副“我来”的豪迈姿态，单枪匹马闯入城中，成功说服韩玄部下杨龄将其斩杀，继而劝降了整个长沙城。这一举动，无疑让刘备大为赞赏，也让他在刘备心中留下了勇猛、果敢的深刻印象。
然而，正是这份“勇”，也埋下了日后矛盾的伏笔。在“单刀赴会”的传奇故事中，关羽以一人之力逼退鲁肃，展现的是沉稳与智慧。而魏延的“劝降”，更多的是一种近乎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当时，诸葛亮作为军师，更看重的是稳妥与策略。这种风格上的差异，或许在诸葛亮心中，早已为魏延打上了“勇而无谋”的标签。
“子午谷奇谋”：野心与不解
魏延真正与诸葛亮产生明显分歧，是在“子午谷奇谋”的提出上。当时，诸葛亮准备北伐曹魏，计划从祁山正面进攻。而魏延则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险的方案：他愿意率领三千精兵，冒险从秦岭山中的子午谷穿插，直捣长安。
这个方案的思路很清晰：利用曹魏对子午谷的疏于防范，以及其崎岖地势对大军行动的不利，出其不意地攻下战略要地。如果成功，将能大大缩短北伐的进程，甚至可能一举改变天下格局。
然而，诸葛亮否决了这个计划。原因有几个层面：
风险过高： 子午谷道路艰险，粮草运输困难，三千兵马一旦遭遇曹魏主力，极易被分割包围，全军覆没。诸葛亮一向以稳健著称，他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冒险。
后勤保障： 诸葛亮深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勤是关键。子午谷的条件，难以支撑一支长期作战的军队。
战略考量： 诸葛亮更倾向于稳步推进，步步为营，通过消耗战来削弱曹魏的实力。他认为，冒进反而可能导致北伐前功尽弃。
魏延无法理解。在他看来，这正是建功立业、一展抱负的最佳时机。诸葛亮的谨慎，在魏延眼里，或许是一种畏惧，一种对功业的保守。他对诸葛亮的战略部署，也因此产生了不屑之情，甚至认为诸葛亮“失算”。
“失算”二字，对于一个主帅而言，无疑是极大的冒犯。而魏延不仅说了，还在诸葛亮面前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这种直接，在讲究君臣之礼的时代，是极为罕见的，也注定了他在诸葛亮心中的地位会受到影响。
性格差异与权力平衡
除了具体的军事分歧，魏延与诸葛亮在性格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魏延： 性格耿直，甚至有些冲动。他有自己的想法，也敢于表达，但有时显得不够圆滑，缺乏政治智慧。他对军务有热情，对功名有渴望，有时会显得过于急躁。
诸葛亮： 严谨持重，心思缜密，凡事力求周全。他肩负着复兴汉室的重任，对北伐倾注了毕生心血，自然容不得半点差池。同时，作为丞相，他需要平衡各方势力，维持政权的稳定。
诸葛亮对魏延的不满，也与权力格局有关。魏延是刘备亲自提拔起来的将领，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但他在诸葛亮这个政治和军事的最高领导者面前，却显得有些“桀骜不驯”。如果魏延的“勇”发展成不受控制的“莽”，甚至挑战诸葛亮的权威，那么对诸葛亮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不和”的种子与最后的悲剧
从“子午谷奇谋”开始，诸葛亮对魏延的“不信任”便已种下。虽然在表面上，诸葛亮依旧重用魏延，让他在北伐中担任重要的先锋角色，但这种不信任，如影随形。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提及“志怪者，其皆不然。”这句话，虽然是针对那些虚妄的奇闻异事，但有人认为，诸葛亮也借此隐晦地表达了对魏延“奇谋”的不以为然。
更直接的证据，便是诸葛亮在临终前，对姜维的嘱托。他让姜维“遇魏延脑反，当杀之。” 这句话，直接为魏延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魏延自己也并非毫无察觉。他对诸葛亮的某些策略持有异议，认为自己的才能未能得到充分施展，心中也难免积压着一些不满。他并非想反叛，只是渴望证明自己，渴望实现自己的抱负。
然而，诸葛亮对魏延的“不信任”，最终导致了魏延的悲剧。在他死后，杨仪与魏延之间发生权力冲突，而诸葛亮留下的“遗言”，则成为了杨仪除掉魏延的“尚方宝剑”。魏延在临死前，高喊“我竟无端而灭亡！” 充满了冤屈和不解。
总结
魏延得罪诸葛亮，并非因为某一件具体到“不可饶恕”的罪过，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风格上的差异： 魏延的“勇”与诸葛亮的“谋”，在某些时刻产生了冲突。
“子午谷奇谋”的分歧： 魏延的冒险主义与诸葛亮的稳健策略，直接导致了两人在军事上的不合。
性格上的不符： 魏延的耿直和诸葛亮的审慎，使得两者难以完全契合。
权力与信任的考验： 诸葛亮作为最高决策者，对魏延的“不稳定性”保持警惕，这种不信任最终演变成了对魏延能力的否定。
可以说，魏延的“罪”在于他过于鲜明的个性、过于直率的表达，以及对功业的强烈渴望，这些在诸葛亮这个更讲究“大局”和“稳妥”的政治家眼中，构成了难以磨灭的“隐患”。而诸葛亮对魏延的“不放过”，也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对蜀汉江山社稷的责任感。这是一种复杂的君臣关系，是理想与现实、激情与理性之间永恒的碰撞。
网友意见
无所谓得罪与否，只是用人口味不同罢了。
刘备是典型的带头大哥性格，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在用人上抓大放小，只要有能力不必责备求全。正因如此才能带出来二爷、张飞、魏延这样能力超群但个性极强的小弟。
诸葛亮士人出身，其性格文雅严谨，考虑问题全面但是冒险精神不足，眼里容不得沙子。所以诸葛亮带出来的人都是缺点较少，但是特长不明显。例如蒋琬、董允、费祎等人均是道德上无可挑剔，但是开拓性不足的内政治理型人才。
魏延的能力不必多说，在刘备时代就力压张飞成为封疆大吏——汉中太守。但是到了诸葛亮时代，个性极强并富有冒险精神的魏延对不上武侯的胃口。不过，不能因此说诸葛亮做得不对。面对魏强蜀弱的客观形势，轻易冒险本身不可取。但是话又说回来，蜀汉要想匡扶汉室，不冒险怎么能行呢，坐以待毙难道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啊，人有时候不得不信命。魏延能够遇到刘备这是命，遇到诸葛亮这也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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