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邦和刘备有不少相似点，刘邦被丑化为小人，刘备却被美化为君子？
刘邦和刘备，两位在中国历史上都留下浓墨重彩的汉室皇室后裔，他们在出身、崛起之路、性格特质乃至统治理念上，确实存在着令人玩味的相似之处。然而，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风：刘邦常被贴上“小人”的标签，而刘备则赢得了“君子”的美誉。这种巨大的反差，绝非偶然，而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尤以时代背景、叙事者立场以及文学艺术的塑造最为关键。
刘邦与刘备的相似点：出身布衣，胸怀大志，善于用人
首先，我们不妨细数一下这两位开国皇帝的相似之处。
出身平民，非典型帝王起步： 刘邦出身亭长，一个地方小吏，在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甚至有些“泼皮无赖”的色彩。刘备更是直接从贩鞋织席的贩夫走卒做起，早期生活困顿潦倒。这与出身贵族、世代为官的汉武帝等传统君主截然不同，他们都是从底层崛起的草根英雄。
胸怀大志，顺应时势： 两人都敏锐地洞察到秦末汉初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机，并都怀揣着恢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宏图。他们不是被动接受命运，而是积极主动地抓住历史的缝隙，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紧密结合。
善于用人，知人善任： 这是刘邦和刘备都极其出色的地方。刘邦身边有韩信、萧何、张良这样的顶级谋臣武将，他能够将这些人才招致麾下，并给予足够的信任和重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发挥最大作用。刘备虽然起初势力弱小，但先后得到了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文臣武将的忠诚辅佐。他懂得笼络人心，更懂得尊重和倚重有能力的人，即使对方有自己的性格怪癖，刘备也多能包容。
军事上的灵活与权谋： 在军事指挥上，两人都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和对战局的把握。刘邦早期屡战屡败，但总能及时调整策略，甚至不惜损兵折将以保存实力，如彭城之战后的“鸿门宴”，虽然有失颜面，但保全了自己。刘备同样经历过多次重大战役的失败，如夷陵之战，但他也展现了屡败屡战的精神。他们都善于利用地形、兵力优势，并懂得适时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坚持，以求最终胜利。
笼络民心，具备一定的政治手腕： 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赢得民心。刘备则以“仁义”为旗帜，在乱世中建立起忠义信的形象，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他们都懂得如何通过政策和宣传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这是他们能够建立政权的关键。
为何刘邦被丑化，刘备被美化？
尽管有诸多相似，但历史评价的天平却严重倾向刘备，将刘邦置于“小人”的境地，而刘备则被尊为“君子”。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剖析。
1. 时代背景与史书的撰写立场：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刘邦时代的史书：《史记》的客观与复杂。 撰写《史记》的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距离刘邦建立汉朝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汉朝依然是显赫的王朝。司马迁作为史官，在记录历史时，力求客观公正，但也难免受到当时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司马迁本身就对汉朝的开创者刘邦抱有复杂的情感，他既看到了刘邦统一中国的功绩，也无法回避其出身带来的“草根”气息和一些争议行为。
“草根”与“粗鄙”的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中，毫不避讳地记录了刘邦早年的市井生活，包括其酗酒、好色、甚至是些粗俗的言语。例如，刘邦早年“好酒色”、“无赖”，甚至在项羽面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他躲在帷幕后偷看，被发现后还起身小便，这些都被司马迁如实记录下来。这些行为在崇尚礼仪和道德的传统文人心目中，无疑是“失礼”甚至是“粗鄙”的。
权谋与不择手段的呈现： 为了突出刘邦的成功，司马迁也记录了他一些为了巩固权力而采取的手段，例如在攻下关中后，接受亚父范增的建议，没有立即进攻项羽，而是贪图享受，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刘邦的短视。更重要的是，他后来能够巧妙地利用项羽的疏忽，出其不意地占领咸阳。而像他杀掉项羽的侄子项庄，以及在后期清洗功臣（如对韩信的猜忌）等行为，都让刘邦的形象蒙上了一层“狡诈”和“无情”的色彩。
对君臣关系的微妙描绘： 司马迁对韩信的遭遇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在记载刘邦晚年对韩信的猜忌和最终的处死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刘邦的批评。这种描绘，使得刘邦在与那些忠心耿耿、才华横溢的臣子之间，显得有些矛盾和冷酷。
刘备时代的史书：《三国志》与“正统”叙事的建构。 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政权更迭频繁。当时“尊汉”的思潮虽然仍在，但曹魏政权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陈寿作为晋朝的史官，他的立场和司马迁不尽相同。
“正统”的政治需求： 曹魏篡位，但其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刘备自称汉室宗亲，蜀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东汉的正统观念。因此，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为了强调曹魏的合法性，就不得不将刘备的蜀汉置于一个“偏安一隅”、“不正统”的地位。但有趣的是，陈寿本人对刘备似乎颇有好感，他在《三国志》的评价中写道：“先主（刘备）之弘毅，合せ（光明磊落）之志，以及帝位，盖有存亡之分，而道家之论，亦以为优也。” 这种评价，对刘邦这样强调实际利益和政治手腕的人来说，是极其罕见的。
刘备的“仁义”旗帜的放大： 刘备一生以“仁义”为旗帜，这为他在乱世中凝聚人心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陈寿在记载刘备的事迹时，自然会着重强调他身上的这些品质。例如，他对待百姓的仁厚，对士兵的爱护，以及对关羽、张飞等结义兄弟的情义，都得到了重点的突出。
“尊刘抑曹”的倾向： 尽管陈寿供职于晋朝，但由于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以及他与曹操、孙权组成的天下三分格局，在很多人看来，刘备一方更具“正统性”。因此，在陈寿的笔下，刘备的形象相对更为正面。
2. 文学艺术的塑造与“故事化”的演绎：
历史的评价往往不是孤立的，文学艺术的传播和解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国演义》对刘备的“美化”：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小说之一，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史书本身。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被塑造成一位仁德宽厚的君主，是“以德服人”的典范。
“桃园结义”与“仁义”的象征： 罗贯中笔下的刘备，与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成为忠义的象征，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人格魅力。他对百姓的爱护，如长坂坡赵云救阿斗时，刘备哭着说“吾弟一走，乃吾之过也”的表现，都将他的“仁义”推向极致。
“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君臣相得： 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成为君臣相得的典范。这展现了刘备的谦逊和对人才的尊重，将他塑造成一位能够放下身段求贤的圣君形象。
忽略或淡化缺点： 相较于史书，小说为了艺术效果，往往会淡化甚至忽略人物的缺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很少有像刘邦那样粗俗的言行，他的每一次决策似乎都充满了仁德与智慧，即使是失败，也多是因为“天命不顺”或“过于仁义”而非自身过失。
刘邦形象的“负面标签化”： 相比之下，虽然《史记》对刘邦的记述相对客观，但后世的解读和演变，往往将刘邦身上的某些特质负面化。
“流氓皇帝”的刻板印象： 刘邦早年的某些行为，被后世的儒家士大夫视为“流氓”的特征。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粗鄙”的出身更容易导致“不君子”的行为。
与项羽的对比： 传统的文人更倾向于推崇项羽的“勇武”和“贵族气质”，而将刘邦视为利用手段获胜的“小人”。“鸿门宴”上刘邦的“失礼”行为，也成为了他“卑劣”的证据。
政治斗争的宣传： 在后世的政治斗争中，也有人会利用刘邦的某些争议行为来攻击其统治的合法性或道德基础。
3. 叙事者的立场与价值取向：
评价历史人物，离不开叙事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主流地位，使得“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标准成为衡量君主的重要尺度。刘备一生都努力塑造“仁义”的形象，这与儒家价值观高度契合，因此自然容易获得赞誉。而刘邦的某些行为，如杀功臣、不顾礼仪等，则与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之道”相悖。
后世统治者的“政治正确”：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都会有意识地选择性地解读和传承历史。宣扬刘备的“仁义”有助于塑造理想君主的形象，而“丑化”刘邦则可以衬托自己统治的“正统”或“先进”。
对“功业”与“德行”的权衡： 尽管刘邦建立了统一的汉朝，其功业卓著，但如果评价标准更侧重于个人品德和道德修养，那么刘备的“君子”形象就更容易获得认同。
总结
刘邦和刘备的相似之处，让他们都有成为一代开国君主的潜质。然而，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并非简单的历史记录失实，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时代的局限性和史书撰写者的立场是关键。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客观，但也记录了刘邦的“粗鄙”和权谋，而陈寿的《三国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尊刘”思潮的影响，对刘备的记载更为正面。
其次，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三国演义》对刘备的“美化”将他的“仁义”形象深入人心，而对刘邦的“小人化”则加深了其负面标签。
最后，叙事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后世统治者的“政治正确”也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评价。儒家思想对道德的强调，使得刘备的“君子”形象更具号召力，而刘邦的某些行为则被贴上了“不君子”的标签。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刘邦视为纯粹的“小人”，也不能将刘备视为完美的“君子”。他们都是在乱世中凭借自身的智慧、能力和一定的手段最终成功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评价差异，更多地是因为历史的叙事方式、文学的加工以及后世解读的侧重点，共同塑造了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截然不同的形象。理解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
刘邦与刘备的相似点：出身布衣，胸怀大志，善于用人
首先，我们不妨细数一下这两位开国皇帝的相似之处。
出身平民，非典型帝王起步： 刘邦出身亭长，一个地方小吏，在当时社会地位不高，甚至有些“泼皮无赖”的色彩。刘备更是直接从贩鞋织席的贩夫走卒做起，早期生活困顿潦倒。这与出身贵族、世代为官的汉武帝等传统君主截然不同，他们都是从底层崛起的草根英雄。
胸怀大志，顺应时势： 两人都敏锐地洞察到秦末汉初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机，并都怀揣着恢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宏图。他们不是被动接受命运，而是积极主动地抓住历史的缝隙，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紧密结合。
善于用人，知人善任： 这是刘邦和刘备都极其出色的地方。刘邦身边有韩信、萧何、张良这样的顶级谋臣武将，他能够将这些人才招致麾下，并给予足够的信任和重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发挥最大作用。刘备虽然起初势力弱小，但先后得到了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文臣武将的忠诚辅佐。他懂得笼络人心，更懂得尊重和倚重有能力的人，即使对方有自己的性格怪癖，刘备也多能包容。
军事上的灵活与权谋： 在军事指挥上，两人都表现出非凡的灵活性和对战局的把握。刘邦早期屡战屡败，但总能及时调整策略，甚至不惜损兵折将以保存实力，如彭城之战后的“鸿门宴”，虽然有失颜面，但保全了自己。刘备同样经历过多次重大战役的失败，如夷陵之战，但他也展现了屡败屡战的精神。他们都善于利用地形、兵力优势，并懂得适时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坚持，以求最终胜利。
笼络民心，具备一定的政治手腕： 刘邦入关后约法三章，赢得民心。刘备则以“仁义”为旗帜，在乱世中建立起忠义信的形象，吸引了大量追随者。他们都懂得如何通过政策和宣传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这是他们能够建立政权的关键。
为何刘邦被丑化，刘备被美化？
尽管有诸多相似，但历史评价的天平却严重倾向刘备，将刘邦置于“小人”的境地，而刘备则被尊为“君子”。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剖析。
1. 时代背景与史书的撰写立场：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刘邦时代的史书：《史记》的客观与复杂。 撰写《史记》的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距离刘邦建立汉朝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汉朝依然是显赫的王朝。司马迁作为史官，在记录历史时，力求客观公正，但也难免受到当时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司马迁本身就对汉朝的开创者刘邦抱有复杂的情感，他既看到了刘邦统一中国的功绩，也无法回避其出身带来的“草根”气息和一些争议行为。
“草根”与“粗鄙”的记录： 司马迁在《史记》中，毫不避讳地记录了刘邦早年的市井生活，包括其酗酒、好色、甚至是些粗俗的言语。例如，刘邦早年“好酒色”、“无赖”，甚至在项羽面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他躲在帷幕后偷看，被发现后还起身小便，这些都被司马迁如实记录下来。这些行为在崇尚礼仪和道德的传统文人心目中，无疑是“失礼”甚至是“粗鄙”的。
权谋与不择手段的呈现： 为了突出刘邦的成功，司马迁也记录了他一些为了巩固权力而采取的手段，例如在攻下关中后，接受亚父范增的建议，没有立即进攻项羽，而是贪图享受，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刘邦的短视。更重要的是，他后来能够巧妙地利用项羽的疏忽，出其不意地占领咸阳。而像他杀掉项羽的侄子项庄，以及在后期清洗功臣（如对韩信的猜忌）等行为，都让刘邦的形象蒙上了一层“狡诈”和“无情”的色彩。
对君臣关系的微妙描绘： 司马迁对韩信的遭遇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在记载刘邦晚年对韩信的猜忌和最终的处死时，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刘邦的批评。这种描绘，使得刘邦在与那些忠心耿耿、才华横溢的臣子之间，显得有些矛盾和冷酷。
刘备时代的史书：《三国志》与“正统”叙事的建构。 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所处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天下大乱，政权更迭频繁。当时“尊汉”的思潮虽然仍在，但曹魏政权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陈寿作为晋朝的史官，他的立场和司马迁不尽相同。
“正统”的政治需求： 曹魏篡位，但其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而刘备自称汉室宗亲，蜀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东汉的正统观念。因此，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为了强调曹魏的合法性，就不得不将刘备的蜀汉置于一个“偏安一隅”、“不正统”的地位。但有趣的是，陈寿本人对刘备似乎颇有好感，他在《三国志》的评价中写道：“先主（刘备）之弘毅，合せ（光明磊落）之志，以及帝位，盖有存亡之分，而道家之论，亦以为优也。” 这种评价，对刘邦这样强调实际利益和政治手腕的人来说，是极其罕见的。
刘备的“仁义”旗帜的放大： 刘备一生以“仁义”为旗帜，这为他在乱世中凝聚人心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陈寿在记载刘备的事迹时，自然会着重强调他身上的这些品质。例如，他对待百姓的仁厚，对士兵的爱护，以及对关羽、张飞等结义兄弟的情义，都得到了重点的突出。
“尊刘抑曹”的倾向： 尽管陈寿供职于晋朝，但由于刘备汉室宗亲的身份，以及他与曹操、孙权组成的天下三分格局，在很多人看来，刘备一方更具“正统性”。因此，在陈寿的笔下，刘备的形象相对更为正面。
2. 文学艺术的塑造与“故事化”的演绎：
历史的评价往往不是孤立的，文学艺术的传播和解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国演义》对刘备的“美化”：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小说之一，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史书本身。在《三国演义》中，刘备被塑造成一位仁德宽厚的君主，是“以德服人”的典范。
“桃园结义”与“仁义”的象征： 罗贯中笔下的刘备，与关羽、张飞的“桃园结义”成为忠义的象征，极大地提升了他的人格魅力。他对百姓的爱护，如长坂坡赵云救阿斗时，刘备哭着说“吾弟一走，乃吾之过也”的表现，都将他的“仁义”推向极致。
“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君臣相得： 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成为君臣相得的典范。这展现了刘备的谦逊和对人才的尊重，将他塑造成一位能够放下身段求贤的圣君形象。
忽略或淡化缺点： 相较于史书，小说为了艺术效果，往往会淡化甚至忽略人物的缺点。《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很少有像刘邦那样粗俗的言行，他的每一次决策似乎都充满了仁德与智慧，即使是失败，也多是因为“天命不顺”或“过于仁义”而非自身过失。
刘邦形象的“负面标签化”： 相比之下，虽然《史记》对刘邦的记述相对客观，但后世的解读和演变，往往将刘邦身上的某些特质负面化。
“流氓皇帝”的刻板印象： 刘邦早年的某些行为，被后世的儒家士大夫视为“流氓”的特征。这种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粗鄙”的出身更容易导致“不君子”的行为。
与项羽的对比： 传统的文人更倾向于推崇项羽的“勇武”和“贵族气质”，而将刘邦视为利用手段获胜的“小人”。“鸿门宴”上刘邦的“失礼”行为，也成为了他“卑劣”的证据。
政治斗争的宣传： 在后世的政治斗争中，也有人会利用刘邦的某些争议行为来攻击其统治的合法性或道德基础。
3. 叙事者的立场与价值取向：
评价历史人物，离不开叙事者的立场和价值取向。
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主流地位，使得“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标准成为衡量君主的重要尺度。刘备一生都努力塑造“仁义”的形象，这与儒家价值观高度契合，因此自然容易获得赞誉。而刘邦的某些行为，如杀功臣、不顾礼仪等，则与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之道”相悖。
后世统治者的“政治正确”：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都会有意识地选择性地解读和传承历史。宣扬刘备的“仁义”有助于塑造理想君主的形象，而“丑化”刘邦则可以衬托自己统治的“正统”或“先进”。
对“功业”与“德行”的权衡： 尽管刘邦建立了统一的汉朝，其功业卓著，但如果评价标准更侧重于个人品德和道德修养，那么刘备的“君子”形象就更容易获得认同。
总结
刘邦和刘备的相似之处，让他们都有成为一代开国君主的潜质。然而，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并非简单的历史记录失实，而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时代的局限性和史书撰写者的立场是关键。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客观，但也记录了刘邦的“粗鄙”和权谋，而陈寿的《三国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尊刘”思潮的影响，对刘备的记载更为正面。
其次，文学艺术的巨大影响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三国演义》对刘备的“美化”将他的“仁义”形象深入人心，而对刘邦的“小人化”则加深了其负面标签。
最后，叙事者自身的价值取向和后世统治者的“政治正确”也进一步固化了这种评价。儒家思想对道德的强调，使得刘备的“君子”形象更具号召力，而刘邦的某些行为则被贴上了“不君子”的标签。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刘邦视为纯粹的“小人”，也不能将刘备视为完美的“君子”。他们都是在乱世中凭借自身的智慧、能力和一定的手段最终成功的历史人物。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评价差异，更多地是因为历史的叙事方式、文学的加工以及后世解读的侧重点，共同塑造了他们在中国人心目中截然不同的形象。理解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
网友意见
刘备与他的老祖宗刘邦，行事风格太相似了，人生轨道也有很多类似点，但后人为何评论刘备是君子，而刘邦是小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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