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拉拉女乘客坠亡案二审维持原判，依法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如何看待这一判罚结果？

正义的审判属于是（）。

你看，连个意外都不带有的。

没啥好看待的，这么久了，该看待的早就看待了，不该看待的也不是咱们小老百姓应该去看待的。咱们如果非要再看，可能就要【dai】了。

每一个引发社会讨论的法律问题，都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可能让人更勇敢，对着气势汹汹的金链子黑社会大哥，划地为营，不退缩；

可能让人更懦弱，看到挣扎想要起身的老人，迈出一步，终是摇了摇头，的确不敢，为何怪我冷漠？

可能让人更关心我们的邻居，看到路人被高空坠物砸伤、全楼验 DNA 「追凶」的报道，马上把阳台沿上的花盆往里挪了挪；

也可能会让人疏远我们的同胞，知道大部分人是理智的、可以沟通的，但我不敢赌，没有全身而退的把握。

说起来，我甚至觉得这个判决法律上说得通，不要低估中院在这个烫手山芋面前的业务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提起货拉拉案，都只是讨论的程序问题：

先行行为嘛，说话辣么大声把人给吓着了要负责的，自己挖了坑要自己填嘛；

司机对乘客的安全保障义务嘛，之前没这么引人关注的跳车案，其实也是这么判的嘛；

虽然不知道如何避免，但你是个经验丰富的司机了，总是能想到办法的嘛。

法律上都能说得通，判一缓一，人也出来了，算了吧。

但真的只是说得通，能下个台阶，这就可以算了吗？

之后怎么办，关注案件始末、并将在之后的日子里，根据这个结果采取行动的人们怎么办？

是要拒载女乘客、焊死车窗？还是换个灵活就业的营生、否则哪怕乘客拿刀捅也要用脸硬接？

也许，你们也可以承认，这就是一个意外 -- 这并不是让你们做超越法律的事情，而是在同样符合法律的情况下，换一种运用裁量权的方法。这一念之差，就是一次次顺畅、舒心的出行，一份能养活家庭的营生，就是少一点基于理性而产生的性别歧视。

对，我的确是在说法律之外的东西，因为这个判决仅仅合法是不够的，不能把头埋进沙里，假装可以因为合法（或者说，解释得通，能经受住再审）就算是对社会有了交代。

不是说司法就要考虑舆论，司法不需要对舆论负责，但需要去思考，这样的判决会带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未来。

还有另外一种同样可以依法作出的判决结果，会带给我们另一种可能。

关于这个案子的判决，我不表态，我说一下法院目前的绩效考核问题。

在国内各单位都有绩效考核，不要以为只有公司有，行政和司法部门都有，考核分为两点，一个是上级督办，一个是审判质量。

上级督办包括法院的业务上级，例如最高院，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些政策，也包括行政上级，例如本地的人大的一些政策，具体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举两个例子：

上级督办

这个文件主要是关系执行难问题的解决，具体到四大指标：

执行案件质效统计指标

执行综合管理统计指标

执行案件质效考核指标

执行综合管理考核指标

最高院还附带了一个关于指标的说明。

第二个是行政上级，法院的上级是当地人大，因此人大的决议法院一样要执行，举个例子：

2019年，天津市人大出台了《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此后天津高院也同步出台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实施细则》，细则就包括了简案快审、繁案精审，联合惩戒，网上办公办案，整合和优化专门的信息平台，股东确权等等方面的政策。

审判质量

除了上级督办外，还有审判质量问题，这在全国所有的法院基本都有，只不过每个法院关于审判质量的指标不同，在过去审判质量划得比较粗，大致分为：正常审限内结案率，延长审限结案比，发回重审率，上诉率，服判息诉率，裁判文书录入率，庭审笔录录入率，民众满意率，上访率，投诉率，培训参与率，合格率等等

现在的法院的KPI考核更进一步，把每个指标再进行细化，有的甚至动用了数学公式，形成了一套极其复杂的考核标准。

例如把审判这个环节拆开：

案件数量，结案数量多少，附带民事案件多少，撤诉案件数多少，重大社会影响案件多少。

案件质量，结案率多少，撤诉率多少，实际执行结率多少，终本率多少，庭审能力，形象和态度如何，裁判文书是否规范，执行能力，形象和态度如何，

上诉改判率，再审改判率，上诉发挥重审率，再审发挥重审率，调解结案率，等等

审理时间，平均审理天数多少，超期案件多少

以某法院为例：

法官人均结案考核，满分20分，每减少一件扣一分，最低得分为基础分8分；每增加1件加1分，最高得分为20分。

超审限案件考核，满分为5分，无超审限案件的得5分，出现一件案件扣2分，两件或两件以上为0分

裁判文书考核，满分15分，100%上网得8分，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扣1分。裁判文书质量7分，无错误7分，上网裁判文书中出现错别字的扣1-5分，引用法律错误扣5分

结案率，满分为15分，与全院平均值持平得12分，每升高5个百分点加1分，最高得分为15分；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1分，最低得分为0分。

被省院发改，满分20分，每出现一次发改扣5分

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率，满分为15分，达到75%得12分，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每提高1个百分点加1分

不但是法院，检察院，公安都有自己的KPI，以检察院为例，照样有类似于：综合工作，人均办案数，案件审结率，刑事抗诉案件采纳率，刑事抗诉结案改判率，追诉漏犯工作，起诉案件质量等等。

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以某法院的考核为例：刑事案件出现无罪判决的，年终考核取消评先争优资格。刑事案件被抗诉的话，将会被扣5分，抗诉后发现系错案的扣10分。

因此在法院，尤其是二审法院的压力就特别的大，它有双重压力：

第一，必须保证审判绝对正确，绝对不能错判，如果检察机关移送案件存在实体或者程序问题，就有可能对其否定性评价，如果案件被判无罪，对检察机关打击不小，当然检察机关可以撤诉，这算是开了一个门，问题是接案率本身也是考核标准。

第二是，抗诉率，抗诉案件采纳率，抗诉案件改判率是检察机关很重要的KPI标准，如果法院不同意将质量瑕疵案件做出有罪判决，将会面临检察机关的抗诉风险，一般法院都会选择妥协，如果辩方没有提出严重异议，一般会选择做辩方工作，将压力分担给辩方。

所以国外有所谓的“控辩交易”，国内有“审辩交易”，国外是检察机关和当事人的交易，国内是审判机关和当事人的交易。

在这种大的制度的约束下，使得审判机关很难对一个案件判无罪，二审一个无罪判决下来，基层法院，检察院，公安，影响不小。

这会大家可能想的是：那国外呢？

都一样，国外法院也有KPI指标，虽然部分国家，例如英美法系可以通过陪审团来转移压力，但是别忘记了，这种办法也有局限性：

第一，陪审团只是转移压力，民众该不满还是不满。

第二，绝大部分案件都不是使用陪审团模式。

第三，法院的压力是小了，检察机关的压力增大了，这有区别？

最要命的是，陪审团组织一次耗时耗力，如果每个案子都用陪审团，会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导致大量的案件堆积，根本审不完，如果说KPI导致的相对不正义，陪审团就会导致绝对不正义。你能想象一个案子能堆20年？20年都过去了就算审了又如何？

这是美国各州的陪审团成员的薪水，你们看看吧，关于路费，有的报销有的不报，带薪问题，有的带有的不带。

那还有十几块的，合人民币才几十块钱，有些地方甚至没钱拿，你会为这点钱在法院耗一天？陪审团这事，能逃的都逃，逃法花式百出。好不容易抓到一个，不情不愿。然后一个不情不愿的人上庭后，你就指望着他能发挥司法精神，认真的听取双方的辩护，审理你那性命攸关的案子。

一说陪审团制度，好不好啊？

“好，避免冤假错案，发扬人民审判”

那你去不去啊？

“不去，傻了才去……”

呵……

另外目前国外政治和司法的关联也是越来越大，国外司法部门倒是没有什么“营商环境”之类的考评，但是却有类似于“司法多样化”的考评，举个例子

这篇文章就是关于要求增加美国司法的“种族多样性”的。

要求增加联邦法官，州法官，巡回法官的种族多样性，另外还有什么要求增加妇女在司法系统的比例，要求增加LGBT在司法系统中的比例等等。

另外，目前的政治已经对美国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举个例子：

这名叫“阿尔文·布拉格”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已经发了备忘录，对大麻轻罪，包括出售超过三盎司，不支付公共交通费，非法侵入，抗拒逮捕等等罪名不予起诉，且要降低包括武装抢劫和毒品交易在内的案件中的重罪指控

而且特别说了，要关注“监禁对犯人的影响”，这个备忘录已经引发了警察工会的愤怒。
所以这种事……摊手。

目前很难找到完全合适的办法，如果国外的KPI的合适，可能早就抄过来了，现在的方向是把KPI继续细化，看看能不能有反向的标准，例如在证据和程序上做一些弥补加分。

如果这个案子想要再审且翻案，需要当事人持之以恒的申请。

公平正义的损伤，女性权益的倒退。

家属有后续计划吗？

事实就是，那位勇者被单独关在禁闭室五个月，还要面对公检法轮翻审讯，软硬兼施，才不得不被逼无奈选择了那唯一的选择，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关禁闭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个狭小的空间，没有任何打发时间的东西，尤其是在你毫无准备下，忽然把你从日常生活中抽出关禁闭，

我本人长期宅家喜欢独处，家里只有我和狗子，当时疫情突然来的时候要隔离，就我有吃有喝有狗有网，在家隔离一个星期我就开始情绪低落了，一个月我就已经非常非常想出门，两个月我一定要出门，三个月我不出门我就已经疯了，这还是有吃有喝有狗有网的情况下，而那位勇者坚持了五个月，

难以想象作为一个普通人，平平凡凡的一个货车司机，几十年的人生可能连警察局都没进过，一夜间就摊上杀人命案，被从风平浪静的日常生活中抓去禁闭室，熬上五个多月，

要是我估计最多三个月，或者一个月就啥都妥协了，出来可能会再找办法上诉，但关禁闭是人类至今为止暴力机关对人最凶残的手段，

像在军队中如果有人犯事，对这些人最狠的处理就是关禁闭，军队禁闭小黑屋是没有光线，没有声音，那种只关一个星期就能让人发疯，但那是猛人中的猛人才能享受的大菜，

普通人，单人禁闭室，还在身负命案压力下，有几个人能熬到五个月，不是与己完全无关坚定无罪信念下，多数人都不太可能熬到五个月，

就因为太冤了，但凡之前有点邪念，或者自己的确处置有过错，你骗的了人但你骗不了自己，一个普通人在一起突发事件中，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

在这种长期禁闭情况下，人很快就崩溃了，只要能出去啥都会招，相信我，禁闭真的很虐人，基本没几个人能捱得住禁闭，至今我都没亲眼见过有谁能抗得住，

所以在已经上了五个月大套餐，上了最极端的手段都没有办法从勇者口中得到一丝有用的实证，只能用臆测这种口吻来做推论，那么勇者是真的没有任何在法理上的过失，主客观都没有，纯粹的是一个偶发事件，

那大家都知道了，这样极端情况熬五个月最终也不得不低头的勇者，日后大家如果遇到事情，会走法律程序吗？真关单人禁闭觉得自己能熬几个月？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以上

既然二审已定。

那我只能表示长沙的朋友....

根据最高院的新规,同案必须同判。按照类案检索范围来讲...

你们自己想吧。

四、类案检索范围一般包括：

（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三）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四）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除指导性案例以外，优先检索近三年的案例或者案件；已经在前一顺位中检索到类案的，可以不再进行检索。

12月1日施行 最高法再次明确：同案同判！

最高院新规：同案必须同判，类案必须检索！_审判

根据客观归责原则，只有行为人（即司机）在客观上存在不法行为时，才有考察主观罪过之需要，进而得出该司机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抑或是意外事件的结论。

司机是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首先要检验在客观上司机是否有致人死亡的行为。本案中，司机擅自变道，或言语冒犯乘客，皆不能作为致人死亡的实行行为（作为），因为这些行为都不具有刑法上的危害性。因此，司机只可能在不作为的角度里构成行为不法。

从不作为犯的角度来说，司机也很难被认定有作为义务：其一，司机不因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前提是，先行行为对法益产生直接的、迫切的危险性。本案司机的前行为即是变道与言语冒犯，此行为于生活而言，确有错误，但难以被论证为使人跳车的刑法上的危险。张明楷教授说，先行行为的行为人对实害发展的原因具有支配性，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危险就会立即现实化为实害。本案关于先行行为的认定显然不符合此要件。其二，卡车属于司机使用，因而司机有义务阻止与保护其支配领域内他人的安危。但作为犯要求行为人有作为的可能性，在此情形下，要让司机构成不作为犯，检方就必须论证，在女孩跳车之际，司机可以完全反应的过来，阻止女孩。同时，此种论证还不能是站在上帝视角的演练，必须符合一般人的常识与感情才行。在本案中，司机是否能够及时反应作出阻止行为，本身存在争议，轻言其构成不作为显然是草率的。

从犯罪论的阶层体系出发，即便认定司机的行为构成不作为犯，还需要论证其行为与实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即便认定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说明该女孩是导致实害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被害人自己支配了实害结果的发生，构成被害人自己危险化（自陷风险），阻却司机行为的违法性。即便认定司机的行为存在违法性，还需要论证司机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而疏忽大意过失的前提是司机应当预见到女孩会跳车。

总而言之，从实体法上，长沙中院二审判决显然未就上述不作为犯、实害结果、因果关系、被害人自陷风险、主观过失的所有要件都详尽论述。在程序法上，对早先传出不许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的消息未做解释，而最终法院认定的证据与侦查机关的证据也有出入。对于这个影响重大的案件，本案二审却没有开庭审理，虽说不构成对刑事诉讼法的违犯，但从情理上并不能说通。

该回答已被建议修改，原因是包含法律禁止或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

那么笔者只能删除所有关于这起案件的讨论内容，仅保留之前版本的回答内引用的官方发布文件和具体链接，确保这不可能是法律禁止内容，参考链接也不可能被404。至于是否引起争议，那就得看尊贵的审核人员是否认为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的报告或者长沙市政府发布的红头文件包含引起争议的内容了。

2020年，由国家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的《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9》显示，湖南省以67.1的平均分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位列最后一名。

而该省份的省会城市长沙市，在2021年由长沙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红头文件《关于大力发展“她经济”的若干意见》中赫然指出:“有条件的游泳馆设立女性专用泳道；在地铁设置工作日特定时间段的“女性车厢”；“提高大型公共场所的儿童游乐场及女性专属休息室比例。鼓励商超、停车场增设粉色女性优先停车区域”；“探索开展城市女性友好度测评，各区县 （市） 人民政府对重点商圈特色街区等设立女性友好测评榜单”；“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推行“女性关爱日”，结合工作实际，给予女性优先调休、寒暑假陪伴假等待遇……”

参考资料:

1.《中国司法文明指数报告2019》

https:// m.chinanews.com/wap/det ail/zw/gn/2020/10-21/9318102.shtml

2.《关于大力发展“她经济”的若干意见》

http://www. changsha.gov.cn/zfxxgk/ zfwjk/szfbgt/202109/t20210923_10224143.html

首先表明自己观点：不认同判决结果。

下面谈几点自己的想法：

其一，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到底价值何在？

法律援助律师原本是为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避免冤假错案而设立的一项制度。起初法律援助律师制度只适用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后来部分地区逐渐扩大到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指定法律援助律师。法律援助律师的目的是为了保障那些没有钱请律师的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不是为了限制辩护权。现在有的地方为了让律师不在法庭上“捣乱”，强行要求被羁押的嫌疑人“自愿”放弃家属聘请的律师，转而聘请司法机关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其实质上就是把律师变成“第二公诉人”，让辩护律师这样一个唯一可能帮到被告人的专业群体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个人认为，未来必须严格限制法援律师“鸠占鹊巢”，尤其是一些敏感案件中，只有当被告人及其家属均明确表示不花钱聘请律师的情况下，法律援助律师才可以介入。并且不能轻易用嫌疑人的意志否定家属的意愿，因为在被羁押情况下的嫌疑人，其表达出的意志很难是本人真实意愿的表现。无论是“货拉拉”案，还是劳荣枝案、北大弑母案，一审中均存在法援律师“强行介入”且引发家属强烈不满的问题。

其二，“疑罪从轻”还是“疑罪从无”？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于定国传》中写道：“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这在当时是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项重大进步，相比于先秦以来的严刑峻法，“疑罪从轻”毫无疑问体现了民本主义的思想。但是，两千年后的今天，“疑罪从轻”制度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货拉拉”案的判决显然是平衡了各方利益与舆论博弈的结果，即“定罪但从轻”，体现的“疑罪从轻”的思想。如果从数学期望的角度上来讲，或许这确实能达到与事实最为接近的预期结果。因为当时车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两个当事人清楚。事实有没有可能真的与早期女权主义者煽动性的言论相符？当然有可能。但是法律不是平衡各方利益的工具，至少刑事案件不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不允许存在模糊判决，不能依据“可能性”定罪，更不能用“法定刑期”✖️“犯罪概率”=“实际判决刑期”的方法进行量刑。

我们应该坚决践行“疑罪从无”的原则，如果没有百分百的证据证明有罪，就必须认定其无罪，决不能为了舆论而搞平衡。

其三，轻罪有没有必要设立“前科”制度？

货拉拉司机在刚获得自由的时候，其上诉意愿并不强烈。在很多人眼里，既然已经获得了自由，就没有必要再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去争一个“名誉”了。但为什么后来司机又选择了上诉呢？个人认为最大原因还是“前科”制度。

我国《刑法》第一百条规定：

依法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到刑事处罚,不得隐瞒。

因为有前科制度的存在，货拉拉司机未来终身都要背负一个“犯罪者”的标签，但这还并不是最重要的。虽然司机本人不从事体制内的工作，但是他的子女将来参军入伍和从事部分体制内工作时，势必会受到影响，“政审”很难通过。这不免让人想起秦国以来的“连坐”制度，哪怕是一个很轻的罪名，都要让一家老小承受恶果。

现在二审结果已出，说实话，司法程序上翻盘机会已经不大了。但即使司机真的“有罪”，也不过是判一缓一的轻罪，未来其子女前途如何保障？难道把别人的上升通道彻底堵死就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吗？

最后一次更新：

关评论了，主要是太累，看到评论就想回，有几个人的评论我回了得有几十条，总想跟人把这个事掰扯清楚，或许浪费时间，又摁不住自己的手，把人拉黑吧又显得好像解决不了问题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一样，干脆评论一关，拒绝交流，我也图个清静。

不出意外以后我只回答刑事案件的有关问题，也都会关评论，如果有想交流的，就私聊吧，我看的不多，但只要是想要在刑法刑诉法的框架内讨论问题，我尽量回复。

最后点无关案件的。

刑法不如物理化学那种学科，门槛很高，专业的人和不专业的人过于隔阂。刑法的很多观点结论，反而是通过朴素价值观去思考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笑，这还是法考遇到不会刑法题的答题技巧）。这也就导致了对于成为社会热点的刑事案件，加入讨论的门槛很低。

但这不意味朴素价值观的思考，可以替代刑法的思考。刑法有其自己的概念、理论、原则，例如这次我在评论里和人讨论涉及到的法律解释、故意过失、作为不作为等等，这是要通过系统的学习去了解的，是在重大复杂、争议巨大的案件中找出刑法意义上“正确”答案的依据。

所以我个人建议不要把和别人对于刑事案件的讨论当成是网络节目上的那种自由发挥的“辩论”，或者说，在辩论开始之前，请先对案件涉及的刑法概念、原则、规则等相关内容进行一定的了解、学习，在刑法的框架下“辩论”。毕竟最终还是用刑法来判案子，不是用朴素价值观甚至立场屁股判案子。当然这不是说不学刑法不配发言的意思，不要误解，提出观点是个人的自由，但battle观点的时候，双方都懂刑法（至少是一些基本知识、原则）能显著提升沟通舒适度，也能加深对问题的了解，而不至于成为基本概念、原则实际都存在分歧的互相争执，没什么意思意义。

第四次更新：

评论区有个网友 @无心上网007 ，认为本文引用的张军检察长主编的《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的观点，来说其他法官违法，逻辑不通。原因有：1.“新刑事诉讼法又不是检察长发布的”；2.“不懂这本书是硬性要求还是建议，还是只是一本课外读物”；3.“他这个只是解读，例如中纪委驻最高法纪检组副组长 吕广伦也对此发表了观点：从我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来看，全部开庭审理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不显示是因为我国刑事二审案件的基数大，又缺乏行之有效的程序分流措施，有限的审判、检察资源无法应对全部开庭带来的负担；不必要则因为一些上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提出的异议并不影响定罪量刑。”

我这是手打的他评论我的原文哈，之前还有一长串争论，我就不写上了，有兴趣的自己看吧，这个我觉得有在正文回应一下的必要。

原因1：新刑事诉讼法又不是检察长发布的

《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是2012年6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主编为张军检察长，2012年他是最高法副院长，也就是这不是检察长的观点，是最高法副院长的观点。同时副主编南英法官、黄尔梅法官、刘学文法官，这三位法官两位同为最高法副院长，一位是最高法副部级专职委员，均有百度可查。所以这不是一个检察长的观点，而是三位最高法副院长和一位专职委员的观点以及若干审判员的观点。难道有人会认为，新刑诉法的修改，没有最高法的法官们参与吗？

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位网友拿吕广伦法官的观点来反驳《法官培训教材》的观点，而吕广伦法官正是这本书的编委（吕广伦法官2016年以前是最高法审判员）。。。这简直是我反驳我自己。。。

原因2：不懂这本书是硬性要求还是建议，还是只是一本课外读物

三个最高法副院长，一位专职委员，审判员若干，在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一起出了一本叫《法官培训教材》的书，没人会觉得这本书是给法官晚上睡前看看图个乐呵的课外读物吧。。。

张军检察长在《法官培训教材》里阐述的理解，并非因为其是最高法副院长，具有权威的地位而必须采用，是因为其更贴合立法原意和法条文理，才应该被采用。

对于立法原意而言，我在回答正文进行了一节的阐述，这位网友也在评论里认同了“二审全部开庭的确符合立法精神”；至于法条文理，刑诉法234条1款1项：“（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这里规定是“异议，可能影响”，没有规定“异议，法官认为可能影响”，那么就不应该将异议是否影响定罪量刑的认定权交给法官，只能是异议本身可能影响，否则与1996年刑诉法规定的“法官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没有一点差别，这种“法官认为”的解释，也不符合12年刑诉法的立法原意。

因此张军检察长所作的理解，是贴合刑诉法法条文理，符合立法原意的，对于刑诉法234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在实践中按照他的理解，来决定开庭审理。

原因3：吕广伦的观点，认为二审全部开庭，不现实，也无必要。

无必要这一点，上面的论述我已经说了，这个不是他觉得事实清楚的问题，即使他曾经是最高法的审判员，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也要符合立法原意，贴合法条文理。

至于不现实这一点，也许当年这个观点还可以拿出来说一说，但2018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现今大部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一审阶段认罪认罚，全国范围内的上诉率相较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大幅降低。在我所参与的认罪认罚相关论坛中，理论与界与实务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达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减少诉累的作用，能让法院集中精力审理少数疑难、复杂、影响重大的案件。

也就是说，吕广伦法官所强调的缺乏程序分流这个事，已经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解决，至少是缓解了，那凭什么现在还说不现实呢？

即使不纠结货拉拉案件提出事实证据异议能否开庭审理的问题。从货拉拉案的巨大争议与社会关注度来看，其也属于“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如果它不属于，这条兜底条款可以在下次刑诉法修改的时候直接删了。

最后补充一点，希望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屁股坐哪，你是法官你觉得程序不违法？二审不开庭没问题？当有一天你坐在被告席上，你不服一审判决，你上诉提出事实与证据的异议，二审法院告诉你我们审查过了，你的异议不成立，不影响定罪量刑，我们决定不开庭审你，你愿不愿意？你真的以为你这辈子绝无可能成为周阳春第二吗？你当然可以去认同长沙中院对周阳春的实体判决，这仅是一个个案，每个人都有对这件事进行评价的自由，但你不要因为认同实体判决，连带为长沙中院的程序违法洗地，程序违法的恶果威胁的是所有人，包括你我

第三次更新：

感谢 @少时忠贞为国酬 找来了长沙中院二审裁定原文（https://zhuanlan.zhihu.com/p/455267175）。说实在的我不会开车，而且没有看过案卷证据，更没有到长沙案发地勘察过，所以对于他提醒的让我注意路程时间这个点，的确做不出什么分析。

但通过裁定我有两个观点，1.长沙中院决定不开庭确实违法；2.长沙中院对于周阳春职务上的注意义务，以及先前行为引起法益侵害危险的说理有很大的问题。

一、决定不开庭审理的说理

长沙中院裁定提到：“周阳春对实施提出的异议是认为其采取了有效的刹车制动措施，但该异议……（列举案件证据）等事实证据相矛盾，其异议不能成立，不影响案件定罪量刑。”这段话说明长沙中院还是先阅卷，对异议进行了实质审查，认定异议不成立、不影响定罪量刑，事实清楚后，做出的不开庭审理决定。所以长沙中院还是适用的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审理2021年的案子，可以说这个裁定的内容实锤了长沙中院不开庭审理的决定严重违反了2018年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具体论述在下面，不多赘述。

二、关于周春阳职务上注意义务的问题

长沙中院裁定提到：“周阳春作为职业司机，应当遵守货拉拉平台的各项安全规则及司机行为守则，在工作中负有保障跟车乘客人身安全的高度注意义务。”这句话没有错误，但是少说了半句。

虽然周阳春本质上是货运人，但是在乘客跟车的情况下，我认为其也可以适用承运人的有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责任这是原则，这也的确是高度注意义务，但是在旅客故意、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是免责的。死者跳车，我虽然不是民事律师，但觉得这不是故意，也是重大过失吧（期待民事律师说法），如果是，在民事上周阳春都是免责的，刑法作为最后法、补充法，民事没有责任，刑事怎么会有责任？没人能想象一个人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在民法上没有侵犯死者的生命权的案例吧？

所以长沙中院虽然列举一大堆货拉拉平台的规定，但对周阳春注意义务的理解过于片面，不是所有的乘客伤亡，都在承运人的注意义务之内。

三、周阳春不负有“对先行行为引起的法益侵害危险的防止义务”

长沙中院裁定：“周阳春的先前行为使被害人车某某的心里恐慌逐渐升级，并且使车某某人身安全陷入实质危险……”而所谓先行行为，就是“偏航、无视偏航意见、争吵、态度恶劣”。

所以说，周阳春的所谓先行行为，是作用于死者主观，并由死者主观反映到死者客观上的。这句话的意思有二：

其一，这个危险没有直接导致他人在现实上、客观上死亡的危险性，所以所谓偏航、争吵，就不是“先行行为”。先行行为所产生的危险，应当是现实的，在客观上就可以致人死亡的危险，例如我是一个厨子，河豚没处理好，食客吃了中毒了，我不管不顾食客死了。但周阳春的这些行为，都没有造成现实上可以致死者死亡的危险，裁定也说，死者是基于心里恐慌而陷入实质危险。

其二，退一步说，周阳春的行为即使属于先行行为，这个危险也是在死者自我答责的范围内。例如我给他人毒品，他人吸毒结果过量了，人死了。这个毒他人吸不吸、过不过量，这个危险是在他不在我，我不能够承担他吸毒过量的死亡责任。同样的，死者是要求下车、打电话报警、开窗呼救还是跳车，这个决定在她不在周阳春，因为周阳春根本没逼她跳，只是偏航+争吵。

所以周阳春的注意义务在民事上可以因为死者的故意和重大过失免责，偏航争吵等行为不属于能产生现实致人死亡危险的先行行为，危险的产生也在死者自我答责的范围，我认为从法律上不负有作为义务。

个人观点欢迎讨论。

以下为第一次更新：

有评论说这个案子是有意为之、已经不是就事论事了，刑诉法背的再好，就适合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我觉得说得对也不对，我的确刑诉法也还行，也过了法律职业考试，甚至即将成为执业律师，专门做刑事案件的那种。我从毕业前就开始实习做刑案，至今已经3年多了，敢说比这个问题下的大多数答主都了解刑事诉讼的司法现状，我何尝不知道这个案子怎么回事呢？

但满座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能哭死董卓否？

今天货拉拉案说有意为之，明天再有个搬家家案，继续有意为之，光有意为之没有用，什么是有用的？争取社会监督。怎么社会监督？二审开庭审理、一二审庭审直播公开。二审怎么争取开庭审理？那只能掏出刑事诉讼法了，不然去法院门口脱衣服翻跟斗嘛？

我们的一个当事人，在一审法庭上对着法官大喊，说我申请庭审直播，让全国人民看看我犯了什么罪，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个案子一审也是基层法院，庭审走过场，检察官连质证都不带回应的，法官也一直推进度，判决基本没采纳我们的意见。上诉提了事实和证据的异议，论述了对定罪量刑的影响，二审直接不开庭审理。当然，庭审直播也一直不开。我遇到的这样的案子还有很多。

但货拉拉这种社会关注度极高，争议极其巨大的案子，仍然用这种违法不开庭审理的方式，不管外面怎么吵，法院就关起门来鼓捣，直接拿出一份写的像那么回事的裁定了事，对此我真的难以接受。

我也没有别的武器，只有刑事诉讼法，那我就从刑事诉讼法说，说长沙中院二审不开庭违法的实实在在，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能明白这样的案子二审不开庭，从法律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长沙中院二审不开庭不合法也不合理，那么下一个搬家家案出来的时候，才更有可能去争取社会监督。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我希望把我打磨的武器，让有需要的人共享。

以下为原文：

总结起来一句话，长沙中院拿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决定2021年的案子不开庭审理，不符合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一、长沙中院如何能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二审不开庭审理？

（一）长沙中院适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审理2021年的案件

根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先假定“货拉拉案”不存在上述四种情形，根据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该规定的非常清楚，先决定是否开庭审理，确定不开庭的，再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

而从“人民法院报”文章来看，长沙中院是先阅卷、讯问上诉人、取辩护人和检察机关意见，作出了“事实清楚”的定性，再决定不开庭审理，显然颠倒了2018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二审不开庭审理案件的工作顺序。

为什么特意说跟2018年的《刑事诉讼法》颠倒了？是因为这种作出不开庭审理决定的方式，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即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才是先阅卷、讯问、听取，作出事实清楚的定性之后，才决定不开庭审理。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已经经过2012年、2018年两次修改，不开庭审理的决定方式早已彻底改变，如果“人民法院报”公众号的表述属实的话，那么笔者合理怀疑，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年审理的案件中，仍沿用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已被修改的有关规定。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不开庭审理决定方式为何被改变？

对于上诉案件，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上诉案件原则上应当开庭审理，只有事实清楚的上诉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实质上是“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的二审审理方式。但是因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官，更兼多种原因，导致法官不当使用自由裁量权认定案件事实清楚，作出不开庭审理的决定，以至于实践中出现了“以不开庭审理为原则，以开庭审理为例外”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二审审理方式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在《刑事诉讼法》中，通过对应当开庭审理的情形进行规定，不再赋予法官定性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的裁量权，只允许法官在不具有应当开庭审理的四项法定情形下才可以决定不开庭审理，彻底贯彻“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不开庭审理为例外”的二审审理方式。

须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律适用正确”是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裁定的法定条件，当上诉人对案件事实、证据提出异议时，显然只有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查明，所得出的结论才能令人信服。如果法院已经先得出了“事实清楚”的定性，潜在含义就是证据足够证明法院认定事实，相当于判决裁定都写了一半了，此时才决定是否开庭审理已无意义。从这一点来看，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二审不开庭审理的决定方式，在逻辑上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这也导致了2012年对有关规定的修改。

从1996年到2012年、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沿革来看，简言之，当年法律规定缺乏标准、太原则、有问题，以至于法官拿原则当例外，现在明确规定应当开庭的法定条件，增加二审案件开庭率。长沙中院为何不顾法律已经修改，还用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作出不开庭审理决定呢？

二、“货拉拉案”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属于应当开庭审理的二审案件

（一）周阳春已经提出对事实、证据的异议，且论述了对定罪量刑的影响，长沙中院必须开庭审理

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已经非常明确了，只要上诉人对一审判决提出事实与证据上的异议，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就必须开庭审理。而这个“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是异议本身可能影响，不是法院认为可能影响。

张军检察长在其主编的《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2012年出版）中，明确指出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即2018年《刑事诉讼诉》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不能做限制解释，符合条件就应当开庭审理：“只要是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了有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异议，不论该异议最终是否成立或者最终是否影响定罪量刑，均应当开庭审理。即使所提的异议明显不成立，根据立法精神，也应当开庭审理。”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张军检察长时任最高法副院长，其将对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即2018年《刑事诉讼诉》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理解与把握写入教材之中，用于法官培训，这本身就代表该观点是最高法的权威观点。

因此，二审法院仅能就上诉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形式审查，只要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了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异议，二审法院即应当依法作出开庭审理的决定。法院不能通过限制解释，认为上诉人提出的异议不成立，或异议最终不影响定罪量刑，规避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案件作出不开庭审理的决定。

根据“人民法院报”公众号文章：“一审宣判后，周阳春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在书面上诉状中未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二审审理期间，周阳春及其辩护人对部分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经审查，不影响案件定罪量刑。”这段话显然表示，周阳春确实对事实证据提出了异议，且论述了对案件定罪量刑的影响，否则长沙中院不会进行实质审查得出异议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结论。

根据《最高法适用刑诉法解释》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重点围绕对第一审判决、裁定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有疑问的部分进行。根据案件情况，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审理：（二）法庭调查应当重点围绕对第一审判决提出异议的事实、证据以及新的证据等进行；对没有异议的事实、证据和情节，可以直接确认。”

从该规定来看，对于上诉人提出的事实、证据上的异议，应在开庭审理中认定其是否成立。而对于异议是否最终影响定罪量刑，更要以认定异议是否成立为前提条件。法院在决定二审开庭审理之前，无权越过法庭审理，对上诉人提出的异议是否成立或异议是否最终影响定罪量刑进行实质审查，否则相当于未审先判。

以上足以说明长沙中院作出的二审不开庭审理决定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二）“货拉拉案”本身也属于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即使不考虑周阳春在二审过程中所提的事实、证据异议，货拉拉案本身也符合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属于“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张军检察长在《新刑事诉讼法法官培训教材》中对“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作了理解与把握：“（1）社会关注、影响重大的上诉案件；（2）当事人或者亲属强烈要求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3）同级人民检察院建议开庭审理的上诉案件；（4）发回重审后再次提出上诉的案件；（5）开庭审理有利于收到最佳社会效果的上诉案件。”

对于“货拉拉”案而言，其自案发开始就受到了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激烈的讨论，一审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法理的论述又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可谓有重大社会影响，显然属于“社会关注、影响重大的上诉案件”；而二审开庭审理此案，能够正视听，还原事实真相，接受社会监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审判公正，显然属于“开庭审理有利于收到最佳社会效果的上诉案件”。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观点，“货拉拉案”亦应当开庭审理。

原文见链接：汉卓原创丨第31期 韩冰、刘玮：从“货拉拉案”看长沙中院二审不开庭审理

有些答案真的是能胡说八道的一本正经。

问题的关键是责任吗？就老有人在论证对错啊，有没有责任啊啥的。我们就假设错了，也假设司机有责任（狗屁的责任！）

问题是这个责任是不是刑事上的责任？是不是一个犯罪的行为？

他的行为是否有法律的因果关系，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这不是民法，这是刑法，我都不说那破法院怎么践踏诉讼法了，这是刑法的范畴。

酒桌劝酒导致人死亡，要负法律责任，要赔钱，这没问题，需要判刑吗？

喝醉了酒的人没送回家，半路酒醉冻死路边，要负法律责任，要赔钱，这没问题，需要判刑吗？

通过刑法来使无辜者蒙冤，来达到规范行业？这逻辑怎么建立的。

大家反对民事赔偿吗？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犯罪两个字在他们这里这么轻飘飘吗？